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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间，弗里茨·蒂森曾经提出警告说，他已无法为他们的运动募到捐款。
现在根本没有经费来付成千上万的党内工作人员的薪水或者维持冲锋队，仅仅后者，一个星期就需要250 万马克。纳粹党许多报刊的承印商也扬言要拒印他们的出版物，除非偿清欠帐。戈培尔在11月11日的日记中谈到了这一点：“柏林组织的财务情况已经毫无希望。除了债务以外没有别的东西。”
12月间，他担心党内工作人员必须减薪。最后，12月3 日施莱彻尔会见施特拉塞那一天，图林吉亚选举结果，纳粹党丢了40％的选票。显然，至少在施特拉塞看来是如此，纳粹党要靠选票取得政权，一辈子休想了。
他因此要求希特勒放弃他的“毫无还价”的政策，能捞到什么就是什么，参加施莱彻尔的联合政府。他担心，否则的话，党会垮台。他这么主张已经有好几个月了，戈培尔的日记从仲夏开始一直到12月为止，充满了不满施特拉塞“不忠”于希特勒的话。
12月5 日党领袖们在柏林凯撒霍夫饭店开会的时候，终于摊了牌。施特拉塞要求纳粹党至少“容忍”施莱彻尔政府，支持他的意见的有弗立克，后者是国会纳粹党团主席，他所以支持施特拉塞是因为议员中间有不少人担心，如果希特勒惹起任何新的选举，他们可能丧失议席和议员薪俸。戈林和戈培尔则坚决反对施特拉塞，把希特勒争取到他们一边。希特勒决定不“容忍”施莱彻尔政府，但是后来情况表明，他仍旧愿意同这个政府“谈判”。
不过，他任命戈林来担任这个任务，据戈培尔的日记透露，希特勒已经风闻施特拉塞两天前同总理举行了一次秘密谈话。12月7 日那一天，希特勒和施特拉塞在凯撒霍夫饭店进行了一次谈话，结果发生激烈争吵。希特勒指责他的主要副手背后下他的毒手，要把他轰下党内领导地位，分裂纳粹运动。施特拉塞矢口否认，赌咒说他一直是忠心耿耿的，反而指责希特勒把党引向毁灭的道路。显然，他还有一些话没有说，那些话是1925年以来一直梗在他的喉咙中的，但是他回到艾克西尔西亚饭店的房间里以后，把它们都写在一封给希特勒的信中，最后提出辞去党内一切职务的＇177＇ 要求。这封信在8 日送到希特勒那里，据戈培尔的日记说，“像一颗炸弹”。凯撒霍夫饭店的气氛顿时仿佛墓地一般。“我们都感到很沮丧失望，”戈培尔这么记载。这是希特勒自1925年重建党以来所遭受到的最大打击。现在，正当他快要取得政权之际，他的主要党徒背弃了他，扬言要粉碎他7 年来的一切建树。
晚上＇ 戈培尔写道＇ 元首到我们家中来。很难强颜欢笑。我们都很沮丧，尤其是因为整个党有分裂的危险，我们过去的一切努力都要付诸东流了？？莱伊博士来电话。党内形势时刻在恶化中。元首必须立刻回凯撒霍夫。
深夜两点钟的时候，希特勒打电话叫戈培尔去见他。施特拉塞已向各晨报发表了他的消息，当时街头刚刚开始在叫卖晨报。希特勒的反应，据戈培尔的描述如下：背叛！背叛！背叛！
元首在旅馆房间内来回踱步，有几小时之久。这种背叛行为，使他深感痛心。最后他停下步来说：如果党一旦垮台，我就用一支手枪在3 分钟之内一了百了。
党没有垮台，希特勒也没有自杀。施特拉塞本来是可以达到这两重目的的，这样就会大大地改变历史的发展，但是在关键的时刻，他放弃他的努力了。弗立克在希特勒的同意下，在柏林到处找他，因为他们一致认为，为了拯救党不致陷于不可收拾的结局，必须想法补救这次争吵。但是施特拉塞尝够了这一切滋味，已经搭了火车南下，到阳光明媚的意大利去度假了。希特勒在瞅到敌手的弱点时最有办法，他马上狠狠还击。施特拉塞建立起来的政治组织由元首亲自接管，科隆区党组织领袖莱伊博士担任他的主要助手。施特拉塞的朋友都遭到清洗，党内各级领导人物都被召到柏林，在一份向希特勒宣誓效忠的宣言上签名，这他们都做了。
这个狡猾的奥地利人再一次摆脱了本来很可能会造成极其不利的结局的困境。至于格利戈尔·施特拉塞，过去曾有不少人认为他比希特勒了不起，如今一下子给毁了。“一个死了的人”，戈培尔在12月9 日的日记中这么称呼他。两年后希特勒决定清算老帐时，这句话分毫不错。
12月10日，也就是被冯·施莱彻尔将军绊倒脚跟栽了一个筋斗后一星期，弗朗兹·冯·巴本开始布置他自己的阴谋网。那天晚上，他在贵族俱乐部发表了一篇演讲，他那短命内阁的班子＇178＇ 就是从这个俱乐部的有钱贵族里头挑出来的。演讲之后，他同曾经向国家社会党捐款的科隆银行家库特·冯·施罗德男爵作了一次密谈。他建议这位银行家给他安排一下，让他秘密会见希特勒。巴本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提出这个建议的，是施罗德，但是承认他同意了这个建议。说也凑巧，希特勒的经济顾问，他同企业界的联系人之一威廉·凯普勒代表纳粹党领袖，也提出了同样的建议。
在几个星期之前还是冤家对头的这两个人于1 月4 日上午在施罗德的科隆寓所会晤，他们希望这次会晤能严守秘密。但是当巴本刚到门口时就有一个摄影记者拍了他一张照，他虽然感到意外，但是直到第二天以前也还没有在意。希特勒由赫斯、希姆莱和凯普勒陪同前来，但是在进入施罗德的书房以前，把他的助手留在客厅里等候。他在书房里同巴本和他们两人的主人密谈了两个钟头。会谈开始时气氛并不太妙，希特勒悻悻地抱怨巴本在当总理时对待纳粹党的做法，但是，不久就有了转折，这个转折后来证明对这两个人来说也好，对他们的国家来说也好，都是有决定性意义的。对于这个纳粹党领袖来说，当时是个关键性的时刻。他作了超人的努力，在施特拉塞叛党以后，好容易仍保持了党的团结。他在全国各地奔走，一天要在三四次集会上讲话，争取党的领袖们仍旧团结一致支持他。但是纳粹党人的情绪仍旧低落，党在经费上处在破产的境地。许多人说，党已经完蛋了。戈培尔在这一年最后一星期的日记中反映了这种普遍的感觉：“1932年给我们带来了永恒的恶运？？过去情况困难，前途黯淡莫测；一切希望都已化为泡影。”
因此，希特勒要取得政权，他的讨价还价地位已不如上一年的夏天和秋天时那么有利。但是巴本也是如此；他已经下了台。两人都处在逆境，因此想法倒一致了。
他们到底在哪些条件上取得了一致意见，各人的说法不一样。
巴本在纽伦堡审判中和回忆录中都毫无愧色地说：他一直忠于施莱彻尔，因此仅仅向希特勒建议参加这位将军的内阁。但是鉴于巴本有长期弄虚作假的历史，鉴于他有想在纽伦堡和回忆录中洗雪自己的自然愿望，以及鉴于后来的事实，似乎可以肯定，施罗德在纽伦堡提出的另一种完全不同的说法是比较可信的。这位银行家说，巴本的建议是由一个希特勒一巴本内阁来代替施莱彻尔内阁，在这个内阁中，两人地位平等。但是：希特勒？？说，如果他担任总理，他必须是政府的首脑，巴本的支持者可以参加他的政府，担任部长，只要他们同意他的要改变许多情况的政策。这＇179＇ 类改变包括：在德国的领导地位上驱逐社会民主党人、共产党人和犹太人，恢复社会生活中的秩序。冯·巴本和希特勒在原则上达成了协议？？
他们同意，必须拟出进一步的细节，这可以在柏林或某个其他方便的地方来进行。当然，这要在严守秘密的情况下进行。但是使希特勒和巴本大吃一惊的是，柏林报纸在1 月5 日早晨以大字标题报道了科隆会谈，并且发表社论攻击巴本对施莱彻尔不忠实。原来这位狡猾的将军真是足智多谋，他早已布置了密探，巴本后来获悉，在他进入施罗德寓所前给他拍照的记者就是施莱彻尔派出的一个密探。
除了达成同巴本的协议以外，希特勒在科隆会谈中还得到了两件对他来说很有价值的东西。他从前任总理那里获悉，兴登堡没有授权施莱彻尔解散国会。这就是说，纳粹党在共产党协助下可以随时推翻这个将军。其次是，这次会谈中取得了谅解，西德企业界愿意承担纳粹党的债务。科隆会谈后两天，戈培尔的日记中提到了“政治方面的可喜发展”，但是仍旧抱怨“财务情况不好”。10天以后，在1 月16日，他谈到党的财务情况“一夜之间有了根本好转”。
另外一方面，施莱彻尔着手努力建立一个稳定的政府，他的乐观态度，退一万步说，也未免太近视了。
12月15日，他向全国人民发表了一篇炉边广播演说，要求他的听众忘掉他是一个将军，并且向他们保证，他“既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
的拥护者，在他看来“像私营经济或计划经济之类的概念已经失去了它们的恐怖意义”。他说，他的主要任务是：为失业者找到工作，使国家在经济上能自立。捐税不会再增加，工资不会再降低。事实上，他还取消了巴本宣布的最近一次减低工资和救济金的决定。此外，他还停止实行巴本为了大地主的利益而实行的农产品限额，而实行另外一个计划，从东部破产了的容克庄园中没收了80万英亩的土地，分给25000 户农民。此外，像煤和肉这种必需品的价格也将用严格的管制办法来加以压低。
这无疑是呼吁那些他迄今为止一直反对的和冷落的群众支持他，施莱彻尔继此以后还同工会领袖会谈，给了他们这种印象：在他设想中的将来，有组织的劳工和陆军是国家的两大支柱。但是劳工界并没有相信一个他们极端不信任的人，他们拒绝同他合作。
另一方面，工业家和大地主们都起来反对新总理的施政纲＇180＇ 领，他们叫嚷说，这个纲领是不折不扣的布尔什维主义。企业家们对于施莱彻尔突然同工会亲善感到十分震惊。大庄园主则对于他取消农业保护感到非常生气，对他没收东部破产庄园的前途感到极为恐惧。1 月12日，大庄园主团体“农业联盟”尖锐地攻击了政府，该联盟的领袖（其中有两个人是纳粹党员）晋见总统，并提出抗议。兴登堡自己现在也成了一个容克地主，他召见他的总理，加以责问。施莱彻尔的答复是：威胁要公布国会关于“东部救济”贷款的秘密报告，当时人人知道这桩丑闻牵涉到好几百户容克世家望族，他们从政府的无偿“贷款”中得到好处，其中甚至间接牵涉到总统本人，因为送给他的东普鲁士庄园的地契在过户时非法地使用了他儿子的名字以逃避遗产税。
尽管工业家和地主们吵吵嚷嚷，而工会的态度又很冷淡，施莱彻尔仍莫名其妙地颇有信心，认为一切都很顺利。
1933年元旦那一天，他偕同内阁阁员晋见老总统，后者表示颇为快慰，因为“最严重的困难已经克服，我们的面前已经打开了向上的道路”。1 月4 日，也就是巴本和希特勒在科隆密谈的那一天，总理安排让从意大利阳光下休假归来的施特拉塞晋见兴登堡。这个前纳粹党中第二号人物过了几天第二次见到总统时便表示愿意参加施莱彻尔内阁。这个行动在纳粹党阵营中引起了震惊，当时纳粹党正集中力量在小小的利普邦进行竞选，希特勒和他所有的主要助手都在那里活动；想在地方选举中取得胜利，以便改善元首同巴本的谈判地位。戈培尔的日记记述了戈林在1 月13日午夜带来了施特拉塞的坏消息，当时党的领袖们都通宵未睡，彻夜讨论这个问题，大家一致认为，如果他就职的话，对党来说，将是一个严重挫折。
施莱彻尔也是这么想，所以1 月15日，当时的奥地利司法部长库特·冯·许士尼格访问他的时候，他向许士尼格保证，“希特勒先生不再成为一个问题了，他的运动已不再成为一种政治上的危险了，整个问题已经解决，这已成为过去的事情了”。
但是施特拉塞并没有参加内阁，民族党领袖休根堡也没有参加内阁，休根堡在前一天（1 月14日）本来曾经答应兴登堡参加内阁的。这两个人都投向了希特勒，不过施特拉塞遭到了冷淡，而休根堡则比较成功。1 月15日那天，正当施莱彻尔向许士尼格兴高采烈地谈到希特勒的末日时，纳粹党在利普的地方选举中取得了胜利。虽然这次胜利谈不上是什么伟大成就。全部选票只有9 万张，纳粹党得了3。8 万张选票，即占39％，比前一次选举增加了约17％。但是，纳粹党的领袖们在戈培尔的领导下大肆宣传他们的“胜利”，奇怪的是，这似乎对一些保守派人士造成了深刻的印象，其中包括兴登堡幕后的一些人物，主要是国务秘书梅斯纳和＇181＇ 总统的儿子奥斯卡。
1 月22日晚上，这两位先生偷偷地溜出了总统府，坐上一辆出租汽车（据梅斯纳说，这是为了避免引起注意），到一个迄今为止还默默无闻的纳粹党人郊外的寓所，这个人名叫约希姆·冯·里宾特洛甫，是巴本的一个朋友，他们在大战期间曾一起在土耳其战线服役过。梅斯纳和奥斯卡在里宾特洛甫的家中会见了巴本、希特勒、戈林和弗立克。据梅斯纳的说法，在这个命运攸关的晚上以前，奥斯卡·冯·兴登堡一直反对与纳粹党人有什么来往。
希特勒可能知道这一点；不管怎么样，他坚持要同奥斯卡举行一次“单独”
会谈，而使梅斯纳感到意外的是，小兴登堡居然同意了，同希特勒一起退到另外一间房中，密谈了1 小时。总统的儿子既不以头脑灵敏闻名，也不以性格坚强著称，希特勒究竟同他谈了一些什么，这一点从来没有透露过。不过纳粹党人士中间一般都认为，希特勒施出了威胁和利诱的手段，威胁方面包括要向公众揭露奥斯卡与东部救济丑闻的不清不白关系以及兴登堡产业上的逃税行为。至于利诱，可以从这个事实中看出：几个月后，兴登堡一家在纽台克的产业增加了5000英亩免税的土地，还有在1934年8 月，奥斯卡从上校擢升为陆军少将。
无论如何，毫无疑问，希特勒对总统的儿子起了很大的影响。梅斯纳后来在纽伦堡审讯时的证词中说：“在坐出租汽车回总统府时，奥斯卡·冯·兴登堡特别沉默，他所议的唯一一句话是，这是无可奈何的事——必须让纳粹党参加政府。我的印象是，希特勒成功地迷住了他。”
现在只待希特勒迷住做父亲的了。这应该承认是比较困难的，因为老元帅的神志无论如何糊涂，他的花岗石般的性格却并未因年老而有所软化。比较困难，但是也不是办不到的。巴本孜孜不倦地每天在对这位老人做工作。
可以很容易地看出，施莱彻尔再狡猾也免不了要摔跤了。他既没有能够把纳粹党争取过来，又没有能够分裂他们。他也不能取得民族党、中央党或社会民主党的支持。
因此，在1 月23日，施莱彻尔去见兴登堡，承认他不能在国会中争取到多数的支持，要求解散国会，按照宪法第四十八条，授与他紧急权力，根据总统命令行使政府职权。据梅斯纳的说法，这位将军还要求“暂时取消”国会，并且坦率地承认，他将不得不把他的政府转入“军事独裁”。施莱彻尔施尽了计策，到头来仍回到已本在12月间所处的地位，但是现在他们两个人所扮演的角色已经颠倒过来了。当时巴本要求授予紧急权力，而施莱彻尔加以反对，建议由他自己在纳粹党的支持下组织一个多数派政府。现在坚持要进行独裁统治的是这位将军了，而狡猾的狐狸巴本却向老元帅保证，他能够拉拢希特勒组织政府，在国会中拥有多数的＇182＇ 支持。无赖汉和阴谋家就是这样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
兴登堡提醒施莱彻尔，他自己当初在12月2 日推翻巴本政府时所提出的理由，并且告诉他说，这些理由现在仍旧有效。他吩咐施莱彻尔回去设法在国会中争取多数的支持。这么一下，施莱彻尔就完了，而且他自己也明白。
凡是知道这个内情的人也都知道这一点。戈培尔就是少数知道内情的人之一，他在第二天的日记中说：“施莱彻尔这个使这么许多人垮过台的人，随时都可能垮台。”
他垮台的日子最后在1 月28日正式来到了。那一天，他晋见总统，提出他的政府的辞呈。兴登堡对这位感到幻灭的将军说：“我一只脚已经踏进了棺材，我不敢说，我将来在天堂中对这个行动不会感到遗憾。”而施莱彻尔的答复是：“在这次背信之后，先生，我不敢说你会进天堂。”从此之后，他在德国历史中就很快地销声匿迹了。同一天中午，巴本受总统之托，探索“在宪法条件的范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