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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是把李国藩调走，当然要调一个让李国藩满意的地方。在清江省，除了东州以外，最好的城市就是滨海市了。小小的滨海当然不在李国藩的眼里了。李国藩的目标是清江省，这是张国昌没有想到的，他没想到一个五十七八岁的人还有那么大的上进心。
第二步当然是取而代之了。然而在张国昌操作第一步的时候就在李国藩面前露了马脚。李国藩用同样的办法也去了北京，拜会了老泰斗。于是这个老泰斗就像一个坏法官一样，吃了被告吃原告，利用李国藩与张国昌之间的矛盾，做起了渔翁。这一点李国藩看穿了，张国昌却蒙在鼓里。
与此同时，李国藩不停地派张国昌去香港谈项目。李国藩也学起了北京的老泰斗，一方面张国昌可以从香港引进大量外资，另一方面张国昌在赌场上又可以越陷越深。应该说，姜还是老的辣，李国藩在香港早就安插了人。张国昌每次进赌场，上赌船，都有人在后面尾随跟踪录像，真可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张国昌在赌桌上牛气冲天的时候，怎么也没想到，自己已经落入李国藩设好的圈套。
很快省委书记陆清的办公桌上就摆了一封证据确凿的匿名信和一盘录像带。陆清看着匿名信和录像带双眉紧锁，怒目圆睁。
陆清发怒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张国昌的耳朵里。张国昌原本想逃的，去美国，他去美国的签证还有一个多月才到期。然而他太自信了，他认为在清江省没有他摆不平的事。人是很不容易认输的。那年的夏天，真是个多事的季节，张国昌已经预感到危险的来临，但又心存幻想。
出事的那天早晨，我去接他上班。他和孟丽华把我叫到客厅。张国昌欲言又止。那些天我也预感到要出什么事，很多人的眼光都有些异样，最后还是孟丽华先开口了。
“雷默，你大哥是个好人，这些年为东州老百姓没少干事，可是有人要整他，说他在香港豪赌。我告诉你根本没这些事，是别有用心的人栽赃他，你要多加小心，好好保护你大哥。”
我听了以后心情很复杂，心想都到这个时候了，孟丽华还不跟我讲实话。我用心敷衍着。说实在的，我当时也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我那时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双规”。
那天早上是我最后一次接张国昌，一个非常普通的早晨，太阳还像往常一样明亮，习惯了嘈杂的城里人，行色匆匆地穿行在大街小巷，没有人留意墙角那一缕阳光。
在办公室，张国昌用一个上午批完了所有的文件，足有五十多份，然后他去李国藩办公室汇报工作。我仍然接待着一个又一个访客，一切进行得自自然然。
张国昌在李国藩的办公室有说有笑，足足坐了一个多小时，而事后我才知道，当时李国藩早已知道即将双规张国昌的时间，可见李国藩用权之法收放自如，深藏不露，绵里藏针。张国昌本想逼宫禅让，李国藩却来个将计就计。笑不过是悲剧的另一种腔调。此时，李国藩非常得意，他心里在暗笑、嘲笑、狂笑。
中午，张国昌没在政府吃饭，他让我送他回家。在他家楼下，他让我通知市建委主任俞可平和市财政局局长史英赫到他家来一趟。然后我送他上楼，一直送他进了屋关上了门。我没料到这竟是我和张国昌的最后一面。
在他家楼下，我给俞可平和史英赫打了手机电话。我心里很清楚俞可平是张国昌赌博的“向导”，史应赫是张国昌赌博的“出纳”。
在这个时候，张国昌找这两个人只有一件事可做，那就是攻守同盟。然而一切都太晚了，晚上十点钟这三个人就一起被省纪委双规了。当时张国昌正在四春阁大酒店宴请国家环保局的领导，他接到省委书记陆清的秘书吴汀的电话，说陆书记找他有急事，让他马上去陆书记办公室。平时张国昌与吴汀就称兄道弟，还经常在一起吃饭，陆书记找当然是求之不得的事。
“吴汀，陆书记找我有什么事？”张国昌试探地问。
“不知道。”吴汀冷漠地说。
这使张国昌内心有了一些不安，因为以前陆书记找自己，也都是吴汀通知，凭两个人的交情，吴汀大都告诉他陆书记找他什么事。可今天吴汀不假思索地说不知道。张国昌虽然很冷静，但内心世界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张国昌知道吴汀是最喜欢吃黄鱼的，一家三口都爱吃，或者说只吃黄鱼，其它鱼类一律不吃。黄鱼必须是活的，新鲜的，因此，每次请吴汀吃饭，张国昌都备好黄鱼和善烹黄鱼的厨师。有一次在鹤鸣春大酒店请吴汀一家三口吃饭，我安排的菜谱上没有黄鱼，被张国昌大骂一顿，最后，宋老板差人现买的黄鱼，因此，我对这个吴秘书的印象并不太好。
张国昌接到吴汀的电话看了看表，已经是夜里十点钟了。父亲的身体不好，我没有陪张国昌。张国昌一进省委书记陆清的办公室就被专案组双规了。据说，张国昌很镇定，还给家里打了个电话。在电话里他对孟丽华说，我会对组织讲清楚的。
其实，张国昌初赌在何时、赌瘾何时上身、赌到什么程度、都在哪儿赌、赌多大数目、谁给他赌资，我也说不清楚，我想当时组织上也不太清楚。正是由于“赌性”，张国昌决定在这场生死官司面前试试自己的运气，常言道，常赌必输。张国昌不仅赌掉了生命，也赌掉了灵魂。
32、萍水相逢
扬州老八件酒店座无虚席。我找了一间包房坐下，又泡了一壶茶。
“先生，点什么菜？”服务小姐面若桃花地问。
“就上这八款传统名菜吧。”我爽快地说。
这是我第二次来这家酒店，上次这八道菜只品尝了四款，今天借请罗文就全尝了。菜刚上齐，罗文、蓝翎就进来了，还跟了一位女孩，这位女孩长得很一般，但气质却很好。
“这位就是刘慧吧？”我微笑着问。
“你好，雷哥。”刘慧莞尔一笑。
我请大家坐，又要了啤酒。罗文一看菜便来了情绪，看得出这三位研究生还都没脱掉书生气。
“悦目之画，悦耳之音，皆为美术，而悦口之味，何独不然？是烹调者，亦美术之一道也。”罗文有些卖弄地说。
“罗文，这段话可是孙中山先生的遗训呀！”我也露了一下自己的底蕴。
“雷哥，真是好学问！”罗文敬佩地说。
我们一边喝酒一边闲聊。
“雷哥，你给张国昌当秘书，张国昌判死刑，而你什么事都没有，真让人佩服！”刘慧温婉地说。
“这些年给腐败大官当秘书的人都进去了。雷哥真不简单，你是怎么把握的？”蓝翎敬重地问。
“我父亲曾经嘱咐过我，”我苦笑了笑说，“口渴时觉得能喝下整个大海，这就是贪念，真喝时，只能喝下属于自己的一杯清水，这叫自律。能划清贪念与自律的界限就可以达到廉的境界。我并没有达到廉的境界，因为我经常有贪念，但是我在心灵深处是自律的。我的原则是肉体可以腐败，灵魂必须是清白的，这做起来是很难的。有一部戏叫《九品芝麻官》，里面有一句话我很欣赏，叫‘你想做清官就要比贪官更狡猾’，我不贪图清，只要不浊也就罢了。”
我的话让三位天之骄子很佩服。这种敬佩的目光有一种逼迫感，让我无地自容。我不希望有人步我的后尘，从抗争到妥协最后是逃避。
“雷哥，你准备怎么用罗文？”刘慧先是追问，然后解释说，“上次那个鹤鸣春大酒店的宋老板白白用了我们一个多月，一开始许好的愿，到最后都不算数了。现在的生意人奸诈得很。”
我听了这话心里一惊，罗文亲口跟我说没答应宋老板，怎么刘慧又说白白给宋老板干了一个月呢？
“刘慧，雷哥这个人从不许愿，萍水相逢肯定是要磨合一段时间。不过一个经过生死考验的人，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我很江湖地说。
“就是，就是。雷哥出身也不是商人。”蓝翎附和道。
“实际上中国服装市场已处于自然化的国际竞争状态，不同于其他行业的是，这里既有国际军团，也有蜂拥而入的小企业，高端和低端企业组合存在。服装业不可能只依靠盲目的广告投放和店铺扩张，走简单的规模扩张路线了。实际上，过去十年在IT业所有发生过的战争都会转移到其他行业。”罗文亮出观点。
罗文侃侃而谈是想让我认可他的能力。我顺势问了一个很叫真的问题：“以你之见，哪一个因素决定产品的质量？”
“如果没有一流的工人、没有优良的管理是行不通的；或者服装设计缺乏新意也不可能获得成功；如果面料质量上乘而里料质地较差，就不能保证服装的耐用性；或者只有先进的缝纫机而没有先进的熨烫设备，那么要制作出高品质的服装也是不可能的。所有这一切的紧密合作都必须在一位有能力的管理人员领导下，再有一支有创造能力的设计队伍配合，才能发挥应有的威力。”
应该说，罗文的观点深深地吸引了我，我暗自庆幸找到了一位好的设计总监。罗文和蓝翎都很能喝酒，这是我没有想到的，大家酒逢知己，一箱啤酒喝得精光。
33、恩怨
我坐在出租车上庆幸自己残存着。我时常暗问，雷默，你的心里还有阳光吗？给阳光一个入口让它洒进你心灵的庄园。不知为什么面对东州这座古城，我总有一种欲言又止的惆怅，这惆怅缘于梦想和现实的距离。
车遇红灯了，出租车停下来。我正在冥思中一辆奥迪车呼啸而过，留下几声警笛声，我看了一眼车号，是省长高远的车。
高省长原先是东州的市委书记、魏正隆的前任。李国藩代市长时，两个人在东州搭了一年班子。高远当时还挂着省委副书记的角儿，而李国藩还挂着副省长的角儿，两个人在省里好像就结了怨，在东州，李国藩从来不把高远放在眼里。高远对李国藩更是不屑一顾。两个人就像拥有核武器的美国和俄罗斯，冷战了整整一年后，高远被选为清江省省长。由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魏正隆接替东州市委书记。
在省人代会上，高远的票很低，刚过半数。选举前忙坏了张国昌，他极力为高远拉选票，他对东州代表团说：“一定要选高远，最起码我们东州的领导向省长汇报工作方便。”
高远当上省长以后，李国藩见了高省长既不说话，更不握手。高远每次到东州检查工作从来不通知市政府，而是直接通知市委。因为高远知道，即使通知市政府，李国藩也不会理睬的。李国藩可以不理睬高省长，常务副市长张国昌却不能。每次得知高省长来了，都像来了中央领导，那殷勤劲儿不知道李国藩看了后会作何感想？好在李国藩也不会看见。不过，李国藩听见了。他对张国昌在浑水里和稀泥非常不满意。这种不满让许多想挑拨两个人关系的小人钻了空子。
我给张国昌当秘书期间，有一件事高远给我印象最深。当时张国昌与市地税局局长朱天关系不一般。朱天是个古董收藏家，东州官场上上下下都知道他的这一爱好，所以有求于他的人都要讨一件好的古董才能登门。不过，朱天年纪大了，快六十岁的人了，省地税局一直想换朱天，市地税局的人事关系由省地税局主管，组织关系却在市里，一把手还要由市人大任命。
省地税局局长周汝祥是个敢做敢当的人，他没跟东州市任何人、任何组织打招呼，就派了一位处长来代替朱天。周汝祥亲自带这位处长来到东州市地税局宣布省地税局班子的决定。市地税局哗然了。哗然的原因有两点，一是朱天从市税务局分为国税、地税那天起就干地税局局长，在东州市地税局根深蒂固，怎么说换就换了，事先没有一点消息；二是东州市委、市政府没有任何领导来参加。
大家都在猜谜儿，朱天急了，他坐在张国昌办公室大骂周汝祥独断专行，安插自己的亲信不是个东西。新来的局长在省地税局不过是个年轻的处长，论资历论业务水平，手下的几个副局长哪个不如这小子？张国昌听了也十分生气，他气周汝祥太狂，没把自己这个常务副市长放在眼里。
市地税局是归张国昌主管的，但自己却左右不了省地税局，他想起了高远，高省长可是东州的老书记，不会不向着东州人，于是张国昌在高远面前大告了周汝祥一状。
有一天，周汝祥喝得醉醺醺地来找张国昌，他没敲门便直闯了进来，一进办公室他就问我：“张国昌在吗？”
张市长在办公室听见有人直呼其名，便开门走出来问：“找我有什么事？”
周汝祥一报号，张国昌就明白了。张国昌以为周局长来兴师问罪来了，便很不以为然地说：“周局长，里面请吧。”
周汝祥便进了张市长的办公室。我怕出什么事，想跟进去。张国昌很不屑一顾地说：“没事。”便关上了门。
大约过了半个多小时，两个人勾肩搭背、称兄道弟地走了出来，大有相识恨晚之感。我看得愣愣的。张国昌一直把周汝祥送到电梯。
张国昌回到办公室后得意洋洋地对我说：“小样儿，跟我斗也不看看自己是吃几碗干饭的。”
就这样，朱天的事在省长高远的干预下不了了之。可是，张国昌出事不到半年，周汝祥故伎重演，又带着那位处长到东州市地税局走马上任，这次朱天可扛不住了，不仅扛不住了，不出一个月，他也被双规了。省反贪局在朱天家找到的古董，够办一个展览会的。
事过境迁，不知道坐在奥迪车里的高省长想起被注射死的老部下张国昌会有什么样的感触。
34、天价书
钱刚终于把营业执照办了下来。沙威知道后非常高兴。晚上，沙威请客，我又叫上钱刚、迟小牧、肖剑在闽南龙港大酒店聚了一次。
席间，迟小牧告诉我，鹤鸣春大酒店的宋老板也开了一家职业装公司，总经理就是冯皓的表弟。我一下子全明白了，原来我与宋老板的合作果然是冯皓搅黄的。
“有冯皓做后台，宋老板的职业装公司大订单不断。”迟小牧羡慕地说。
“小牧，瞧你那眼神，怎么？看人家挣钱眼馋了？”我不忿地说。
“雷默，我看是你小子心里不舒服。”接着，迟小牧又告诉我一件更惊人的事，“胡艳丽最近推销给香港太平洋房地产有限公司价值两千万元的暖气片，自己净挣五百万元，可是前两天我与太平洋的老总吃饭，他大骂冯皓和胡艳丽，说他们强行推销的这些暖气片根本不能用，全是废品。”
“胡艳丽疯了，这种事也敢跟你说？”我半信半疑地问。
“这娘儿们一上床什么都说，我现在全靠她的信息做生意呢。还有更稀奇的，有个南方大老板要巴结薛市长，给薛市长送了一本天价书。”迟小牧口无遮栏地说。
“什么天价书？”肖剑警觉地问。
“一本纯金版的《周易》，”迟小牧点着一支烟，接着说，“那天薛市长不在，就交给了冯皓。冯皓好奇就给打开了。只见在一个明黄色锦盒中，有一个精致雕花的紫檀木匣，拉开匣板，是一系列关于这本书的编号、证书、公证书、鉴定证书等文件，另有检验器、放大镜、手套等，再打开一个黄绸包，就是这本天价书，他的封面镶着一枚闪闪发光的纯金太极图徽。翻开书，里面有二十多页均是高纯度黄金制成的。”
大家听得目瞪口呆。我从骨子里不愿听到这些事情，我怕心灵的庄园被这些乌七八糟的东西给污染了，因为我内心还保留着一块圣地，一块储藏梦想与希望的芳草地。
今晚沙威异常兴奋，他喝了很多酒。我在酒店门前送他的时候，他已经有七分醉意。我也喝多了。我把刚办下来的营业执照忘在了他的别克车里。沙威开出去五分钟，我突然想起明天我还得拿着营业执照去省地税局和省国税局登记。
我给沙威打了电话，他说：“你在酒店门前等我，我把营业执照给你送回去。”
结果我等了二十分钟也不见沙威的影儿，我又给他打了电话，他说：“雷默，刚才的酒店在南边还是在北边？我怎么找不到了？”
我知道沙威真的喝多了。我让他停下来告诉我他的位置，我打车赶了过去。结果，他把车停在了黑水河会所旁边。
“黑水河”三个字在会所的顶楼像幽灵一样闪着白光，我心想不知又有哪个贪官被双规在这座楼里。进了这座楼里的人只有三个结果：死刑、死缓、无期徒刑。不过，老百姓并不知道这座楼是干什么的，一楼的裙楼开了几家大酒店，生意火得很。
“沙哥，我开车送你回去吧。”我上了沙威的车关切地说。
“不用。你坐在我旁边，我开车，我就不信，喝点酒就找不到家了。”沙威一副逞能的样子说。
我拧不过他，只好由着他开车。沙威车开得很好，根本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