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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因为以“邪说”训“异端”，遂以“距”训攻。实则此种训解，断乎不
合于论语本义，其理由如下：
首先，我们知道，以“异端”为错误学说或危险思想，在孟子时代尚无
此义；所以孟子书中只称杨、墨为“邪说”，而从未称之为“异端”。我们
认为“异己者为异端”实始于汉代。例如：
“尚书令韩歆上疏欲立费氏易、左氏春秋。范升曰：费、左二学无有本
师，而多反异，孔氏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后汉书）“袁绍客多豪
俊，并有才说，见郑康成儒者，未以通人许之，竞设异端，百家互起。康成
依方辩对，咸出问表，皆得所未闻，莫不嗟服。”（同上）
我们遍阅典籍，汉以前的学者没有以“邪说”为“异端”的记载。
其次，在孔子时代，不但墨翟、杨朱之学均未形成，即诸子百家之学也
无一出现，所以论语中“异端”一词，绝不能用以指称“邪说”。
然则，“异端”在论语中的本义究竟如何？
我们认为，在解答这一问题以前，应先考察论语中“异”字的涵义。据
我们统计，论语中“异”字凡八见（“异端”一词除外），兹摘录如次：
“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学而）
“季子然问：‘仲由、冉求可谓大臣欤？’子曰：‘吾以子为异之问，
曾由与求之问。’”（先进）
“‘点！尔何如？’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对曰：‘异乎三子者之
撰。’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同上）
“诚不以富，亦祇以异。”（颜渊）
“吾党之直者，异于是。”（子路）
“陈亢问于伯鱼曰：‘子亦有异闻乎？’”（季氏）
“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谓柳下惠、少连，降
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
清，废中权。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微子）
“子夏曰：‘可者与之，其不可者距之。’子张曰：‘异乎吾所闻！君
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贤与，于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贤与，
人将距我，如之何其距人也？’”（子张）
此八“异”字皆可训“二”、训“贰”、训“离”，而与“一”为对待
语，与“两”为同义语；此与庄周、惠施、公孙龙及墨经作者所说的“同异
问题”中的“异”字，初无不同。依此，我们认为，“异端”与“两端”不
应异训，所以，清儒宋翔凤曾说：
“两即异，异端即两端。”（论语发微）
按宋氏以今文家解经，颇多牵强附会，所下论断大都不为识者所重视，
但这“异端即两端”的解释，却确然不易。
且“异端”不但与“两端”为同义语，而且在知识方法上的意义，同为
暴露矛盾、推进矛盾发展的改革思想。例如左传昭公三十二年记赵简子与史
墨论“季氏出其君”一段，即表明此义：
“赵简子问于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诸侯与之；君死于外，
而莫之或罪也？’对曰：‘物生有两，有三，有五，有陪贰；故天有三辰，
地有五行，体有左右，各有妃耦；王有公，诸侯有卿，皆有贰也。天生季氏，
以贰鲁侯，为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鲁君世从其失，季氏世修其勤，
民忘君矣，虽死于外，其谁矜之！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故
诗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三后之姓，于今为庶，主所知也。’”
史墨的话，明以臣弑其君是合理的，且以“世从其失”与“世修其勤”
的观点，说明“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的历史发展必然性的秘密，此在当时
实是一种革命的言论，和他的五行说的唯物主义思想是相应的。于此，我们
必须指出，此具有辩证法因素的哲学方法，即在于发见了一切相互背反的要
素皆存在或发生于同一性的事物的内部，因而，肯定了一切的对立与差别有
其相对的意义，发见了一切的同一性或统一性的事物，皆在其本性中孕育着
否定自身的矛盾的要素；而此矛盾的要素，又循相对性差别原理而转化为自
身的对立物；在此矛盾展开的过程中，发见了“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
的逻辑的动力。这非常鲜明地显示着，所谓“两端”或“异端”的知识方法
在春秋时代有反抗氏族贵族专政的革命的意义。
但是，我们必须着重指出：这种赋有革命作用的“两端”或“异端”的
知识方法，与孔子的调和精神殊不相合。因而，如果以论语中保存着“两端”
或“异端”的知识方法，而指孔子为“两端”或“异端”论者，则是大错。
此即是说：论语虽是“两端”或“异端”知识方法的保存者，而孔子却是“两
端”或“异端”的知识方法的批评者；换言之，即是“叩发两端”而“用其
中”、“伦序异端”使“不相悖”的折衷主义者，或矛盾调和论者。我们前
面只说“两端”或“异端”是孔门知识方法中的要素，而不说是孔门知识方
法的本身，其意义正在于此。更具体地分析起来，此义又可分为下列两点：
第一，论语中所保存的是“两端”的知识方法，而孔子的态度，却不肯
定“两端”，而是“叩其两端”；原文所以作叩“其”“两端”，足证“两
端”的知识方法不是孔子的主张，而是孔子所“叩”的对象。对于“两端”
的知识方法而用其“叩”，即是依照“矛盾律”的观点，以揭发矛盾而证明
“两端”的知识方法为错误的知识方法。所以焦循说：
“鄙夫来问，必有所疑，唯有两端，斯有疑也，故先叩发其两端，谓先
还问其所疑，而后即其所疑之两端而穷尽其意，使知所向焉。”（论语补疏）
此所谓“使知所向”即是使来问的鄙夫放弃其“两端”知识方法，而转
向于中庸的折衷主义。所以焦氏又说：
“此两端即中庸‘舜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之两端也。。。盖凡事皆有
两端，。。而皆有所宜；得所宜即为中。孔子叩之，叩此也；竭之，竭此也；
舜执之，执此也；用之，用此也。处，则以此为学；用，则以此为治。通变
神化之妙，皆自此两端而宜之也。”（同上）
倘依此解释，将论语言“叩其两端”的全章译为今语，则其译文应是这
样：
孔子说：我有知识吗？并没有什么知识。不过，遇见那些不明中庸道理
的粗陋人，像煞有介事地来向我问难，我只要用诘问法使他们发见了自己概
念的自相矛盾，他们便张口结舌，爽然自失，恍然悟出了中庸道理的不可动
摇。
第二，论语中所保存的是“异端”的知识方法，而孔子的态度，却不肯
定“异端”，而是“攻治”“异端”；“异端”须加“攻治”而始能止其害，
足证“异端”的知识方法不是孔子的主张，而是孔子所“攻”的对象。对于
“异端”的知识方法而用其“攻”，即是依照“矛盾律”观点以消除矛盾，
并指出“异端”即为错误的知识方法。在孔子看来，矛盾的暴露，即是事物
存在的危机；推动矛盾展开的思想，即是错误的思想；欲克服危机而纠正错
误，非攻治“异端”不为功。焦循说：
“何晏以小道为异端，注‘予一以贯之’云：‘天下殊涂而同归，百虑
而一致，知其元则众善举矣’，与此注互相发明。何晏以老、庄之学说经，
谓善道有统，即庄子所谓通于一而万事毕也。皇侃以异端为诸子百家之书，
邢疏仍之。汉贤良策问云：‘或曰良玉不琢’，又云：‘非文无以辅德，二
端异焉’。韩诗外传云：‘别殊类使不相害，序异端使不相悖’。盖异端者，
各为一端，彼此互异；惟执持不能通则悖，悖则害矣。有以攻治之，即所谓
‘序异端’也；‘斯害也已’，所谓‘使不相悖’也。攻之训治，见考工记
攻木之工注，小雅：‘可以攻玉’，传云：‘攻，错也’，系辞传：‘爱恶
相攻’，虞翻云：‘攻，摩也’。彼此切磋摩错，使紊乱而害于道者，悉归
于义；故韩诗序字，足以发明攻字之意。已，止也，不相悖故害止也。。。
大学：‘断断兮无他技’，郑注云：‘他技，异端之技也’。经文自发明之
云：‘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圣，其心好
之，不啻若自其口出’。有容而若己有，则善与人同；。。媢疾不通，则执
己之一端，不能容人。。。有两端则异，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则有以摩
之而不异。刚柔，两端之异者也，刚柔相摩，则相观而善。孟子言‘杨子为
我，墨子兼爱’，又特举一‘子莫执中’；然则，凡执一皆为贼道，不必杨、
墨也。执一则不能攻，贼道则害不可止。曾子居武城，寇至则去，寇退则反，
颜子居陋巷，不改其乐，而不同于杨子之为我者，不执一也；禹治水，劳身
焦思，过门不入，而不同于墨子之兼爱者，不执一也；故曰：‘禹、稷、颜
回同道’，又曰：‘禹、稷、颜子易地则皆然’。惟易地皆然，所以异而同，
亦所以同而异；攻之则不执一，而能易地皆然矣。何晏以治训攻，引易而谓
异端不同归，其说似是；乃所谓同归为善道有统，则仍执一无权，非易地皆
然之旨；而所谓治，亦不指相观而善，故已字作虚词。。。道衷于时而已，
故孔子曰：‘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各执一见，此以异己者为非，彼
亦以异己者为非，而害成矣。孙奕示儿篇。。解已字为止，是也；解攻字为
距为辟，尚未精善。‘攻其恶’即是磨琢己身之恶，‘攻人之恶’即是剀切
他人之恶，亦不作弹击之义。”（论语补疏）今按焦氏此解，虽仍以“异端”
为“邪说”，不免有传统的错误，但其训“攻”为“治”为“序”，力主“有
容而若己有，则善与人同”，而反对“各执一见，此以异己者为非，彼亦以
异己者为非”，恰是孔子调和矛盾的本旨。如再依此解，将“攻乎异端，斯
害也已”章译为今语，则其译文应是这佯：
孔子说：事物（包括思想）内部发见了矛盾，即为危机之所伏；如能对
其矛盾加以调和，危机即可以克服。
据上述各节总而论之，所谓“攻乎异端”与“叩其两端”，本质上皆是
一种折衷调和精神中的矛盾解消主义。此点似乎即是孔门知识方法的核心。
进一步而言，我们可以说，论语全书，即是这种充满了调和折衷精神的典籍，
兹择其最明白的数章，例举如下：
“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里仁）
“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雍也）
“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同上）
“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子罕）
“过犹不及。”（先进）
“无可无不可。”（微子）
在论语中表现折衷调和精神的，还有“和”字。此所谓“和”，宋儒刘
敞对之所作解释，最为恰当。刘氏说：
“。。所谓可而有否焉，。。所谓否而有可焉，此之谓和。”（七经小
传卷下）
与“和”字相对待的，即是“同”字。如前所述，“和”字是折衷可否
以泯灭其对立的术语，“同”字便一反其道，而是判别可否以强化其区分的
术语；“和”字是相对意义的矛盾调和，“同”字便一反其道，而是形而上
学的绝对自同。孔门由于“攻”异端而“叩”两端，所以“是和”而“非同”。
例如：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子路）
在此处，不仅显示出君子与小人在世界观和知识论上有尖锐的对立，而
且由此而导出的人生观与伦理学，也有显著的不同；至其由实践到哲学的逻
辑连锁，则尤为历然可辨。
正因如此，把握到调和折衷的矛盾解消主义，不仅可使“叩其两端”与
“攻乎异端”得到确解，而且举凡孔门的伦理学说以及其整个的理论体系的
基本性格，也可以由此而得到解决的钥匙。这即是说，如果将“叩其两端”
或“攻乎异端”的调和折衷主义的知识方法，贯彻到人生智或伦理学中来，
则由己推人的忠恕说由此而起，由近及远或由己推人的仁爱说由此而生；即
后儒所说的“絜矩之道”或“中庸之道”，也由此引伸而出。反过来说，不
论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定义中，或从“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
而达人”的仁爱定义中，也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出了人与我为同类一体而比附
推理的知识方法；此种方法，更显然地是叩发人我两端，或伦序人我异端的
调和折衷主义的神髓。
最后，总起来说：“两端”或“异端”的知识方法，虽似将宇宙万有当
作对立物统一的有机体而理解，虽似以内部矛盾的展开为事物发展的动力，
但“叩其两端”或“攻乎异端”，却无疑她是调和折衷的矛盾解消主义的知
识方法；孔门的知识方法论，是后者而不是前者。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孔子
在春秋时代的阶级矛盾中，本来即以调和矛盾为自己的天职；至其所以不以
内部矛盾为发展的动力，而以之为存在的危机，是因为从孔门的君子立场上
看来，充满着内部矛盾的春秋时代，根本不是古代制社会必然发展的标志，
而是“天下无道”或“世衰道微”的标志。此即是说，贵族君子的阶级立场，
是孔门所代表的古代前期儒家不以“两端”或“异端”为认识方法、而必以
之为“叩发”或“攻治”对象的最后原因。
第七章 前期墨家的思想
第一节 孔学优良传统的萎缩和儒墨对立的意义
孔子活动于古代国民阶级出现的春秋末世，其思想具有一定的进步的意
义，我们在第六章里已有详述。再总括地说，孔子对于人类的认识，对于社
会制度的批判，对于知识论的新的提法以及对于一般问题的把握与解答，都
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矛盾，他的社会改良的思想和他的调和主义的精神还不限
于知识概念方面的问题。但是，我们曾一再提及前期儒家思想的过渡性、孔
子学说的矛盾性。正基于过渡与矛盾，随着古代国民阶级的成长，这一学派
本身就发生了分化。
关于前期儒家的分化，韩非子显学篇有“儒分为八”的说法。但其所谓
“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
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虽经郭沫若详为考辨（见十批
判书儒家八派的批判），而我们以为：墨、荀二书所“非”（反对）的情形，
仍大体可信。孔子死后的儒家，除了战国末期的荀子（孙氏之儒）综合各家
思想，代表了向上的发展并与法家结合以外，其余各派均已失去孔学的优良
传统，或古言古服，固执着孔子所批判的形式文化而自谓真儒，实则仍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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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样子：一个流派包括奇形怪状的“然”字之儒者，“弟佗其冠，祌禫其辞”
的子张贱儒之流，“正其衣冠，齐其颜色”时子夏贱儒之流，“耆（嗜）饮
食，不用力”的子游贱儒之流（荀子非十二子篇把他们列于一派）；另一个
流派则抹煞实践与感觉，斤斤于容貌辞气，求远于鄙倍，战战兢兢于日三省
吾身，陷入于神秘的唯心主义，由曾子传至子思、孟轲，成了“幽隐而无说，
闭约而无解”的思想，遂开战国邹衍阴阳家无稽之谈的先河。凡此两个支流，
都在思想上反映着社会的落后残余，而表现为孔学积极精神的萎缩。思想史
上所谓与孔子显学对立的墨子显学，恰巧出现在孔学开始分化或孔学优良传
统开始萎缩的起点上，因而，墨子的“非儒”，实质上乃是相应于国民阶级
的渐趋成熟，将孔学的优良传统更向上发展一步，而与孔子的后学相对立。
在这里，首先应对孔、墨的年代予以确定。我们知道，孔子与墨子的生
卒年代，考证家聚讼至今未决。孔子的生卒年代出入颇短（如生年或谓鲁襄
公二十一年或谓二十二年），而墨子的生卒年代出入颇长，史记孟荀列传已
经说，他“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今酌定他们的生卒年代于下：
生 年
孔子 周灵王二十一年（西历纪元前五五一年）
墨子 周敬王三十年（？孔子卒前十年，纪元前四九○年）
卒 年
周敬王四十一年（西历纪元前四七九年）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纪元的四○三年）
据各家考证，至少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相关的年代：
一、孔子卒年与墨子生年相距甚近。墨子至早生于孔子卒前十年，至迟
生于孔子卒年。这即是说，墨子与曾子（纪元前五○五年至四三六年）、子
夏（纪元前五○七年至四二○年）等所谓孔门后辈弟子，相差约十岁至二十
岁，大体与孔门的再传弟子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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