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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原来的士族的文化是落后的，因此，统治的贵族都带了文物典册，进行
所谓“疆以周索”的建国工作。所以春秋时代有“周礼尽在鲁矣”的慨叹。
孔子也叹息着说：“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
西周的文物典章，因为春秋诸国的内战（内部族战）与外战（外部氏族
盟联战争）的影晌，散失的也不少。但我们从现存文献来研究，不难看出，
西周的支配思想在这时已经成了形式的具文、背诵古训的教条了。所谓诗、
书、礼、乐的思想，在这时已经失去灵魂，成为好像礼拜仪式上宣读的“经
文”。例如“礼”在西周是维新制度的神圣典章，是氏族君子所赖以统治人
民的工具，“诗”在西周是统治阶级的思想的血脉；然而到了春秋，公子与
富子争夺，富子大夫取得政权，“礼”便失去了基础，“诗”也不容作贵族
夸耀的工具。“礼”不是成了贵族交际的礼貌仪式，就是成了冠婚丧祭的仪
节；“诗”则流于各种各样的形式，如贵族交际场合中的门面词令，外交场
合中的酬酢问答（赋诗，即背诵一首雅颂）等等。这样地，西周的文化，便
变成了死教条。
然而，这一项讲究，并不是平常人所能胜任的，必须有传授的行帮才能
给贵族装派头，所谓邹鲁摚鹣壬朗⑹椤⒗瘛⒗郑春罄疵逭叩�
职业，“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专门背诵古训。这正是盐铁论说的“儒者
是往古而诽今也”。
我们不能用近代的眼光来非难古人。摚鹣壬环矫嬉蛄松缁岬氖浚�
把西周的思想作为“儒术”而加以职业化；但另一方面他们在思想传统上则
相对地保守着文化遗产，亦只有邹鲁这样的周公遗教可能存在的国度里，才
没有将历史传统的文化斩断。儒者将西周文化形式化，正是春秋制度将西周
王道形式化的照映。但在积极的一方面讲来，适应着生产的发展和科学的进
步，在诸侯而大夫的过渡阶段，摚鹣壬愠晌焦煌耆湫偷南宰迨贝�
的桥梁，因而，春秋的摚鹑迨跻渤晌焦匝У墓汕帕骸Ｑ跸滤饺说�
运动乃适应于经济的国民化。因此，这时在思想领域内出现了一些无神论者
和唯物主义者。
上面讲的是春秋思想的“具文”化及其保存西周文物的历史。这在论语
的乡党篇里还有遗留的迹象。章学诚、章炳麟以来的畴官世儒之说，似当于
春秋，因为事业家与观念家在这时尚未完全分裂，儒者的学术活动比西周的
官学进了一步，即渐进而为世儒制度，并未完全独立起来。
事业家与观念家不能分工，还可以由春秋时代的贤大夫看出来。如鲁国
的大夫臧文仲，晋国的大夫叔向，齐国的大夫晏婴，吴国的大夫季札，在左
传中的记载里，都是维持西周制度氏族专政的学人。他们对于西周以来公族
的没落，都寄予同情，但也只能发出不能挽救的慨叹。至于齐国大夫管仲、
郑国大夫子产是兼政治家与思想家的，都实行“都鄙有章”的调和政策，一
位被孔子称为仁者，一位被孔子称为惠人。子产一方面主张“礼”的宗法思
想，一方面又主张“天道远，人道迩”，站在矛盾的夹缝里，“不得已而救
世”！
此外，春秋的隐者，是值得重视的，但我们只知道论语中提到的几个人
名，而不能知道他们的思想内容。他们似乎是没落的氏族贵族或公社农民，
他们有变风变雅的传统思想，但在春秋时代是不容易出头的。
第三节 战国时代思想的发展及其衰微
子学时代应该是从春秋、战国之际孔子与墨子算起的，他们都生长在保
存了西周文明的鲁国。自周室被犬戎驱逐得东迁以后，文物丧尽，惟有鲁国
才有文化城的资格。因为鲁国在建立城市国家时，已经特别享受着“祝宗卜
史、备物典策、官司彝器”（左传定四年），所以后来有“周礼尽在鲁”之
说。
根据上面所说，邹鲁摚鹣壬浅跗谒枷爰掖邮乱导曳掷氲男邪铮�
传教的依据就是诗、书、礼、乐，史记所说“其语不经，摚鸩坏馈保椭�
这点。然而，从分工的本质意义上讲来，他们虽然“四体不勤，五谷不分”，
有了专门的思想业务，但是还不能脱离氏族贵族的附庸地位，还没有彻底转
化为思想家。
自孔、墨起，中国古代思想史才算真正地进入了划期的时代，即所谓“私”
学。这里所走的路线类似宗教改革的途径，并非一下子天翻地复，就可以推
翻了摚鹣壬氖⑹椤⒗瘛⒗郑喾吹兀钦谛问缴弦来嬗谡飧鑫�
物典章。所以孔、墨都是称道这一宗法的以至宗教形式的学人。
孔子是一位鲁国的没落大夫，曾做过委吏与乘田吏，并出任过司空、司
寇。他在形式上更多地保存了所谓“君子儒”的成分，这是文献有徵的。我
们只要一翻论语乡党篇，看怎样讲求一套形式礼仪，就可以明白。举凡饮食
起居生死婚葬，都有一套规矩。甚至说：“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
连他走路都不是礼所允许的。论语中记载孔子言诗、书、礼、乐之处甚多。
如“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史称
孔子删诗、书，定礼、乐，就其“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精神看来，他的
思想确是由周公的遗范蜕化而来的。
然而，他又不是如同摚鹣壬耆员４嬷苤菩问轿爸荆牙瘛⒗�
更观念化了，并且从道德情操方面出发，把礼、乐发展成为一套有系统的思
想，批判了礼、乐的形式，强调了其中思维的内容。他虽然依据了诗、书、
礼、乐的全盘西周形式，但从积极的意义上讲来，他具有改良古代宗教的精
神。
墨子少年时代“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淮南子要略）。后来他放
弃了摚鹣壬囊惶字耙担隽巳逭叩呐淹健！耙晕淅穹橙哦凰担裨�
靡财而贫民，服伤生而害事”（同上）。他似乎不取于君子儒，而更走向变
质的小人儒。但他并不是平地起家，他也是上称先王尧、舜、禹、汤、文、
武的人，而且西周形式在他的三表里还作为“本之者”到处引伸。他在形式
上仅依据诗、书，而反对礼、乐，和孔子的全盘保存西周形式不同，可以说
他是一半西周形式的保存者。
墨子家世不可确考。吕氏春秋贵义篇说：“翟度身而衣，量腹而食，比
于宾萌，未敢求仕。”宾即客籍，萌即四鄙之萌人，与同书爱类篇所载墨子
自称“北方之鄙人”相合，似希腊移民的被保护民，即自由民之一。又墨子
贵义篇载他自称“贱人”，与荀子斥他为“役夫之道”相会。又惠子说他“大
巧，巧为輗，拙为鸢”（韩非子外储说左下）。墨子鲁问篇载他与公输比巧，
说“子之为鹊也，不如匠之为车辖”。同时，他也为“贱人”辩护，以农夫
自譬，贵义篇说：“今农夫人其税于大人，大人为酒醴粢盛，以祭上帝鬼神，
岂曰贱人之所为而不享哉？”这又似一个手艺工人或农夫。在他的书中讲来
讲去，都讲些农、工、商、贾以及许多生产者的话，和他的出身不是毫无关
系的。
不论他是那一阶级出身，他的理论是由小人儒变质而走向国民阶级的代
表思想，则无可疑。
孔、墨二家起于春秋、战国之际（注意“之际”二字，如“殷、周之际”、
“春秋、战国之际”、“明、清之际”、“清末民初之际”，治思想史者必
须认识它们的特出处），在旧的摚鹣壬季拥姆闲嫔希⒄钩觥跋匝А薄�
这“显学”支配了古代思想的主潮，非把它弄清楚不能进行研究。说到“显
学”，并不是著者自我作古，有一系列的文献可作证明：
“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庄子齐物论）
“豨韦氏之囿，黄帝之圃，有虞氏之宫，汤、武之室，君子之人，若儒、
墨者师，故以是非相■（挤）也，而况今之人乎？”（庄子知北游）
“儒、墨乃始离跂攘臂乎桎梏之间，意（噫）、甚矣哉！”（庄子在宥）
“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韩非
子显学）
“孔、墨之弟子徒属，充满天下，皆以仁义之术教导于天下。”（吕氏
春秋有度）
“待孔子而后学，则世无儒、墨。”（盐铁论申韩）
“总邹鲁之儒、墨，通先圣之遗教。”（淮南子泛论训）
“周室衰而王道废，儒、墨乃始列道而议，分徒而讼。”（同上俶真训）
“儒家之宗，孔子也；墨家之祖，墨翟也。”（论衡案书篇）“人期贤
知，不必孔、墨。”（同上）
“上自孔、墨之党，。。教训必作垂文。”（同上对作篇）其他文献尚
多。所谓“充满天下之儒、墨”，“孔、墨毕起”，在起初时孔子有弟子七
十人（吕氏春秋说三千人），墨子弟子有百八十 人（淮南子），一说三百人
（墨子）。后来“儒分为八，墨离为三”（韩非子），一直到汉，还有“山
东儒、墨”之称。尤其韩非子公然揭出了“显学”，著为显学篇，说明了“取
舍相反不同”的孔、墨学派，相互攻击，争取支配学术潮流的地位。所以，
孔、墨二家学术主潮通过了战国秦、汉之际，是非相攻，没有间断。这使得
其他学派如庄子、韩非，都不得不承认这一主潮形势，自感威胁，而对他们
进行攻击。
我们要问什么原因使“显学”出生的呢？什么叫做“显”呢？孟子书里
有“显者”之称。显达的人物，称做“显于诸侯”。显者与达者是春秋以来
的新名词。阮元释达一文说：“达之为义，春秋时甚重之，达之为义，学者
亦多问之。”（揅经室一集卷一）例如“在邦必达，在家必达”；“赐也达，
于从政乎何有？”“下学而上达”；“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论语）。
“不成章不达”（孟子）。著者按，“达”字的出现似早于“显”字，显字
是达字的更明白的规定。“贤”字出现于春秋初叶，到了春秋末叶至战国时
代所盛行的“礼贤”制度，逐渐冲破以“礼”为依据的贵族专政制度。显者、
达者、贤者的出现表明自由民或“国人”参加了政治活动，因而参加了学术
活动（竹帛下私人），以至于产生墨子所主张的贤者能者即富者贵者。这时
不似西周的“周亲”氏族贵者恒贵了，而那些出身鄙贱的人也相对地能够抒
展自己的才能，建立功业。所以，没有新的国民（古代的）活动，氏族贵族
的解体现象就不能暴露；没有市民性的私人“下学而上达”于邦家并成了新
的显贵者，学术就不会由氏族专政集团的手中下降于贤者头上。恩格斯曾经
指出，古代奴隶社会创造出后代社会的一切经济的萌芽形态，同时古代的人
类在大的方面也发现了后代社会的一切思想的萌芽因素。我们认为，这样的
历史在中国古代应从孔、墨时代谈起。
我们企图从事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不是如“诸子出于王官”（汉书
艺文志），“诸子之学皆出于救时之弊”（淮南子要略）一类的望文生义的
说明。但我们并不以此为满足。我们既然已经知道了显学是随着显达的国民
阶级的出现而必然产生的果实，还应追问为什么在当时就可能产生显达的国
民人物，来冲破以氏族血缘关系为标准而区别上下贵贱的礼制呢？如果仍然
在“贵有常尊，贱有等威”的礼制之下，也没有“贱妨贵，远间亲，新间旧，
小加大”逆礼的恐怖，便不能产生孔子“好勇疾贫，乱也”的理论和墨子所
谓“官无常贵，民无终贱”的理论。
子路反问过孔子：“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书
指周制）子路敢于提出了“民人”的野事，正是新的社会的课题。至于学稼
学圃的樊迟、货殖的子贡，虽然因为从事小人之事而为孔子所不满，问题却
是真实的。这说明不再是氏族贵族的礼制所统治的时代了。因为春秋中叶已
经出现了铁器，战国孟子明言“以铁耕乎”，这是生产力发展的铁证。春秋
时代由于商业的发展，有了往来于各国的富商，所谓“商不出则三宝绝”，
到了战国，孟子明言“商贾出于王之市”。春秋时代铸币大量发展起来，货
币的进军必然要动摇氏族制度的宝塔，这是恩格斯的名言。土地的所有制形
式，正从“私”肥于“公”的下降，接近于土地私有的阶段。因此，“尽地
力”之教，就使“礼堕而修耕战”。一句话讲来，分工的发达，分裂出了新
阶级，由新阶级的分裂或国民阶级的出现，逐渐形成了显族，以至於产生了
土地私有的显族制度，因而阶级斗争的变化决定了“显学”的形成。所谓诸
子之学既然是“道术将为天下裂”，那么，这一意识的分裂，就形成“言之
成理、持之有故”的学术，它反映了土地生产资料的分裂，反映了由氏族贵
族的所有制转化而为地域化私有的多元所有制，以及工商业分工的发达。政
治上既然“士无定主”，意识上也就冲破了礼的樊篱。所以墨子才说“下欲
中国家百姓之利”，甚至於他主张非攻，理由是为了新的工商阶级的利益，
而不再是如孔子的“张公室”了。非攻不是因了存小国之礼，而是因了“苟
卫国有难，工商未尝不为患！”（左传定八年）这里我们可以这样说，没有
私字号的私学，就没有显字号的显学。
明白了生产关系的变化和阶级地位的变化，我们才能了解由西周氏族专
政的尊爵权力，到战国“陪臣执国命”的相对的共和，也才能了解百家争鸣
的平民私学。以下我们就要说明战国私学怎样通过政治和法律的折射，反映
了社会经济的变革。
一，显族制度之下所谓“礼贤”的相对民主制度——战国时代，随着分
工的发展，摚鹣壬谋湫握摺浚庸笞宓姆椋ā把б猜辉谄渲幸印保�
脱出，产生了子书所给的特殊名称，叫做“文学之士”。这一专门化的职业，
已经不是管仲时代四民不杂居的情况了，例如“中牟之民，弃田圃而随文学
者，邑之半。”（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这些文学之士，后来墨称“墨侠”，
儒称“儒生”，各具特称，更走向派系的专门化道路。正如韩非子所说“利
之所在民归之，名之所彰士死之”，所以社会居然有了称为“役夫之道”的
墨侠，家奴出身的淳于髠，鄙家出身的子张，大盗出身的颜涿，大骐出身的
段干木，暴者出身的子石，钜狡出身的索卢参，这些人都受到王公大人的厚
礼待遇（吕氏春秋）。政权由诸侯而大夫，由大夫而陪臣，氏族束缚的鸿沟，
渐形破坏。在氏族古制的神秘外衣里装璜着的中国古代社会，也就如韩非子
所说，“礼（第一次的大分裂）堕而修耕战”。因此，到了战国，“文学之
士”在各国的地位是很高的，能够做了“不治而议论”的“代议士”。
在这一点上，著者认为战国礼贤下士的风气，颇含着西洋古典古代社会
的民主政治的意义。因为中国古代社会没有“显族”的典型，所以直到陪臣
执政，氏族礼制大破坏的时候，才在过渡的时期产生了不完全典型的“共和”。
最著名的是例如魏文侯“礼贤”。当时有子夏、田子方、段干木、魏成
子、翟角、吴起、李克、西门豹、乐羊、屈侯鲋、赵苍唐诸人，这些人不尽
是大官，有的是专门来发表意见的。选定文学之士的标准，并不是按照礼的
上下区别，而据李克说，应是“居视其所亲，富视其所与，达视其所举，穷
视其所不为，贫视其所不取”（史记魏世家）。这多少代表些古代的民意（市
民的性质）。
其次如鲁缪公“礼贤”。当时有曾申、子思、公仪休、泄柳、申祥、墨
子、南宫边诸人。在这里儒、墨两派是特别活跃的，如吕氏春秋说，“儒、
墨之弟子徒属，充满天下，皆以仁义之术教导于天下”（“有度”）。或如
淮南子所说，“孔子。。养徒三千，。。言为文章，行为仪表；墨子服役者
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泰族训）。“周室衰而王道废，儒、墨乃始
列道而议，分徒而讼”（俶真训）。或如史记说，“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
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鲁缪公把“孔子贵公”“墨子贵兼”
（尸子）的两派文化人兼礼，这可以看出时代的学术自由。韩非子的批评，
自然有法家的立场，但颇能道出当时的风气：“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
而人主兼礼之，此所以乱也。夫离法者罪，而诸先生以文学取；犯禁者诛，
而群侠以私剑养。”（五蠹）战国时，鲁国儒生最著名，所谓“举国而儒服”
（庄子），大约多是“不治而议论”的人。
特别使我们注意的是齐之“稷下”。史记田齐世家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