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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对畏罪自杀的官员加重处理。贪官们常常以为自己身死就会一了百了，可是，在雍正时代，雍正帝是不会放过这些死了的贪官的。雍正四年（1726年），广东道员李滨、福建道员陶范，均因贪污、受贿、亏空案被参而畏罪自杀。雍正帝说：这是赃官“料必以官职家财既不能保，不若以一死抵赖，留赀财为子孙之计”。意思是这些家伙自知罪大恶极自身难保，就想以死抵赖，牺牲性命保住财产，让子孙后代享用。为使他们的狡计落空，雍正帝令督抚将犯官“嫡亲子弟并家人等”严加审讯，“所有赃款着落追赔”。
雍正帝对贪官的查处，贯彻于他的整个执政历程中，并非虎头蛇尾或轰一阵子就收摊。雍正帝认为若是查一阵子就停下来，还不如不查，因为这样的话，被查的满腹不平，往往会“反攻倒算”；新上任的会在任期内大捞一把，吏治会更坏。当然，由于雍正帝抓住不放，到后来贪官自然是少了，但历年都有被罚、被办的贪官公之于世，如雍正十年（1732年），河南学政俞宏图因贪污纳贿罪被斩首示众。
官场从来就是一潭“混水”，为了保护自己的皇位，历代一些皇帝总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雍正帝则显得格外地雷厉风行，甚至显得狠了一点。但在贪墨成风的年代，不下这样一个狠心，就刹不住贪污腐败之风。事实证明，雍正帝的一系列政策，确实沉重地打击了贪官污吏，不仅充盈了国库，而且也减轻了人民的负担。
耗羡归公，弥补亏空
清理钱粮亏空，除了采用抄家的办法，让贪官的家人、亲友吐出来弥补外，它的另一个途径，则是用耗羡银来逐年弥补。
耗羡的征收和使用是明代及清代前期相沿数百年的一项弊政。所谓耗羡，又叫火耗，是指在征收正项赋税钱粮之外的附加税。这种任意加赋的做法，既助长了官吏的腐化，也增加了百姓的负担。
雍正帝即位前，对耗羡以及与它相联系的差徭和滥征滥派，早就看在眼里。即位后的新年元旦，雍正帝在给各个地方的文告中说：“今钱粮耗羡，日渐加增，重者每两加至四五钱，民脂民膏，朘（音juan娟）削何堪。至州县差徭，巧立名色，恣其苛派，竭小民衣食之资，供官司奴隶之用。”雍正帝又说：父皇在世时，有人请加耗羡以补亏空，先帝未允，如今耗羡断不能加。由此可见，雍正帝在考虑既要削减耗羡又要用耗羡银清偿亏空的办法。
康熙年间，已经有人提出了耗羡部分归公的意见，但由于耗羡归公影响了官僚集团的利益，考虑到必将引起大部分官员的反对，影响朝中稳定，康熙帝并没有批准实行。雍正元年（1723年）五月，湖广总督杨宗仁再次提出耗羡归公的问题。他奏称：地方上的公事开销，都是地方勒派百姓供应，不如令州县官在原有耗羡银内节省出二成，交到布政司库房，以充一切公事之费，此外丝毫不许派捐。耗羡本来是地方官私征私用，即如康熙帝所说是地方官的私事，杨宗仁要他们拿出一小部分归省里，作为公用，实际上是提出了具有耗羡归公意义的建议。雍正帝对杨宗仁的意见给予了肯定，表示甚为满意。同年，山西巡抚诺岷因该省耗羡问题比较严重，要求将山西各州县全年所得的耗羡银通通上交布政司库，一部分给各官作养廉银。这是当初最全面实行耗羡归公的办法。
雍正二年（1724年）初，河南巡抚石文焯折奏：该省共有耗羡银四十万两，给全省各官养廉银若干，各项杂用公费若干，下余十五六万两解存藩库，弥补亏空。由于办公费用都出在耗羡内，所以不用再从百姓身上打主意了。他的这一措施也是耗羡归公的办法。以前，雍正帝不太器重石文焯，认为他虚浮，看到这个奏折后，改变了对他的看法，说：“此奏才见著实，非从前泛泛浮词可比。封疆大吏，原应如此通盘合算。如何抵项，如何补苴，若干作为养廉，若干作为公用，说得通，行得去，人心既服，事亦不误，朕自然批个是字。”就这样，在雍正帝的大力支持下，山西、河南两省率先实行耗羡归公的改革。
雍正帝想在全国推广山西、河南的办法，然而又觉得难以把握，于是，他命令九卿会议讨论，把各自的意见奏报。结果有很多官员对此不赞成，内阁也做出了禁止提解耗羡的条奏。理由有三条：第一，耗羡是州县应该得到的，上级不应该干涉，更不应该全部收走。第二，把不是正税的耗羡也当作正税征收，让人觉得有增加赋税的感觉。第三，督抚公开允许州县征收耗羡，使属于私征性质的耗羡变成了合法，这是允许属下贪婪，而不是鼓励、教育属下。
内阁的这个奏议发出后，山西布政使高成龄表示不能同意。他在奏折中针对朝官们的理由一一析辩道：“州县官私征耗羡，以补官俸不足；上司没有耗羡，又不能枵腹办事，不得已就得向州县官要礼节常例，结果则还是出在耗羡项上，不如将之公开合法化，全省征收，给各官养廉银，形成定例，这样上司也不能再勒索属员，也省得州县官借口苛征里甲。”即：州县官通过私征耗羡，用来弥补自己俸禄的不足。但是，他们的上司不能直接收取耗羡，又不能空着肚子办事，必然要接受下面州县官所送的四时节礼，这礼还不是一样也出在耗羡项上？不如由全省征收耗羡，再由上司发给下属各官养廉银。这样做，上司就不能继续勒索属员，也免得州县官员有借口去苛征乡里。他又说：“耗羡归公，不是增加耗羡，而是要比原来征收的成数还要少征，况且耗羡归公，多征也不归州县，谁还滥加成数。”即：耗羡归公，不是再增加耗羡，而是比原来征收的总数还要少。况且，耗羡归公，多征又不归地方来支配，这样，上司也不再勒索下属，州县官也不会再找借口向民间征收苛捐杂税。他还说：大臣收节礼，甚至接受贿赂，这不是鼓励、教育属员的方法。不如公开地分配养廉银，共受皇上的恩赐。
高成龄针对当时耗羡滥征的实际情况，讲解了耗羡归公的种种好处。他指出，九卿所说看似有理，光明正大，既不增加百姓负担，又能让州县官员满意，而实际上是沽名钓誉，说得好听，听任州县官员狂收滥派，不讲做官的法规，不管百姓的死活，如果按照他们的意见，只能维持旧日的弊端。
关于高成龄的反驳意见，雍正帝给予了高度的重视。为了保证意见的公允，雍正帝又把问题交给总理事务的王大臣以及九卿、詹事、科道各级官员讨论，并且一再要求他们讨论时应“平心静气，虚公执正，确议具奏”，同时警告他们，如果是心怀不轨或者意气用事的话，那么在这件事上，将有人要遭殃。由此可以看出，雍正帝在这件事上是支持高成龄的。朝中大臣已意识到这不是一件小事，必须慎重商议。但由于这件事涉及到内外官员的切身利益，也涉及到人们自身的政治观念，所以反对的人依然很多。不但私下反对者比比皆是，而且还有不少人公开上疏驳斥，他们认为诺岷和高成龄的办法将会给今后官员的日常公务造成麻烦。来自山西省内的反对呼声也很高，持改革意见的山西官员势单力薄，感到压力十分大，政策的实行也陷入了困境。在这种情况下，雍正帝实行了“必有一二获罪之人”的谕令，将持反对意见的刘灿调走，并革去其弟刘煜、刘烟的举人功名。
见到如此情形，有人提议“耗羡归公”先在山西试行一段时间，看效果怎样后再推广到各地。对这种意见，雍正帝给予驳斥，他说：“天下事，惟有可行与不可行两端耳，如以为可行，则可通之于天下；如以为不可行，则亦不当试之于山西。”他这样讲，表明推行耗羡归公的决心不可动摇，不让臣下再犹豫。这种明确的态度虽然显得武断，但也成为了他行使政治权威的前提。由于雍正帝看到大臣们的意见始终得不到统一，长期争吵下去将于事无益，雍正帝便做出了实行耗羡归公政策的决断。
雍正二年（1724年）七月初六日，雍正帝发出上谕，首先批评了官员们的目光短浅，不懂得耗羡归公的重要意义。他说：“高成龄提解耗羡一事，前朕曾降谕旨，令尔等平心静气秉公会议，今观尔等所议，亦属平心静气，但所见浅小，与朕意未合。”接着又历数了耗羡归属地方的许多祸害。他说：“ 耗羡之外，种种馈送，各色繁多，故州县有所借口而肆其贪婪，上司有所瞻徇而不愿查参，此从来之积弊所当剔除者也。”
显然，对这个问题的理解，雍正帝站得高看得远，比高成龄更深入。他认识到私征耗羡恰是造成下级营私、上级容隐、吏治不清的原因之一。上级一旦得到下级的实惠，必然会对下级的种种贪婪违法做法有所保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长此以往，下级也必定有恃无恐，欲壑难填。这样吏治之败坏只会愈演愈烈，不可收拾，所以应当全力消除这种弊端。实行耗羡归公，首先就有利于澄清吏治，而并非像内阁大臣们所说的那样是鼓励属员贪婪。
山西最先推行耗羡归公政策，雍正元年（1723年），山西省的耗羡率就由原来占正税的30％～40％降到了20％，雍正四年（1726年）又降到了13％。山东在雍正六年（1728年）以前耗羡率高达80％，农民负担相当沉重，后来降到了18％，到雍正六年以后又降至16％。河南同山东一样，原来的耗羡高达正赋的80％，到雍正二年（1724年）实行耗羡归公后，一下子降到了13％。其他大多数地区一般在5％～15％，耗羡率均较低。
耗羡归公之后，收入由政府统一管理使用，用途主要有四：一是作为官员的养廉银，二是弥补地方亏空，三是弥补国家亏空，四是留作地方公用。
雍正帝实施的耗羡归公这一举措，具有重大的社会意义。
首先，耗羡归公扭转了康熙王朝后期滥征加派的歪风，澄清了吏治。耗羡归公后，由于中央把各省征收的耗羡银从过去的暗取变为明收，并使数量和用途固定化，不得再私自加派，从而使康熙末年以来的滥征加派之风得到明显遏制。
其次，大幅度增加了中央财政收入。耗羡归公后，中央政府每年都从耗羡中提取相当一部分用来填补国库亏空，从而确保了国家财政的稳步增长。据统计，仅仅十几年的时间，国库存银由康熙六十一年的800万两增加到雍正末年的6000多万两。
再次，加强了中央集权。一向归地方支配的耗羡收入转归中央集中控制和管理，以中央的名义统一拨付，或作为地方官员的养廉银，或用于地方的办公开支，或用于弥补地方亏空，或用于赔补国库亏空，使地方政府征收耗羡的收支活动处于中央财政直接、全面的监控之下，有助于防止地方政府各自为政，坐收坐支，从而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强化了中央财政的集中统一。
实行耗羡归公还减轻了人民的负担。耗羡归公后，各省耗羡率一般在10％～15％之间，所收耗羡量比以往州县私征时减少了许多，人民的负担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减轻。所以说耗羡归公既养了官，又安了民。
总的来说，耗羡归公是雍正年间推行的一项赋税制度的重大改革，使得吏治澄清，国力充盈，从而为后来的改革措施出台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设养廉银，杜贪贿行
在实行耗羡归公以后，大部分的耗羡银用在了补偿地方钱粮亏空的方面。后来，在亏空基本上被补足后，部分耗羡银就被转到了地方官员的养廉银上。
所谓“养廉银”，是指给官员生活、办公的补助费，以此帮助他们解决生活、办公中的实际问题，体现皇恩，从而在使他们的基本愿望得到满足的条件下不贪污，保持廉洁奉公。
“养廉银”制度是基于清朝官吏俸禄比较微薄这一事实而实行的。清朝在京官员每年的俸银，一品官为180两，二品官为150两，三品官为130两，四品官为105两，五品官为80两，六品官为60两，七品官为45两，八品官为40两，正九品官为33两l钱，从九品官为31两5钱。另外，还按每两俸银给禄米一斛。在外文官俸银同于在京文官，但没有禄米；武官俸银只及在京武官的一半，即使总督这样的封疆大吏，一年的俸禄也只不过180两银子。每年发这一点俸银，不足以维持官员正常的生活，因此才造成了地方官吏私征耗羡的现象，并由此引发了徇私舞弊、吏治败坏的局面。
当时，官员们贪污的手法多种多样，举不胜举。在诉讼中收取一定的贿赂是官吏主要的财源之一，民间所讲的“衙门八字朝南开，有理没钱莫进来”，说的就是这样的意思，这在名义上是属于非法的。耗羡私征也是地方官吏的另一额外财源，是一项半合法的收入。康熙帝曾对河南巡抚鹿韦占说过：“所谓廉吏者，亦非一文不取之谓，若纤毫无所资给，则居常日用及家人胥役何以为生。如州县官每两税银只取一分耗羡，此外不取，便称好官。若一概纠摘，则属吏不胜参矣！”
耗羡归公后，等于切断了地方官员的一条财路，而如果皇帝又没有增加俸禄，要想让他们正常生活，又要廉洁奉公，地方官员肯定会另谋他策。针对官吏们的实际情况，雍正帝指出：“若一切公用犒赏之需，至于拮据窘乏，殊失封疆之体，非朕意也。”这就是说，雍正帝并不要官吏们空着肚子办事，而是要他们有合乎自己身份地位的经济收入。即政府可以拿出一部分资金作为对官员们的高额补助，但官员们必须为官廉洁、杜绝贪污。于是，雍正帝决定把收取的耗羡一部分拿出来用来提高官员的生活，定期给他们发放一定量的养廉银，以求从根子上解决官吏腐败的问题。
不难体会，作为一朝新君，雍正常为当朝臣子们想得的确周到。在皇帝下面当差，若日子过得很清贫，不但失了臣子体面，就是皇上脸上也挂不住。这正是雍正帝的洞悉人情之处和为政风格，他凡事不搞理想化、口号化，而是从现实情况设身处地地打算，连臣子们的日常生活需求也极度重视，这也正是雍正帝善于驾驭臣下的韬略。
随着各地钱粮亏空逐渐得以弥补清楚，征收上来的耗羡主要是留作地方公用和留给官员作养廉之费，养廉银的发放数目主要依据官职的高低来确定，各省之间，由于政务繁简及赋税多少的不同，也有一些差别。另外，在这一过程中，雍正帝也逐步将养廉银的发放规范化、制度化了。到雍正十二年（1734年），各省官员的养廉银数大致有了定额，同他们的俸禄相比，高出十几倍至一百多倍，可以说是相当优厚的。例如，原总督的薪俸仅为180两左右，其养廉银则高达15000～30000两不等。陕西、甘肃、云南、贵州等省总督的养廉银达到20000两，比180两的年俸高出100倍以上；江南总督的养廉银更是达到了30000两；最少的如福建、浙江、四川总督的养廉银也有13000两，其中大多数总督养廉银在15000～18000两之间。从二品的巡抚，养廉银也高达10000～15000两。正四品的知府，多者达到6000两，少的也有1000两。七品的知县，多的有2000～3000两，少的也有500～600两。与微薄的俸银相比，养廉银大大增加了官吏们的收入。
养廉银的发放让地方官吏的问题得到了解决，相比之下，京官的俸禄低微问题就显得尤为突出了。对于这个问题，雍正帝也做了全面的考虑：如果京官的问题得不到解决，京官仍然会向地方官吏索要，地方官吏也一定会向京官送礼，这样，养廉问题就不会有根本的扭转。雍正帝顾虑及此，于六年（1728年）下令，给吏、户、兵、刑、工五部尚书、侍郎发双俸，新增的这一份叫“恩俸”。兼管部务的大学士也得双份俸银和禄米。在京的品级较低的汉族官员，原先每年只领禄米十二石，大多不够家属食用，雍正三年（1725年），雍正帝令按照汉官俸银数目多寡相应发放禄米，使他们不至花大价钱到市场上购买，后又给他们增加俸银禄米。这样，京官的困难也基本得到了解决，再没有人对耗羡归公一事评头论足了。
耗羡归公除了用于弥补亏空、发放养廉银之外，还用作地方上的办公费用，这一点在最早实行耗羡归公时就由山西布政使高成龄提出来了。他说：“通省遇有不得已之费，即可用耗羡银支应。” 当时的湖广总督杨宗仁解释说，征收的耗羡一部分用来“充一切公事之费”，这样，就把每年的办公费用正式列入了政府计划之中。雍正帝接受了他们的建议，并做出了总结：“将经年费用之款项、衙门事务之繁简，仪定公费，派给养廉，俾公事与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