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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则启事，上面说：“敬启者，鄙人拟作远行，本刊事务未能兼顾，现已向
上海时代图书公司辞去本刊编辑之职，自第二卷第一期起本刊编辑事务当由
上海时代图书公司另请他人继续负责。此启，储安平谨拜。”稍后，储安平
便到了英国，在域外生活了几年。这大概就是他放弃编辑《文学时代》的主
要原因。但是，即使他不出国，恐怕刊物的命运也不会长久，须知在当时那
样恶劣的环境下，要想维持一本格调正派的纯文艺刊物又谈何容易。请看储
安平在卷后的《告别辞》里说：“这年头，一个纯粹的文学刊物真是没办法
维持的。我们虽只出了六期，可是所经的苦乐，简直出乎意料。最后一期的
印行，更有许多困难，这困难我们不想诉说了；只有一句话可以对大家说，
那便是所有的困难给了我们一种更大的决心去努力将来。”储安平一去，《文
学时代》杂志便告结束，没有别人再来接办过这个刊物，恰好出满了一卷。
同时他的兴趣已经转移，不再关心文艺了。五十年代初，《观察》停刊以后，
他也不能在新的环境下施展他那编辑杂志的才能。他变得沉默了。待他被打
成“右派”以后，不仅是沉默，连任何人也不愿见。所以梁漱溟先生在六十
年代去访他，多次扣门，他故意听而不闻，更不用说应声去开门了。
“诗及信”
“诗及信”是指程鹤西、废名、林庚三位诗人在三十年代关于诗的书简
小集，四年间共刊出四辑。1935 年1 月，在北平出版的《水星》杂志第一卷
四期，发表了“诗及信”一、二辑，两题并列，类似一个专栏的名目。
第一辑是程鹤西与废名的往返书信。鹤西先生的名字在文坛上久违了，
他现在是云南省农业科学院的院长，一位资深望重的老科学家，但在抗战前，
他的诗与散文同林庚、辛笛、南星等同辈人齐名。不久前，程先生说，他脱
离文坛足有半个世纪多了，然而业余时间仍然喜欢读书、弄笔，完全为了自
娱，不图发表。1987 年他八旬寿辰时，自费印行了一本诗与散文的合集《野
花野菜集》，记录了他从事科学事业以外的文学成绩。书中收有他于战前发
表的不少作品，还有一部分只存其目，原作早已佚失。
鹤西给废名的信和两首诗，都写于三十年代的南京，题为《有赠一》、
《有赠二》，现已收入《野花野菜集》。废名的回信说，他很喜欢这两首诗，
并受到感染，凭着记忆也写下某夜忽然得到的诗的感觉。这首无题的记梦诗，
记他从梦中醒来，灯光下望着入睡的妻、女，“讶着我的坟一样的床”，直
如走进生与死之两个世界。废名于诗的要求很严格，他强调诗要有诗的内容，
而内容是什么又不好说，主要是指意境吧，只要有意境，即使只写某种感觉，
也是有内容的诗。否则光有诗的形式，那不是诗。他自己便身体力行地在写
种种感觉。当时赞成他这理论的诗人恐怕也不少，刊物上就流行这些显得比
较空灵而又神秘的诗。
“诗及信”的第二辑是废名写给《水星》编者卞之琳的信，并附重又改
写的前面那首记梦诗。他用了更加简约的字句来写梦醒后的感觉，共八句，
看去比较整齐，然而又不是方块诗。那时，卞之琳的诗也是注重形式的。晚
年的程鹤西先生承认，当年他的诗颇受废名的影响，无形中丢弃了西洋文学
的影响，开始重视中国古典诗词和佛经，如他在《野花野菜集》的《自序》
中说的“逐渐倾向诗而禅的境界”了。
北平沦陷后的1939 年，《新北京报》的文艺副刊于8 月11 日、18 日发
表了废名给朱英诞的信十二封，是为“诗及信”的第三辑。（见图46）朱是
北京大学的青年诗人，尊林庚、废名为师辈，战前曾经自费印行了诗集《无
题之秋》，由林庚作序。废名后来在所著《谈新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年2 月，作者署名冯文炳）一书中，专有一章谈林庚和朱英诞的诗，所据的
就是《无题之秋》中的作品。废名在信中还约朱到“中山公园后门池边柏树
下茶座上”去谈诗，并有信修改诗的字句，以及向朱索取诗集，以便分送外
地的诗友。总之，他很欣赏朱诗里的禅意，亲热地称朱为“朱白骑”、“白
骑少年”。最后的几封信，废名是从故乡湖北农村寄出的，那时他已离开日
伪统治下的北京，仍在信中关切着卞之琳、林庚、程鹤西的消息。直到抗战
胜利以后，废名才重返北京大学，继续在那里讲授新诗。《谈新诗》正是他
战前和战后在北大撰述的一部讲义。至于朱英诞的诗，除废名以外，几乎无
人提及，而且他的诗除《无题之秋》外，再也没有结集，当然更不知道他后
来的诗风有无变化。
“诗及信”的第四辑，是林庚写给朱英诞的十封信，发表在1939 年12
月20 日出版的《辅仁文苑》第二期。信中附有林庚的诗《风林明月章》、《冬
之情曲》等三首，基本上仍是方块诗，为了追求形式上的整齐，有的词句显
然迁就了形式，所以废名认为新诗的方块诗是失败了。靠后的几封信，说明
林庚正在福建长汀的厦门大学教书，仍然关心朱英诞的创作，他说：“近来
诗境进益如何，听兄年来篇什不甚开展，一旦闭目觅句，则又恐易入巧途中，
此宋人终身病也。”这些意见当非泛泛之谈。他们几位诗人的风格和观点有
相近处，但也不尽然，比如废名最终又承认了新诗还是应该有形式。他们当
中的几位都追求新诗里的禅意，这也是中国现代新诗史上一个有趣的话题，
至今尚未引起研究者的注意，所以我认为无论从研究他们几位诗人的创作风
格或关于诗的理论，“诗及信”都是一份有价值的史料。我对他们几位的探
索精神怀有敬意，无论他们的成功或失败之处，都是严肃而有意义的，对后
来者都有启发。此外，这些信当初并非为公开发表而作，其中不少私交中的
琐事，轻松而有情趣，可作散文来欣赏，这也是我一向爱读作家书信的主要
原因。
《玻璃声》
作为学者和神学家的赵紫宸先生，他的译著有《耶苏传》、《圣保罗传》
等问世，1938 年他又自印过一本诗集《玻璃声》，线装铅印本，我从琉璃厂
旧书肆得来。（见图47）
《玻璃声》，作为诗集的名字，叫起来优美动听。是什么意思呢？作者
在本书自序里说：“名家之诗，固可掷地作金声，余之所作，不敢谓金声而
玉振，考其音响，其或有玻璃之声乎？羲和敲日，李贺似闻此声，余取以名
此小书，其真能自谦乎哉？”全书共分三卷，卷一收旧诗，卷二收词，卷三
是新诗。新诗的比重较小，仅二十一首。据知作者还印有一本诗集《打鱼》，
笔者未见，也不知是旧体诗还是新诗。
在新诗卷里，有一首《雪中行》，是写人力车夫的，当然是抱了同情心
来写的。“五四”前后，报刊上颇发表了一些同情人力车夫的诗作，大多数
出于对劳苦人民的同情，个别的也有酒足饭饱的闲人故意地在施舍一点怜
悯。但是，多少年来不分清红皂白，我们习惯于苛求以往的诗人，以为他们
大多出于浅薄的人道主义思想，不足道及。现在看来，这种观点未免偏激。
当时既然有那么多新文学家集中写人力车夫的主题，绝非偶然的现象，如果
从鲁迅、胡适、俞平伯、郑振铎起，一直到像赵紫宸这样的作家，把他们的
诗文都搜集在一起，不失为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1926 年，作者写了《破碎的国旗》一诗，表现了诗人对时局的沉痛和焦
急。他以写实的手法指出——
在这异族乘隙同胞自戕的时期
旗下的同胞不敢恳求平安
不可避免地在某些诗里，也含有一点宗教色彩。这是他有别于其他新诗
人的地方。
诗集以旧体诗居多，既有诗人早期留学时代的作品，也有归国后在国内
旅行的纪游诗。一些旧体诗也涉及了社会民情，以及贫苦人民的生活。如《为
洋车夫言》，同样是献给人力车夫的——
一百铜元十里程，拼将性命委于尘，
奔来臭汗风沙厉，老去游魂涕泪频。
犹有儿啼从索食，那堪屋漏更藏身？
同胞四万有余万，除却自家孰是亲？
又有一首《寡妇之言》，也是为底层人民鸣不平的——
去岁无端死丈夫，囊中羞涩一钱无。。
可怜最小娇龄女，见在城东卖作奴。
这样的诗歌，当然也可作为旧时北平社会的写照。
在这本《玻璃声》以及作者的散文集《系狱记》里有一些作品是赠给女
儿赵萝蕤、女婿陈梦家的。赵先生对女儿充满了爱心，很早就发现了女儿的
文学才能，极为欣赏女儿翻译的艾略特的《荒原》。赵萝蕤教授现在已经从
北京大学退休了，是一位著名的翻译家和法国文学研究家。赵先生思念女儿
的诗中写道——
天伦流散处，此日思萝蕤，
雏凤声清发，幽兰有静思。
。。
蕤女索我念，于今三十春，
及笄花品格，不栉玉精神。
我同陈梦家先生有过往来，也有幸见过几次赵萝蕤女士，当我读到赵紫
宸先生赠予亲人的这些诗时，我感到特别有兴味。我一方面在欣赏诗，一方
面也作为中国新文学史料来读。这是别人难以体味的吧。
《系狱记》
这是一本散文集。书名《系狱记》，作者赵紫宸，1948 年4 月上海青年
协会书局出版。（见图48）人们也许知道他是一位学者、宗教界人士，殊不
知他也是一位诗人。五四运动以后，他在美国大学里学的是社会学与哲学，
归国后先在东吴大学任教授，1926 年到了北京燕京大学，在宗教学院执教并
任院长。全国解放后，他参加了全国政协会议，积极推动中国基督教的爱国
活动，也是一位潜心研究学术的神学家。
1941 年珍珠港事变后，燕京大学已不在日军的保护之列，赵先生与燕大
几位名教授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入狱，关押了一百九十余天。他在狱中坚贞不
屈，出狱后便写了这部《系狱记》，表现了一个知识分子的民族气节。
全书共分四章，依次是：《拉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如羊在剪毛的
人面前无声》、《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苦难生坚忍坚忍生品格品格生
希望》。在狱中，日本宪兵问他是否亲美？他回答：自己虽然留学美国，“却
亦深明大义，决不肯亲美而危害我的国家，我信基督，是信宗教，不是服从
外国的政权”。更为可贵的是，他敢于当面指出日本占领东北、发动侵华战
争是错误的。即使是过堂时不给犯人松手铐绳缚、吃饭时不给筷子等等，他
也要争一争，而敌人仍然置之不理。赵先生是神学家，散文中不免有些悟道
的宗教语言，但他首先是一位有民族正义感的中国人，他的这种坚毅的民族
精神，可以使读者产生强烈的共鸣。
作者是一位诗人，在《系狱记》里，几乎有四分之一的篇幅为诗占去。
诚如为他写序的吴耀宗所说：“紫宸兄是个诗人，诗之于他就像闲云野鹤，
来去自如，又像满地珠玑，俯拾即是。在苦闷的羁囚生活中，别人搔首问天，
而他则诗兴勃发，虽无纸笔，却能背诵无遗。”燕大被捕入狱的教授还有邓
之诚、陆志韦、张东荪、侯仁之、洪煨莲等十人。狱中恰逢诗人陆志韦生日，
赵以诗贺之：“偶然同患难，难得共贞明。”陆先生是早期新诗集《渡河》
的作者，五四时期著名的诗人。日本兵殴打张东荪教授，张竟敢以囚人的身
份还手，赵先生有诗赠他：“执手依依双泪迸，推恩脉脉一心传。”还有自
咏明志和描写监狱生活者：“系坐于今三阅月，每逢假寐梦归回。青砂和栗
成团嚼，白虱趁人整队来。寒气回流侵地榻，阳光散点作尘埃。生涯肯信长
濒死，一息犹存志不颓。”最后，日本军部以莫须有的“行为不正，思想不
肃”等罪名，宣判这批名教授有期徒刑一年、一年半，缓刑三年。出狱后三
日，作者还被召回军部接受训话，那个日本军官装腔作势地大讲日本的胜利，
还说到燕京大学远不如东京的帝国大学，云云。
《系狱记》是以作者的自勉诗结尾的。喜欢读旧体诗的读者，也可以从
这本记实性的散文著作里得到满足。
两种《复活》剧本
正如鲁迅的《阿Q 正传》和巴金的《家》曾经有过好几种改编本一样，
在中国的话剧舞台上，托尔斯泰的《复活》也有过几种改编本。除去陈绵译
的法国巴大叶的改编本以外，还有田汉和夏衍的两种改编本。
田汉的改编本，作为“文学创造丛书”初版于1936 年9 月，同年12 月
印行了第三版，由上海杂志公司出版。（见图49）全剧共六幕，书前还收有
画家吴作人教授设计的舞台面，以及在上海公演时的剧照。全书二百四十八
页。
夏衍的改编本，也是六幕，1943 年重庆美学出版社出版，1946 年1 月在
上海印行了第三版。（见图50）全书仅有一百四十八页，比田汉的改编本少
了一百页。光从形式上看，夏本也要比田本精练。夏衍改编本的封面设计，
是男女主人公卡秋莎和涅赫留道夫的木刻肖像，风格粗犷，当然是适应大后
方印刷制版的条件，用手工木刻来直接上版印刷的原因。书中没有说明出自
何人之手，我特别问过当年在重庆参加美学出版社工作的冯亦代同志，他马
上回答是廖冰兄。当年美学出版社的书籍封面设计，很多是廖的创作。
两种《复活》版本的差异何在？这也涉及到夏衍何以要再次改编托翁的
名著。夏衍同志在《懒寻旧梦录》（1985 年7 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里说：“改编这出戏，有两个原因，一是由于陈鲤庭和白杨的怂恿，鲤庭想
把这出戏搬上舞台，白杨则很想演卡秋莎这个角色；其次是当时有个中苏文
化协会，会长是孙科，主持实际工作的是张西曼（因为他公开地亲苏亲共，
所以有人给他取了个绰号叫西曼斯基）。。”总之，主要是为了“中苏文化
协会”义演筹募基金。夏衍同志又说：“任何一个改编者对原作都会有不同
的看法，对戏的主题，也不可避免地会有所偏重。田汉改编的本子很出色，
但他似乎太着重于俄国的土地制度问题。”是的，田汉的改编本《夏活》，
在第二、四、五幕里，都有大段的人物对白，是重复托翁小说里关于土地问
题，以及司法、政治等问题的议论。这当然是忠于托翁原著的表现，作为剧
本来阅读尚可，立在舞台上很难预料效果如何。大段的独白，甚至还包括一
些数字，观众能听得进这些说教吗？田汉的风格是热情而强烈的，上场的剧
中人物也超过夏衍的改编本不少，而夏衍的风格要冷静得多，没有热闹的情
节，含蓄而又清淡。何者为优，不好说，至少是两种鲜明的艺术风格各显特
色。
多年后夏衍回忆说，在当时，以至到“文革”当中，他都为《复活》背
了一个沉重的包袱，文艺界每次搞运动，总有人要来算老帐。“要算的是什
么帐呢？正像我改编《祝福》时加了一段祥林嫂砍门槛的戏一样，就是我把
卡秋莎的性格加强了一点，她最后拒绝了那位贵族的忏悔。”夏衍的改编本
抛开了托翁关于土地、司法等问题的长篇议论，也不想变成一个哀婉的“恋
爱故事”，完全不抨击反动的政治统治，然而他终于不能逃脱某些人强加给
他的“人性论”的帽子。
抗战胜利以前，我还看过梅阡在上海编导的电影《复活》，那个改编本
已经把环境、人物完全中国化了。男女主人公由李丽华、郑重扮演。如果能
找到这个文学剧本，也可以放在一起加以研究。
夏衍改编本《复活》的封面为丁聪作，不是廖冰兄。
作者1994 年补
赵景深编《日记新作》
1937 年8 月，上海北新书局出版了一本《日记新作》（见图 51），因
为适逢抗战开始，此书流传不广。原来这是赵景深主编的《青年界》第十二
卷第一期（1937 年6 月）的全部内容，共收一百一十一人的作品。可惜他在
编成此书时未作任何说明。
赵先生的编辑经验是丰富的，这期刊物乃是“日记特辑”。《青年界》
自第七卷开始，每半年都举办一次征文活动，前五次举办的是：“学校生活
之一叶”、“我在青年时代所爱读的书”、“我的职业生活”、“暑期生活”、
“青年作文指导”特辑。“日记特辑”刊出后，刊物即告停刊，直到抗战胜
利以后才复刊。
《日记新作》的文稿都是应征而来，比如书中收有鲁迅先生在1936 年
10 月10 日、11 日的日记，便是由赵先生特地向许广平约来的。他在文后加
了按语：“此为鲁迅先生逝世八九日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