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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换接班人
当时文化大革命还是初期，……内心最不解的就是为什么要搞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两个人一致的看法是毛主席要换继承人。开头虽然看到刘少奇靠边站，林彪成为副统帅，但是过去两个司令部对立的情况还不清楚……就猜测刘少奇“靠边站”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就认为关键还是在“三面红旗上”，……就认为毛主席是在这个问题上被刘少奇抓住了把柄，因此毛主席要撤换刘少奇。……大概是林彪跟毛主席最紧，……因此，毛主席要选林彪为接班人。当时我曾买到一份林彪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其中讲了许多政变的例子，还说毛主席百年后，谁要做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就要全党共讨之，全国共诛之。我认为刘少奇是毛主席正式选定了二十年的继承人。毛主席在1959年还亲自提他为国家主席，他继承毛主席完全可以采取合法的手续名正言顺地干。我看不出他为什么要搞政变。
我记得我曾经说过一句极端反动的话：“英雄难过个人关”，诬蔑毛主席为了防止刘少奇将来做赫鲁晓夫式的秘密报告而把文章做大了，对国家造成严重后果。
对于林彪同志做毛主席的继承人，……我们当时从大字报与小字报上的材料中看，似乎在原中央政治局委员与“老帅”之中，是有人不大“服”的，像陈毅就是有公开言论的一个。我过去早就听说林彪是毛主席最好的学生，历史（上）从未犯过任何错误，因此早在“七大”的时候就同毛主席一起是五个得全票的中央委员之一，威望是很高的。但是郑德芳告诉我，她在重庆代表团时，同林彪一起住在红岩村，知道他的身体很不好，如果还不如毛主席寿长，接班人岂不就落空了。
在文化大革命中停止党组织的活动以后，特别在1967年初的夺权以后，我以为毛主席不但要“换继承人”，而且要“换党”。
三、对“造反派”的看法
对于革命小将、造反派，我们都是看不起，不相信的。……我自己曾说过，“看看蒯大富给叶林的信，倒是觉得他确有一股剽劲儿，但是实在看不出他有什么理论水平。”郑德芳还对我说：“你是老造反派。”我说：“为什么！”她说：“你提的什么特权阶层，什么大民主，现在不是最吃香吗？”她还说：“你57年有一句话给我的印象最深，就是你说党的领导人发现自己有问题可以用走群众路线的办法解决，但是群众如果发现党的领导有问题又该怎么办。”她说：“现在我给你找到答案了，就是‘造反’。”不过，这些话，我们当时是当笑话说的，我们当时的根本想法就是觉得造反派是一片乱哄哄。当时到处出现的两派都是一派自称为造反派，而称另一派是保守派，上面又往往说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而照我们看来，就根本认为不知道他们造的什么反。……我们都认为造反派里什么人都有，许多人无非是为了争权夺利向上爬，一旦他们掌了权，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我曾说过：“我还是当我的右派吧，这样的革命派我当不了，也不想当。”
我当时看到地方上常有军队参加武斗，心里担心将来会不会出现“藩镇之乱”。
在1967年的时候，戚本禹曾在一次正式讲话中说过：“秦始皇搞焚书坑儒是对的，不如此不足以巩固政权。”我一方面讽刺戚本禹真不愧为最大胆的“青年历史学家”，一方面认为他的话完全是谬论，不合乎历史事实。因为秦始皇的政权并没有巩固，他开创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但是秦朝本身却是中国历史上最短的一个时代，到了汉朝，儒生又吃得开了。我认为戚本禹的话表明无产阶级司令部公然把文化大革命看成是“焚书坑儒”。我认为如果如此，那是达不到目的的。要巩固政权还得加强经济基础。历来造反的不见得就是读书人。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捣乱最厉害的也并不是“反动学术权威”，而是洪振海那类人。
四、关于文革时期的经济
1966年的时候，我曾经问过郑德芳，“你看这样搞法会不会经济上搞出问题来？”她说：“这次是搞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问题，对生产关系不会触动，因此对经济倒不会有什么影响。”1967年的时候，我又问她这个问题。她说：“那还用问，现在武斗乱成这个样子，火车都不通，经济上的挫折是肯定的，就是希望它不要像上一回（指三年困难时期）那样严重罢了。”
（当时还是文革初期，李慎之和郑德芳都不曾预料，这场运动持续了十年，给这个国家的经济带来了无法计算的破坏和灾难。）
五、关于文革中破旧立新
在对知识分子的问题上，我说过，过去总以为马列主义是真理。既然是真理，就是多数人可以掌握的。过去，我们想的是用马列主义的观点研究过去的文化遗产，使文化丰富起来。现在莫说那些纯粹的资产阶级学者，就是所谓马列主义的学者也几乎统统都作为反动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打倒了。……我过去还只觉得掌握马列主义研究学术很困难，现在看来，不但困难，而且根本没法研究。什么文史哲，统统是四旧，不但不知道怎么研究，而且研究出来也没有一点用处。毛主席过去号召研究各种学术，但是除了他一个人有这样的水平以外，谁能研究下去而不成为反动学术权威。我不知道中国今后还要不要学术研究，如果还要的话，真不知道怎么搞，谁能搞。
我把当时的批判看成只是“破”，看不到“立”。心里想，“破”是可以，将来“立”什么。我有时还觉得自己很真心诚意地想，究竟能立出什么样新的东西来。想来想去想不出，就认为许多东西，将来还得“复旧”。认为破来破去，只是打倒了一批老当权派。我从我的主观唯心主义出发，认为我不能想象将来怎样“立新”的东西，所进行的批判就说不服我。……我记得我曾向郑德芳说过：“报上批判复课不要复旧，但是不复旧怎样复课？”
六、文革对国际关系影响
对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国际意义，我们的估计也是极端反动的。……郑德芳在这一点上要比我更反动些。她认为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干脆要把资本主义国家的知识分子吓跑了。
……我对国际形势有反动的看法，认为中国孤立了……火烧英国代办处，当初被认为是“革命行动”，我则自始就认为是“破坏行动”……我说，总理过去总是强调要多交朋友，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1955年的万隆会议，费尽心力，打开一个局面，当时中国的国际关系很好，国际地位很高，现在强调要反对帝修反，毕竟也不能树敌太多。要反也只能一个一个地反，不能一起反。我确实认为当时中国的国际地位有孤立的危险。我认为在以极左面目出现的“革命派”中肯定有最危险阴险的阶级敌人……
关于越南，我曾对郑德芳讲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可能把胡老头和他底下的人吓得向右了。他们决不会愿意在自己国内搞一场文化大革命的……他们要是知道连韦国清这样的人都要挨打，他们还敢向中国学习搞文化大革命吗？
以上主要汇总了李慎之的交待材料中所涉及的六个方面问题，在他的交待材料中还有许多其他对文革的真知灼见，由于篇幅的关系不能一一列举。这两份材料仅反映了从1966年至1967年的情况，整整十年的动乱，“大戏”还在后面，争权夺利的“九大”、“9·13”林彪事件、批林批孔批周公、反击右倾翻案风，一场由领袖导演，一群倒行逆施的窃国大盗表演，全国人民遭殃的轰轰烈烈、史无前例的“大戏”，最终以“四人帮”倒台落幕。
1969年以后，我母亲和李叔叔都戴上了“现行反革命”的帽子，作为“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分别上了干校，他们没有机会再见面，一直到文革结束。
1978年，母亲的右派问题得到改正。新华社组织部把她的档案中的交代材料都还给了她，摞起来有一尺多高。往事不堪回首，母亲把这些材料全部销毁了，她没有想到，这同时也销毁了她对那段历史的记录。
感谢李叔叔，他比我母亲有远见，没有像我母亲那样销毁了这些材料，他为我们这些后人保留了那段时期的记录，现在看来尤为珍贵。这些记录再现了当时的历史，再现了他们当时的真实思想，还有些更深刻的东西李叔叔没有写，那是为了保护我母亲。用李叔叔的话说：“凡是按照当时流行的标准可以构成她（郑德芳）右派罪行的材料，我都不愿意写。现在事隔多年已全部忘光，当然可惜的是，也就因此失去了一些可以证明她当年的真知灼见的历史记录。”其实就眼前的这些材料，已经足以使我们更多地了解他们，了解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他们在那样恶劣的环境下，带着罪名，受着批判，还在关心着国家的前途和命运。这些当年的交待材料，是对我母亲和李叔叔最好的诠释，让我们对他们有了更多的敬佩和理解。
母亲常说她也属于“两头求真”的人，年轻时为寻求真理，寻求民主自由参加革命，参加中国共产党；到了晚年还在寻求真理，关注着民生、民权、民意和民主政治体制的改革。从这些材料我们得知，就是在他们被批挨整的中年时期，也从来没有停止过思考，其中很多重大的政治问题都被他们言中了，这是国家的灾难，民族的灾难，人民的灾难，中国共产党的灾难。
1981年６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1966年５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我常想：什么时候可以自由地说，言论无罪；什么时候可以自由地想，思想无罪；什么时候言论、思想无派别之分；什么时候不同的言论、思想之间，不再视同仇敌，那时国家才会有自信，人民才会有尊严，社会才会有进步，才会有真正的统一与和谐。
我以此文纪念已逝去的母亲郑德芳和李慎之叔叔。
（作者系北京汽车摩托车联合制造公司工程师，现已退休）
（责任编辑 李 晨）
陈独秀晚年对民主普适性的探讨·严迎春
关于陈独秀晚年的民主思想，论者甚众，以笔者之见，陈氏晚年最为强调的就是民主的普适性及资产阶级民主对社会主义的继承价值。当此普世价值争论激烈之际，回顾陈独秀对民主的思考，自不无意义。
一、民主的概念和类型
什么是民主？民主是具体的还是抽象的？只有一种还是有多种？这是了解陈独秀的民主思想首先要回答的问题。
关于民主是什么？陈独秀在早年（五四时期）和晚期，其实没有什么变化，即人民当家作主，或者说是多数人统治少数人。不过，与早年相比，晚年陈独秀更为强调民主价值的普适性和民主制度的继承性及其对社会主义的意义。
关于民主价值的普适性。陈独秀认为，“民主是自从古代希腊、罗马以至今天、明天、后天，每个时代被压迫的大众反抗少数特权阶层的旗帜。”民主“并非仅仅是某一特殊时代历史现象，并非仅仅是过了时的一定时代中资产阶级统治形式”，在社会主义社会也将继续存在。不同的只是无产阶级民主要比资产阶级民主更为广泛和具体。
关于民主制度的继承性。陈独秀先后提到了大众民主、无产阶级民主、近代民主、资产阶级民主、英美民主等几种类型。在《再论世界大势》（1942年4月19日）中，他还将有史以来的民主制列表如下：
1、上古世界：氏族社会民主制；
2、古代世界（希腊罗马）：大地主大巫军事首领的专职（城市市民的民主制）；
3、近代世界：封建诸侯及其末期的君主专制（资产阶级民主制）；
4、法西斯蒂专制；
5、无产阶级民主制以至全民民主制；
6、未来世界。
无论论及哪一种类型，陈独秀主要着眼点都在其具体制度上。他多次具体阐发以英美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的基本精神、制度和意义，认为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体现了民主的基本价值，有着很强的继承性和普适性，无产阶级民主应该加以继承和发扬。而以苏联为代表的无产阶级专政，在基本民主制度建设上乏善可陈，违背了民主制的基本精神，成为他晚年重点批评的对象。
二、关于资产阶级民主
以英美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是当时世界上最为悠久、最为成熟的民主制度。对资产阶级民主的思考是陈独秀晚年民主思想的重要内容。
与许多论者不同的是，陈独秀很重视对资产阶级民主具体制度的研究。在《给连根的信》（1940年7月30日）中，他明确概括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真实内容”为如下七条：“法院以外机关无捕人权，无参政权不纳税，非议会通过政府无征税权，政府之反对党有组织、言论、出版自由，工人有罢工权，农民有耕种土地权，思想宗教信仰自由。”在《给西流的信》（1940年9月）中，陈独秀又再次概括资产阶级“民主之基本内容”为以下三条：“法院外无捕人杀人权，政府反对党派公开存在，思想、出版、罢工、选举之自由权利等。”在这封信里，陈独秀还将英美民主制的内容概括为如下五条：“（一）议会选举由各党（政府反对党也在内）垄断其选举区，而各党仍须发布竞选的纲领及演说，以迎合选民要求，因选民毕竟最后还有投票权。开会时有相当的讨论争辩；（二）无法院命令不能捕人、杀人；（三）政府的反对党派甚至共产党公开存在；（四）思想、言论、出版相当自由；（五）罢工本身非犯罪行为。”陈独秀对资产阶级民主基本制度的研究影响很大。台湾著名民主人士雷震认为，“陈独秀晚年对于民主政治制度下了很精确而扼要的定义（《反对党之自由及如何保护》）。”
陈独秀认为，作为人类几个世纪奋斗的结果，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虽然主要是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但也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普通民众的利益，有着人民性和普适性的一面。因此，它不但为资产阶级所欢迎，也是无产阶级所乐意拥有的，而且无产阶级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实惠。作为无产阶级利益代表的无产阶级政权，应该继承和发扬资产阶级的民主，而绝对不应该将资产阶级的民主和资产阶级的统治一起打倒。这实际就否定了对于资产阶级民主的历史虚无主义，强调了民主价值的普适性、民主制度的继承性。
也是在这个意义上，他认为应该支持英美等民主国家反抗德意日等法西斯国家的战争，认为这是为保卫人类的民主成果而战；反对英美国内的工人阶级进行反战的运动，认为这只会帮助希特勒等法西斯势力，将使人类回复到黑暗的中世纪。当然，也是从上述观点出发，他认为斯大林领导的苏联违反了民主制的基本原则，甚至称之为“反动堡垒”。
三、对社会主义民主的思考
社会主义是陈独秀毕生的追求。对于社会主义如何实行民主，社会主义民主与资产阶级民主有什么不同，民主对于社会主义有何重要性，陈独秀进行了艰苦的理论思考。
一是民主的重要性。
陈独秀认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光有经济上的社会主义（指公有制），不是社会主义。他说：“无产政党若因反对资产阶级及资本主义，遂并民主主义而亦反对之，即令各国所谓无产阶级革命出现了，而没有民主制做官僚制之消毒素，也只是世界上出现了一些史大林（斯大林）式的官僚政权，残暴、贪污、虚伪、欺骗、腐化、堕落，决不能创造什么社会主义。”
因此，陈独秀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说法。他认为，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样东西，即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任何独裁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
二是民主的继承性。
陈独秀认为，就基本内容来说，无产阶级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没有什么分别。在《我的根本意见》（1940年11月28日）中，陈独秀明确指出，“无产阶级民主”不是一个空洞名词，其具体内容也和资产阶级民主同样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会、结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