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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倡说真话、走群众路线
从1957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的10年中，我国在政治上先后发生了1957年的整风与反右斗争扩大化以及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的反右倾运动。新闻媒体作为党的重要舆论工具，在整风运动中盲目鼓励大鸣大放，充当“引蛇出洞”的工具，新闻界自身也进行了反右派斗争，还在“大跃进”中推波助澜，大放卫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论调更是传媒宣传的重点。
自1946年发表《论人民的报纸》后，范长江担任过新华社、《解放日报》、《人民日报》的社长、总编辑等职务，解放后还曾调任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副署长，一直奋斗在新闻战线上；但自1952年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秘书长之后，就永远离开了他心爱的新闻工作岗位。不过，范长江没有停止他对新闻工作的思考。
1959年7月21日，也就是庐山会议上张闻天发言的同一天，范长江在上海华东医院住院时，写了他纪念邹韬奋逝世15周年的文章《为真理而斗争》，留下了他反思的心里话：
“我们的时代也有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在各项革命和建设中，永远有正确和错误，先进和落后的斗争。永远需要我们有献身真理的精神，勇敢地站在正确和先进方面，推动我们的事业前进。所以，在我们的社会中也要提倡敢想，敢说的共产主义风格，要反对贾桂的奴才思想，要提倡说真话。”
于友把这件事，当作范长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多次极左的政治运动之后，“恢复了他作为爱国民主人士和公共知识分子的本色”的一个证据注侣，认为：“晚年他提倡说真话和反对贾桂奴才思想，实质上就是反对专制和反对奴化。”的确，关于什么是真理、真话，有着不少的哲学讨论；但言论自由是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不受限制地发表自己的观点，其中很重要的就是发言人自己认为是真理、真话的内容。据曾经跟随范长江14年的司机回忆，50年代末，有一次范长江在高教部作报告，谈及浮夸风问题，十分气愤，说：“亩产上万斤不可靠。把十亩地的粮食都堆在一亩地上，连缝都没有了，也不会有这么高的产量。”散会后，司机对他说：“这么大的一个会，你这样说对你有影响没有？虽然群众欢迎，但是对你不利。”范长江回答：“我只能实事求是地说。”这就是范长江所说的“敢想，敢说的共产主义风格”，从中可见范长江坚持说真话的铮铮铁骨，也可见反对专制和反对奴化，能为实现言论自由创造重要的前提条件。
两年后的1961年，范长江还写下《记者工作随想》，大胆地就自己最熟悉的新闻宣传工作提出了见解：“我认为，一个记者的最基本的锻炼就是群众观点的锻炼……记者应该活动在群众中，他是人民群众中间的一个活动家，了解群众的动态，思想感情，熟悉群众的生活和问题，知道什么是群众懂的，什么是不懂的……只要我们能在群众中扎下根，同群众有着广泛的联系，了解他们的生活和斗争，了解他们的思想和感情，那么就可以根据人民群众的要求和愿望去理解中央的方针政策，这样做大致上是不会错的。就是错一次。也不要动摇，因为这条路是正确的。”他还鼓舞记者们说：“做新闻记者，一定要翻很多跟斗，翻跟斗不要怕，只要方向对头了，翻一次跟斗也就能提高一步。与群众的联系也会更密切起来。领导也有糊涂的时候，领导糊涂的时候，群众是清楚的。如果和群众有密切联系，你就心中有底，不至于像赌钱一样，跟别人押宝，别人输了，你也跟着输了。”
在毛泽东片面对待社会主义时期的新闻自由，夸大思想文化领域的阶级斗争，将争取新闻自由看作是“秀才造反”、“修正主义”的时候；在林彪等人通过报纸大造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的时候；在有的人成了进行口诛笔伐的斗士，有的人成了打棍子、扣帽子的专家，新闻事业内部矛盾人为地进一步加剧的时候；在一些正直的新闻工作者的思想观念经过一番“洗礼”，不敢讲真话，人人自危的时候；在多数新闻工作者违背基本的新闻规律，以“假、大、空”的新闻报道代替真实的事实报道的时候；在很多新闻学研究者不得不放弃自己的观点，人云亦云，甚至成为“阶级斗争工具论”的捍卫者的时候，范长江作出了自己的独立思考。
回顾范长江对言论自由的论述和实践，可以发现：他虽在不同历史时期提出不太一致的主张，但贯穿始终、经久不变的是他对人民的感情：从主张“人民没有政权的国家，前途不会是光明的”，到因为坚持“以中国大多数人的意见为意见”而离开《大公报》；从在《论人民的报纸》中谈到的“依照人民的意志，什么自由都有”，到这里提出的紧密联系群众和不盲从领导的主张。甚至在自己已遭到陷害的时候，他还坚持尊重群众的意见。1966年6月，范长江被科协造反派“揪”了出来，大字报到处都是，他还要去科委。司机说：“你别去，那儿群众对你意见太大了。”范长江却说：“群众越有意见越是要去，躲着群众不对，要解决矛盾。搞革命不要怕，让群众出出气，他们的气就消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范长江被宣布停止职务。他在60年代公开发表的几十首诗词都被说成是“黑诗”。他在30年代报章上写下的数百万字新闻作品，更很快成为他百口莫辩的“罪证”。他最初十分相信自己完全是可以说清楚的，甚至主动将历史材料送到审查者手里，于是把自己从30年代保留下来的宝贵的数十本日记、笔记等都交上去。范长江1941年在香港《华商报》写过一篇回顾抗战历史的连载长文《祖国十年》，因日军侵占香港没有全文发表，解放后一位朋友将这篇旧稿交还给他。文革开始后范长江重新翻阅这篇旧文，发现其中有“蒋委员长领导抗战”一类的行文，心里担心容易引起他人“误会”，曾想“烧了算了”，但是经过一番思想斗争，还是决定要襟怀坦白，于是将保存了十多年的文稿原封不动地交了出去。他没有想到，他提交的这些材料都反过来加重了自己的“罪名”。
范长江的儿子范东生说：“父亲的一生主要做过两件事：一是在革命和战争年代当记者并参与创建新中国的新闻事业；二是在建设时期主持科协工作，倡导推动新时代的科学与文明。他前后从事的这两种职业，有着内在一致的联系——崇尚理性和客观性，尊重事实，恪守责任，追求真理。也许是这种职业习惯，也许是他天生豪爽直率的性格，他无法忍受那些戴着政治光环却十分龌龊低级的污蔑与谎言。虽然他有过‘坦白从严’的教训，他仍然决定坦荡而真实地写出自己过去曲折漫长的生活经历，并公之于众。他拿出确凿的历史证据——保留多年的毛主席、周总理写给他的亲笔信，证明《中国的西北角》和《塞上行》当年是得到毛泽东主席亲自肯定的。我们当时怀着惊奇和兴奋的心情，睁大眼睛看着这些珍贵历史资料，开始相信父亲是受了冤枉的。我们几个孩子帮助父亲将他的自述抄成洋洋万言的大字报张贴出来。也许，在当时那种疯狂的环境气氛中，很少有人像他那样不识时务——那样毫无愧色地为自己公开辩护。”这时的范长江，是作为一个合法的公民和知识分子，在以公开的答辩的方式，维护自己最后的尊严，维护包括说自己认为是真实的话在内的各种正当的基本人身权利。
“文革”中范长江遭遇到严重迫害，经长期关押，这位“愿意终身为新闻事业努力的人”，在1970年冬含冤而亡。
晏阳初与卢作孚·苟翠屏
晏阳初和卢作孚是20世纪享誉中国乃至世界的杰出人物，一个是毛泽东1938年在延安评价的“以宗教家的精神努力平教运动，深致敬佩”的平民教育家，一个是毛泽东在50年代初将其与张之洞、张謇、范旭东并列，誉为发展我国民族工业不能忘记的四位实业家之一，搞交通运输的“中国船王”。他们在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中与梁漱溟一道并称为“乡建三杰”。思想上的相通，人格上的相敬，作风上的相似，使晏阳初和卢作孚不仅成为事业上相互支持和帮助的同志，而且成为终身不渝的至友。
一
晏阳初与卢作孚都是四川人。晏阳初，1890年出生于四川省巴中县的一个世代书香之家。在塾师兼乡医的父亲的教育下，自幼受到儒家文化的熏陶。受传教士的影响，谙习时势的父亲在晏阳初13岁时就把他送到几百里之外的保宁府（今阆中县）基督教内地会创办l的西学堂接受新学，从此踏上了在他乡异国的艰难求学之路。1916年，晏阳初远涉重洋，考入美国耶鲁大学，研习政治学。留学期间，他切身感受到美国教育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也深刻认识到中国的贫穷与落后，立下了“教育救国”的信念。1918至1919年，晏阳初在法国战场劳工营为华工服务。在与华工朝夕相处中，他感受到华工不识字的痛苦，同时也发现劳工们不但勤劳朴实，而且有着非凡的热忱与智慧，只是他们没有受教育的机会，才陷入贫困与无知。于是他在华工营中试办起识字班。四个月的教学，居然使工友们能读报，会记账，会写简单的家信，其精神面貌也发生了巨大变化，表现出极大的爱国热情和求知欲望。晏阳初深受启发。他说：“我在法国开办华工识字班，表面上看是我在教育他们，实际上是他们教育了我。”他认为华工营就是中国社会的缩影。“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没有高素质的国民，哪来强大的国家。国内文盲众多，这些文盲是潜力巨大的“脑矿”，需要广泛的平民教育来开发这巨大的“脑矿”，唤醒民众，进而拯救国家。他下定决心，回国以后，“一切高官厚禄，视之若屐，惟致予毕生之力于平民教育，一息尚存矢志不渝。”
1920年夏，晏阳初在获得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后回到祖国，即以上海基督教青年会为依托开展平民识字运动，号召“除文盲、做新民”。1923年8月，成立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总会（下简称“平教会”），作为向全国推行平民教育的总机关，晏阳初出任总干事。起初，平教会的识字扫盲工作重点在城市。到20年代中期，全国大部分省市都成立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分会，华北、华中、华东、华南的大都市先后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扫除文盲的识字运动，成为20年代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壮举。
在城市平民教育取得成绩之后，晏阳初又把目光投向农村，他认为，中国向来以农立国，80％以上的人口居住在乡间，农村才是中国社会的基础与重心。而农民又患有“愚、穷、弱、私”四大病害，要改造中国必先改造农村。1926年，平教会在河北定县开启了乡村教育实验的先河。在实验过程中，晏阳初逐步认识到“仅教农民认识文字，取得求知识的工具，而不能使他们有使用这套工具的机会，对于农民是没有直接效用的。在乡村办教育如不去干建设工作，是没有用的。在农村办教育，固然是重要的，可是破产的农村，非同时谋整个建设不可。不进行建设的教育是要落空的，是无补于中国农村社会的。”于是，决定把定县乡村教育扩大为乡村建设实验，“希望通过实验找到建设中国农村并使农村现代化（非西方化——原注）的最好方法和技术”。
晏阳初号召知识分子“走出象牙塔，住进泥巴屋”，将自己的爱国情怀报国之志转化为用自己所学的科学知识投身于改造农村社会，解除农民疾苦的实际行动。1929年，晏阳初带着他的美国妻子和4个孩子由北平迁居定县。在他的带领与影响下，一大批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包括一些著名的留学归国博士、硕士、大学校长，他们抛却城市优越的生活和工作环境，将妻挈子，扎根于贫穷落后的定县乡村，展开了大规模的旨在“培育国本，振兴民族”的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实验。一时间，“博士下乡”成为美谈。
在定县实验中，晏阳初所倡导的文艺、生计、卫生、公民四大教育内容与学校式、社会式、家庭式三大教育方式，以及科学简单化、农业科学化，乡村教育与农村社会问题综合治理的措施与方法，受到农民的欢迎。经过几年的努力，定县实验取得了很大成绩，在国内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到定县参观考察的人络绎不绝。美国著名新闻记者埃德加·斯诺1933年10月到定县参观访问后撰文称赞定县的工作是“很具戏剧性并且证明是最重要的生活改造工作。这是除苏俄之外，其他任何地方所未见过的”。卢作孚也曾派人到定县参观学习。
晏阳初曾说，卢作孚“是没有进过大学而靠自己努力成功的一人”。卢作孚，1893年出生于四川省合川县一个小商贩之家。自幼好学，天资聪颖，因家境贫寒，小学毕业就被迫辍学。他自学成才，做过中学教师，当过记者，26岁就担任了《川报》报社社长兼总编。卢作孚少年时期即怀救国之志，年仅17岁就加入了同盟会，为推翻清王朝而奔走呼号。以后又积极投身“五四”运动，从“五四”运动中他看到了民众的力量和国家的希望。他认识到要救国必须唤起民众，要使民众觉悟，必须广开教育。几乎与晏阳初同时，卢作孚开始了教育救国的实践。
1921年，卢作孚在四川泸州担任永宁道尹公署教育科长时，即开展以民众为中心的通俗教育与新教育试验，影响全川。但因四川军阀混战，川南新教育实验被迫中止。1924年，卢作孚又到成都创办通俗教育馆，继续推进民众教育。然而红火了一阵，又蹈川南教育实验的覆辙。这些实验都是依靠军阀势力的支持，很快就因为政局更替而夭折，使卢作孚深感“纷乱的政治不可依凭”，必须寻找新的出路。他苦苦思索，并到上海等地考察，通过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分析，他认为要解决中国内忧外患的根本出路在于“促使中国完成现代化的物质建设和现代化的社会组织。此在中国应成一种极其鲜明的运动，分析起来，第一是产业运动，第二是交通运动，第三是文化运动，第四是国防运动”，使国家强大起来。怎样才能使国家强大呢？首先要兴办实业。他决定办一两桩事业或经营一两处地方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实验场所，找出方法为实现国家现代化作参考。
1925年秋，卢作孚弃学从商，回到合川，创办了民生实业公司，设想以办轮船航运发展交通作为现代化的前驱。这是卢作孚第一个现代化建设的试验场，他确定的公司宗旨是“服务社会，便利人群，开发产业，富强国家”。经过十多年的苦心经营，到抗战前夕，民生公司已成为长江最大的航运企业。
当晏阳初、梁漱溟等在华北掀起乡村建设热潮的时候，卢作孚也在自己的家乡积极谋划乡村建设。1927年春，卢作孚到重庆北碚出任江（北）、巴（县）、璧（山）、合（川）嘉陵江三峡峡防团务局局长。这本来只是一个清理匪患、维护治安的职位，但是，却为卢作孚提供了又一个进行社会改革，实现“理想社会”的实验场所。他借此机会，在清剿匪患的基础上，在峡区开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综合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为特点的乡村建设实验。目的是“要赶陕将这一个乡村现代化起来”，以供“小至于乡村，大至于国家的经营参考”。
经过短短几年的建设，北碚由歹徒横行的偏僻乡场，变成了充满现代化气息的城镇，成为与定县、邹平齐名的乡村建设实验区。“北碚”这个名字“三年即闻名于全川，四年即闻名于全国，抗战时期它甚至于闻名于世界”。著名民主人士杜重远1931年春参观北碚之后称北碚“昔称野蛮之地，今变文化之乡”。1936年，黄炎培在游览了北碚所写的游记中说，以前“北碚”二字“在地图上找遍四川全省也找不到。可是到了现在，北碚两字誉满天下，几乎说到四川，别的地名很少知道，就知道北碚。与其说是因地灵而人杰，还不如说因人杰而地灵吧。”1931年5月24日的北碚《嘉陵江日报》载文称：“国内外人士讲评，全中国有三大干净的地方：一个是定县，一个是济南；一个便是北碚。”这三大干净地方都是乡村建设实验区，这里所指的“干净”不仅是清洁卫生，更指这些地区充满着生机与活力，正如一位记者参观北碚所感觉到的“处处透露着新生的光芒”。
晏阳初和卢作孚这两位四川同乡，虽然他们的成长经历不同，所受的教育不同，但是，他们拯救国家和民族的共同理想，为实现理想而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是相通的。正如晏阳初参观了北碚建设后所说的那样：“北碚有卢作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