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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部达到“眼界高，思想深，口气大”境界的著作，是哈罗德？布鲁姆（HaroldBloom）的《西方正典》。作者曾任哈佛大学讲座教授，后任耶鲁大学及纽约大学讲座教授。所谓“正典”，本有“宗教法规”、“传世之作”、“经典”等义。布鲁姆选择西方历史上26位伟大的──他认定为伟大的──作家的作品，谓之“西方正典”，进行评论、串讲、赏析。莎士比亚在本书中成了其余一切正典的标尺：“莎士比亚是一个独特的案例，在他面前，先人前辈们无不矮了一截”，而莎士比亚的后人们则无一不在莎士比亚的巨大影响之下。莎士比亚是整个西方文学的核心，“他已经变成他之前和之后所有作家的试金石”。那么后人们怎样才能确立自己的地位、使自己的作品也成为正典呢？答案是对莎士比亚的某种“疏异性”（strangeness），这是文学作品赢得正典地位的原创性指标之一。
《私人阅读史》第二部分 江晓原：我的30年私人阅读史片段（6）
幻想：从电影到小说
最近三四年来，我观看了数百部美国的、欧洲的以及在美国影响下的日本、韩国、中国香港等地的科幻电影。在这数百部科幻电影中，我注意到一个令人惊奇的现象，那就是——所有这些电影中所幻想的未来世界，清一色都是暗μ？而悲惨的。
而在科幻小说中，儒勒？凡尔纳在19世纪后期创作的那些作品中，对于未来世界的信心，很快就被另一种挥之不去的忧虑所取代，在想象和展望中，人类的未来不再是美好的了。在近几十年大量幻想未来世界的西方电影和小说中，未来世界根本没有光明，总是蛮荒、黑暗、荒诞、虚幻、核灾难、大瘟疫？？？？未来世界常见的主题不外是资源耗竭、惊天浩劫、科学狂人、专制社会等等。这些作品中的科学技术，也几乎清一色都不再是绝对美好的了——不是被科学狂人或坏人利用，就是其自身给人类带来灾祸。
进入20世纪，当乌托邦思想逐步式微，只剩下“理论研究价值”的时候，“反乌托邦”传统出现了。“反乌托邦”向上可以与先前的乌托邦思想有形式上的衔接，向下可以表达当代一些普遍的恐惧和焦虑，横向还可以直接与社会现实挂钩。而且，正是在这个“反乌托邦”传统中，幻想电影开始加入进来。
1920年，前苏联作家尤金？扎米亚京写了“反乌托邦”三部曲中的第一部《我们》。小说假想了千年之后的“联众国”，高度专制极权。作品在苏联被禁止出版，1924年首次在美国以英文出版，结果扎米亚京被批判、“封口”，后来流亡国外，客死巴黎。
1932年，赫胥黎写了“反乌托邦”三部曲中的第二部：《美丽新世界》，从对现代化的担忧出发，营造了另一个“反乌托邦”。
1948年，乔治？奥威尔写了幻想小说《一九八四》，表达了他对未来可能的专制社会（很大程度上以前苏联为蓝本）的恐惧和忧虑，成为“反乌托邦”作品中的经典。“反乌托邦”三部曲中数此书名头最大。到了1984年，根据小说《一九八四》改编的同名电影问世，为“反乌托邦”文艺之苑又添一部经典。
在“反乌托邦”小说谱系中，最新的重要作品应该提到加拿大女作家玛格丽特？阿特武德2003年的小说《羚羊与秧鸡》。在这部小说的未来世界中，生物工程似乎成为唯一的科学技术。所有的疾病都可以被消灭，但是制造药品的大公司为了让人们继续购买药品，不惜研制出病毒并暗中传播。文学艺术已经遭到空前的鄙视，只有生物工程成为天之骄子。最后病毒在全世界各处同时爆发，所有的人类在短短几天内死亡。
《基地》系列科幻小说，包括：“前传”：《基地前奏》上下、《迈向基地》上下；“正传”：《基地》、《基地与帝国》、《第二基地》；“后传”：《基地边缘》上下、《基地与地球》上下。中译本共11册。美国著名科幻作家、科普作家艾萨克？阿西莫夫著。《基地》系列第一部写于1941年，最后一部写于1992年，时间跨度长达半个世纪。讲述一个名叫谢顿的人，发明了一种“心理史学”，可以预测人类社会未来的盛衰。于是谢顿建立了两个基地，秘密为帝国的崩溃和重建作准备——他要让中间这段黑暗时期从三万年缩短为一千年。故事的场景被设定在一个遥远的未来，那时人类已经遍布银河系中的可居住行星，而日暮途穷的“银河帝国”已经有着两万多年的历史。
《私人阅读史》第三部分 毛尖：从手读本到电子书（1）
《基地》史诗般的故事结构宏大，气象万千，是《罗马帝国衰亡史》触发了阿西莫夫的灵感，让一部帝国盛衰史在银河系遥远未来的时空中全新搬演。作品中出现了大量很有深度的思考或猜测。对于这些思考或猜测，谓之杞人忧天固无不可，谓之留给子孙后代的精神财富亦无不可。因为这是对人类未来命运的思考。
桥梁：科学和人文
乔治？萨顿（GeorgeA。L。Sarton）号称“科学史之父”，确实是当之无愧的，因为科学史在他手中，终于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萨顿的科学史，不是那种只知道简单地为科学歌功颂德的科学史，也不是那种只充当促使人们如何更加热爱科学的教育工具。萨顿的科学史，是要作为沟通科学与人文的桥梁。萨顿认为：“科学的进步已经使大多数的科学家越来越远地偏离了他们的内心，远离了他们的天国，而去研究更专门和更带有技术性的问题，研究的深度日益增加而其范围却日益缩小。从广泛的意义说来，相当多的科学家已不再是科学家了，而成了技术专家和工程师，或者成了行政官员、实际操作者，以及精明能干、善于赚钱的人。？？？？在旧人文主义者同科学家之间只有一座桥梁，那就是科学史，建造这座桥梁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要文化需要。”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呼唤。
1962年，当蕾切尔？卡é？用她的《寂静的春天》（SilentSpring）一书，来强烈警告地球容忍污染的极限时，不啻“旷野中的一声呼喊”（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对此书的评价）。全球范围的环境保护运动，可以说就是发端于此书。之后六年，著名的“罗马俱乐部”成立（1968年）。之后十年，罗马俱乐部出版第一部报告，题目就是《增长的极限》（TheLimitstoGrowth，1972年）。环境保护和“有限地球”的观念，由此日益深入人心，最终汇成全球性的运动。
在中国，最初我们曾经认为，“环境污染”那是资本主义国家才有的问题，和我们毫无关系。后来我们当然被现实所教育，知道这是？？也避免不了的问题，而且有些资本主义国家在这方面已经走在我们前面了。但是，我们中的许多人还想当然地将环境保护问题理解成一个科学技术问题。以为只要进一步发展治理污染的技术，就可以逐步解决问题。那种“先发展致富，再治理污染”的想法，很大程度上也是依赖上述信念的。但是事实上，今天的环境保护问题，首先不是一个科学技术问题，甚至几乎就不是科学技术问题。
我们中间的许多人，至今仍将科学作为无条件崇拜的对象。然而在尼尔？波兹曼（NeilPostman）1982年出版的《童年的消逝》，1985年出版《娱乐至死》，1992年出版《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构成他著名的“媒介批判三部曲”，在他看来，科学当然不能、也不应该扮演上帝的角色，技术则更是善恶并陈，经常介于天使与魔鬼之间。
按照波兹曼的论证，事情就是从电报发明的那一天开始，出现了本质上的变化——从此我们就进入了被信息垃圾包围的岁月，而电视和互联网又使得这一状况变本加厉。他在书中用了一段别出心裁的比喻来形容“技术垄断文化”的表现：
祷告可以用青霉素替代；认祖归宗可以用迁移搬家替代；阅读可以用看电视替代；受约束的困境可以用立竿见影的满足替代；罪孽感可以用心理治疗替代；政治意识形态可以用受欢ó？的魅力替代；甚至弗洛伊德所谓痛苦的死亡之谜也可以找到技术来替代。
波兹曼将人类文化分成三种类型：一、“工具使用文化”，持续时间是从古代到中世纪，在他心目中，这种文化似乎最令人满意。二、“技术统治文化”，大致从16世纪开始，一直持续到如今，这种文化已经不太好，但还勉强可以接受。而到了“技术垄断文化”，则使他痛心疾首，深恶痛绝了。在“技术垄断文化”中，技术是赢家，文化是输家，所以会出现“文化向技术投降”。
说实话，我虽然早已经不看电视，不看网上新闻——原因可以这么说：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不是信息不够，而是信息过剩，所以当务之急是寻求合适的信息过滤机制。只看报刊杂志来了解新闻，就是我在无奈之下选择的信息过滤机制，因为纸媒中的垃圾成分比网络上少。但在接触波兹曼的媒介批判思想之前，我并未深入思考过这方面的问题，更未曾将科学技术的发展与现代传播的意义联系起来考虑（至于现代传播使用科学技术手段这类表面上的联系，在这里并无意义）。我觉得，真所谓“条条大路通罗马”，无论是从传播学，还是从科学文化、科学哲学、科学史，思考到深处，都会殊途同归，最终都会到达“科学技术是否发展得太快了”这个问题面前。因为这个问题是涉及到某种终极的价值判断的。
许多学工程技术出身的人，一事当前，总是只想到用技术去解决问题，却往往不先思考：这个问题值不值得解决？解决了会不会生出更大的问题？会不会得不偿失？等等。科学只能教人怎样做事，人文才能教人怎样做人。一个人来到社会，要想达到他的理想，成就他的事业，那对他来说，如何做人的学问永远比如何做事的学问更重要。所以，如果你不满足于终身只当一个匠人，而想成为自己的主人，那你就必须要有人文。
《私人阅读史》第三部分 毛尖：从手读本到电子书（2）
毛尖毛尖，浙江宁波人，20世纪70年代生人，现任教于华东师范大学对外汉语系。著有《非常罪非常美——毛尖电影笔记》，《当世界向右的时候》，《慢慢微笑——毛尖自选集》，《没有你不行，有你也不行——毛尖文化生活笔记》等，译有《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
1。《我的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连环？？），高尔基著，傅骏、王申生、贝家骧绘？？，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1
2。《福尔摩斯探案集》，柯南道尔著，群众出版社，1980
3。《简爱》，夏洛蒂？勃朗特著，祝庆英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
4。《外国现代派作品选》，袁可嘉等选编，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
5。《美的历程》，李泽厚著，文物出版社，1981
6。《世界电影史》，乔治？萨杜尔著，徐昭、胡承伟译，中国电影出版社，1982
7。《荒诞派戏剧选》，萨缪尔？贝克特、尤金？尤涅斯库、让？日奈著，施咸荣、高行健等译，外国文学出版社，1983
8。《麦田里的守望者》，塞林格著，施咸荣译，漓江出版社，1983
9。《百年孤独》，马尔克斯著，黄锦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
10。《沈从文文集》，沈从文著，花城出版社，1984
11。《传奇》、《流言》，张爱玲著，上海书店出版社，1985
12。《朦胧诗选》，阎月君、高岩、梁云、顾芳编选，春风文艺出版社，1985
13。《梦的解析》，弗洛伊德著，赖其万、符传孝译，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
14。《日瓦戈医生》，帕斯特尔纳克著，力冈、冀刚译，漓江出版社，1986
15。《探索小说集》，程德培、吴亮选评，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
16。《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米兰？昆德à？著，韩少功、韩刚译，作家出版社，1987
17。《北方的河》，张承志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7
18。《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马克斯？韦伯著，于晓等译，三联书店，1987
19。《一九八四》，奥威尔著，？？乐山译，花城出版社，1988
20。《包法利夫人》，福楼拜著，###吾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
21。《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本雅明著，张旭东、魏文生译，三联书店，1989
22。《父与子》（连环漫？？），埃？奥？卜劳恩著，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
23。《挪威的é？林》，村上春树著，林少华译，漓江出版社，1989
24。《追忆似水年华》，马塞尔？普鲁斯特著，桂裕芳、周克希等译，译林出版社，1990
25。《反抗绝望》，汪晖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26。《潜流与漩涡》，王晓明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27。《王朔文集》，王朔著，华艺出版社，1991
28。《恶之花，巴黎的忧郁》，波德莱尔著，钱春琦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
29。《金庸全集》，金庸著，三联书店，1994
30。《神圣回忆》，蔡翔著，东方出版中心，1998
我是1970年出生的，可能是年龄的原因，一些非经典的普罗读物在我的阅读经历里占很大份量，例如小人书，像《保密局的枪声》，把电影？？面剪？？下来的小人书，我特别喜欢看，这也培养了我们后来爱看电影的习惯。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成长过程中，小人书扮演了家长缺席时的一种启蒙读物。
印象特别深的是《红楼梦》，还有高尔基的《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三部曲，另外是《西游记》和《三国演义》。直到现在，我家里还留着《三国演义》的小人书。
《私人阅读史》第三部分 毛尖：从手读本到电子书（3）
从“手读本”开始的阅读史
第一次看长篇小说，是从一本缺头缺尾缺页的手读本开始的。那是上世纪80年代初，小学三四年级时候。和我同桌的是个留级生，因为每次考试需要我的D？助，所以总会千方百计地搞一些稀罕的东西来贿赂我。那一次，他把一个包得严严实实的东西递给我，用颤抖又得意的语气说：“手3？本。”那是本地地道道的手3？本，已经被太多的人看过，我至今不知道它的标题是什么，但天然地意识到那是本“黄色读物”。多年以后，我在书店里看到被印刷得很精美的我们那一代的手3？本，比如《第二次握手》，根本无法重历当年的激烈心跳，那实在是一些平常小说。
然而，在我们的少年时代，光是“抚摸”这样一个词，就足以让我们呼吸急促。《简？爱》能在上世纪80年代如此风靡，和小说题目中的那个“爱”字是大有关系的，那时候，“爱”是不能轻易说出口的。书籍的匮乏让我们对所有能到手的读物都非常珍惜，我还记得，上世纪70年代初，凭票供应《基督山伯爵》，爸爸的一个朋友从北京来，带了一套给我们，那套礼物之贵重，可以从我们当晚的伙食看出来：杀了一只老母鸡，买了一条大黄鱼。
《基督山伯爵》后来成了我们家的“钻石”，很多人来借，白天刚还来，晚上又出门了。那时外国文学刚开始公开发行，书一上架，就卖完了。当时的阵势只有后来我们上中学时，读金庸和梁羽生的日子才重新出现过。
那时文史哲总是“三位一体”
上世纪80年代“读书热”。我还在宁波读小学、中学，我姐那时读大学，我也跟风去买一些书，包括《诗意的栖居》、《存在与虚无》、《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等等，但是基本不看，就是看大概也看不懂。不过很奇怪，虽然从来没看过，却也觉得好像理解了似的，那些名词，存在、虚无、诗意、栖居，总觉得特别对胃口，那个年代的氛围就是这样。
当时，文学作品其实承担了文史哲的综合功能。比如说我们看《荒诞派戏剧选》，把荒诞派挂在嘴上，觉得其中特别有人生哲学，所以好像也是真的，并不是非要把《存在和虚无》打开来看啊。
我现在仍然非常喜欢看的一个类别，就是侦探小说和间谍小说。记得上世纪80年代我特别喜欢看《福尔摩斯探案集》，直到现在还保留着，电视上播放“福尔摩斯”也总是百看不厌。还有一个“手3？本”，叫《一只绣花鞋》，也是这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