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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君伟：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邮政编码210097）
魏尔甘斯
胡小跃
11月3日，法国龚古尔学院秘书长迪迪埃·德库安在巴黎的特鲁昂饭店宣布，原籍比利时的法国作家弗朗索瓦·魏尔甘斯的《在母亲家的三天》，在最后一轮投票中，以6票比4票击败乌勒贝克的《一座岛屿的可能性》，获得了2005年的龚古尔奖。
他几乎成了文坛的笑料
提起魏尔甘斯，法国人都知道。此人得过文学大奖，拍过电影，在文化界有点名气。但不知道怎么搞的，他七八年没出书了。没出书不等于没动静，其实他每年都搞出很大的动静。从2000年开始，他就说要出一本小说，书名都想好了，叫做《在母亲家的三天》，写一个五十多岁的作家，意志消沉，看破红尘，回到了阔别多年的老家，看望年老寡居的母亲。他在小时候住过的房间里翻寻旧日的物品，往事历历浮现在眼前，母亲的坚强和乐观使他恢复了对生活的信心。
由于他早年写过一本关于父亲的小说《弗兰兹和弗朗索瓦》，获得了空前的成功，所以读者都在等待这本写母亲的书。但到了9月，书并没有如约出版。其实，他此时连一行字都没有写，不是不想写，而是写不下去。他原先想七、八两个月来个突击，一天写它十六个小时。谁知根本不可能，一点灵感都没有。第二年，出版商奥利维埃又来催稿，他干脆躲着不见，最后无处可藏了，便在《解放报》发表了一个声明，说他今年不打算写小说了，但会出一本小册子《就说我不在》。奥利维埃一看就知道是什么意思，放过了他，独自伤心去了。2002年，魏尔甘斯又说今年一定要把《在母亲家的三天》写出来了，结果还是没有影子。2003年夏天，他对奥利维埃发了毒誓，奥利维埃高兴坏了，让负责新书宣传的外联部主任给各媒体寄去了小说的内容简介，并附上了如下文字：“亲爱的朋友们，格拉塞出版社荣幸地告诉你们，魏尔甘斯的新小说《在母亲家的三天》即将出版。”
信是7月9日寄出的，但当拉丁区的树叶都掉光时，魏尔甘斯还没有交稿。2004年，魏尔甘斯故伎重演，在一本文学杂志上表示，《在母亲家的三天》今年秋天肯定要出版。但此时，听多了“狼来了”的故事，读者和传媒已经不信了，反而拿这件事来取笑，“魏尔甘斯的许诺”都差点要成为法语新词，增补进法语辞典中了。果然，到了秋天，奥利维埃再次感到了伤心和失望。但魏尔甘斯并不是专门跟奥利维埃过不去，他的言而无信是早有“前科”：1987年，他就答应把小说《我是作家》交伽里玛出版社出版，该社还在《世界报》头版登了广告，但魏尔甘斯直到两年后才交稿；1993年，他又答应另一个出版商9月份交一本叫做《兔子》的书稿，但这本书至今未见影子。魏尔甘斯的出尔反尔把许多人都搞糊涂了，也闹出了不少笑话。有一次，他碰到一个评论家，那个给他谈起了他说要出但还没有交稿的小说，“我还没来得及读你的书，但我已经买了。”
前车之鉴啊！今年夏天，奥利维埃决定不再理睬魏尔甘斯，尽管魏尔甘斯说7月27日要交稿。他去外地度假了，轮到魏尔甘斯愤愤不平了，说现在的出版商真是没有一点事业心和良心，他们出去避暑了，作者却像牛马一样干活。
一本难产的小说
说句良心话，魏尔甘斯并不是存心耍出版商和读者，其实这五年来，他一直在很努力地写，每天晚上（他只在晚上工作）都在逼自己写，只是写不出来而已。他常常一连七八个小时坐在书桌前思考，手里拿着笔，无意识地翻辞典、喝饮料，给朋友或他的四个姐妹发传真。他在纸上乱涂乱写，写一些与他要写的书无关的文字，就是写不出人们所期待的那本书。他曾去买了一批酸奶，发誓在酸奶过期之前要把书写完。但到了酸奶过期的时候，书仍然没有进展，于是，他后悔当初没有买保质期更长的沙丁鱼罐头。
据他自己说，他“卡壳”的原因在于外界的误解，大家都以为《在母亲家的三天》是写母亲的，并且期望他写一本关于他母亲的书，正如他早年写父亲那样。但根据他的初衷，这本书是写一个看破红尘、精神压抑的年轻人的，书中的母亲只是引出故事的一个配角。读者的期望和自己的初衷形成了矛盾，给他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使他不知所措。这时，有人猜测说，他也许是想等母亲去世后才写，因为书中的一些内容他不想让母亲读到。他母亲已经九十一岁了，听到传闻，也催儿子快写，她的想法倒是跟别人不一样，她说：“儿子，这么多年了，你得出一本书了，否则别人还以为你死了。”
别人倒不会以为他死了，只是他的钱用得差不多了，出版商预支的版税早就用完了，再不出书就要挨饿了。他自己也承认说，最近几年，法院的执行员来得一点也不比出版商少。不过，最后促使他完成这本书的，竟是一个意想不到的因素。1969年，二十七岁的魏尔甘斯违反父命，悄悄地写了一本小说，叫《莎乐美》，写完后就锁在了抽屉里，不敢拿出来，因为同为作家的父亲不希望他搞文学创作，而是让他去拍电影。这本书稿在抽屉里一躺就是三十多年，去年，魏尔甘斯的另一个书商莱奥去他家看他，发现了那部书稿，便提议出版。但如果众人没等到《在母亲家的三天》，却等来了他几十年前的“处女作”，他不被别人骂死才怪呢！
说来也怪，《莎乐美》竟触动了他的灵感，他开始不停地写，原先的许多记录和片段都用上了。他有做记录的习惯，尽管当初记录的时候不知道这些文字以后将用在哪里。有时，他写着写着，发现这一段几年前写过，便到废纸堆里去找，但往往以找不到而告终，只得重写。而且每章都修改五六次。在两个月中，他瘦了九公斤。“我的瘦身方法就是写作，”他自嘲地说，“今年夏天，我没有时间刮脸，也没有时间吃东西。我用文字来填肚子了。” 他整天都把自己关在书房里，构思、修改、撕毁、重新开始，怀疑、希望、抛弃。稿子最后是一章一章寄给出版社的，还经常收回去。奥利维埃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他知道那个家伙在书稿付印的最后一刻都有可能要回稿子，推倒重写。当书终于进了印刷厂开印时，魏尔甘斯说他有一种出狱的感觉，又像是在度蜜月一般。
魏尔甘斯从1973年出版处女作《小丑》开始，至今已经三十多年，尽管这些年他获得了不少文学大奖，但作品的数量并不多。他很看不起当代文坛上的一些快枪手，说“文学创作是不能订货的。它是烈酒，需要从原料中过滤、蒸发、发酵、成熟。看看现在的作者，我觉得他们出得太多了。我的诊断是‘太草率’。人们以为写作很容易，好像键盘比我更聪明似的。好的文字是不会自动流出来的”。
三个弗朗索瓦“套中套”
《在母亲家的三天》终于在千呼万唤中、在人们已经等得失望的时候出版了，而且不是单独出版，它是跟《莎乐美》一起出版的。两部小说，同一个作者，创作的时间相距三十六年，却同时出版，这在法国出版史上无疑是绝无仅有的。对此，作者并非没有压力：要是《莎乐美》比《在母亲家的三天》更畅销、更受读者欢迎，那该怎么办？要知道，写《在母亲家的三天》的魏尔甘斯完全可以当写《莎乐美》的魏尔甘斯的父亲。不过老魏尔甘斯现在可以放心了，因为《在母亲家的三天》得了法国最大的文学奖。只是，小说的内容与大家想像的很不一样，它在一定程度上成了如何写《在母亲家的三天》以及写得如何艰难的书。小说的主人公也是个作家，名字跟魏尔甘斯相仿，叫弗朗索瓦·韦耶格拉夫，娶了一个叫做黛尔菲娜的女人，他们有两个女儿一个叫佐埃，一个叫沃格兰德，还有四个姐妹。韦耶格拉夫所写的小说也叫《在母亲家的三天》，书中的主人公叫做弗朗索瓦·格拉芬贝格，妻子叫达芙内，两个女儿一个叫克洛埃，一个叫西耶格兰德。而在现实生活中，魏尔甘斯也确实有两个女儿，四个姐妹，她们的名字也和书中相应的人物名字相仿。这种俄罗斯套娃式的写作方式曾见于十八世纪的法国小说，魏尔甘斯用这种方式把人物和事件真真假假地混在一起，三个弗朗索瓦难分难辨，但无疑就是魏尔甘斯本人的写照。弗朗索瓦见人就谈自己马上就要写的小说，说的时间比写的时间还多。他答应住在普罗旺斯的母亲，写完书后就去看她，跟她过圣诞节，但他老是写不下去，老是犹豫不决：是从跳华尔兹写起还是从加拿大旅行写起？他老是核对日期，查找词源，回忆过去的旅行和爱情艳遇。他计划多多，书还没动手写，却已经在考虑书出版后该怎么应付传媒。他在写关于苏格拉底和舞蹈的文章，写二战期间的爱情小说，写火山，关于笛卡儿和贝多芬的论文；他做运动，整理书房，喝蔬菜汁和绿茶，看望朋友，他还写情诗，然后用传真发给几个女孩。只是这本叫做《在母亲家的三天》小说总是没有进展。而且这时传来了母亲住院的消息他和四个姐妹被紧急召唤到母亲床头。他发现母亲真是个坚强的女人，她热爱生活，不喜欢“别人替她思想”。他真的在母亲家待了三天，回去后写完了那部“难产”的小说。
借了乌勒贝克的光
尽管魏尔甘斯是老作家了，但他今年获得龚古尔奖，还是让人有些惊讶，因为他的竞争对手太厉害了。今年法国的秋季文坛只有一个新闻，那就是关于乌勒贝克的新闻。乌勒贝克的确太强大了，他的《一个岛屿的可能性》还没有出版，就有三十多个国家购买了版权。但乌勒贝克太“猖狂”，许多人不喜欢他。一些明眼人早就预感到龚古尔奖的评委们不会把奖给他，以示自己公正和独立，同时，他们也不想惹事，因为有多少人喜欢乌勒贝克，就有多少人骂乌勒贝克。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讲，魏尔甘斯得奖还是有点“渔翁得利”因素。
不过，《在母亲家的三天》也的确是一部不错的小说，它同时入围本年度的另两个大奖——菲米娜奖和十二月奖。小说以娴熟的笔法和幽默的文字展示了作者与作品的复杂关系，并把它上升到哲学的高度角度来思考：“我们都有一些东西要完成，但我们却不断地推迟完成的时间，自己又不知道为什么。在这一点上，我希望我的这本书是带有普遍意义的。”作者在书中用回忆、断章和哲理思考，触及了当代社会的许多问题——爱情、金钱、自恋、死亡、忧郁、压抑……塑造了一群可爱的女性形象，如充满活力的母亲、宽容的妻子、五个单纯的姐妹和两个可爱的女儿，她们安慰着着那个因创作而痛苦、困兽般焦虑的作家。众多媒体盛赞这本书，但也有人不满，说这本人们期待已久的小说是在缺乏写作能力和愿望的情况下硬写出来的东西，是一个大杂烩，堆积了一些离题万里的废话，其文学质量远远不能与作者早年的《弗兰兹和弗朗索瓦》相比。但对作者来说，重要的他现在找回了写作的乐趣和创作的愿望，他说他现在正在写“一本没有主题的书，没有母亲，也没有父亲，是拿破仑第三时期的一个爱情故事”。但愿他不要再让人们等上七八年。
有关资料：
《在母亲家的三天》第一个句子：
昨晚，黛尔菲娜对我说了一句：“你让大家都感到害怕了”，给一场差点扫了大家的兴的谈话画上了句号。
最关键的句子：
妈妈，好多年了，我一直在想我的小说下个星期就能完成，小说印刷的时候我就有时间去看你了。
最有趣的句子：
大家都以为书中的那位母亲就是你。有朝一日，要是我写一本关于石头的书，他们也会问我那块石头是否就是我。
魏尔甘斯生平：
1941年8月生于比利时，父亲为天主教作家。
1960年在法国《电影手册》编辑部任评论员。
1967年，拍摄第一部长片《阿琳娜》。
1970年，把瓦格纳的《特里斯丹和伊瑟》搬上了布鲁塞尔的舞台。
1973年，在法国伽里玛出版社出版处女作《小丑》，获罗杰·尼米埃奖。
1979年，拍摄电影《肉色》。
1984年，出版《梅杜萨之筏》。
1986年，出版《一个婴儿的生活》。
1989年，出版《我是作家》。
1992年，出版《拳击手的疯狂》获勒诺多文学奖。
1997年，出版《弗兰兹和弗朗索瓦》，获法国语言大奖。
2005年，出版《在母亲家的三天》和《莎乐美》，前者获龚古尔奖。
美国总有一天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阿根廷］丽塔·吉贝特 著 尹承东 译
阿根廷女作家丽塔·吉贝特出版了《七作家》一书，广泛介绍她采访拉丁美洲著名作家聂鲁达、奥克塔维奥·帕斯、阿斯图里亚斯、加布雷拉·因方特、科塔萨尔和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情况。作家对加西亚·马尔克斯采访的最后一部分是在纽约进行的，此处摘取了这次重要采访的一个片段。
问：您住在欧洲和拉丁美洲，为什么不住在纽约？
答：我不住在纽约是因为受到签证的限制。1960年我曾以拉丁社记者的身份住在这个城市。当时尽管我没有从事任何与记者身份（搜集新闻和发消息）不符的事情，但在我离开纽约去墨西哥的时候，还是收交了我的居留证并且把我列入了黑名单。没办法，我只好每两三年重新申请一次签证，但每次都是没有任何理由地被拒绝了。现在美国给了我多次进出签证。我想过去那种情况更多的是个官僚主义问题。作为城市，20世纪的纽约既出类拔萃又有点怪诞，因此它最终就变成了对一个人的生活限制：不能到这儿来，哪怕是每年只待一个星期。但是我认为在这个城市居住神经也难以承受，我感到太压抑了。美国是一个了不起的国家，因为一个能建设像纽约这样雄伟壮观的城市——这和政府及国家制度没有任何关系——的人民是无所不能的。我认为美国人民将会进行一次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而且会进行得很好。
问：《百年孤独》的成功怎样影响了你的个人生活？我记得你在巴塞罗那对我说：“我厌倦了是加西亚·马尔克斯。”
答：《百年孤独》的成功改变了我的生活。我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人们问我在这部著作出版前后我的生活有什么不同，我对他们说：“这本书出版之后，差不多总是又多了400个人围绕着我。”就是说，以前我只是跟朋友们交往，现在又增加了一大帮人要见我，要跟我交谈，其中包括新闻记者、大学生和读者。真是怪事……许多许多读者没有兴趣提问题，只是想谈《百年孤独》。这颇有恭维之嫌。这样的事一个接一个的来，加在一起就给一个人的生活带来麻烦。我很愿意满足所有人的愿望，但是没这个可能，所以我不得不做些小动作……
对吗？比如说，我说要到另一个城市去，实际上只是换一个饭店。这种事是女明星们干的，我向来对此嗤之以鼻。我不愿意扮演女明星的角色，我对那种形象讨厌透顶。此外，欺骗别人故意躲开他们，还有某种道德问题，良心问题……但是我要安排我的生活，有一个时候我甚至不得不说谎话了。我把这种情况归结成一句话，这句话比你说的那句话还要粗鲁：“我这个加西亚·马尔克斯真他妈的倒霉透了。”
问：这种树大招风的现象，是不是说人一出了名，大家就一味地来吹捧讨好你了？
答：对，我看就是这么回事。但是，困难的是在实际生活中你怎么来对付这种现象。我不仅要对付那些读过《百年孤独》的人以及他们对《百年孤独》的评价（我听到的高谈阔论太多了），而且还要对付《百年孤独》给我带来的声誉造成的麻烦。我的著作给我带来的名声，似乎使我更像是歌星和电影演员，而不是作家。这一切就是最后把事情弄得越来越玄乎，甚至在我身上发生类似下面这样的怪事。自从我在巴兰基亚的报社里值夜班工作开始，我跟那里的出租汽车司机都是好朋友，因为我经常跟停车在对面人行道上的司机一块去喝咖啡。许多人至今仍在开出租，他们拉我时，不想收钱。但是，有一天，有一个出租车司机显然不认识我，他把我送到家我要付钱时，他非常神秘地对我说：“知道吗？加西亚·马尔克斯就住在这儿。”我问他：“你怎么知道？”他答道：“我经常送他回家。”看到了吗，事情走向了它的反面，狗咬起了自己的尾巴。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