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舵是由舵叶和舵轴组成的，舵叶是一片平金属板；舵轴是一根粗大的钢轴杆，舵叶便装置在它的上面——舵轴经由特制的孔道通进船身，用一套设备使它与操纵轴相连接。舵轴转动时，便使舵叶也跟着转动。当船只在航行时，舵叶如果偏离船只的直径平面，那便可以使船只拐弯，使船只回航。
秋天时候，每一根舵轴是用三个搁架架好而放置起来的，后来，不知是谁抽出某一根舵轮下面中间的一个搁架。只用前后两个搁架，结果是不行的，这样，这根舵轴的中部便有点儿弯了。校正轴杆和舵轴的工作，即使在平时条件之下也是一件相当复杂的事情，这需要熟练技工在特别车床上来进行的。可是现在，厂里既没有技工，也没有那种车床。
和波尼卡罗夫斯基商议了之后，我们决定用手工来校正舵轴。这样便须将舵轴烧热，然后用大槌把它敲直。舵轴的长度使这件工作发生了困难。在那间破烂的的锻铁车间里没有一口锻铁炉是可以容得下这根舵轴的。这样便须临时造一个锻铁炉来：我们挖了一个深坑，在里面放满了煤，还从锻铁风箱里接来一根管子。我们把舵轴的弯曲部分放在火焰上面。当这一部分烧红时，我们便轮流用大槌在弯曲的部位上槌敲。猎艇上的全体人员都参加了这项工作。
当我们认为弯曲的地方已经敲直了的时候，便将舵扛到艇边去，想把它装上去。但是，舵轴不能通进艇身上的孔道；因为弯曲的地方虽然用眼睛已看不出，却仍旧还有弯曲。为了确定弯曲的地方，我们用白粉涂在舵轴上，再将它往孔道里装一次。在有弯曲的地方，便将白粉擦掉。于是，我们又把舵抗到锻铁车间，一切又从头开始。
这样的操作，我们反复作了三次，但弯曲仍还存在着。我们开始对舵轴作第四次热处理的时候，在工厂厂基范围之内的什么地方有炮弹爆炸；接着便传来了值日员的叫声：“开始炮击！大家都进防空洞和防空壕去！”
“那末舵怎么办呢？”贝莱伊问道。于是全体水兵都转过身来看着我。
别洛波克坚决地说道：“现在不能跑开。假如让它留在锻铁炉里，那就会烧过时候，金属结构会发生变化的。假如放在锻铁炉旁边，那末又会造成另一个弯曲。”
就是别洛波克不这样说，我也明白这一点的；但是，我当时不能马上决定让大家去冒生命的危险。
“用两个人拿槌，开始把舵杆敲直，余下的人在墙边卧下。”
加夫里洛夫和贝莱伊狠狠地把槌子敲打在烧红的金属上。打了十下之后，由波路艾克多夫和叶尔马柯夫来接替了他们。近处有一颗炮弹爆炸，弹片像雹子一样纷纷打在墙壁上。波路艾克多夫咒骂了好一阵，狠狠地打上了第一槌。叶尔马柯夫打了十二槌之后便不能再举起铁槌，气喘吁吁地坐在地上。波路艾克多夫仍还在打着，他咬紧牙关继续咒骂着。我接替了叶尔马柯夫。我的两臂不一会就麻木了，背上满是汗水。又打了几下，耳朵里便嗡嗡响起来，眼睛前面火星乱飞。不知是谁从我手里夺下了槌子。我记得，槌子又打在金属上的敲击声是无止境地与炮弹的爆裂声交替着。到了黄昏时分，炮击停止了，于是我们将这根该死的舵轴拖到艇边。但是，它仍然装不进去……
贝莱伊和波路艾克多夫请求在夜间继续工作。我准许他们，并且自己也留着不走。夜间三点钟，别洛波克和斯列波夫参加进来。我们把精疲力尽但是仍旧不肯走的贝莱伊和波路艾克多夫赶走，要他们去休息。早晨七点钟，全体人员又集合起来，重新开始工作。我们已记不清将这根舵轴从锻铁车间到艇旁来回搬了多少次。
这一天，我们只在舵轴加热的时候休息。我们有的坐在地上，有的躺在地上，有的靠在墙上，浸沉在短时间的忘却中，直等到守候加热的贝莱伊和别洛波克高声把我们叫醒的时候。我们用尽了最后一点力气，每一个人能够敲打的次数是愈来愈少了。我们将槌子抡起了四、五下之后，便精疲力尽，混身是汗，东倒西歪地离开了锻铁炉。然而，在这个火坑三公尺以外的地方，便是零下三十度的严寒在猖獗着。被汗浸湿的衣服便变成不能弯曲的冰甲了。
我知道，在肉体这样紧张之下，不管要想早日完成工作的愿望有多强，我们至多也只能够再维持一个昼夜，这以后，这种精神性的紧张是会衰退的。于是我问自己道：“以后怎么办呢，伊戈尔？”
幸而在第二天夜将尽时，当我们精疲力尽地将舵轴再抬到艇边去时，它居然装上去了。这使我们所有的人都松了一口气。我们就像听到号令一样，全都躺在猎艇旁边的泥地上，马上感到了一种不可形容的疲惫。
别洛波克承认，他已经有这样的想法了：假如这一次轴杆还不能装上去，那末我们一定永远没法把它装好了。
“修校的方法实在太原始了。想不到竟搞成功了，艇长同志，这真是出乎意外……”
“我也在怀疑，”波路艾克多夫接上去说。
“不过我相信，我们一定可以敲直，把它装上去的。”叶尔马柯夫这样说。
“我们也并不是不相信，不过有点怀疑，你明白吗？我们公开承认了这一点，也不算耻辱。往后我们再不要怀疑了。”别洛波克接替波路艾克多夫和他自己辩解道。
“巴维尔·阿基莫维奇，这话不错，”我支持感到不好意思的别洛波克，接着便吩咐大家都去休息。
但是波路艾克多夫留着不走。他自愿要用锉子把舵轴上的槌痕锉平。若要舵轴在轴承里转动自如，就必须具有平滑的柱形的表面。
下一阶段的工作须从装配桨轴开始。现在，主要的的敌人便是寒冷的。为了能迅速而正确地装配好桨轴路线，，把这些轴杆装上原来的位置，并且装牢螺旋桨，那便得用赤手来工作。可是，手只要和金属相接触，每一次都脱了一些皮。手掌就像被火烧了那样地作痛，螺栓、螺帽、工具，全都不能拿了。
我们那批水兵是怎样的英雄好汉呀！没有叫苦，没有怨言。提前把自己的老家——猎艇收拾好，这一个目的全把大家吸引住了。这些人甚至还能分出一些精力来开开玩笑。
“谢辽沙，假如鼻子碰在铁上，那会怎么呢？”斯米尔诺夫这样问叶尔马柯夫。
“你试试看好了，”叶尔马柯夫回答道，“不过我有点担心，碰过治病你怎么还能在好姑娘们中间走运。鼻子使一张脸都变红了，她们会当你是个酒鬼。”
技术委员会把我们的修缮工作评为“优等”。这样，就更增加了我对水兵们的感谢。我竭力想奖励他们一下。但是怎么奖励呢，用什么来奖励呢？
我将全体人员召集在会议室里。周围的人都是面容枯槁，长满胡须，眼睛全凹进去了，颧骨像是三角板似的在羊皮纸似的皮肤下面凸出来。这时候，我对他们感到特别的亲近，就像是兄弟和一个家庭里的孩子似的。我真想对他们说几句特别温暖、特别亲切的话，但是我说不出来，我只是简单地祝贺他们提前完成了修缮工作。
我答应他们，再过不了几天我们就可以重新在海上和敌人面对面地抗争，可以为列宁格勒居民们的苦难而报仇了。
“我们为苏维埃联盟服务！”水兵们这样叫着，回答我的话。
我再度打量了一下这些兴奋的涂满油污的脸庞，接着便提议来举行一个小小的庆祝宴会。
“别洛波克，您的吉它呢？”
“马上拿来！”接着他就消失在舱口里了。
“斯列波夫！你烧开水怕是老手了吧，你曾经用开水把冰都浇化了，现在你该浇浇我们了……”
当大家又聚在一起，当别洛波克的冻伤了的手上响起吉它的声音的时候，我从口袋里掏出了我的紧急备用品——一罐浓缩咖啡，几条巧克力糖和一份从补充食物包裹里省下来的薄面包。
别洛波克的下颚颤动起来，吉它的声音中断了。斯列波夫惊异地眨着眼睛。
叶尔马柯夫高兴地叫起来：“这可了不得！”
许多冻伤的、发肿的、染满油污、油漆和煤烟的手，举起了盛着开水的杯子。
“为了我们的猎艇干杯！为了我们今年的战争胜利而干杯！”
“为了胜利而干杯！”
“为了我们苏维埃人民而干杯！”
“为了斯大林而干杯！”
在这间寒冷的会议室里，长时间响着笑声、歌声和吉它的伴奏声。
第十一章 战友们
回到营房以后，水兵们中间展开了学会若干种专业的竞赛。他们每一个都希望能在战斗的最困难关头接替别人的工作。其他几艘猎艇的人员也都加入了竞赛。这一极好的创举的收获，超过了我们的意料。电气技术员叶尔马柯夫成了一个不错的炮手，在必要时并且还可以代替波路艾克多夫管理马达。杰出的信号员斯列波夫已成为一个同样杰出的大炮瞄准手，他还可以胜任愉快地代替斯米尔诺夫掌舵，或是作一点不很复杂的航海测算。斯米尔诺夫除了掌握信号作业之外，更学会了投弹作业。其余的人也都一样。这还不算，每一个人还都学会了精确地装置机关枪，并且能够作瞄准射击。我们满怀信心，失去任何一个人都不会削弱猎艇的的力量，或使猎艇处于没有防御力量的状态。
冬季将尽时，在港湾街上修好了一所公共浴室。的确，在这所浴室的全部设备之中现在还只恢复了个别部分；但这也算是一种成绩了。
在浴室里，窗子都钉上了三合板，微弱的光线从几小块勉强残留在窗格上的玻璃中透进来。我没有脱去衣服，穿着军大衣戴着帽子，穿过了这间冷冰冰的、阴森的屋子。全体人员几乎全都聚集在蒸汽浴室里，虽然这一间与浴室并没有多大的区别。根据从前的回忆，大家都像过去一样以为蒸汽浴室是公共浴室中最温暖的地方。但是，蒸汽室里的温度未必超过摄氏六度或八度。
我所以记起了浴室，那是因为从浴室起我们开始显著地转入到有温暖、有生命的生活了。我们开始有较多的面包、有较强的光线了。人们的脸上越来越多地露出愉快的笑容。
削瘦的、面色惨白的、穿着熏黑了的短大衣的列宁格勒居民们，从冻透了的房屋里走到生趣 然的阳光中。不能动弹的那些人则由邻居或是志愿救护队的女队员们抬到街上。凡是拿得起破冰椎和铲子的人，都从事街道和庭院的清扫工作，把雪、冰、污泥都清除掉，这件工作使这个城市防止了传染病的流行，使人们回复了生命，恢复了力量。
我们这一分队的水兵和军官也出动参加城市的清洁工作。这一工作令人愉快，令人产生一种满意的感情。最初清扫出来的一小块砌石马路吸引了一大群旁观者；我们像着了魔一样瞧着砌石道上的石块和一窄条一窄条的湿土。
我们的猎艇上的人员有了一点变动。加入几个新人：炮击班长阿列克山大·弗罗洛夫接替了在冬季防御战中便离去了的马留丁，投弹班班长米哈伊尔·朱伊柯夫，投弹员邦吉列·奥斯达宾柯，无线电班班长维克多·雷巴柯夫。这几个全都是服务过三、四年的老水兵，在保卫汉哥半岛时积累了许多战斗经验。
从我见到贝莱伊那天起到现在，他已大大地改变了，他现在已是水兵长，他的位置则由斯米尔诺夫接充。斯列波夫已替代伊凡诺夫充任了第一信号员。可是伊凡诺夫倒并不感到不快，并且也不想调到旁的猎艇上去。别洛波克已获得了少尉的职位。阿塞也夫、阿莫辛、波柯夫、我，以及本队其余许多军官，也都升了一级。
从第一天起，弗罗洛夫、朱伊柯夫、奥斯达宾柯和雷巴柯夫便加入了猎艇的生活，他们很正确地掌握了猎艇生活的节拍和特性；不论是我们，不论是他们都觉得我们并不是初识，而是一同工作了很久似的。
弗罗洛夫是一个结实的西伯利亚人，任何工作在他手里都是干得很起劲的。无论是做木工、油漆、做钳工，连接绞索、训练部属，他都同样熟练在行。他非常熟悉大炮和射击规则，简直挑不出他的错处来。弗罗洛夫的本行是技术工人，因此他能不假思索地便了解任何任务的要点，在完成任务时又能想出又简单又新颖的方法，使工作加快，使质量提高。他的机警的黑眼睛老是闪着热情的、快乐的光芒，没有一个问题可以使他惊慌失措。
朱伊柯夫正好是与活泼好动的弗罗洛夫相反。他走路也是慢慢地，一步一顿地；在回答问话之前他先要将正面反面全称一称份量，他说起话来是井井有条的，令人信服的。在臂力和手劲上，只有别洛波克可以和他比一比。朱伊柯夫的教育虽然受得不够，但是，他的钻研心和高度的天生的机敏，把这一个缺点很好地弥补过来。
奥斯达宾柯比他的班长几乎要高出半公尺。别人总看见他在干工作；忽儿在拆卸和装置机关枪，仔细地将机枪的全部配件擦干净，加上油；忽儿在给某一个同志的鞋子钉鞋底；忽儿又在修理那些永远在“闹脾气”的汽油炉。他的脸上老是露出亲切的、谦逊的微笑。他喜欢论辨，喜欢把自己的主张坚持到有人用确实的论证将他顶得无话可说的时候为止。
雷巴柯夫是我们的“舰上知识分子”，他的无线电员的灵敏感觉，他的在发报键上工作时几乎看不出在动的手腕，是受舰艇的勤务规则所保护的；舰艇勤务规则是禁止使用无线电员从事舰艇工作的。雷巴柯夫曾受过完全中学的教育，他的未服军役时的职业是电气技术员。因此，他在无线电室里就觉得像在家里一样。他又是一个老党员，还当过政治副指导员，所以，他很快地和艇上任何一个水兵都很相投，并且能用短短几句臂喻，便说明了猎艇当前任务的政治意义。他善于使人激动，使人兴奋。
雷巴柯夫、弗罗洛夫、朱伊柯夫和奥斯达宾柯来了之后，党员人数便占了全体人员的三分之一，其余三分之二则是青年团员。在第一次本猎艇党小组会上，全体一致推选雷巴柯夫当党小组长；这样，别洛波克便在开玩笑时叫他为“我们的政委”了。
在艇上只有雷巴柯夫和别洛波克是结过婚的，他们很快地便接近起来。他们对于艺术有共同的爱好，这也是促使他们互相接近的原因。雷巴柯夫很有诗人的天才，有时侯，他在别洛波克的吉它伴奏之下很巧妙地朗诵诗歌。
四月二十四日，我们全体人员都到了艇上，进行下水的最后准备。
我指派我的助理艇长、刚派到我艇上来的候补上尉瓦冈诺夫指挥艇上工作；我自己带着一部分人员上仓库去领取必需的装备。
突然之间，空袭警报声响了起来。法西斯匪徒的飞机从高空突入了市区并且投下了炸弹。这是一次具有特别任务的空袭，是专门来袭击舰艇和船场的；因此，有一部分炸弹投落在我们的工厂的厂址之内。一霎时之间，四处布满了浓烟，火焰飞腾起来，四面传来了叫喊声。停放猎艇的地区的上空挂着一团浓厚的烟雾。
我充满了一种不幸的预感，赶紧从仓库赶到停放猎艇的堤岸边去。我跑着，追过了抬着担架的救护队人员。迎面便遇到了第一批受伤的人。他们催促救护员说：“那边还有受重伤的。”……所谓“那边”，指的就是我们那几艘猎艇停放的场地。
看见受伤的吉莫菲也夫，我差一点要哭出来。他被炸断了一只手。伊凡诺夫在救护吉莫菲也夫，他用一条带子牢牢地缚在打断了的残肢上。伊凡诺夫的手指也在淌血。
“艇长同志，您瞧……我没有手了，给炸断了。”吉莫菲也夫这样说。
我叫住了抬着担架的救护员，把吉莫菲也夫放在担架上，命令跑步把他送到包扎站。伊凡诺夫跟在担架旁边跑着，把炸断的手指按在胸前。他一面跑着一面向我高声叫喊，告诉我有一个轮机员受了重伤，助理艇长炸死了。
瓦冈诺夫躺在不远地方，伤在脸上和颈上。水兵们将候补上尉搬上担架，我再向前跑去。
斯克里亚罗夫躺在猎艇旁边轻轻呻吟着。他的两腿都被炸断，在骨盘部位可以看见出血的伤口。
“听见的，艇长同志……请您扶我起来……”
他显然还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呢。炸弹的愈来愈近的呼啸迫使我紧靠着伤者。紧跟着一阵轰然的爆炸声在我们身上堆起了一个沙堆，同时，四围尽是弹片在乱飞。有一块弹片在落下时打中我的手臂，这条手臂当时便麻木了。
斯克里亚罗夫呻吟着说：“艇长同志……请您帮我站起来好了……”
“马上走，斯克里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