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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凭什么要惩罚他而不是惩罚我？”（病号监的条件总是比别的号子要好得多）干部回答：“我这不是惩罚，我是在调整号子。”说完就把人给带走了。这人就是唯一支持我打第二下的那位。人一走，我这厢突然就悲从中来，失声痛哭。一边哭一边叫人把我抬到号子门边，坐在地上我隔着专用来递饭菜的风门口大声喊起来：“报告干部！报告干部！……”似乎是郁积了两年多的一种强烈的悲愤之情控制了我，我差不多已经忘了保外就医这档子事，豁出去要跟干部们较量一回的模样。
那个干部当然不会再理我，倒是医生过来了：“喊什么喊什么嘛？”
我说：“我几天没吃饭了。不喊没人理我，请别人喊别人就被提出病号监，所以从今往后我都要自己喊。”
“你干吗不吃东西？”
“我吃不下！你没看见这号子里吃的是什么吗？”
“那你想吃什么？”——意思是你做了犯人难道还想吃什么好东西不成？
“鸡鸭鱼肉，你有吗？”——我说得理直气壮斩钉截铁。
此后每天至少两次，我就坐在门边地上扯着嗓子喊报告。喊到第六天，预审处的处长来了。
一进来他就开门见山：“说说看，你到底想要什么？”
“我活了二十六岁，坐了两年半的牢，又断了腿病在这里。原先还想回家看看，现在已经什么都不想要了。”
“你这是有抵触情绪，承认不承认？我这还没给你上纲上线……”
我打断了他的话，“不承认我也没办法。”… 他又追问一句：“你不怕？”你要上纲上线
我回答：“不是不怕，是没办法！”
听完这话后他二话不说转身就走了。过了一会干部来把我转到了楼下劳动号，我知道事情至此已经有望。没想到在劳动号又呆了三天，后来知道是因为一时没有找到我的家人。一我父亲被“疏散下放”到乡下，回城请求解决问题成了“倒流人员”，是不太好找。那三天我当然还是一口没敢吃。
终于回到了家里。所谓家，是一间八乎米的阁楼。瓦顶裸露，向一边倾斜，低处人站不直。楼板也坑坑洼洼，摆不平一张床（需垫砖块）。这是我妹妹的住处，当时我们家只有她一人有城市户口。尽管如此，毕竟是家居所在，一块桌布就已经使我感到了家的温馨。亲朋好友很快就被惊动了，没多久小屋子里就挤满了人。
我妹妹自告奋勇去郊区一家工厂找我那隔墙相守多年的女朋友，也就是我现在的妻子。单边二十公里路程，现在看来不能算远。但那时公交不正常，不一定能赶上车。我妹妹后来告诉我，去的时候还好，乘车乘了十几公里，又走了几公里。回来就不行了，根本见不到公车的影子。所以她们是走回来的。我妹妹又补充说：“她一路的小跑，我只得跟着跑，跟还跟不上，可把我给累死了！”
到晚上八九点钟，她来了。一进门兴高采烈地一挥手，一个我非常熟悉的姿势。接下来满屋子好像只剩下了她的一双眼睛，当然当然，那只是我一个人的感觉。亲朋好友们见此状自然是很快就告辞了，我妹妹也说去朋友家借宿。留我俩单独相处了两个小时。午夜十二点，她说她要回家，明天一卑再来。我没有挽留，那年
头一个女孩在外过夜会惹很多麻烦，而再晚一些路上也不太安全。’ 她一走，我立即睡着了。就那么平躺着，一夜没有翻身，身体的每一部分好像都放在了一个合适的位置，十分十分地妥帖。再加上一夜无梦，我这个人似乎有那么几个小时根本就不存在了。到清晨六点，醒了。这一醒就是全醒，没有残留任何睡意。内心只觉清虚空明，一片宁静。于是想到：原来幸福就是这样一种宁静啊！
紧接着又想起麦哲伦当年环球航行的故事。在南美洲过麦哲伦海峡（当然是后来命的名），遇大风暴。九死一生地闯过来了，风暴平息之际进人了一个新的大洋，眼前只见一片阳光一片开阔一片宁静。麦哲伦于是当即把这个新大洋命名为太平洋。
白老头
白老头是个有信仰的人。
他信教，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解放前曾任上海圣芳济学校的校长，解放后基本上都在坐牢。先是从上海作为反动教会人土被押送来贵州服了十年刑。刑满后被劳改农场“留用”。那时候刑满释放后仍被认为是“劳改释放犯”，也不会有什么“单位”接收。所以“留用”是个一举两得的政策，一方面是给刑满人员安排了工作，另一方面则是便于对他们继续进行控制和改造。白老头“留用”没多久，赶上“三年自然灾害”，据说台湾那面蒋介石认为“反攻大陆”的时机已成熟，大陆上的“阶级敌人”则“欢欣鼓舞，蠢蠢欲动”。白老头被认为是“欢欣鼓舞，蠢蠢欲动”者之一，于是又被抓进看守所关押审查。这一审查就没完没了了，到我1972年遇见他时，无人间无人理的“审查”已“进行”了八年多的时间。
我是先闻其名后见其人的。还在郊区看守所时，我所在的号子里有人生病住进监狱医院，在那里碰见了从市看守所来住院的白老头。回来后赞不绝口，一个劲地向我“推荐”：“你该去见见这个人，真有学问！物理学家，年轻时留学法国。你想想，坐船经马六甲海峡进印度洋到大西洋！对了，他年轻时还是个优秀的足球队员哩！”看得出我们号子里的那位已经佩服得五体投地，连马六甲海峡都沾了光。
我第一次装病绝食，有一半原因就是想到医院去见白老头这个人。
果然如愿以偿。我住进了监狱医院，白老头也还没有出院。只是一开始的一周左右时间我被隔离在一个小病房里，不得与大病房的病人接触，其中当然包括了白老头。我之被隔离，不是因为患了传染病，而是因为送我来住院的预审员认为我表现恶劣（绝食是一种可以上纲上线的行为），要求院方这样做以示惩戒。院方其实没那么多耐烦心来教育我，病房一紧张就把我并到大病房去了。于是与白老头有了二十多天的近距离接触。
实际上在小病房时我就已多次向他挥手致意，他也每次都回应了我。要认出他并不难。我那位同号子的哥们早就对我描述过他的体貌特征。一米七五左右的个子（在南方人中算高的），身材显得瘦削修长。穿一身英国呢料的黑色西服，满头银发上戴着一顶同样呢料的黑色八角帽，与西服配成一套。这样的穿着在当时是罕见的，何况他身上还透着一种特别的气质。
我那位哥们还告诉过我，白老头为人很谦和，愿意与年轻人交往。由于他说普通话，牢里的年轻人就都按北方的习惯直呼他为白老头（我们那里称老头为老者），他也不以为忤，总是回答得嘎崩脆。待到我和他见面之后，我也就沿袭了这一称呼，没有刻意地改为白老师之类尊称。不过那时候老师二字也不像现在叫得这样随便（是个老家伙就叫他一声老师），总是要真的有教有学才能以师生相称。按说我倒是有理由叫白老头为白老师的，因为那二十天他确实于不经意间给我开了一门课。——讲解基督教的《圣经》。
每天吃完晚饭，他和我就会在院子里并排散步，那就是我们的上课时间。那是一个不大的长方形院子，大约只有三十米长，五米宽。所以我们的散步总是直线走到头然后转身往回走，不兜圈子。我们的课也是这种风格。从《创世记》讲起，直线行进，没有任何枝枝蔓蔓的闲话。人狱前我是读过《圣经》的，不过我只是把它当作一种文化经典来读，与白老头眼中的“圣经”当然会有些距离。我原先理解为寓言的，白老头都认为是事实，信与不信之间不免会发生冲撞。但白老头并不急于向我传教，他尊重我的理解，就把《圣经》作为一部典籍来讲。那态度完全是一个知识分子的态度。
可惜时间太短，《出埃及记》还没讲完，我就出院回监了。我很遗憾，白老头好像比我更遗憾。后来我有机会碰上当时同病房的一个年轻人，他告诉我：“你走后白老头有半个月吃不’下饭。”我懂得白老头当时的心情。给我讲解《圣经》给他带来了很大的精神满足。每次我一提问，他就会两眼发亮，兴奋地说：“你瞧你瞧，我正要给你讲这个问题。”苦难中的人，这种精神满足尤为珍稀。与食物短缺造成的饥饿一个样，坐牢人对精神和感情层面的交流也有很强烈的渴求，并且特别敏感。这种敏感会导致脆弱，我自己在同号子的一个比较谈得来的朋友出狱之后，就曾病了好几天。旧俄时代的民粹党人薇娜·妃格念尔说，当她在狱中喂养的一只麻雀死掉时，她曾伤心地大哭了一场。说完还特别补充说，与她很亲的舅舅的死讯传来时，她却只感到淡淡的悲哀。
事实上，我回到看守所后也曾梦见过白老头，有一次梦见他去世了，我竟从梦中哭醒过来。
说起来我和白老头还真是有缘，居然在狱中又得重逢。那是在我们分手三个多月之后，我从郊区看守所转到市里的看守所，而白老头也已出院回来了。我住进病号监，他在劳动号。两个号子紧相邻。而且，病号监里人少，劳动号还分了几个人过来。因此，我和白老头常能照面。有时候干部偷懒，让病号监和劳动号一起放风倒马桶，我们俩还能简短地说上几句话。
有一次，他悄悄地塞给我一包烟。看着他那副偷偷摸摸犯规的模样，与他的风度气质实在是不相称，我差一点要笑出声来。劳动号的人可以抽烟，但传递给病号监却是绝不允许的。我不想让他受罚（那太过分！），所以没接，不想他倒急了，一脸的执拗，一脸的虔诚。我知道虔诚二字用在这里有点不妥，但我找不到更合适的词来形容他那种让人无法拒绝的力量。我后来想，这老头过于单纯，做什么事恐怕都有这么一股虔诚的劲头。后来他还给我带来过几次香烟，直到病号监移到楼上，不再有机会与劳动号一起放风。我总算松了口气，尽管也失去了与他见面的机会。
在市里的看守所呆的时间长了，就知道白老头是那个看守所的一个名人。七十岁的人了，没什么体力也没什么特殊技艺，放在劳动号里显然带有照顾性质。可是，看守所里却是有口皆碑：只要那天院子里特别干净，所有人就都会说，今天一定是白老头当班扫地。有一阵看守所接了外活，帮厂家组装自行车。劳动号有人告诉我，白老头干活的速度当然不是最快的，但干活的质量却总是最高的。他组装的车，从来没出现过不合格的问题。
只要与他同过号子，提起他都充满敬意。
最常听见的一句话是：“他呀，跟，咱们不是一样的人！”有一个评价比较中肯地概括了这种“不一样”：“这么多年了，没有人听见他有过一句抱怨，一句牢骚。”
别小看了这个评价的分量。坐在牢里的人，长吁短叹是家常便饭，不是怨天尤人，就是自怨自艾。像我这样很愿意把苦难当作磨练来接受的学生哥，也时常会忍不住大喊一声并且用粗话骂娘。白老头却总是那样心平气和，好像坐牢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情。有人还补充说，不单是没听见过他抱怨自己的处境，而且还没见过他对别人发过脾气。只有一次例外。那次是有一哥们在他旁边故意开玩笑说：“耶和华就是我。”他立即就作出反应，两眼瞪着那哥们说：“放屁！”
事关信仰，他不让步。依我看，他已经用自己的品格赢得了人们对其信仰的尊重。因此，上面所说的例外的确只是一次例外。
在牢里他没有一天停止过他的宗教生活。据说他每顿饭前都要先做祈祷。当然不能大张旗鼓，他总是躺在铺上，用一张手绢盖住脸悄声地做。时间长了，这也成了公开的秘密。干部们则装着不知道，采取了容忍的态度。我听人说后，才想起他在医院里时确实有盖脸卧床的习惯。当时我不明就里，以为人老了总会有些，怪癖。其实那时他教我念过祈祷词。那些格式化的词句，在他口中念起来没有丝毫例行公事的感觉。我还以为他是好不容易找到个机会，所以才倾注了特别的感情。哪里知道他每天每天都在反复念诵！
病号监移到楼上以后，我与白老头见面的机会就非常少了。有时候劳动号的人列队从我们的窗下走过，如果我恰好站在窗旁，彼此也会招手致意。有一次赶上我正靠着窗口唱歌，他们过来了，白老头特意用手先摸了一下自己的胸口；然后再缓缓地挥向我。那动作十分优雅十分“西化”（那时候是很少见的），让人不由得想起他早年曾留学法国的经历。我想他是在赞赏我的歌，但更有可能是在赞赏我的唱。——不是赞赏我唱得好，而只是赞赏我在那种环境中纵情歌唱的行为。
过了一阵以后我又装病绝食，在获准保外就医之前临时被转至劳动号“寄放”，得以再次与白老头同住一屋。我那时一条腿伤了，在劳动号基本上是躺了三天。夜里小解不便，就用一个罐子。白老头怕那罐子满了，夜夜起来为我倒尿，让我很是不安。聊天的机会却是没有，因为劳动号的人总是同出同进，不可能避开别人，而我们想聊的那些话题在当时却恰恰是犯忌的。但有这么一天，他们都出去劳动了，号子里只剩下我一人躺着，白老头却突然气喘吁吁地跑了回来。——我想他是编了个理由来和我说上几句话。一进屋他就径自地蹲到我身边来了（牢里人都睡在地板上），并且两手紧握住我的手。他说：“你知道吗？我很想抱你。”语气诚恳热忱，不像是出自一个七十岁的老人。接着他说道：“记得在医院里你给某某剪脚趾甲的事吗？那天我装着看你剪，走到你身后用肩膀在你背上轻轻压了一下。我是想表示我的敬佩啊。”．
我记起来了。那也是一个年过七十的老人，由于中过风，手脚都老是在颤抖，非常不灵便。那天他用一把剪刀（那地方当时找不着指甲刀）哆嗦着想剪自己的脚趾甲，我在一旁实在有点看不过去，便蹲下来帮他剪。白老头特地走过来我也是知道的，但那种表示我却毫无觉察。现在经他这一说，我倒有点恍然大悟的感觉。我有理由认为，他抓紧时间告诉我的，就是他印象最为深刻的。我原以为他欣赏我的原因在于我的聪明，在于我的好学，在于我对《圣经》的兴趣与理解，没想到他并不看重那些。他所看重的，倒是我不经意间做的那么一件小事。
于是我又想起在医院里我和他的一段对话。我那天有点掏心窝的冲动，话说得比较动情：“我想我这么个人，如果能给我机会，不成材也能成器。现在看起来这机会是没有了，不过我并不沮丧。我相信哪儿都有生活。”我的意思是想说，即使我必须终生在监狱里度过，我也会热爱生活。但白老头没让我进一步发挥，淡淡地打断了我：“你倒别这么想，你不见得就不再有机会。”然后立即就把话题转到别处去了。我当时以为他只是在安慰我，此刻却觉得他压根就没把成材成器当回事。他对生命的意义显然有自己独特的理解。
我出狱多年之后读到一本题名为《活出意义来》的书，是一位从奥斯维辛集中营活过来的心理学家写的。其中说到，把人生的意义只寄托于取得成功，恐怕是过于狭隘了。在成功之外，至少还有两件可以使得人生具有意义的事：一是忍受苦难，一是沉思默想。读到这里我就想起了白老头，并因而相信了这位作者的论断。那是后话。
白老头已经站起来，我知道他得赶紧回他的劳动场地去，轮到我该说几句了。我于是说道：“白老头啊，我相信再怎样拖，你的案子很快也会有个了结。你会走出这道门安度晚年。我只有一个忠告，就是能享受时且享受，不要让自己活得太清苦。我认为上帝不会因此责怪你的。”他笑了一下，点点头走出去了。躺着看上去，我这才发现，他的背已微微有些下弯，步履已显得有些老态。突然间我意识到，此一别当成永别。于是支起身子来看着他远去了的背影，同时想起李商隐的名句：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来了个死刑囚徒
我们号子里来了一个死刑囚徒。脚上带着一副铁镣，手里拿着一纸判决书，他蹒蹒跚跚地就进来了。
几句活一说，他的情况已大致清楚。刚开完公审大会听了宣判，就从区级看守所“集中”过来，等候五天后从这里（市级看守所）拉出去执行。那年代的“上诉期”只有五天时间。与当时的绝大多数死刑囚徒一样，他没打算上诉。不是不觉冤枉，是知道上诉“没什么球用”，认了。他的案情很简单，抄写了四份《少女之心》。《少女之心》是当时流行的一个手抄本，被认为是黄色读物。抄写四份自然就有给人传观毒害别人的嫌疑，已属“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