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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国资委管辖的企业之外，国有资本在银行、保险、证券等金融行业也是处于绝对控制地位，另外房地产行业中国有资本也占了半壁江山。国有企业还有在以下几个行业处于绝对控制地为：盐业、烟酒业、殡丧业、医疗、教育、新闻传媒等。盐业、烟草业的垄断是因为国家对这些行业实行专营专卖，所以在盐业局、烟草专卖局工作的人收入数倍于普通行业；而殡丧业是因为实行政府指定经营独家垄断；至于医疗，大医院基本上都是国营的；教育和新闻传媒因为涉及到意识形态问题属于政府严格管制的行业。这些寡头型和垄断型国有企业因为自身利益取向等问题，往往出现与民争利情况。例如三大石油石化公司，利用垄断地位不断挤压民营油企和民营加油站，通过减少生产逼迫国家提高汽油柴油零售价。民谚“上不起学、生不起病、住不起房、进不起墓”形象反映了垄断经营带来的生活压力。
国有企业凭借垄断地位不断加强垄断效应，即使企业效益低下也能通过提高产品服务价格实现高收益，内部则不断提高垄断行业职工的收入，造成事实上的分配不公和企业发展不公。1997年，当时国有企业出现了全面亏损，国有经济岌岌可危。之后几年，通过破产、收缩、集中等办法国有企业慢慢恢复了元气，目前已经成为经济中最有权势最有力量的一支。但是国有企业与生俱来的代理人问题、内部控制人问题、所有者缺位问题、投资效率低下问题、权责不对等问题以及历史包袱沉重问题注定今天国有企业的辉煌只是建立在各种垄断保护之上，他们的辉煌给整体经济带来了溢出效应。国有企业在充分竞争市场上由于失去了垄断保护节节败退，例如汽车制造业、纺织业、餐饮业、零售业等等，国有企业不是败给外资企业就是败给了民营企业，国有企业的败退提高了整个行业的效率，提高了消费者福利。另一方面，国有企业垄断势力越强，这个行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反而越弱，而对整体经济和消费者福利的伤害就愈大。
试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汽车制造业。用一句话来概括汽车制造业市场换技术战略就是“20年中国汽车制造业交了一张白卷”，白白浪费了国家大量的贷款、技术等支持，和国家的产业保护政策（不对民营企业开放）。到目前，国内没有一家国有企业能够完整生产一辆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小轿车，核心技术一直牢牢掌握在外资手中，沦落到了当外资汽车巨头加工车间的地步。一汽集团、东风汽车和上汽集团是中国企业的“三巨头”，国家对他们倾注无数心血，怀抱无限期望，希望它们能在国家支持和中国庞大市场供养的基础上搞自主创新，打造本土品牌；可是这些被政府宠坏了的浪荡“共和国长子”却忽悠国人说，开发一款轿车需要十几亿至二十几亿美元投资；如果一款车的产量达不到30万至50万辆，开发出来也是赔钱，这实际上是说，中国人一、二十年内别指望开上自主品牌轿车。然而奇瑞、吉利和比亚迪等从市场上摔打出来的本土民营汽车厂商生生用自己的实践打破了这两个“神话”。民营汽车厂商比亚迪，不仅从2007年底就开始在中国市场销售使用锂离子电池的油电混合动力车，比美国和日本的类似尝试领先至少一年，而且该公司最近还在谈判向美国和欧洲的汽车厂商出售其电池技术。吉利汽车在中国汽车自主创新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吉利是唯一一家真正实现EPS大批量生产的厂家，并且已经研发到了第六代，应用到了第三代；吉利某些技术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列，例如吉利研制的四速变速箱几乎已经可以和世界顶级宝马车的变速箱相媲美。而像上汽集团这样的国企到现在居然还在跟政府要这个要那个的，还有脸面说自己在自主创新。可以预期，如果中国的“三大”汽车集团不汲取教训，不苦练内功，只想一门心思过“大少爷”生活，美国通用汽车的下场就是他们的下场。
金融幻象 第二部分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金融危机分析（1）
2007年美国刚刚出现次贷危机时，相当数量的金融业内人士想当然地以为，这不过是一次发生在特定市场内的小范围危机，不会波及整个金融市场，更不会殃及实体经济。不过，后来危机蔓延的速度之快，破坏力之强，远超人们预想。
进入2008年，危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次贷市场迅速扩散到整个金融市场，从美国扩散到欧洲、日本和新兴市场；全球投资者和金融机构如同惊弓之鸟回避一切风险资产，降低杠杆比例；次贷危机演变成为全球金融危机，一家接一家头顶光环的金融机构轰然倒地。从2008年四季度开始，随着金融市场的恶化和融资成本上升，危机渗透到了实体经济领域，企业发生经营困难，失业率飙升，全球贸易大幅下滑，经济进入衰退；截至本书成稿，经济衰退似乎仍在发展之中，深不见底。关于危机的演进过程请参见本书附录。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本质是，西方国家长期两极分化的分配模式之下，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导致穷人的消费能力不足，只能依赖寅吃卯粮的信用消费；富人资本过剩，不断追逐资产市场，导致资产泡沫。全球化浪潮之下，东方勤俭节约的生产模式“掏空”了西方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进一步打压了西方工人的工资谈判能力，导致西方贫富分化进一步恶化；同时廉价商品源源不断进入西方市场拉低通货膨胀，西方主要央行以低通胀为借口不负责任放纵低利率政策导致廉价资本充斥资本市场。在资产泡沫和廉价资本的配合下，西方金融体系以资产泡沫为纽带，以流动性泛滥和债务增长为手段，催生信用膨胀下经济增长神话。2008年，以法币体系下的货币政策滥用和政府信用挥霍为基础的“债务型”增长终于到了无法持续的地步，于是危机爆发了。
本轮危机从美国房价下跌开始冒头，美国按揭贷款违约率迅速上升，接着引发按揭贷款相关证券化资产（ABS、CDO）估值迅速恶化，由于公允价值会计政策的要求，大量估值亏损成为报表损失的来源，金融机构信用风险直线上升，风险资产的风险溢价（RISKPREMIUM）迅速上升，导致金融系统融资市场冰封，流动性风险大规模发生，金融系统面临崩溃。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是电影《无间道》中的一句经典台词，形容犯乱作恶的人总有一天会被清算。如果我们将这句饱含江湖意味的台词用在美国经济身上，也是蛮贴切的。美国凭借美元世界储备货币的地位，对内对外滥用货币信用，大肆扩张债务，利用资产泡沫透支未来，一直过着敲骨吸髓的美妙日子，而2008年不过是其中一个清算之年。
危机发生之后，西方主要央行不待经济体内部调整到位，以通货紧缩为由，无一例外地采用超宽松的货币政策，压低基准利率，强行支撑资产泡沫，以制造新泡沫的方式挽救旧泡沫的破灭。这种不负责任的货币信用滥用和政府信用透支，最后很有可能会导致严重的货币危机和经济长期萧条。该还的账是赖不掉的，未来可能会有更痛苦的清算之日。
金融危机发生之后，美国金融领域不少重量级人物，例如格林斯潘、保尔森、伯南克等等，都先后指责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的过度储蓄和高额外汇储备是美国发生金融危机的根源。世界上或许只有“强盗逻辑”这个词才配得上这种逻辑。
金融幻象 第二部分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金融危机分析（2）
在亚洲国家特有的节俭生活模式下，低消费高储蓄成为一种常态，而低消费高储蓄的后果就是内需不足投资过度。为了发展自身经济，亚洲国家不得不依靠出口来拉动经济增长，自然出口多了，就会积累贸易盈余。亚洲国家自身的金融市场发展程度较低，资产运用空间和资产运作能力有限，加上对发达国家的崇拜和信任，把大量的外汇储备投资在美国国债等低风险资产上，相当于把辛苦积攒的贸易盈余廉价借给了发达国家。如同我们在第一章第四节中谈到的，在纸币体系下，出口换汇事实上是出口国用真实的劳动和资源换取进口国虚幻的纸币，说白了，是一笔不折不扣的赔本买卖。
发达国家从上到下长期奉行透支消费，信用泛滥，自身储蓄和积累非常少。过去十年，如果没有来自亚洲出口国的廉价产品和廉价资金，他们根本不可能享受美妙的高增长低通胀的好日子。为了尽可能延长这种好日子，发达国家任由货币泛滥，肆意扩张信用，催生了严重的资产泡沫，终于发生了金融危机。
发达国家花咱们的钱，吃咱们的，用咱们的，得了“肥胖病”之后还反咬咱们一口，说是因为咱们喂给他们太多了，以至于胖得不成样子。咱们应该控制好喂食量，使他们能够保持美好的身材。如此荒唐的逻辑，恐怕也就只有强盗才有可能说出口。
亚洲国家的高储蓄高积累只不过是本次金融危机发生的一个客观条件，根本原因还是发达国家经济金融系统存在着制度性的缺陷。危机发生之后，发达国家不去认真反思自身的制度缺陷，却急急忙忙地到处泼“脏水”推卸责任，一副彻头彻尾的强盗做派。不过，恐怕这也是祖传的，史学家们早已证实英美两国的共同祖宗盎格鲁…撒克逊人就是海盗出身。
第二个表面理由是金融过度创新。次贷危机之前，金融创新林林总总，新产品层出不穷，例如CDS、syntheticCDS、ARM按揭产品、HomeEquity按揭产品、Second…lien按揭产品等等。马上有专家跳出来说，是金融过度创新导致了金融危机的爆发。笔者认为，所谓金融过度创新是一个伪命题。什么是金融过度创新？怎样才能算得上金融过度创新？金融创新是一种结果，不是原因，有需求才会有创造，凭空不可能出现金融创新。任何金融产品不过是人使用的工具，本身不会去祸害任何人。就像我们不能因为枪支杀人就想当然地认为，收缴所有的枪支就可以降低或者消除犯罪率，事实上不少地区的实例说明枪支的多少和犯罪率高低之间并没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如果把枪支看作金融创新产品，那么菜刀就可以算作是金融基础产品了，石头简直就可以认为是现金了。枪支没有出现之前，菜刀一样杀人。就算把菜刀都收缴了，还有石头呢。石头照样杀人。所以不能因为金融新产品监管不到位，被人滥用，就把金融危机的账算到金融创新头上。我们不能讳言金融创新，而是要继续推进金融创新，提高金融市场的效率。
第三个表面原因是认为自由贸易导致金融危机发生。贸易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通过贸易互通有无，在不增加生产成本的前提下，提高交易双方的福利。全球化的自由贸易降低了全球生产成本，提高了生产效率，想要消费的人买到了自己想要的而且价格便宜的产品，想工作的人更容易找到工作。经济增长的前提下，尽管经济增加值分配不公，但是几乎所有人都从自由贸易中获得了收益。自由贸易一定会导致贸易失衡，有失衡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办法调整失衡。在目前的全球金融体系下，并不存在一个有效的失衡解决办法，所以我们不能因为自由贸易导致贸易失衡就把板子打到自由贸易身上。相反，如果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的后果是，所有原本参加贸易的国家都会受到损失。
第四个表面原因是有人提出是自由市场体系导致了危机，而政府干预可以避免危机，我们应该加强政府干预，降低市场的自由程度。世界上恐怕没有一样东西是完美无缺的，自由市场当然不能例外。自由市场确实存在天然的缺陷，但是自由市场体系的缺陷并不足以支持我们彻底转向政府管制经济。恰恰相反，与政府管制经济相比，自由市场经济体系是更有效的经济模式。加强政府干预不可能提高经济资源配置的效率，不可能比自由市场体系更快推进技术进步，更不能指望依赖政府管制解决所有问题。金融危机的教训告诉我们，自由市场体系存在着明显的缺陷，政府所需要做的是在市场失灵和失效的时候，进行适当的干预；凡是市场可以解决的问题，政府一律不要干预。政府一定要处理好行政力量与市场力量之间的界限，一旦过头，经济低迷恐怕会成长期现象。
有媒体调侃，如果说中国正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那么美国正在建设有美国特色的资本主义社会。笔者认为，下结论戴帽子并不会解决任何实际问题，而在实践中不断磨合政府与市场的界限，不断优化政府有形之手的调控能力才可以更好地弥补自由市场经济体系的缺陷。
金融幻象 第二部分 第一颗扣子：M型的恶果（1）
“一对夫妇两个孩，一幢洋房两辆车，一片花园两条狗”，这一直是美国梦的现实描写。美国梦的目标是，到美国寻梦的每个男人、女人，无论出身或地位如何，都能以自己的天赋能力取得最高成就，并得到他人的认可。
从上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以来，美国就逐渐建立起强大的中产阶级队伍。从4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生产效率和真正中产阶级的收入都成倍增长；美国的中产阶级家庭已占到全美家庭总数的60％至70％左右，成为美国人最津津乐道的“美国梦”范例，美国是一个“枣”型社会。
不过，从70年代中期开始，即便人们的工作更加努力，劳动时间更长，美国家庭收入的增长只是生产率增速的三分之一，里根总统则开启了一个少数人暴富而工薪阶层收入微薄的时代。根据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的研究，以1998年美元计算，美国人平均工资从1970年的32；522美元上涨到1999年的35；864美元，过去29年的增长幅度为10％，实际工资年均增长幅度竟然只有。如果以1973年的美元计算，从1973年到2000年，美国男性人均每周实际工资下降了约7％。进入新世纪，问题越来越严重。2003年底，失业者重新找到工作的最长时间周期已经与大萧条时代一样长。美国人突然发现，中产家庭的年平均收入过去8年下降了2000美元，“美国梦”对于中产阶级越来越遥不可及。在本轮经济危机中受害最深也是中产阶级，房产股票养老金缩水，裁员降薪都有份。
法国兴业银行经济学家研究后发现，自1970年以来，美国收入最高的五分之一人口经通胀调整的收入增长了60％，而其他人群的收入却下降了10％以上。掌握沃尔玛超市的沃尔顿家族，比美国最底层的三分之一人口（约1亿人）加起来还要富有。美国公司利润占GDP的比例处于100年来的高位，更是表明经济增长的好处绝大部分落入了以股东为代表的富豪的腰包，而大多数人只是以工作谋生存而已。
2004年，美国家庭中位数（median）净资产为9万3000美元，但美国家庭平均（mean）净资产为44万8000美元。中位数和平均数的巨大差距说明，绝大多数美国家庭的净资产“被平均”高了将近5倍。
在51万亿的美国家庭资产净值中，美国最富有的前10％的家庭占据了近70％。而前50％至前10％区间内的美国家庭，即资产净值在9万3100美元至83万1600美元的家庭拥有大约28％的资产净值。位于平均线之下的5600万户美国家庭在51万亿美元的家庭净资产总值中合计拥有这个数字的大约。2005年美国的基尼系数是，创1967年以来近四十年的最高纪录，美国已经沦为M型社会。
另外一个沦为M型社会的国家是日本。被称为“日本战略之父”大前研一2006年出版了一本《M型社会》，分析了日本贫富差距的情况。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日本的贫富分化开始恶化。主要表现之一是日本社会的正式员工数量不断下降，比例持续降低，而薪酬待遇偏低的非正式员工（派遣人员）的数量直线上升。日本的正式员工数量1995年左右达到最高峰，之后非正式员工的增加步入快速增长期。2003年，日本大约有3500万正式员工，而非正式员工的人数达到了1500万人；日本每三位劳动者之中，就有一位是非正式员工。随后，正式员工数量继续减少，到2005年，正式员工数量减至3333万人，而非正式员工则增至1591万人；2007年，非正式员工已经高达1890万人，超过了日本劳动力三分之一。
金融幻象 第二部分 第一颗扣子：M型的恶果（2）
和正式员工相较，非正式员工的所得较低，其中64％的契约员工及特约员工的年平均收入更在五百万日圆以下。在日本，年收入在600万日元以下的中低阶层，已经占了日本总人口的八成。根据经济合作开发组织？（OEC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