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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给我找了一杯茶，问话便开始了。我虽然在心中努力地抗拒着他，但他的问话方式使我暂时不再想到父亲，这使我开始有点欣赏起他来了。还有，他显然与我以前所遇到过的医生不同，他用一种有所保留的态度和反应来听完我的话，当他问道为什么我会来到这里时，我告诉他因为我离家出走，去了冰激凌店，他皱起了眉头说道：“这简直太荒谬了。”我不能确定他说的是我，还是母亲对此事的反应，我告诉他我弹奏钢琴的事，他和蔼地微笑着，不时地点点头。“那很好啊。”他说。
问过了我日常做些什么事情，以及我的家庭生活情况后，他望椅背上一靠，然后说道：“那么，这有什么问题呢？你的父亲告诉我你有幻觉，你能解释一下吗？”
无论他怎样讨好我，我早已下定决心，不再向任何人泄露我的感觉。我固执地保持着沉默，然后，他做了完全出乎我意料的事情。
“你不会介意吧？”他拿出一包烟来问道。
我还没顾得上摇头表示不在意，他已经抽出一枝烟来点上了。也许是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医生在病人面前抽烟，也许是这令我想起了冰激凌店里出现在我面前的女孩，总之他的这个动作动摇了我什么也不说的决心。当他望他那个还有一半茶水的杯子里掸着烟灰的时候，我开口了。我告诉他我“尝”到了丝绸般的质感，我告诉他随着钢琴音符出现的各种各样的色彩，我告诉他紫色发出的令人作呕的恶臭味。
我将所有的事情和盘托出，然后向椅背上一靠，现在我有些后悔自己的软弱，我屈服于他的微笑，屈服于他从嘴角边喷出来的烟雾。而他则继续吞云吐雾，烟雾缭绕的嘴巴对我的“症状”下了诊断，吐出了缠绕我一生的一个词——共感觉。
从我离开斯图灵医生办公室的那一刻开始，我成了一个全新的人。医生与我的父亲谈了话，向他解释了这种显像。他列举了历史上的一些相关的例子，并向父亲解说了这种情况在神经学上的大致原理。他还补充说，大多数具有通感的人，都没有像我这样有着多重感觉的通感，当然像我这样的情况也并非绝无仅有。父亲听着，不时的点着头，但是对于我的“久治不愈的病症”突然之间成为子虚乌有这个事实，他显然十分困惑。
“孩子什么问题也没有，”
斯图灵医生说，“只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有些特别而已。可以将它当作是一种天赋，一种感知世界的原始方式。这种感知方式是真实的，就如同你们自己感知世界的方式一样真实。”
斯图灵医生所下的断语就像是神话故事里的魔咒一样，正是它的力量将我从父母控制我的符咒中释放了出来。事实上，爸妈对此的反应是：他们几乎完全放弃了对我的关注。他们一向对我特别照顾，现在却发现我并不值得付出这么多，他们所做的一切几乎毫无价值。毫无疑问，我可以像正常孩子一样生活了，我终于可以尝到自由的感觉了。遗憾的是，我不知道该如何去做。我缺少成为社会一员的经验。惶惑不安让我变得羞怯，在公立学校的第一年对我来说简直就是一场灾难。我只想能有一个与我年龄相当的朋友，但我一直未能如愿，直到中学快结束进入大学后才达成了这个心愿。这种急切想与人交往的心情最终使我变得神经紧张，在言行上不知有所保留。那时是１９世纪６０年代初期，如果说在那个时代，中学生圈子里有什么可称的上是重要的话，那就是至今仍盛行的“酷”。你大概可想象的到，我是一个压根儿与“酷”沾不上边的人。
出于保护自己的本能，我隐退到了自己的音乐世界里，我常常花上好几个小时沉浸在用蜡笔和铅笔作曲中，试图再次谱写那伴随着美丽烟花、音符和嗅觉、味觉粘连在一起的乐曲。我努力练习弹奏钢琴，提高我在琴键上的技艺，不过我并无意成为一个表演艺术家。多年来，我的好几位钢琴老师都认为他们能将我塑造成最杰出的钢琴演奏家。但我决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如果他们坚持朝这个方向来教我，我就会离开他们，继续走我要走的路。没有比坐在一大群观众面前能更令我感到害怕的了，即使这些盯着我看的眼睛里只有一双是在对我进行评判，我也会感到一股难以承受的压力。我常常与斯图灵医生在一起，一个月去一次，尽管他一直宣称我是正常的，但是由于父母多年的坚持和强调，在我的心里还是很难抹去这样的事实：我是一个“怪人”。
在这段时间里，除去坐在钢琴前，最大的快乐便是坐火车去附近的城市里参加当地交响乐团办的音乐会，或一些本应该在一些更贴近听众的场合下举行的室内音乐会。当时，摇滚乐可是风靡一时，但由于我多年来一直浸淫于钢琴艺术，加上平静孤独的生活背景使得我与这种喧哗的社交生活格格不入，我向往交响乐，而它的熏陶将我引领入古典音乐领域。参加音乐会的多为成年人，他们对于我的存在并没有特别注意，这多少能让我安心地欣赏音乐。我很少参加一般青年喜爱的娱乐活动，而是不断观看交响乐演奏会，还常常听我怂恿父母为我买的立体声音响，不断阅读有关书本，从而获得了关于这一领域的不少知识。
德国作曲家巴赫是我的偶像，正是从他的作品中我才开始理解了数学，还有，对数学懂的越多，对巴赫的理解也就越深刻，比如黄金比率，比如通过重复基本元素来提高乐曲的复杂程度。对于别人来说，只能用耳朵来欣赏他的作品，而我却能在听的同时触摸到它，品尝到它，嗅闻到它，并亲眼目睹到它，通过五感，我实实在在地见证了一个自然万物都必须经历的过程，一个从单个细胞变成莽莽森林的过程，也许我对这位莱比锡伟大的音乐家的欣赏，部分原因就在于他在旋律配合方面的天赋，一种仅让两个或两个以上截然不同的旋律在某一点上优美地结合在一起，就能给人带来一种奇特的极具魅力的听觉感受的技巧。我在这种技巧中看到我的愿望，但愿有一天我独特的个性能与另外别的什么人的特性结合在一起，并和这个人做朋友。在听了巴赫的《平均律钢琴曲集》第一集之后，我就下定决心，要成为作曲家。
这些年来，我的生活中既有害怕成为学校里别人的笑柄的恐惧，也有为自己在音乐领域内的发现而得到的欣喜，但是，我一直忘不了那次离家跑去“冰激凌王国”时看到的那个昙花一现的女孩的形象。在斯图灵医生宣布我为正常的那一刻起，我就想着回到老地方去，希望能将她再“变”回来。极具讽刺意义的是，我在那里吃的第一口咖啡味道冰激凌就让我吐了，也许是因为我的一生都在严密的保护之下，一直远离那浓郁的餐后甜点，也许是因为我的体质生来就弱。不必按照限制食谱进食的自由来临后，我却发现自己的胃无缘消受所有那些曾经令我垂涎不已的美食，不过，我仍愿意冒着胃痛的风险，也要重新找回她。
于是我第二次来到冰激凌王国。当我把满满一勺咖啡味冰激凌放进嘴里的，再次体验到那种“抽象感觉”，她像上次那样出现了，就在店堂前窗与我之间的虚无中。这一次，她似乎坐在客厅或起居室里的长沙发的一端，正在看书。只有靠她最近的一至两英尺范围内的东西，我才能看清楚，其他的都是模糊一片。我的目光在她身上、整张沙发、沙发边的一张桌子、桌上的灯之间游移，这些东西还和店堂窗外停车场的影子重叠，显得越发诡异。在这景象的最边缘处，除了起皱的空气，空无一物。她翻了一页书，于是我的注意力又投向她。我很快地又吃了一口冰激凌，惊叹着她的美丽。她的头发披散下来，我可以看见它们长长地垂过她的双肩。她明亮的眼睛里闪着青春活力，小小的鼻子完美无暇，皮肤细腻，丰满的嘴唇随着她的眼光扫视着文中词语默默地蠕动着，她身上穿着那种非常薄的，浅灰蓝的睡衣，我甚至可以看到她的胸部。
我一下子又吞了两勺冰激凌，欲望使我的喉咙发紧，我几乎咽不下去，冰凉的冰激凌冰得我的舌头发麻。当满口的冰激凌在口中融化并滑下喉咙时，我只看见她的胸部随着呼吸、嘴唇的嚅动在微微地起伏。我为此情此景着了迷。在女孩消失前我最后瞥见她看的那本书的书名，一个很奇怪的名字；《离心力黄包车舞者》。我得再吃一勺冰激凌才行，但是我的视神经已经到达承受的极限，头痛的厉害，我还能感觉到一阵咖啡和冰激凌引起的反胃的感觉。我站起来，快速地离开了店。我在外面走了一个多小时，努力想驱散头痛的感觉，留下她的影像的记忆。我漫无目的地走着，路上停了三次，我真的很想吐，但最终还是没有吐出来。
我一直想抗拒身体对冰激凌的不适反应，但这毛病从无好转的迹象。在我觉得十分孤独的时候，我总是一次又一次地回到“冰激凌王国”，就像一个嗜酒的醉汉，宿醉虽令他憎厌，但他却还是离不开杯中之物。我不得不承认，在这整个事情中，有一点窥视异性的冲动因素在里面，在冰激凌使我得以窥见她脱衣的各种情景（比如淋浴，或者入寝前）时这点尤为明显。但你得相信我，我真的不是个好色的偷窥狂。我不过是想知道关于她的一切，我研究她时跟研究巴赫的《哥尔德堡变奏曲》以及勋伯格的“十二音作曲法”时一样专注。对于我来说，无论从哪个方面，她都像是一个越来越吸引人的谜。研究她的过程就好比拼七巧板，将拆散了的镶拼图案重新组合起来。
我知道她的名字叫安娜。我在一本草稿本上看到了她的名字。是的，她是一位画家，而且我也相信她对绘画有着极大的热情，就像我对音乐的痴迷一样。我吞下了那么多勺堆得满满的咖啡味冰激凌，忍受了那么多次随之而来的头痛，只是为了看她作画。从不曾见她拿起画笔或者彩色蜡笔，她仅仅只用铅笔和纸作为作画工具：也从不见她用模特或者照片作为模本，她不过将草稿本平放在桌子上，盘腿坐下，然后便开始作画。每当她停下画笔，陷入深思的时候，她嘴唇的右角就会出现粉红的舌尖。她还会时不时地拿起左手边烟灰缸边上燃着的烟抽上一口。有几次（这种机会实在是太少了），我有幸瞥见了她的完稿，那令我十分惊讶。有时候，她显然是在作肖像画，所画的人物一定是她熟识的人。有的时候，她会想象出一些奇怪的人物形象，或者有着异国情调的花卉图案，像曼佗罗之类。她在明暗应用技法上的表现简直惊人，突显出她卓越的创作才能。所有这些都出自一本只应用来计算或者记备忘录什么的石墨铅笔的笔端。即使我对她没有爱慕之情，我也会仰慕她天生的才华。
附带着，我还能够瞥见她大致的生活环境，她似乎在一个完全属于她自己的空间中走动，她的世界像是与我的十分相似的另一个现实世界，这更引起了我的好奇心。积累了足够多的一些片段后，我得到了一个整体的印象：她生活在一懂很大的旧房子里，房子有很多房间，窗上垂挂着长长的窗帘，挡住了光线。她工作的地方显得很乱，画作叠在桌上，一堆一堆的，占据了整个桌面，有些极其危险地挤出了桌子的边缘。有一只黑白相间的花猫不停地进进出出，穿梭于这幅美丽的场景中。她十分爱花，常在阳光灿烂的花园里工作，仔细地描绘孤挺花或者三色堇的姿容。有时我这里窗外正下着雨，但在她那里，天空却是一片无边的湛蓝。
虽然这么多年来，我会对斯图灵医生倾诉大部分心事：我的理想，藏在内心最深处的愿望，但我从未对他提起过安娜。直到我中学毕业，准备出发到附近另一个城市的盖尔斯贝兹音乐学院去学习时，我才决定告诉他安娜的存在。斯图灵医生一直是我的好朋友，尽管我家要付他酬劳。当我在他面前宣泄我的挫败情绪时，他总能理解我，同情我。当我觉得一切都像父亲剃须水的味道一样漆黑忧郁时，他总是反驳我的悲观论调，坚持给我灌输乐观的立场。虽然和他在一起并没有使我的交友能力发生了什么明显的变化，我仍然不习惯于大庭广众，但是我喜欢他的陪伴。而且，和斯图灵医生在一起，我就能斩断以往烦恼的所有纽带，掏离阴郁灰暗的童年，多少让我感到有点欣慰。我甚至甘愿舍弃斯图灵先生对我的偏爱，只要这能让我完全摆脱折磨我的困境。
我们坐在他房子后部的日光浴室里，那间窗户很多、阳光充足的小房间，他问起我未来的学业，我最有兴趣攻读的是哪些课程。对于古典音乐他有许多实用的知识，我们刚认识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他年轻时也学过钢琴。他缺少一点浪漫情趣，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的友谊。我们谈着谈着，不知怎么的我就将咖啡味冰激凌的故事以及安娜的出现说了出来，显然，他大为吃惊，他把身子朝前挪了挪，慢条斯理地点起一枝烟。
“这很不平常。”他说道，喷出一股烟雾，这种烟的香味在我的感官世界里就像是蚊子轻轻地嗡嗡声，“你也是知道的。我简直不敢相信，通感竟然会达到这样的程度，会出现一个人的形体，通常情况下他们总是抽象的。不错，通感有形状，有色彩，但是从没有过一个具体物体的形象，更别说是一个人。”
“我知道这是共感觉，”我说道，“我可以感觉到这一点，它和我用琴键召唤各种色彩时的感觉一样。”
“你说她总是在你吃冰激凌的时候出现？”他问道，斜着眼看着我。
“咖啡味冰激凌。”我补充了一个细节。
这话引得他短促地笑了一声，但他的笑容比笑声消失得更快，他抬起那只没拿着烟的手摸索着胡子，我知道当他开始关注某事的时候，就会做这个动作。
“根据现有的医学文献，你所描述的是一种幻觉。”
我耸耸肩，对他的话不置可否。
“不过事实就是事实，”他继续说道，“它的确总是与你吃冰激凌有关，而且你可以确定它与‘抽象感觉’有关，它似乎是与你的感觉有关，这一点我倒是认同你。”
“我知道这不寻常，”我说，“我害怕提起这事。”
“不，不，你说出来很好。唯一让我感到忧虑的是你想与同龄人沟通的欲望。我太了解这点了。说真的，它具有所有对现实心愿的幻想的特征。可是，瞧，你已经不需要这种玩意了。你已经开始了新的生活，你正在进步，所有的迹象都表明你一定能在艺术上取得成功。当艺术学院的其他学生知道你具有这样不可思议的能力，他们会和你交朋友，相信我，不会再像中学里那样了。追求这种虚幻的影响会阻碍你前进的脚步。让这事就这么过去吧。”
于是我就照他的话去做了，也没觉得多难过。而且，关于音乐学校，斯图灵说得很对，音乐学校确实与中学里不一样，我真的交了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和他们在一起，至少可以在音乐方面进行一些切磋。相信我，我并不是唯一的一个怪人。在那个年代，一个年轻人对巴赫、莫扎特或者斯克里亚宾的兴趣高于其他一切，这事本身就显得古怪。这里竞争很激烈，但我愿意迎接挑战。我的一些稚嫩的乐曲作品引起了学校老师极大的兴趣。有一天，一位同学发现我正在用我那套蜡笔谱写一篇小提琴和大提琴的用于室内演奏的曲子，因此我便有了一点小小的知名度。我总是以通感感受到的相应的色彩来谱曲，然后再将它们进行转换，用正常的音乐符号记下曲谱。
岁月流逝，我相信音乐是我整个生命中最有价值的东西。就算学校放假，我也很少回家看父母，虽然乘火车一会就能到家。这里的教授们都很优秀，可懒得出奇，也常常出点小差错。要达到他们的要求对我来说并不需要花很大的功夫。我的生命第一次体会到什么叫“玩耍”，那是我童年时代所没有体验过的活动。沉浸在美妙的音乐中，领略着其中的深奥涵义，音乐让我总有事可做，并令我心中充满一种妙不可言的感觉。
到了最后一个学年，我便有资格参加作曲比赛了。获胜者不但可得到一大笔现金奖金，其作品还会由著名的音乐家在这个城市里的交响乐厅里举行的音乐会上演奏。作为一个作曲家，其工作中最大的困难就在于抓住少之又少的机会使自己的作品被有才华的演奏家在公开场合演奏出来。这次大赛提供的机会我决不能轻易放过。比奖金和荣誉更为重要的是一种认可，有了这种认可，就会有赞助人注意到我，给我工作的机会。我知道，谱写出存于心中多年的赋格曲的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