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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的投资比重从７０年代占投资总额的１４～１５％下降到８０年代占投资总额的６～９％，食品和轻工业的投资比重从７０年代占工业投资额的１３％下降到８０年代占工业投资额的９％。电子工业在“八五”计划期间耗资８亿美元，却只返还１５００万美元，其中差额全部由农业和轻工业补偿，结果使农业被榨取到连简单再生产都难以维持。
因而保经济学家认为，保工业化作为国家的发展的成就之一是靠牺牲农业取得的，而工业本身缺少转入集约化发展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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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７４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
为了保持社会主义的“繁荣”
，保当局将实际经济情况，特别是外债急速增长的情况严格保密起来。但是农业连年减产、市场供应紧张、冬季电力燃料短缺等情况却难以掩饰。
８０年代商品供应量平均每年增加４１％，而人民购买力平均每B年增长５６％。
１９８８年居民手持货币２５０亿列弗，全年商品B零售额只有１６０亿列弗。
同年国家预算收入为２６０亿列弗，却欠银行１００亿列弗。所以，无论从工农业生产，还是从财政收支和外汇情况，以及从人民生活来看，保加利亚在８０年代末已陷入经济危机之中。
保共和社会党在１９８９年剧变后曾将７０～８０年代国家经济危机的主要表现归结为：经济增长速度下降（７０年代国民收入平均每年增长６９５％，１９８１～１９８７年平均每年增长B４４５％）
；外债增长；通货膨胀率上升；市场短缺严重；财政B补贴占预算支出１４以上；投资政策失误等几个方面。尽管A经济紧张，这个时期保的投资重点仍放在国内缺乏基本原材料和设备、科学水平不够发达的生产部门，基本建设战线过长，而且进口额增加，出口额减少。经济学家普遍认为，经济工作中出现以上问题无不带有领导人主观意志和短期行为的特点。著名经济学家阿罗约曾深刻地指出，保是从很低的物质技术和经济水平开始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以来它的工业发展在许多方面吞噬着产出的东西，生产结构冗赘，科技水平低，并且牢牢依赖着进口的原材料和燃料，效益值得怀疑。它的人民生活水平低，不能促进生产的发展。作为工业的基本泉源的农村异常落后，已耗尽它向工业提供原料和市场的能力。企图克服这些矛盾的尝试只产生极少效果，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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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缓矛盾总爆发的时间而已。他认为保的经济危机虽有外部原因，但内部矛盾应为其主要原因。
大多数社会党人认为，８０年代中期保共和国家领导人错过了在经济政策和产业结构上进行调整改革的良机。
第四节 国内社会矛盾加剧和反对派的崛起
８０年代中后期戈尔巴乔夫倡导的改革和“新思维”冲击着东欧国家的思想舆论界。保加利亚出现了要求政治多元化和公开性的呼声，党内思想日渐活跃，民族意识日趋高涨。
人民逐渐通过横向对比和历史反思寻找自己的位置。
早在１９７６年保共召开１１大前后，就有人提倡建立以社会主义劳动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生活方式，批评和反对好逸恶劳、贪图享受、假公济私等不良风气。从那时起逐年举行反抗土耳其侵略重大事件（如四月起义、俄土战争等）百周年纪念活动，以此弘扬民族传统，振奋民族精神。
这一系列活动以１９８１年举行的保加利亚建国１３００周年盛大庆典达到顶峰。
８０年代末，在国民经济陷入危机、国内外政治风云变幻的背景下，反对派乘机在保加利亚崛起。
（一）
从抗议大气污染开始发展为持不同政见者的有组织活动。
８０年代波兰团结工会登上政治舞台，开创了东欧国家政治多元化的先河。
１９８２年保共鲁塞州委为抗议多瑙河对岸罗马尼亚朱尔朱市化工厂污染大气向保共中央政治局递交了书面报告。但这个问题久拖未决，只成立了一个地区性的跨国生态委员会，引起群众强烈不满。
１９８７～１９８８年，鲁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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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次举行群众集会，抗议政府的生态政策，同时成立了由社会名流（作家、画家、记者等）组成的拯救鲁塞委员会。不久，参加该委员会的保共党员受到开除党籍或解除中央委员职务等处分。接着围绕生态问题和社会民主化成立了一些非官方组织，其中以“生态公开性”组织和索非亚大学教职员倡议成立的“支持公开性和改革俱乐部”影响最大。它们同西方国家的同类组织建立联系，在国内知识分子中开展活动。
这时有些报刊及传播媒介也增加了批评社会不良现象的新闻报导。
１９８９年初法国总统密特朗访保时，专门接见过持不同政见者组织的代表。数月之后检察院决定减判一名持不同政见者科列夫。同年春，作家协会、美术家协会、电影工作者协会等８个协会相继召开代表大会，会上不少人对保共长期以来的文艺政策提出尖锐批评，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从知识界刮起要求民主和改革的风潮，矛头直指保共领导人，预示着山雨欲来风满楼。
１０月，欧洲生态研讨会在索非亚举行，一些持不同政见者组织乘机上街游行，抗议当局的生态和人权政策，与警方发生冲突。
（二）
土族居民改名运动进一步激化了民族矛盾。
自１４世纪至１９世纪，保加利亚被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统治近５００年之久，它的一部分居民（特别是南部的罗多彼山区）皈依伊斯兰教，成为保加利亚穆斯林。另有一些土族居民长期生活和工作在保加利亚境内。
二者的总数约为８０余万，占保全国人口的１０％左右。二战之后，土族居民曾分批迁回土耳其。
７０年代以后，由于当局注意改进对土族居民的政策，民族关系相对稳定。
１９８４年冬至１９８５年春，保共领导人日夫科夫等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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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保为“单一民族的国家”
，要求穆斯林（官方不承认土族居民为少数民族）恢复使用保加利亚姓名。这次被称为“复兴过程”的改名运动比过去带有更多的强制性，因此遭到强烈的反抗。在不少土族聚居区发生了骚乱。据西方报导，骚乱中有数百人伤亡。为反对这次改名运动，少数土族人士于１９８５年成立了“保加利亚土耳其民族解放运动”
秘密组织，开展反对政府的活动。１９８６年该组织的领导人被公安机关逮捕。此后数年，保国内民族关系比较紧张。
１９８９年国民议会根据保、苏等国签署的欧安会关于人权问题的文件，通过了《国外护照法》和《国籍法》的修改补充法，规定居民可自由出入国境和自由选择国籍，并从７月开始生效。但不少土族居民强行要求地方行政机关立即办理出境手续，甚至发生了暴力事件。
５月底，日夫科夫发表了开放保土边界的声明。
至８月下旬，已有３１万土族居民和穆斯林外迁。土族外迁的的浪潮不但给处于危机状态的国民经济带来重大损失，而且引起社会动荡，成为动摇保共政权的重要因素。从此，要求维护土族居民和穆斯林权益以及释放有关被捕人员便成为持不同政见者组织攻击保共的重要口实。
１９８９年底，保共中央作出纠正对使用突厥语和穆斯林居民所犯错误的决定，国民议会也为有关的受害人员平反并释放他们出狱。然而民族矛盾已经成为１９０年正式成立的土族政治组织“争取自由和权利运动”和它在两次国民议会选举中获得选票进入议会的政治基础。
（三）
保共党内分歧和矛盾的加深。
保共是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二战后在苏共和斯大林的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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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影响下领导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党内民主空气薄弱。在日夫科夫担任党政主要领导的３５年间，特别是在７０年代以后，保共领导日益陶醉于建设的成就，开始为领导干部建造别墅，发放特殊享受和待遇。少数人大搞个人崇拜，为日夫科夫出版３８卷选集，甚至为他的子女升迁出谋划策。
日夫科夫本人也爱听赞美颂扬之词，不愿考虑不同意见，日渐脱离党内外群众。
独断专行之风盛行。
据后来报刊披露的材料，早在１９８２年就曾有５名退役军官给日夫科夫写过匿名信，揭露和批判保共的腐败和日夫科夫的不民主作风。
１９８７年索非亚大学波波夫教授等４名党员因在党的会议上批评党内生活不民主，被开除党籍和解职。普通党员因参加各种政治团体被开除党籍者屡见不鲜。连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中央书记米哈依洛夫也因在会上批评社会问题，在工作中同情和支持要求“民主化”的党员，政治局候补委员、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卢卡诺夫因在经济工作中与日夫科夫等人意见相左而均被免职。
８０年代后期的改革措施和党政领导干部的频繁变动，多带有日夫科夫个人意志的色彩。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８０年代末保加利亚国内存在着政治动荡和经济危机，保共和日夫科夫不但没有采取有效措施缓解矛盾，反而激化了矛盾。保加利亚的经济、政治形势继续恶化。日夫科夫政权处在风雨飘摇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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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自我封闭的阿尔巴尼亚
第一节 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进一步强化
７０年代到１９８５年霍查病逝的１５年间，与东欧其他国家相比，阿尔巴尼亚有一个突出的特点，或者说，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以霍查为代表的“左”倾思想急剧膨胀。这一特点表现在国家生活的各个领域。
在经济领域，它集中表现为：５０～６０年代形成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不断强化。
这可分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说明：
一、国民经济的集中统一管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始终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经济，它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和社会成员的共同劳动，因此，它只能由一个中心按计划进行指导。而这个中心只能是国家。它强调指出，在阿尔巴尼亚，国家控制了经济的主要环节，如生产资料、财政资源、国内商业、对外贸易、工资和物价制度、货币流通和信贷，执行集中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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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积累和投资政策。在这基础上，国家按计划决定扩大再生产的速度、规模和比例，生产力的地理分布，有关缩小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问题，实现对劳动量和消费量的监督等。与此同时，劳动党和霍查从“非社即资”
的观点出发，坚持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就其性质来说，不是市场经济，价值规律在阿尔巴尼亚经济中不起生产的调节作用。甚至提出要逐步缩小商品生产领域；利润不是企业生产的主要目的，在企业活动中不起决定性作用。根据这些观点，在１９７１年１１月１～７日举行的劳动党“六大”上，霍查以肯定的口气把阿尔巴尼亚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归纳为：全国执行统一的经济计划、统一的国家预算、统一的价格政策、统一的工资制度、统一的对外贸易。其中，具有法律效力的国家经济发展计划是阿尔巴尼亚计划经济体制的集中体现。在经济实践活动中，阿尔巴尼亚企业的生产任务由国家下达，生产物资由国家供应，生产产品由国家包销，企业赢亏由国家承担。总之，全部经济活动的管理集中在国家手里，企业变成了单纯依附于国家的消极的产品生产管理机构。
这一思想最后纳入了１９７６年１２月２８日生效的宪法。
宪法规定，国家以统一的总计划组织、领导和发展整个经济和社会生活，而企业是国家为管理属于全民所有制的生产资料而建立起来的。
二、农业领域的“一大二公”
持续长达数十年之久的阿尔巴尼亚农业集体化经历了一个“一大二公”的过程，进入７０年代以后，它表现得更为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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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
１不断强化合作社的公有制。
１９６７年全国完成农业集体B化以后不久，即１９７１年，霍查在劳动党“六大”上第一次提出，今后农村的主要任务之一是要使农业的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转化，使农业合作社向国营农场靠拢，并最后转变为国营农场，以逐步消灭两种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之间的差别。他认为，农业合作社制度是过渡性的，农业集体化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改造的结束，而不把全部生产资料转化为全民所有制，就谈不上完全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反之，在实现了农业集体化以后，如果停止不前和限制进一步的转化过程，将阻碍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和实现集约化，滋长和加强集体所有制的心理而危及全民所有制。根据这一观点，阿尔巴尼亚于１９７２年成立了４７个高级社，不久又把平原地区的６个区划定１０５万公顷耕地作为优先实现集约化的地区，这些高级B社和这一优先集约化的地区。将通过国家投资不断增加公有制成分，逐步实现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交织，然后，随着公有制因素的增长，集体所有制将向全民所有制靠拢，并在具备一些规定的条件之后，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转变为全民所有制，农业合作社转化为国营农场。
１９８１年１１月，在劳动党“八大”上，霍查明确提出，要在现代化大生产的基础上发展农业，并要求“继续加强高级农业合作社，其中有一些将转为国营农场”。
１９８５年，高级社的耕地面积占全国农业合作社耕地面积的近２３％。或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近１８％；人口占农业合作社系统农村人口的１５左右，劳动力A占农业合作社劳动力总数的约２３％；主要生产资料占全国农业合作社生产资料的１３以上。
１９８４年底，国家投资占这些A合作社的总基金的２４％左右。
１９８３年，阿尔巴尼亚有２个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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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合作社正式转变为国营农场。
与此同时，“一大二公”
的趋势还突出表现在农业合作社自身的规模不断扩大上。下表所列统计数字充分说明了阿尔巴尼亚农业集体化所经历的“一大二公”的全过程：农业集体化所占比例（％）
年 份合作社数农 户耕地面积
１９４６７０１０２B B１９５０９０３１５５B１９５５３１８１０９１４４B１９５６８８１３１９２８６B１９５７１６９８４６４５５８B１９５８１９３５６３２７６５B B１９５９１８２９７１０８３１B１９６０１４８４７１４８４８B B１９６５８６８７７３８８２B１９６６８１９８００９２１B１９６７１２０８１０００１０００B B１９６８９１３
１９６９７４２
１９７０５５１
１９７５４２５
１９８２４２
１９８５４２０
从上表可以看出：（１）
１９５７年，根据劳动党中央全会的决议，全国农业合作社数一年中增加了一倍，由８８１个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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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１６９８个；（２）
１９６０～１９６５年，按照劳动党关于小社合并组成大社的指示，农业合作社从１９６０年的１４８４个减少到１９６５年的８６８个；１９６８年以后，特别是１９７０～１９８５年，在成立高级社的过程中，经过合并、扩大，全国合作社数从１９６７年的１２０８个减到１９８５年的４２０个。另据阿尔巴尼亚官方透露的资料，在７０年代以后，农业合作社的规模越来越大。
１９８５年初，全国每个合作社平均拥有耕地１３２２公顷，劳动力１１３０个；最大的合作社曾包括１０～１５个村，拥有耕地４００公顷。
２逐步减少社员的自留地。在农业集体化过程中，特别B是在“思想文化革命”运动中，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始终主张减少乃至取消社员的自留地和自留畜，认为这有助于根除农民的小私有者心理，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