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褪У奶迓厶逑档姆⒄褂泻苌畹挠跋臁Ｋ淖髌酚校骸妒г怼罚�1910…1913年），与阿尔弗雷德·诺斯·怀特海合著《西方哲学史》（1945年）。他获1950年诺贝尔文学奖。——译者注在1920…1921年之间在中国做巡回演讲，并获得了强烈反响，则又有完全不同的原因。另外可以肯定的是，“生活”一词同样在蒋介石1934年开始的“新生活运动”中扮演了角色。民族主义者和右派，作为有意与共产主义思想的抗衡，尽管具有对秩序和清洁的保守，他们与张君劢的思想，其实很少有相同之处。但是，正如“新”对社会主义者的召唤一样，“生活”对中国式的民族主义，尤其是儒家价值同样起到了召唤作用。从政府声明的角度考虑，“新生活”同样包含了国民党对“新”的关注。
温和观与对大独裁者的期待
无论中国新的自信的基础是多么不稳定和犹豫不定，它仍然很快找到了能够将它的智慧当作一种拯救传播给整个世界的传播者。中国曾经在它的幼稚阶段失去了自信，19世纪对进步的信仰也曾使它迷惑，并对自己怀疑，认为中国所存的不过是看似结构良好的秩序系统。很多西方知识分子发现，传统中国哲学还是看似未曾受到伤害地对世界的表达，仍然自成整体。在特殊时刻到来之际，中国人也正是借助这一点仍然保存完好的力量，进行了拯救自身的最后尝试。在德国，受到尊敬的学者卫礼贤（Richard Wilhelm，1873…1930年）所作的工作，也属此例。他曾作为一名新教传教士到达中国，当他回到德国时，却成了中国的传道使徒，致力于翻译中国的经典文献直至20世纪末期。他对中国经典文本的选择以及略带理想化的语调，影响了中国在德国公众心目中的形象，直至今日。
366而经常被人引用的中国作家林语堂（生于1895年）的影响力则更为巨大，因为他的影响所波及的是整个盎格鲁—萨克逊世界。他的背景与卫礼贤颇有类似之处（尽管不可能完全相同）。他出生于一个严厉的信奉基督教的中国牧师家庭，从小被向牧师的方向教育，因此有意识地隔离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不仅仅是在他年纪稍大一些之后，甚至在他厌恶基督教之后，他都仍然能以一种西方的视角观察中国文化，因此，他也就需要将这种观察表达出来。他智慧的小品文写作、即兴敏捷的才思、闪烁的智慧同样也有助于他思想的表达。首先，不仅是站在一定的距离，更主要的是站在西方的角度审视着他自己的国家。或许也因为如此，他的描述强调了中国智慧中乌托邦思想的方面。那些幸福之后对于永恒的求索者，只有在15、16世纪新儒家的持续压力下产生了他们的结晶。一种智慧、通俗、随意与幽默的结合物，成为最终新的规范，自宋代以来，这种观念的集合具体化为佛教中布袋和尚的形象流传民间。
通过他同时面向东方与西方的翻译，大量16、17世纪的中国思想家被重新发现。在他的写作中，林语堂一次次强调“人类一切快乐都发自生物性的快乐”，并且“生活的目的即是生活的真享受”，怀疑“失乐园”的故事是否真实，“由于中国人是富有经验不易动情的人，他们很严肃：他们不像基督徒那样假装生是为了死，也不像西方的许多先知那样想在地球上建立什么乌托邦。他们知道这个世俗的生活充满了痛苦与不幸，他们只不过是想驾驭它，以便和平地工作，大度地忍受，幸福地生活。”在衡量表中，四种人的主要特征被从一到四划分为四层，“现在以‘现’字代表‘现实感’（或现实主义），‘梦’字代表‘梦想’（或理想主义），‘幽’字代表‘幽默感’，——再加上一个重要成分——‘敏’字代表‘敏感性’（Sensability），再以四代表最高，三代表高，二代表中，一代表低，这样我们就可以把准科学公式代表下列的民族性。……现三、梦二、幽二、敏一，等于英国人；现二、梦三、幽三、敏三，等于法国人；现三、梦三、幽二、敏二，等于美国人；现三、梦四、幽一、敏二，等于德国人；现二、梦四、幽一、敏一，等于俄国人；现二、梦三、幽一、敏一，等于日本人；现四、梦一、幽三、敏三，等于中国人。与俄国人和德国人相反，中国人最多幽默感而又最少有梦想（乌托邦的理念与欲望）。”中国话中表示“几乎正确”、“近似的想法”的特殊词汇“差不多”，对林语堂而言，不仅是中国智慧的精萃，而且几乎就是中国人生活的核心本质本身。从当代术语学的观点来看，一方面，对整个一生（现世）的规划有其功能性的一面；另一方面，它同样可以被视为对面向终极（死亡）问题追问的紧闭。这样的观念或许已经不可避免地成为了智慧与陈腐的结合，但即使如此，它仍然很难被人们抛弃。一位并不如何出名的诗人李密庵（？16世纪）所作的《半半歌》被他视为“最伟大的哲学，因为它是人性主义的哲学”：
第六部分：曙光（1800年以后）第三节 理想混乱的时代（18）
367看破浮生过半，
半之受用无边。
半中岁月尽悠闲，
半里乾坤宽展。
半郭半乡村舍，
半山半水田园；
半耕半读半轻尘，
半士半姻民眷；
半雅半粗器具，
半华半实庭轩；
衾裳半素半新鲜，
肴馔半丰半俭；
童仆半能半拙，
妻儿半朴半闲；
心情半神仙，
性字半藏半显。
一半还之天地，
让将一半人间。
半思后代与沧田，
半想阎罗怎见。
饮酒半酣正好，
花开半时偏妍；
半帆张扇免翻颠，
马放半缰稳便。
半少却饶滋味，
半多反厌纠缠。
百年苦乐半相参，
会占便宜只半。
林语堂在他对中国式的、每天日常生活中寻找小幸福的生活哲学发现的过程中，从中国文学中撷取的许多其他段落，都与《半半歌》同样有一种奇妙的温热：比如学者金圣叹（17世纪）所作的“不亦快哉三十三则”中，如有闷热夏日忽得雷雨，或“夏日于朱红盘中，自拔快刀，切绿沉西瓜。不亦快哉！”；下职官员丁熊飞（音，Ting Hsiungfei，17世纪）在他的人生“九愿”中，列举了他希望有一位喜爱阅读与写作的妻子，或者自己不懂棋艺，而另一位学者对他的“九愿”有如下相对的回应：“我很高兴没有用读书或写作来烦我的妻子。”“爱好棋艺，观棋不语。”更为深刻，然而同时沉浸于某种不可确定的反讽之中的，是关于诗人张潮（17世纪）的寓言。他接受庄子和列子式的忧郁，拒绝现世的所有快乐，惟有挚友才能挽救他于这种状态之中——赌博、骑马、入仕、吟诗作赋、饮酒、旅行——直至他们开始讨论不朽，他才突然痊愈。整个这件事，可以被视为人时时刻刻处于痛苦之中的隐喻，因为人终将一死，这种痛苦惟有通过幻想才能稍有缓和。
368初看去，林语堂的小品文似乎主要在关注悠闲的价值，这种“坐在椅中的艺术”以及对中式服装的常识。但是，如果我们更加细致地阅读这些文字，我们便会有一种逐渐增强的压迫感，这种极度的无忧无虑，是对人生黑暗面的麻木。而这种麻木并非来自天真，相反，它来自中国人长期以来痛苦的经历。他的确是，如林语堂所说，“一种类似于乌龟壳的自我保护”。林语堂的主要作品《生活的艺术》（The Importance of Living）成了告诉人们生存的重要的一本书（the importance of surviving），因为那些被自动放弃的理想和天堂，尽管或许只是乌托邦的幻想，也不会轻易地在中国实现。这一点，中国过去和现在的精神状态都表现的十分清楚。这种态度，自从10世纪以来一直不断发展，又处于逐渐发展，并且在无可置疑的儒家思想影响之下，而这种儒家思想也被国家所滥用。这本书，是对中国人持久信仰的一种证明，而这种信仰，与其说是要人们重视生活的重要，不如说是在告诫生存的必要。当然，对于这一点，林语堂也能够深刻认识。否则，我们便不能理解在他早期作品中，他对他曾经给予极高赞扬的中国人耐力的品质突然质疑时那种情绪的爆发。下面的引文，选自他1930年后期的小品文《中国人的现实主义与幽默》的结尾一段：
因此快乐古老的中国继续前行，不会因为对共产主义和帝国主义入侵的恐惧而停止脚步。平静的生活继续平稳地进行，甚至古老的流氓性元素，也是这种平静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是一个邪恶的、愤世嫉俗的老人，看过了这个世界的风雨，超越了希望与绝望。人生苦短，何必认真？它是古老中国笑声的空空回响，任何热情的、希望的花朵，闻到它的气息，都会枯萎，甚至死亡。
我们需要理解他发表于1935年的作品《吾国与吾民》一书的结语。当时，距离中日战争以及中国精神上的崩溃还有一段时间。我们能够感到林语堂平日放松的形象，此时已经突然绷紧，而他平时温和的声音，在意志的绝望和对基督再度降临人世的渴望中，此时也已经开始颤抖：
第六部分：曙光（1800年以后）第三节 理想混乱的时代（19）
369好像这个民族不能自行调整而进至革新的世界，成为更健全更进取的人民，并要求一种新的伦理观察以适合生命进展的新速度。……这个民族跳跃波动变迁于夸大妄与忧郁病二者之间，自很容易变成歇斯底里症了。这表现于一般知识阶级者，尤为明显，……有许多这样的文人学士深以祖国为耻，他们不满祖国的农夫和苦力，不满我们自己的习惯语言艺术文学，而很想用一个巨大的幕幅把整个中国遮盖起来，只让外国人瞧见穿白领圈说英语的中国人像他们自己一样，至于普通人民仍旧忍受痛苦而过其原来的生活。……有几个主张救国之道在研究使用机关枪，有几个则主张俭约，穿芒鞋草履。另有几个主张跳舞救国，把西洋生活全盘地介绍过来，有几个则主张提倡国货，有几个则主张提倡国术以锻炼体格，另有人主张提倡世界语，提倡佛经，提倡复兴孔教经书，也有人主张把四书五经抛入茅厕坑中让它过30年。听听他们讨论的救国之道，宛似听了庸医在死人榻旁开一个榻前会议。它倘使不是那么可怜，便该是很幽默的。……人在中国好像受外来的过误较甚于自身的犯罪。因为我想起宋江和一批梁山好汉怎样在北宋末朝流为盗寇。……我又想起为什么每个大诗人都纵酒归田以示其轻视社会之志，屈原怎样怨愤而自沉于湘江；而李白欲水中捞月因而落水而死；伟大而正直的学者具有正确的是非心者常受到贬斥的处分……我又想起当时局混乱之际，正直学者常被逮捕，他们的妻孥家属遭满门抄斩，如满清初叶枝连之惨祸。……于是我又纵观现代而睹许多好人绝足仕途；王国维跳入颐和园昆明池，康有为晚年过其孤寂的自傲生活；鲁迅陷于沉默与失望的悲哀，直到文学革命的发动；章太炎养晦于苏州；而胡适，杜威的门生，秉有更进取的人生观，亦只空想地草草地讲人民的痛苦，并无多大热情，虽他不愿意放弃一切主张而让国家归于灭亡。——胡适有一次在他哲人的愤激之一刻，曾怒吼着“中国不亡，是无天理！”中国有许多好人他们不能为国家出力，因为人们的以其恶行加诸别人，而坏人以其恶行加于好人，好人乃弄一件朴素的棉袍子把自己伪装起来。但还有别的好人，不止是5个，不止是50个，却是千人万人数百万人，他们无声无息地忍着痛苦。这种情形使旁观者也觉得可怜；那么许多好人竟没有一个领袖抵得上半个甘地的程度；中国的个人比较来得老练，至于政治的和国家的方面，我们还刚刚在幼童时代。……最后，我想到大执法官，当我在冥想中见其幻象，深信他能拯救中国。这才是救世主，他挥着大刀，只有服从法律的命令，没有人能够救赦任何人，未经法律的命令。……这个大执法官来了，他从水底抽出他的大刀，前面导以击鼓的鼓手，穿着蓝色的制服。370咚咚咚，仪仗队来了，军号手穿着黄色制服，宣布着法律的条文。咚咚咚，这仪仗队从乡村向城市行进，走进大街，远远里辚辚的鼓声，幌幌的旗影，最高裁判长威仪庄严地坐着大执法官执着反光的大刀在他的身旁，人民欢声雷动，可是市长、地方官吏纷纷避匿。啊，看啊！现在救主来了！大执法官把裁判长的旗帜叉在城墙上，命令每一个在它底下通过的人对它鞠躬。布告揭帖于全城各处，任何人自称超越法律而不肯对这旗帜鞠躬的得砍脑袋，而他的脑袋将掷入这口几百年来大刀沉藏的湖中。他走进城中的庙宇，把菩萨一个个撤出来，这些菩萨是面情、命运和私宠，而把这庙宇改造为裁判所。他把向来在菩萨庇护下的统治这城市的牧师官吏聚集到这个地方来，挥动他的宝刀，砍掉他们的脑袋，而命令把他们的头颅跟菩萨的偶像一起掼入这口湖中。……这个时期是会来的……但是这个进程随时可以发动，不可目睹，而贯穿于上下社会阶层，它的进展情状将如天之将晓。一个时期暂时的仍将为丑恶与痛苦，但是过了这片刻，将为安静美丽纯朴，这安静美丽纯朴即为古代中国之特色者，但是更进与此也还有公正的司法。比之这个法治乐土上的人民，我们现在这一代好似黄昏里的孩童。
第六部分：曙光（1800年以后）第四节 新中国与拯救世界（1）
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源始
371当林语堂发表他对于中国新时代到来的幻想般描述时，他可能还并不清楚这些图景至少在表面上能够多快多真地变为现实。他更不能预想到，促使中国发生如此变化的是何种力量，而这些事件又是在什么情况下发生的。或许，他自己也仍然不过是这种幻想的牺牲品，相信现代中国终将被“那些可怕的领导，煽动他们可怕的追随者，并且相信在极端宁静中生活的重要”，并因此忘记了“中国人头脑中的活力与暴力，像裸体的摔跤手那样梳理人类的问题”。林语堂从来没有相信过革命。在1935年的中国，“我也不能承认另一革命，因为我听熟了炮声与排枪声，……而排枪的击射声听起来好像屋外的爆竹声，后来我探悉这一来不过庆祝杨先生的新任职典礼”。而他对于“人民的大救星”的想像则是：一个刽子手，领导一场“由农村进入城市”的斗争过程，这也与毛泽东和他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所赢得的胜利非常相似。在经过数十年在农村地区的战斗之后，他们最终将这种胜利推向城市，并赢得了1949年的伟大胜利。这些胜利同样给西方观察家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在北京获得和平解放那段时期，他们看到了浮现在他们面前的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奇怪对立。事实上这只是一个平常的事件，但军队进入城市，使整个过程转化为一种庄严的、节庆式的仪式，他们受到了百姓喜庆般的夹道欢迎。他们完成了这种过渡，而这种过渡所具有的，是一种不仅仅在空间上，更是在时间上的意味。他们所欢呼的，是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在经历了漫长的等待之后，理想最终获得了进入现实世界的许可。
372最早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形式，从一种相同的、奇异的甚至不真实的气氛中发展而出，无政府主义在其中很快生长，也很快凋谢。这或许是由于它们在心理（同时也是在生理）功能上与它们自己的文化存有距离。实际上，在很多方面，这两种运动指共产主义与无政府主义。——译者注相互纠缠无法解开，以至于很难对它们进行区分。1907…1917年，中国知识界经历了大约10年的平静。尽管在这期间，有1911年的国民革命的开始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在这之后，各式各样热衷于无政府主义理念的协会和组织，逐渐发生兴趣的转移，进而广泛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理论的学习团体。同样的现象在欧洲也同时发生。中国的海外留学生以及海外劳工在这个过程中担当了特殊的角色。其中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在国外受到了“左派激进”思想的影响，而且还因为，只有作为“左派激进”——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当时也的确如此——他们才能够从国家给他们设置的诸多限制中解放出来。非常有趣的是，中国的租借地以及殖民地（如上海、香港和澳门），也可以为他们提供相同的机会。如果没有这么多“飞地”，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很可能不会产生，或至少会减慢其发展速度。
1918年回到中国，并且组织更多学生与法国交流的中国留法学生、工人团体，发挥了最为持久且广泛的影响。上文曾提到的“勤工勤学会”（The Associations 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