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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求学的李大钊所接受。通过这种理论，他成功地去除了社会达尔文主义——一种足以使处于虚弱状态的中国沮丧气馁，又藏身于阶级斗争理念之后的理论。他使中国处在可能有所作为的状态，使理论马上能够投入实践并取得效果是一种原则。这样，由于外在条件所造成的犹豫与迟疑，以及由此引发的不吉祥的感觉，就能得到有效的避免：
379从前讲天演进化的，都说是优胜劣败，弱肉强食，你们应该牺牲弱者的生存幸福，造成你们优胜的地位，你们应该当强者去食人，不要当弱者，当人家的肉。从今以后都晓得这话大错，知道生物的进化，不是靠着竞争，乃是靠着互助。人类若是想求生存，想享幸福，应该互相友爱，不该仗着强力互相厮杀。这种共同目标，这种宗教，这种社会能力的精神，能够使人类获得进步。而且随着人类的进步，这种精神会得到更大的发展……因为人们的这种精神，自从人类远古以来就已经成为一种有效用的社会能力，它的声音仍然在我们每个人心中回荡。这种神奇的力量并非来自外界的刺激，亦并非源于利益的权衡，而是完全来自自然本心。这种自然力量的神奇，直可与性的神奇、母爱的神奇以及祭献的神奇相比。
当读到最后一段时，人们能够相信，正如马克思曾经公开承认自己是黑格尔的学生那样，李大钊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接受和继承了马克思的思想。但是，这些思想实际上不过是孟子“诚”的思想的鲜活再现，它反映了一个非常现代的中国思想家，如何无意识地卷入古老的“内”/“外”的二分法之争，并同时指向意识形态方向。在这个时刻，民族性的因素尤为凸显。尽管有其自身旨归，仍然有一系列问题围绕“今”与“非今”（如乌托邦，以及理想化的过去）这一组内在对立展开。其中，如人的意识、源于“天性”的共同目标和不受限于时间的无限广阔的“今”，都可以被归入“内”（即中国）的范畴之中。其他一些，如技术、经济增长、“人为的”阶级斗争（因为现在既非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又非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以及当下可以清晰定义的渐进社会进步，都可以被归入“外”（即“外国”）的范畴之下。与以往相比，只有“知”、“理”、“乌托邦”与“行”、“实”在两边的位置发生了转变。在远方，那些真实但却遥不可及的乌托邦属于“外”，而在“内”，在中国，我们所必须面对的，是直面现实的“行”。但在这种转变中，在针对更为基础的“内”的行为中，李大钊明显地看到了唯物主义的本质——它能够在民族层面上，给中国以发展的机会。真实，对他来说，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李大钊对城市的期望逐渐下降，与之相协调的，是他对乡土和农村——它们占据着“内”的中国的大部分面积——的赞颂。在一份写给中国青年的宣言中，他这样说道：“在都市里漂泊的青年朋友呵！你们要晓得：都市上有许多罪恶，乡村里有许多幸福；都市的生活，黑暗一方面多，乡村的生活，光明一方面多；都市的生活，几乎是鬼的生活，乡村中的活动，全是人的活动；都市的空气污浊，乡村的空气清洁。”
对乡村的极高评价，显示出李大钊在早稻田大学时期所受到的“新村运动”的影响。这种影响引发了直接的政治结果。在1919年，他号召所有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学生加强在农村与农民的接触，而不是仅仅让他们在城市中学习书本上的理论：
380我们要做这两种文化运动，不该常常漂泊在这都市上，在工作社会以外作一种文化的游民，应该投身到山林里村落里去，在那绿野烟雨中，一锄一犁的做那些辛苦劳农的伴侣。……须知“劳工神圣”的话，断断不配那一点不作手足劳动的人讲的；那不劳而食的知识阶级，应该与那些资本家一样受排斥的。中国今日的情形，都市和村落完全打成两撅，几乎是两个世界一样。都市上所发生的问题，所传播的文化，村落里的人，毫不发生一点关系；村落里的生活，都市上的人，大概也是漠不关心，或者全不知道他是什么状况。……那些天天和自然界相接的农民，自然都成了人道主义的信徒。不但在共同劳作的生活里可以感化传播于无形，就是在都市上产生的文化传播利器，——出版物类——也必须随着少年的足迹，尽量输入到山林里村落里去。我们应该学那闲暇的时候就来都市里著书，农忙的时候就在田间工作的陶士泰先生，文化的空气才能与山林里村落里的树影炊烟联成一气，那些静沉沉的老村落才能变成活泼泼的新村落。新村落的大联合，就是我们的“少年中国”。
第六部分：曙光（1800年以后）第四节 新中国与拯救世界（6）
381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将由农民而非产业工人最终完成——1923年京汉铁路大罢工最终在血腥中被镇压，可以看作是这种趋热的征兆。当这种趋势愈加明显时，李大钊对组织农民的工作兴趣就越加浓厚，这一点，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更为突出。几乎是必要地，中国也被越来越强调成是一个“无产阶级国家”。在1924年的一次演讲中，他将这一理念扩大为，所有受压迫的民族必须团结起来，反对共同的白人压迫者，尽管他同时更希望，在未来的某一天，世界政府在三大联盟（亚、欧、美）的领导下最终能够得以建立。在这个演讲（此演讲没有确切的底稿，由当时部分听者的笔记整理）中，李大钊从戈宾诺（Gobineau）的《论人类的不平等》（Essai sur L’inégalité des races humaines）以及朴笛南姆威尔（Putnam Weale）的《肤色间的竞争》中引用了令人吃惊的种族主义言论，并且继续说道：“白人将他们自己视为整个世界文化的先锋；他们将自己放在更高的位置，蔑视下等的种族。正因如此，种族问题现在就演变成了阶级问题，而所有的种族，在世界的范围内，开始了与阶级对抗相似的相互对抗……白人与有色人种之间的斗争，将会与阶级斗争同时进行。”
在他后期对自己翻译的马克思文章《中国与欧洲的革命》所作的注释中，他仍然将中国视为即将到来的无产阶级革命的领袖：
不过这种关系的暴露，一天一天的明显，由中国革命以趋于世界革命的倾势，一天一天的逼近罢了。……依“礼尚往来”的礼让，这个骚乱，亦必然的要输运到欧洲去，输运到一切帝国主义的国家去。帝国主义者倘如横来干涉中国民众的运动，马克思说的好，这个干涉，只能使中国的革命运动日趋于凶猛，只能致列强在中国的商业日趋于停滞。……现在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普遍全国的今日同时，英国工人号召了一个几百万人参加的空前未有的大罢工，……这不是英国资本阶级以其用军舰装来的“秩序”，由中国换去的骚动？这是不是中国革命的火星，已经迸入欧洲产业制度积载过重的地雷上，将要产生一个大爆发？那逼在眉睫的革命的历史事实可以证明。
不仅仅是由于它的技术落后，而且实际上也是因为这种技术落后，中国必将成为“无产阶级国家”的领导之一，因为它是如此巨大的一个国家。以此方式，中国就会再一次继承他在历史上曾经拥有的中心地位——正是这种信念，鼓舞了李大钊和其他无数中国共产党员。马克思主义出现于西方，但除了被当作“科学的”中性系统之外，并没有担负起其他象征意义。但是它的中国译本，则同时带有了民族主义情绪，因为它强调了农村和农民的重要性，并与中国一向以为具有优越性的“仁”相关联。这一思想系统，使得几乎所有“左派知识分子”为之着迷。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这两个从邓牧就已开始的中国古老社会主义传统中相互紧密联系的两个组成部分，在此处又一次和谐地联合起来了。不仅如此，涉及部分历史规律的“科学”知识与对于人和人主动性尊严的强调这二者的融和，能够有助于产生一种新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形式，而这种新的形式最终将不仅仅给中国，甚至给整个世界带来拯救——因为它已不再屈从于仅仅满足于理论带来的诱惑。
马克思与孔夫子的对话及城市的变革角色
在马克思主义学者郭沫若（生于1892年）于同时期（1925年）所写的一则有趣的小故事中，我们也能感觉到背后相同的主题。郭沫若是毛泽东的私人朋友，今天指作者写作此书20世纪70年代。——译者注仍是在北京的中国科学院院长，他在许多方面都具有非凡的天赋。在他结束自己在日本学医的生涯之后，他使自己成为了著名的语言学家、历史学家、作家、文学批评家和翻译家（尤其在翻译歌德的作品方面，其中包括了对《浮士德》的翻译）。在这篇小故事中，马克思去一座庙宇拜访孔子与孔子最亲信的弟子，并与他们共享秋祭的食物。这篇虚构的马克思与孔夫子之间的对话，当然并不仅仅只是“笔墨游戏”，它同时反映了当儒家思想与马克思主义面对面进行交锋时在理念上的互相关联。这篇短文在中国实践与西方理论的撞击产生的幽默中结束：
382十月十五日丁祭过后的第二天，孔子和他得意门生颜回子路子贡三位在上海的方庙里吃着冷猪头肉的时候，有四年青的大班抬了一乘车朱红漆的四轿，一直闯进庙来。
子路先看见了，便不由得怒发冲冠，把筷子一掼，便想上前去干涉。孔子急忙制止他道：由哟，你好勇过我，无所取材呀！
子路只得把气忍住了。
回头孔子才叫子贡下殿去招待来宾。
朱红漆的四轿在圣殿前放下了，里面才走出一位脸如螃蟹，胡须满腮的西洋人来。
子贡上前迎接着，把这西洋人迎上殿去，四位抬轿的也跟在后面。
于是宾主九人便在大殿之上分庭抗礼。
第六部分：曙光（1800年以后）第四节 新中国与拯救世界（7）
孔子先道了自己的姓名，回头问到来客的姓名时，原来这胡子螃蟹才就是马克斯卡儿。
这马克斯卡儿的名字，近来因为呼声太高，早就传到孔子耳朵里了。……孔子一听见来的是马克斯，他便禁不得惊喜着叫出：
啊啊，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呀！马克斯先生，你来得真难得，真难得！你来到敝庙里来，有什么见教呢？
马克斯便满不客气地开起口来——不消说一口的都是南蛮鹬舌之音；要使孔子晓得他的话，是要全靠那几位抬轿子的人翻译。孔子的话，也是经过了一道翻译才使马克斯晓得了的。
马克斯说：我是特为领教而来。我们的主义已经传到你们中国，我希望在你们中国能够实现。但是近来有些人说，我的主义和你的思想不同，所以在你的思想普遍着的中国，我的主义是没有实现的可能性。因此我便来直接领教你：究竟你的思想是怎么样？和我的主义怎样不同？而且不同到怎样的地步？这些问题，我要深望你能详细地指示。
383孔子听了马克斯的话，连连点头表示赞意，接着又才回答道：我的思想是没有什么统系的，因为你是知道的，我在生的时候还没有科学，我是不懂逻辑的人。假如先把我的思想拉杂地说起来，我自己找不出一个头绪，恐怕也要把你的厚意辜负了。所以我想，还是不如请你先说你的主义，等我再来比付我的意见罢。你的主义虽然早传到了中国，但我还不晓得是怎么一回事，因为你的书还一本也没有翻译到中国来啦。
怎么？我的书还一本也没有翻译过来，怎么我的主义就谈得风起云涌的呢？
我听说要谈你的主义用不着你的书呢，只消多读几本西洋的杂志就行了。是不是呢？你们几位新人！（孔子公然也会俏皮，他向着那四位大班这样问了一句；不过这几位新人也很不弱，他们没有把孔子的话照样翻译出来，他们翻译出来的是“不过大家都能够读你的原书，就是这几位大班，德文和经济学都是登峰造极的啦”。就这样，马克斯和孔子也就被这四位学者大班瞒过去了。）
那也好，马克斯说，只要能够读原书也就好了。
难得你今天亲自到了我这里来，太匆促了，不好请你讲演，请名人讲演是我们现在顶时髦的事情啦！至少请你作一番谈话罢。
好的，好的，我就先作一番谈话，谈谈我的主义罢。不过我在谈我的主义之先，不得不先说明我的思想的出发点。我的思想对于这个世界和人生是彻底肯定的，就是说我不和一般宗教家一样把宇宙人生看成虚无、看成罪恶的。我们既生存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应当探求的，使是我们的生存要怎样能够得到最高的幸福，我们的世界要怎样能够适合于我们的生存。……这一点，我和许多的宗教家或者玄学家不同，这一点我要请问你：究竟你的思想是什么样？假使这个出发点我们早就不同，那么我们根本上走的是两条路，我们的谈话也就没有再往下继续的必要了。马克斯刚好把话说完，子路不等孔子开口便先抢着说道：是呀，我夫子也注重利用厚生之道的人；夫子最注重民生，所以说“天地之大德曰生”的呀。是的，孔子又才接着说下去：我们的出发点可以说是完全相同的。不过你要想目前世界适合我们的生存，那么要怎样的世界才能适合，要怎样世界能使我们的自下而上得到最高的幸福呢？你定然有这样一个理想的世界的。你的理想的世界是怎样的呢？
你问我的理想的世界吗？好啊，好啊，你真问得好啊！有许多人都把我当成个物质主义者，他们多以为我是禽兽，我是只晓得吃饭，我是没有理想的人，其实我正如你所问的样，我是有个至高至远的理想的世界，我怕是一个顶理想的理想家呢。我的理想的世界，是我们自下而上在这里面，万人要能和一人样的自由平等地发展他们的才能，人人都各能尽力做事而不望报酬，人人都各能得生活诉保障而无饥寒的忧虑，这就是我所谓“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社会。这样的社会能如是实现了的时候，那岂不是在地上建筑了一座天国吗？
啊哈，是的呀！这回连庄重的孔子也不禁拍起手来叫绝了。——你这个到时候社会和我的大同世界竟是不谋而合。你请让我背一段我的旧文章给你听罢。“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现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窝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不是和你的理想完全是一致的吗？
384孔子拉长声音背诵了他这段得意的文章来，他背到“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的两句，尤为摇头摆脑，呈出了一种自己的催眠的状态。但是马克斯却很镇静，他好像没有把孔子这段话看得怎样重要的一样，孔子在他的眼中，这时候，顶多怕只是个“空想的社会主义者”罢？所以他又好像站在讲坛上演说的一样，自己又说起他的道理来。
不过呢，马克斯在这个折转的联接词接上用力地说：我的理想和有些空想家不同。我们理想不是虚构出来的，也并不是一步可以跳到的。我们先从历史上证明社会的产业有逐渐增殖之可能，其次是逐渐集中于少数人之手中，于是使社会生出贫之病来，社会上的争斗便永无宁日。……
啊，是的，是的。孔子的自己陶醉还未十分清醒，他只是连连点头称是。——我从前是早就说过“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的呀！
孔子的话还没有十分落脚，马克斯早反对起来。
第六部分：曙光（1800年以后）第四节 新中国与拯救世界（8）
不对，不对！你和我的见解终竟是两样，我是患寡且患不均，患贫且患不安的。你要晓得，寡了便均不起来，贫了便是不安的根本。所以我对于私产的集中难得反对，对于产业的增殖却不惟不敢反对，而且还极力提倡。所以我们一方面用莫大的力量去剥夺私人的财产，而同时也要以莫大的力量来增殖社会的产业。要产业增进了，大家有共享的可能，然后大家都能安心一意地、平等无私地发展自己的本能和个性。这力量的原动力不消说是造成废除私产的人们，也可以说是无产的人们；而这力量的形式起初是以国家为单位，进而至于国际。这样进行起去，大家于物质上精神上，均能充分地满足各自的要求，人类的生存然后都能得到最高的幸福。所以我的理想是有一定的步骤，有确切的实证的呢。
是的，是的！孔子也依然点头称是。我也说过“庶矣富之富矣之”的话，我也说过“足食足兵民信之矣”的为政方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