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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山的树叶变得一片金黄，在风中飞舞，韩月也没有来信，告诉我最后她落脚在什么地方。
喇嘛舅舅作为一个云游的僧人就更不会有消息了。我回去看过铁匠两三次，他偏瘫的身子一天比一天硬朗了。
最后一次，我是跟他儿子一同去的。铁匠看着儿子的眼神流露出无比的幸福，他儿子也告诉我，他跟父亲真正有血肉相连的感觉了。这天晚上，我就住在铁匠家里。早上，铁匠突然说话了。我睡得很沉，他摇醒了我。
问：“刀子还在你手上吗？”
“天哪，”我说，“你说话了！找到儿子，你又说话了！”
铁匠说：“我不能说话，是受造了宝刀的过，我一说话，它就要伤害拿刀的人了。”
我告诉他：“我的朋友已经带着那把刀远走高飞了。”
他说：“没有人能比命运跑得更远厂
离开铁匠，我马上就出发往那个城市去找刘晋藏了。我希望他已经把刀出手了，这样，他才不会为刀所伤。我想，他这半辈子，除了一些女人的青春肉体，也没有得到什么。我带上了所有储蓄，也带上了他留下来的所有的刀，我想自己也不会再回来了。走之前，我办好了离婚证，我把韩月的一份压在还放着她化妆品的梳妆台上，把钥匙交到她单位领导的手里，特别说明屋里的东西都是她的，我只取出了银行里的存款。这是我们俩最后一笔共同的积蓄了，说好是为孩子准备的教育基金。但我们没有孩子，现在又已分手了。
离开的那天早上下起了秋天里冰凉的细雨。这跟送别舅舅时
不一样，这样的阴雨天，没有人会在我身影消失的地方看到彩虹。
两天汽车，到了省城，又是两天火车，我到了刘晋藏打电话的那个城市。我在每一个宾馆住一个晚上，为的是在旅客登记本上查找朋友的名字，但他都在我到达之前就离开了。其中，有两个宾馆他都没有结账。店方好不容易逮到一个说得出他名字的人就喜出望外，以为是替他付账的人来了。我只好亮亮随身的刀子，声称自己也是来追债的，才得以脱身。
现金马上就要用完了，还没有刘晋藏的一点消息。
我在宾馆的文物商店前想出手一把刀子，都踉一个香港人谈好了价钱，却被便衣警察抓住了。在派出所里，他们叫我看管制刀具的文件。有那份文件，他们便有权没收我的刀子。
我说：“这是藏刀，我是藏族。”
他们看了我的身份证，又拿出一个文件，上面说，少数民族只有在本地才能佩戴本民族的刀具。关于刘晋藏和宝刀，他们说，这样的事情真真假假，在这个城市里数都数不过来。他们叫我看了几张无名尸首的照片，每一张都模模糊糊，至少，我没有明白无误地认出朋友的脸。
当一个少数民族真好，不然他们不会当即就把我放了出来，只把刀子全部留下了。警察打开一个带铁门的房间，扑面而来是一股铁锈味，里面堆满了各式各样的刀子。可这些刀子，都非常像电视里登上审判台那些为了金钱，为了女人而杀人的罪犯一样，被某种病态的欲望匆匆造就，是铁皮或者猪皮的简陋刀鞘，嚣张而又粗糙的刀身。而我那些精致的刀子也沦落在了它们中间，我听见自己的心为之哭泣。
坐在宾馆柔软洁白的床上，我拿起电话，拨了一个号码，不通，又拨了一个，还是不通。很久，我才想起，这是已经远离的小城的五位数的号码。我拨这个电话是寻找自己。我没有找到。
于是，我改拨了一个八位数的号码，这才是眼下这个大城市的号码，第一个，通了没人接；第二个，忙音；第三个，是一个女人的声音，说：“你好，这里是某某咨询中心，请问先生有什么商务上的事情，我可以帮忙？”
“请帮忙找我的朋友和一把宝刀。”
对方用很职业的口吻平淡地说：“对不起，先生该打心理咨询热线。”
我打开比砖头还厚的电话号码簿，恍然看见密密麻麻的电话线路布满地下，像一张布满触角的大网，但网上任何一只触角上都没有了我的朋友。
（发表于199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