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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种关系网络上的心理与行为现象，中国社会日常权威不是培养要么主子，要么奴才的单面性格人；而是要培养既能做主子，又能做奴才的双面性格人。这些人既有卑躬屈膝的一面，又有耀武扬威的一面。人们对其心态也是复杂的，靠上的便是“大树底下好乘凉”，靠不上则是“狗仗人势”、“狐假虎威”。在一种比较固定的社会结构中我们或许可以通过辈分、地位、角色等知道谁是权威者，谁是服从者。但中国社会存在着一种运行机制使得这些本不该成为权威的人成为一种社会互动中的权威。作者将这种独特运行机制概括为人情、面子与关系网。
三、人情、面子、关系网：日常权威的运作逻辑
在作者看来，日常权威之所以不同于传统权威、克里斯玛权威、法理权威或民间权威、乡土权威、个人权威等权威形式，主要是因为它是一种嵌入式的权威。因此，其划分依据应该放弃A和B之间互动关系研究，而要在A、B和C以及三者以上的关系中来加以认识（第229页）。任何想拥有权威或资源的个体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先需要将自己嵌入一种特定个人关系网络中，借此才能拿到本来不属于他的权威。真正的日常权威的形成来自于任何一种被确定或被认可的权威介入到了某种关系网络中，由此造成与此权威者有特定关系的个人可以假托其相关者的权威而建立起自己的权威。这种权威不受规范、制度的制约，也没有明确的边界，能制约它的规模和发展的就是关系连接上的可能性。只要权威者退出关系网络，日常权威就会因此而消失。
在分析中国社会日常权威的具体运作逻辑时，作者借用了法国反思社会学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场域”、“惯习”、“社会空间”等分析工具。他认为日常权威是中国人在其社会空间中形成的惯习，它所赖以存在的关系网络就是它的场域（第277页）。他进一步分析了西方社会场域与中国社会场域的不同，进而构建出日常权威的具体运作逻辑。在他看来，与西方丁是丁卯是卯不同，中国社会场域虽然也有自己的游戏规则，但这种规则仅是形式上的，本身并不受定规则的人和执行规则的人的尊重。在一场游戏中，中国人最关心的问题不是遵守游戏规则或是对规则的合法性提出异议，而是就他自己的情况而言有没有变通的可能性。因为中国真实社会的建构是一个自主的行动者与社会规范结构相权宜的产物，所以变通是肯定可以的，关键在于此人有没有人情和面子。换句话说，因为人情和面子的存在，一个权威者不得不介入到一种关系网络中来，并使得同他有特定关系的个体因权威者的介入而获得其本不该拥有的权威。正是在情与面的施与过程中，日常权威作为一种流动性的嵌入权威介入到行动者相互间特定的关系网络。也正是因为这种运作机制的存在，权威发生位移，实现流通，那些原本不应该拥有权威的人因“沾光”而分享到权威主体所拥有的权威，成功地实施对他人的支配。
中国情理合一的社会中存在着某种特有的文化运行机制，它为关系的复制与再生产提供了一种程式化的语言，而这种特有的文化运行机制是通过人情和面子等话语体系建构出来的。由人情和面子而促成的关系再生产为权力的再生产建立了有效运作机制。人情和面子是中国社会独特的社会心理文化现象，它们的共同作用促成了权威的流通（第254～274页）。在分析中国社会日常权威的具体运作过程中，作者区分了人情和面子这两个存有模糊地带概念的作用方式。他认为人情是个排斥性或封闭性的概念，而脸面是个辐射性或推广性的概念。人情是在报与欠的过程中因权威者的义务性介入而获得权力，是交换的结果，具有封闭性的特点；而面子则是在关系的关联中因权威者的无形介入而获得权力，具有开放性的特点。然而，不管人情和面子具体运作机制如何，它们的最终效果都是建立了与他人的特殊关系，并因权威者介入关系网络中而获得日常权威。
总之，中国人在情理社会中，通过人情和面子的运作，放弃的是规则、理性和制度，得到的却是不可估量的社会资源、非制度性支持和庇护及以势压人的日常权威。而这在日常互动中发生的日常权威的运作具有渗透性（第204页），会无孔不入，附着在由其他任何形式权威运行的地方运行，造成其他形式的权威随之发生了变形，丧失了其本身的特征，沿着日常权威自身的运作轨迹开始运作。
（《中国社会中的日常权威：关系与权力的历史社会学研究》，翟学伟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1月版，25．00元）
良知对政治的裁决
■ 何 亮
1971年6月13日至15日，美国《纽约时报》连续在头版刊出一批美国国防部的绝密文件。文件反映了近二十年来美国的核心决策层是如何用掩盖真相、编造谎言的方式误导和蒙骗民众，将美国一步步拖入越南战争的泥潭的。美国政府见状大惊，司法部通知《纽约时报》，要求立刻终止此一连载，并将文件交给政府。遭拒后，又由纽约地方法院对该报发布有关禁令。但与此同时，《华盛顿邮报》《波士顿环球报》《洛杉矶时报》等重要报刊亦相继刊出同类文件，法院禁不过来了。
恼羞成怒的政府要员们对媒体奈何不得，便转而追查泄密者。尼克松总统亲口说“要将这家伙送人监狱”，还要“把审判的所有细节都告诉媒体，我们要在媒体前摧毁他”。
事实上泄密者是谁已用不着追查。丹尼尔·埃尔斯伯格，这位前海军陆战队军官，美国国防部部长助理的高级助手，兰德公司关于越南问题的著名分析家，在将所有七千页绝密文件复印件分别交往各有关报社之后，于6月28日前往美国司法部“自首”。
这就是当年轰动美国、震惊世界的“五角大楼文件泄密案”。
泄密者的动机十分明了：就是要让公众知道政府和军方的欺骗行为，知道这些政客在“国家利益”的幌子下贩了多少私货，不能再为这些名为爱国实为祸国的妄人慷慨买单。
在这本回忆录里，埃尔斯伯格将自己的心路历程和盘托出，三十年后再回首，不仅无怨无悔，而且更加坚定。“我希望以此类教训告诫今后处于同样情况下的官员，告诫今后对此类情况负责的所有公民，实话实说，揭露错误的秘密，可以产生一种非比寻常、高深莫测的能量。”
作者曾是美国冷战政策的坚定支持者。初到国防部时，他也相信政府机构的保密都是为了高尚的目的，甚至某些欺骗行为，也是“国家利益”所必须的，“我们根本没有必要帮助国会、媒体或是公众了解总统即将采取的行动”，“那些目光短浅、思想狭隘的个人或是机构很有可能就会进行干涉，而这些问题他们根本理解不了，只会把事情弄得一团糟”。可是，当他目睹了约翰逊总统一面在竞选时提出“不扩大战争”的口号，一面却任由参谋长联席会议秘密制订扩大战争的计划时，当得知他们还采用“引蛇出洞”的办法，即想方设法挑起北越军队对美军的攻击，然后实施大规模的“反击”时，他有些疑惑了。尤其当他亲临南越对驻越美军、南越军队和当地民众进行深入考察之后，更加感到美国是在进行一场没有正当理由也没有胜利希望的战争，美国青年的热血仅仅被用来保护一个失去民心的傀儡政权和避免“不体面”的败退。为了不输得精光，只能不停地加大赌注，而每一次加大赌注，都要对美国人民进行欺骗宣传，说这将是决定最后胜利的时刻。后来美国军队甚至完全不顾国际法，把轰炸扩大到柬埔寨和老挝境内，当然这些事多是偷偷干的，故属“绝密”。
作为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作者终于无法忍受这种无忌惮的欺骗行为，不愿意看到有更多的美国青年因政客们的愚妄而无谓地流血。他冒着被终身监禁的危险，决心将他所知道的真相告诉公众。这是一段从愚忠到觉醒、从盲从到反抗的心路历程，是良知对政治的审判。
《纽约书评》也认为“这本书应该和伊拉克战争对照着读”。
值得一提的是泄密事件甫出时尼克松总统的心态。他最初是感到窃喜的，因为文件提到的主要是前两任民主党总统（肯尼迪、约翰逊）的阴损，所以他觉得不妨让媒体折腾一阵；但在与基辛格交谈后转而又感到须对这种泄密行为严厉制裁，以儆效尤，否则他本人一向喜好的秘密决策岂不也会受到威胁。但尼克松最终也没能如愿，原因是他手下的人像小偷一样去窃取民主党总部的机密时被人逮住，他却装作不知情，最终还是让媒体揪出了狐狸尾巴，被迫辞职下台了。司法部长约翰·米切尔等高官则相继被关进了监狱。鉴于由“水门事件”牵扯出的政府在埃尔斯伯格泄密案中有一系列违法行为（隐藏证据、非法监听、销毁相关文件等），埃尔斯伯格泄密案最终被美国联邦法官撤销，作者获得了自由。
注：“吹哨者”（whistle…blower），指的是在某组织内部任职，但为揭露组织的不轨行为挺身而出的人。
（《吹哨者自述——五角大楼文件泄密者回忆录》，丹尼尔·埃尔斯伯格著，李杰译，中信出版社2005年8月版，39．80元）
虽赏析之作，而实忧患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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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嘉莹是学术造诣深厚的海外学者，为了在市场经济时代充分发挥“诗歌对人的心灵和品质的提升的功用”，使青年人不至于“被一时短浅的功利和物欲所蒙蔽”（《叶嘉莹自选集》第510页，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以下出自本书的引文均只标页码），她自1979年起，每年假期自费回国讲授诗词至今。这一带有堂·吉诃德色彩的举动，令人感动和敬仰，更难为可贵的是，她以深厚的诗学修养和极强的感悟力探求诗人之内心，阐发诗人之精微，唤醒了人们对文字之美的回忆。1980年代她的《迦陵论词丛稿》《迦陵论诗丛稿》在内地的出版，给仍在使用以阶级分析方法解读作品的文学史教材的大学中文系带来了一股清新温暖的气息。1950年代后期，《中国文学史》教材的编写也兴起了“大跃进”，中文系学生以旺盛的革命生产热情参与文学史教材写作，1960年代出版的由游国恩、王起、萧涤非、季镇淮、费振刚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虽然编者大都是名校的名教授，但是，受当时的政治空气影响，掺杂进去了太多的非文学性因素。“阅读”在很大程度上成了政治解读。直到1979年，郭绍虞先生还在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再版前言中还一再申明：“这部《中国文学批评史》，虽是解放以后印行的，但由于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够，未能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来提揳全书，因而我只能在《后记》中认为是‘一部资料性的作品’。”（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第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类似这样的“检讨”弥漫于各个学科，成为受尽折腾的知识分子所紧紧抓住的一根稻草。
生于燕京旧家的叶嘉莹，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毕业于辅仁大学，为诗词名家顾随先生的入室弟子，后在台湾大学任教15年，又任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终身教授，其学术资源无比丰富且学问事业未遭受人为扭曲，所以，叶先生的论说不仅融会古今、打通中外，而且承继了传统诗论的“妙悟心通”，在诗词批评中融入了个人的人生体验和生命感悟，让人在遥远的心灵默契和感动中，有一种循诗词的美学光芒和语言河流溯源而上的冲动。这种抽丝剥茧、慢品细味的阅读方式在当下这个“文化快餐”泛滥的时代已十分罕见。作为山东教育出版社的“汉学名家书系”之一的《叶嘉莹自选集》，收录了叶嘉莹先生的若干篇学术美文，让人感受到诗道的力量、诗美的魅力。
“诗无达诂”，古典诗词为人们提供了广阔的诠释空间，使人们在揣摩体味中感受到诗思的意蕴和趣味。从作品原义出发到若干个衍义，是一段惊心动魄的历程，所谓“读其篇者，临渊窥鱼，意为鲂鲤，中宵惊电，罔识东西。”（清·周济：《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通过深微幽隐到“言外”寻觅所谓的“要眇”之特质是中国的词学传统，在这一点上，与强调读者对文本可能性的拓展的西方阐释学和接受美学是十分相似的。叶嘉莹正是从这一中西方文论的暗合之处，获得了词学批评的真谛。她认为：“词更具有一种幽微要眇引人向更为深远之意蕴去追寻的特质。”（第373页）所以，叶嘉莹在对词的欣赏和评说中，把功夫用在了对意内言外、神不在貌的词家笔法的领悟上面，用精细的审美神经和敏锐的诗学目光去打量和审视语言表层的每一个细节，每一处情感波动。由于综合运用了文艺学、美学、心理学、伦理学、社会学、民俗学的方法，叶先生能够掂量出意境的深浅、性情的真伪，她对诗词主题、诗人情怀和艺术意象的阐发都是一种独具匠心的艺术再创造，叶先生认为：“读者在发掘文本中之潜能时，还可以带有一种‘背离原意的创造性’”。（第510页）
回味悠长是古典诗词的一种潜质，经过雕章琢句连缀而成的艳词丽句是一个干瘪的平面，而那些兴象丰富、蕴蓄深邃的诗词则给人以境外有境的空灵感，“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影、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严羽：《沧浪诗话》）正是这种空灵感使得人们寤寐思服，辗转反侧，反复品味那些飘逸的语词，仿佛聆听缭绕的余音。在“深美闳约”与“精艳绝人”之间，叶嘉莹显然更看重后者，铺金列秀、雕绘满眼的诗词往往因为刻意雕饰而失去个性和生命之美，只剩下一张华丽的装扮。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只有寄托深意的作品才是耐读的，秀而不实的文字错误不在修辞，闳丽的词藻并不必然指向肤浅和庸俗，根本的弊病在于情之不真、意之不纯。清代词家蔡嵩云有言：“文学技术日进，人工遂多于自然矣。”（蔡嵩云：《柯亭词论》）叶嘉莹在评述杜甫的真切文字时，这样写道：“有如此切之深厚之情，所以杜甫写衷心哀痛便可直写到‘叹息肠内热’、‘回首肺肝热’，写哭泣流泪便可直写到‘拭泪沾巾血’、‘啼垂旧血痕’，像这种深情激切之作，又何病于‘显’？又何取于‘隐’？一般人之所以以为写情要用‘隐’为可贵，而以为一用‘显’便不免有死于句下的落实之讥者，主要因为缺少了这一种喷涌洋溢的力量的原故。”（第13页）可见，叶嘉莹的诗词批评是一种洞察诗人用心和诗词“味长”的心灵艺术。她的品评之所以既细腻又大气，而且富有现代气息，是因为她用深沉的人文关怀和个性化的审美目光赋予“兴”、“味”、“神”、“韵”、“逸”等古典美学范畴以更为舒展的阐释空间。将诗人的神遇和超悟转化为可以描述的东西必须要遵循心灵的逻辑，用艺术理性来把握诗词的神化之妙。
叶嘉莹对“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等诗人乡愁的解读之真、之美是无与比拟的。她一眼就看出，“还乡”前面加上一个“莫”字，“正是极端无可奈何之辞。”（第21页）而这种无奈之情又偏偏隐藏在对“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的强颜欢笑之中。叶嘉莹说：“夫人情同于怀土，游子莫不思乡，‘江南’既是异乡，‘游人’原为客旅，何以偏偏却说是该合江南终老？此二句虽是以他人之口道出，可是若不是游子的故乡已经有不能得返的苦衷，异乡之人又何敢尽皆以如此断然之口吻相挽留？”（第20页）通过还乡诗词分析诗人的人生际遇和心灵律动，仿佛切开了人类精神生活的一个断面，使人们在“味外之旨”、“韵外之致”之中体会到了人类命运的悲苦和追求理想、寻求精神归依之艰难。委曲含蓄之中体现了忧深思远，平易词句间饱含着深沉喟叹。还乡而不得是人类困境的一种象征，思乡之情是人类痛苦的典型表现，人生如梦，时间无情，青春转眼失去，一切都被搁置在途中，只能发出“此心安处是吾乡”（苏轼：《定风波·南海归赠王定国诗人寓娘》）的感慨。此种伤感，此种情怀，伴随着人类精神跋涉的全过程。有告别，就有怀念；有孤独，就有慰藉；有奔走，就有梦想。叶嘉莹的诗论是关怀人生、观照现实的。发达的信息技术使得传统诗词相思之苦化为无聊的短信和QQ里的胡言乱语，对时间的焦虑并没有因此而化解。人生苦短的悲情与惆怅是当下这个“娱乐时代”所竭力回避和掩饰的人性现实。所谓“老鼠爱大米”，一切都没有来由，“无厘头”足以解构一切。
钱钟书在《谈艺录·序》中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