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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览群书2006年第03期-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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哉!
  此系闲话,最后仍要回到竹内的文章和大林的信上来,并用大林的最后一句话结此杂感:“内心和平是世界和平、亦是中日和平最坚稳的基石。”说得好,“内心和平”是一境界,却又是常人所难企及的,奈何!奈何!


从乡音说起
■ 叶子南
  几年前回老家探亲,与亲友交谈时,我那口浓重的绍兴话,让一些人很觉意外。一位晚辈说,有些回乡的人常喜欢在说家乡话时夹杂几句普通话,要不就索性说既不像绍兴话,更不是普通话的“官话”,让人觉得好别扭,像我这样长期住在外面的人,能一个洋音不发,一句官话不说,真不容易。我听了心中一笑。要让我在过去的熟人面前说“官话”,听者不难受,我自己就先别扭了。
  对于背井离乡的人,返乡本是为了重温旧梦,再续前缘。听惯了“大码头”的官腔洋调,能在江南的庭院中,“品尝”乡音的抑扬顿挫,真是一种享受。此时,乡音便是编织亲情的媒介,它拉近返乡者与故乡的距离,让人物与环境融为一体。亲朋口中吐出的乡音,让你想起当年的父老,农家的腊酒,而返乡者居然还能把家乡话说得字正腔圆,也让故乡的人倍感亲切。在乡音的带领下,我们故地重游,网罗犹存的记忆。你遂想起,这位西装笔挺的访客正是伸长脖子偷看你试卷的同桌好友;这位手拿名牌提包的女经理原是你少年时暗恋过的姑娘;而那位满脸皱纹的老婆婆还为你补过破旧的衣裳。此时此刻,你若蹦出一句半生不熟的普通话,岂不大煞风景。“四不像”的语言会惊扰你已沉入的梦乡,在主客间筑起一道高墙。
  我当然不是反对说普通话,只是觉得乡音与普通话原本应是井水不犯河水。语言有双重功能,既是人际交流的工具,也是族群认同的符号。华人圈内,普通话只是范围更广的交流工具,方言则更多地具有地域性族群认同的意义。不错,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普通话也算是一种方言,但普通话只是在与中华民族文化这个大概念粘合起来时,才衍生出更多的文化意义。可是作为一个普通的老百姓,我们不是每时每刻都生活在全球化的氛围里。生命的意义并不主要落实在航班穿梭的国际机场上,而更多地体现在儿孙绕膝,亲朋叙谈的炉火旁。从实用交流的角度看,普通话的作用十分大,但作为族群内人际交流的工具,普通话的作用显然不如方言。它对地域的族群来说,只是没有文化底蕴的庞然大物,具体把握时几近虚无。你说不出那位中央电视台播音员的籍贯,他不属于任何省份,纯正的普通话已经抹掉了他的特征,抹得相当彻底,毫无痕迹,抹得让你感到真没劲。你更喜欢听赵本山的小品、侯宝林的相声,浓重的乡音里才有情有义,才韵味无穷。没有乡音的人,从某种意义上说,和没有故乡无异。我曾经有过一个同学,他是东北人。我问他会不会说东北方言,他说自己在军大院中长大,能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却不会地道的东北方言。我很为他感到惋惜。人生中缺少了有根可寻的乡音,生活的浓度就淡了不少。他的精神也许能常徘徊在军大院的围墙内,追忆当年“火红的年代”,但墙外东北方言传达的苦辣酸甜他却无缘参与,少有品尝。
  我们当然必须说普通话,因为我们必须走出故乡,到更大的范围里寻求生活的资源和养料。所以学习普通话便是中国人不可缺少的一课。但我奉劝说普通话的人,不要忘掉自己的方言,特别不要将方言与普通话混在一起,讲出一种既非方言,也非普通话的话语来。绍兴人有一种自嘲的说法,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绍兴人说官话。所谓官话,就是在方言里夹杂几个普通话的词,安排几个普通话的韵。说普通话时彻底忘掉方言,讲方言时完全抛弃普通话,做起来不容易,但至少是努力的方向。把两样糅合在一起最令人感到别扭。
  也就是说,在文化大传统和小传统的传承上,普通话和方言之间应该泾渭分明,它们功能不同,应各司其职。生活中必须讲这两种话语的人,在跨族群的交流中,须使用普通话,但在族群内传达细腻的感情时,方言的优势无可比拟。使用普通话的目的是工具性的,而使用方言的动力则来自族群认同。人在不同场合进行交流的时候,语言的工具性和文化认同性是在不断切换的,有些是无意识,有些是有意识的。方言与普通话这种交替使用的模式,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其意义已经超出了对语言的讨论,涉及到了社会与文化。
  今天,无论是语言还是文化,都面临竞争的局面。本土和世界的位置如何安排,一直是文化人苦心思索的问题。一百多年前,面对强大的西化潮流,中国人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对策。可今日,在查看了自己的“体”后,我们很难理直气壮地说,中国的“体”仍是清一色的本土货。西学不仅“为用”,它也“为体”。我们面对西化、全球化潮流的势态,实际就如同方言面对普通话的情形一样,想抗拒是不行的。本土与全球化的格局,恰如方言与普通话的关系,都是以小对大,以弱对强,只是层次不同。因此方言与普通话互动的方法,也是本土应对全球化的策略。全球化环境中的人不停地轮番启动不同的机制,以便完成不同的任务,这种不停地“换行头,变角色”的能力将是本土文化在国际交流环境中求得长存的法宝。这里不必计较谁是“体”,谁是“用”,最应刻意避免的倒是文化的融合,尽管某种程度,某些领域的融合在所难免。该穿旗袍时穿旗袍,该着西装时着西装;该用儒学时儒学入座,该用西学时西学登场。两者之间泾渭分明,不混为一体。就像电脑关机启动不同的操作系统一样,中西文化之间在同一时期内,在不同的场合“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模式最能保护一个正在与外界交流的本土文化。
  初一看,这种“转换”的模式耗能费时,对人提出额外的要求,实在没有什么长处可言。我们本来是可以在单一的系统中“躲进小楼成一统”的。我们原本只用说一种方言,持一种文化心态,奉行一种社会准则,在单一系统中我们曾游刃有余,过得也不错。现在却杀出一个新世界,冒出一个全球化,使我们观赏时眼花缭乱,决策时瞻前顾后,心中保存已久的准则已不灵验。在参照外来系统的过程中,我们怀疑自己的文化,于是便希望融入外来的文化,使自己更强大。这本无可非议,但融合是以单系统为基点,转换却承认多元,认识到繁复系统同时存在所提供的优势。以单系统为背景的社会常能给人一种表面的和谐,但这种和谐是在缺少参照系数的前提下保持的,不存在太多的差异来挑战沿用已久的准则。以多系统为背景的社会却提供给人不同的参照系数,使我们更困难,更忙碌,更麻烦。然而正是这些困难、忙碌、麻烦刺激了我们的思维,新的想法、新的创造便在“穷于应付”的过程中被激发出来。
  这是一种必须看到长远利益才能看出其优势的模式。因为从短期直接经济利益来看,转换模式显然是弊多利少。单就语言来说,用一种语言要比用多种语言省事方便得多,语言间的翻译就会耗去大量资源,但多语言、多文化对人的激励却是同质社会无法提供的。
  从乡音聊到社会,说到文化,又谈到世界,好像扯得远了些。就此打住,免得在锣鼓喧天的全球化气氛中扫了大家的兴。


不能这样对待韦伯
■ 阎克文
  2005年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德文原著问世100周年,是它的第一个著名英译本(帕森斯译)问世75周年,而18年前问世的第一个中译本(三联, 1987)则使它的声誉更加卓著,因为这使它在一个相对异质但却最为庞大的文化语境中迅速获得了应有的思想学术地位,其深远影响未可估量。
  马克斯·韦伯的思想能够在中国产生越来越广泛的影响,《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译本的出版可以说功不可没,不过另一方面,那毕竟是将近20年前的事情了,从我们今天特别需要细心、耐心、诚心地进行理论建设和思想积累这个角度来说,这个中译本给读者制造的阅读障碍也是相当可观的。出于这个原因,我认为有必要指出它存在的问题。我不敢妄评它的整体翻译水准,只想如实罗列部分翻译错误,因为,它们堪称是标准的错误。至于更多似错非错却又似是而非的内容,放在这里计较大概会令人厌烦,故概不置喙。需要恳请读者谅解的是,为了比较完整地体现对比结果,有的引文可能稍嫌冗长,多数还要略加注评,这也是无可奈何之举。
  以下均依中译本所本的帕森斯英译—中译—我的译加注这一顺序逐一照录,谨求教于识者:
  1.原文:But in Babylonia and elsewhere astronomy lacked—which makes its development all the more astounding—the mathematical foundation which it first received from the Greeks.The lndian geometry had no rational proof;(p·13。英译本页码,下同)
  原译:但是,在埃及以及其它地方,天文学缺乏古希腊人最早获得的那种数学基础(这当然使得这些地方的天文学的发达更为令人惊叹);印度的几何学则根本没有推理的证明;(第4页。中译本正文页码,黑体字为我所加,下同)
  拙译:但是,在巴比伦以及其他地方,天文学却缺乏古希腊人最早获得的那种数学基础——这使那些地方天文学的发展格外令人震惊;印度的几何学则根本没有理性的证明。
  评注:不知译者何故要把原著的“巴比伦”改成“埃及”;更重要的是,韦伯本书的核心目的就是要竭力证明西方历史上特有的理性主义或理性化对西方特有的现代资本主义发展所起的关键作用,所以,在他认为这种“理性”发挥了作用的所有地方,他几乎都是斩钉截铁地加以强调、突出或对比,毫无“推理的”用意,况且,英译原文“rational”本来就没有“推理的”词义,除非我们不避蛇足之嫌另作解释,说“理性的”过程肯定也包含“推理的”过程。
  2.原文:But a rational;systematic;and specialized pursuit of science;with trained and specialized personnel,has only existed in the West in a sense  at  all approaching its present dominant place in our culture.(p15…16)
  原译:但是,一种理性的、系统的、专门化的科学职业,以及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却只有在西方才存在,而且只有在西方才达到了它今日在我们的文化中所占据的主导地位。(第6…7页)
  拙译:但是,一种由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从事的理性而系统的专门化科学追求,从它在我们的文化中达到了今天所占据的支配地位这个意义上说,却只是在西方才存在。
  评注:原文显然说的是一种从属性的有机关系,译者却处理成了平行关系,结果两者都成了“无厘头”。
  3.原文:even the Western mediaeval struggles between putters…out and their workels exist elsewhere only in beginnings.(p.23)
  原译:西方远在中世纪就业已有过的雇佣者与其工人之间的斗争,在其它地方到现在也只是个开端而已。(第13页)
  拙译:甚至西方中世纪就已出现了包出制雇主与其工人之间的斗争,这在其他地方到现在也只是初露端倪。
  评注:这里应当就“包出制”加个稍长一些的注释,因为译者没有附上原文。这个概念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韦伯的研究中,都涉及到一个十分重要的现象,绝对不宜含糊其辞。包出制(puttmg…out system)又称家庭包工制(domestic system),一种曾盛行于西欧的生产制度,即商人兼雇主将原料“包出”给农村的手工工人,后者一般在家里工作,有时也在作坊里工作,也可以将原料转包给他人加工。制成品交还雇主后,按产品件数或工作时间取酬。这种制度不同于家庭生产的手工业制,承包工人自己并不买进原料,也不卖出产品。它破坏了城市行会的限制性行规,并且首次在工业中广泛雇用女工和童工。商人兼雇主方面的获利则是手工工人的工资较低,又由于行业内部分工较细而提高了工作效率。在产业革命中,这种制度普遍被工厂制度取代,但在某些行业中至今犹存,最典型的如瑞士的钟表业、德国的玩具业等等,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扩张,它又普及到了许多后发国家,比如印度、中国。译者仅仅让我们看到了“雇佣者”,不明就里的读者也许会由此怀疑,韦伯的其他概念是不是也这么不严肃,至少是不严谨?
  4.原文:though too large a reserve army may in certain cases favour its quantitative expansion,it checks its qualitative development,especially the transi… tion to types of enterprise which make more intensive use of labour.(p.61)
  原译:尽管过于庞大的一支后备军在某些情况下有利于量的扩大,但是,它却阻滞了质的发展,尤其是阻滞了向使用更高劳动强度的企业类型的过渡。(第43页)
  拙译:尽管一支过于庞大的后备军在某些情况下有利于量的扩张,但却阻滞了质的发展,尤其是阻滞了向使用更密集劳动的企业类型的过渡。
  5,原文:it was not generally in such cases a stream of new money invested in the industry which brought about this revolution——in several cases known to me the whole revolutionary process was set in motion with a few thousands of capital borrowed from relations—but the new spirit,the spirit of modern capital… ism,had set to work.(p.68)
  原译:这场革命通常并不是由源源不断用于工业投资的新货币引起的,而是由于这种新的精神,即资本主义精神已经开始发生作用了。在我所知道的几个事例中,整个革命过程,只是由从亲戚那里筹借来的几千马克的资本推动起来的。(第 49页)
  拙译:就这里的情况而言,这场革命通常并不是由于源源不断向工业投入新资金引起的,而是由于新的精神,即现代资本主义的精神开始发生作用了。在我所知道的几个事例中,启动整个革命过程时的投入,不过是从亲戚那里筹来的几千马克资本。
  评注:“新资金”是个常用的经济学规范术语,而且至少已经出现了100年以上,想必韦伯在原著中不会这样望文生义。
  6.原文:In fact;it no longer needs the support of any religion force;and feels the  attempts of religion to influence economic life;in so far as they can still be felt at all;to be as much an unjustified interference as its regulation by the State. (p.72)
  原译:事实上,资本主义制度已经不再求助于任何宗教力量的支持了。尽管时至今日,我们仍能感到宗教企图对经济生活施加影响,然而这种不正当的干预已经微不足道,已经不能与国家制定的规章制度对经济生活的干预相提并论了。(第 52页)
  拙译:事实上,资本主义制度已经不再求助于任何宗教力量的支持了。尽管时至今日我们仍能感到宗教试图对经济生活施加影响,但这种干预已经远远不像国家的调节那么名正言顺了。
  7.原文:as pared with the much more radically anti…chrematistic views of paratively wide circles……(p.73)
  原译:与社会大多数人所持有的那些更加激烈地反对财富的观点相比…… (第53页)
  拙译:与遍及众多社会阶层的更加激烈的反货殖论观点相比……
  评注:原文只是说相当多的社会阶层都有人坚持反货殖论观点,这当然并不意味着“社会大多数人”在一股脑地“反对财富”。
  8.原文:an external obedience to the mands of the Church(p.74)
  原译:对于教会戒律的永恒的顺从(第54页)
  抽译:对于教会戒律的表面顺从
  评注:对照到这里时,我曾遍查手头现有的五个版本英汉和英语词典,因为这个句子在上下文中的地位绝对举足轻重。最终我只好认定,是译者错了。不幸的是,译文中还有不少类似情况。
  9.原文:It may be further shown that this is not due to any ethnical pecu— liarity of the languages concerned.It is not;for instance;the product of a Germanic spirit……(p.79)
  原译: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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