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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下降刺激投资并引起的投资收益的增加额从长期看又可以使GDP的增长提高5％～10％；另一些学者，如丹尼尔·格罗斯和尼尔斯·泰杰逊（1998年）认为，货币的挂钩直至单一货币的形成可以提高资本的边际产出效应，经过一个较长时期的资本存量充分增加后，所带来的产出乘数效应可以达到整个GDP的2％。随着货币合作的加深，“激活效应”逐步形成和放大，将更有利于一国的经济和金融市场的发展。
（三） 东亚货币合作的效应
确切的讲，自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东亚国家（地区）逐步形成了一个钉住美元的但没有规则约束的“准布雷顿森林体系”，直至东亚金融危机以后，才有了“清迈协定”，即在泰国的清迈签署了多边的货币互换协议，这意味着东亚国家步入货币合作的初期阶段。
由于成员国（10＋1、10＋3102＇6＇等）的经济结构和经济联系比较松散，进行货币合作的社会政治障碍比较大，且所面临的外部的（美元）非对称性冲击比较多，在这种背景下，东亚区域货币合作大多采取双边或多边对话和谈判，当市场溢出形成的冲击来临时，成员可利用货币互换协议和外汇缓冲政策联合干预外汇市场，共同平抑市场溢出负效应。这样的货币合作不但可以在稳定汇率降低风险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而且还有助于改善市场预期，巩固货币当局的公信力。
但是，前面的分析表明，东亚的“准布雷顿森林体系”意味着“体系”内成员都将承受非对称性合作所面临的高昂的调节成本，放大宏观经济的波动性。同时，东亚货币合作很可能会出现一些负效应（即逆效合作），这是因为，东亚各国（地区）的经济结构、市场化程度以及经济实力差异很大，且货币合作缺乏制度和监督的保证；由于合作将带来福利的增进类似公共品，这使一些弱小成员有可能产生“搭便车”行为，从而使货币合作失效（B。Klein & F。Leffler，1981）。同时，由于这种区域的多边合作缺乏坚实的基础和有效地约束，仅仅是建立在平等互利原则上的松散的、非制度化的合作，这就可能因双方的、多方的不信任而影响合作的持续性和稳定性。
（四） 对中国的启示
1、与发达国家相比较，现阶段中国的经济发展仍处在较低的水平上，金融市场还十分脆弱，作为一个弱势国，为减少市场开放引致的外部负效应，仍需要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内维系固定汇率制度，因此选择钉住汇率制度和适当的资本管制是必要的，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尽管为此需要承受非对称性货币合作中有可能付出的更多的调节成本。
2、钉住单一美元的汇率制度虽然是中国历史的和市场的选择，但是这种制度必然导致对美国经济的高度依赖。随着中国市场的开放和经济的发展，这种汇率制度的缺陷越来越明显，调节成本越来越高昂。将钉住单一美元过渡到钉住一篮子货币直至完全浮动，逐步减少对美元的依赖，是现阶段以及未来的发展中中国汇率制度改革应考虑的现实的和理性的政策选择。
3、虽然与美国相比较中国是弱势国，如果中国同时积极地参与东亚区域货币合作，那么作为一个相对强势的区域大国，无论是对称性货币合作还是非对称性货币合作，都能在合作中处于主动地位，并分享更多地利益。同时，如果人民币逐步成为区域主导货币，不但有利于中国经济金融的稳定和繁荣，而且能有效地减少区域内国家（地区）市场溢出负效应，并促进区域内国家（地区）经济的健康和谐发展，最终能促成“多赢”的良好发展环境的形成。
4、从长远目标看，当中国从一个潜在的大国成长成为能与美国、欧盟等经济体相抗衡的真正的经济强国时，人民币不但应该成为东亚区域的主导货币，而且应该成为能与美元、欧元相抗衡的国际货币，那么中国在国际货币合作中将处于主动的优势地位，人民币不但应该为亚洲地区经济的稳定繁荣发挥关键作用，而且能为全球经济的健康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二、中国参与国际货币合作的主要实践
（一） （一）？？？ 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合作
中国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创始成员国，在其成立过程中发挥过积极的作用。1980年以前，由于国际政治环境的制约，中国在IMF的席位一直被台湾当局所占据，中国在基金组织的代表权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1980年3月，IMF派团来华谈判，同年4月17日和5月15日，IMF和世界银行的执行董事会先后通过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中国的决议，恢复了中国在IMF和世界银行的合法席位。
作为创始成员国，中国在IMF的分额曾经仅次于美国和英国之后，名列第三位。但在1959年至1980年IMF的几次普遍增资中因国民党当局的经济实力不足无力增加分额，使中国在IMF的份额从创建初期的第3位下降到第16位。1980年9月IMF通过决议，将中国在IMF的份额从5。5亿特别提款权增加到12亿特别提款权，同年11月又随IMF的普遍增资而进一步增至18亿特别提款权，到2001年2月增加到63。692亿特别提款权，使中国在IMF的份额排在第8位。在此基础上，中国在IMF获得了单独选区的地位，从而有权选举自己的执行董事。
中国恢复了在IMF的合法席位后，与IMF建立了双向的、平等互利的合作关系，并且是富有成效的。主要表现在：
1、改善国际收支状况。作为IMF的成员国，中国可以从IMF取得贷款，弥补国际收支逆差。1980年，中国宏观经济失衡的矛盾突出，通货膨胀率上升，国际收支逆差增大，为了支持中国政府的经济稳定计划，IMF于1981年向中国提供7。59亿特别提款权（约合8。8亿美元）的贷款，其中有3。09亿特别提款权为IMF的优惠贷款（IMF利用拍卖黄金所得的利润建立的信托基金所提供的优惠贷款），借助于这些资金，中国较快地改善了国际收支状况，到1983年开始出现国际收支的较大顺差，同年8月，中国提前全额购回提款，并于1990年还清了信托基金贷款。1986年中国再次向IMF借用5。98亿特别提款权（约合7。3亿美元）的第一档信贷以保持国民经济稳定增长。这些贷款到1991年底已全部偿还。
2、技术援助。自1980年以来，IMF向中国提供了一系列技术援助，为中国20世纪80年代的中央银行体制改革、20世纪90年代以来相继实施的财税体制改革、外汇管理体制改革、人民币经常账户可兑换等重大改革措施提供了有益的咨询。在IMF的帮助下，中国建立了符合国际标准的货币银行统计体系和国际收支统计体系，改进了国民账户统计，建立了外债监测体系等等；还为改善中国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制定与操作、修改和完善银行法规及会计与审计制度、加强金融监管以及发展金融市场工具等方面作出了贡献。
3、在IMF中发挥积极作用。中国积极支持IMF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调整所做的努力，在IMF的资金使用上主张优先考虑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虽然中国有资格使用IMF的优惠贷款，但常常是主动放弃这种权利，以支持贫困的发展中国家享有更多的优惠资金。1994年中国向IMF提供1亿特别提款权的贷款，用于支持重债穷国的债务调整，同时还向该贷款的贴息账户捐款1200万特别提款权。1999年中国又向IMF捐助1313万特别提款权，继续支持重债穷国减债计划。1997年7月泰国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于8月13日参加IMF一揽子援泰融资方案，并向泰国提供10亿美元的3至5年期的中期贷款；在印尼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向IMF承诺向印尼提供3亿美元的二线资金支持；更为重要的是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领导人多次公开承诺人民币不贬值，这为稳定亚洲乃至全球金融市场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中国对IMF的支持，受到了IMF成员的普遍赞扬。
4、磋商和交流。IMF章程第四条款规定，成员国每年要与IMF举行年度磋商，这是IMF对成员国的外汇和贸易制度进行监督的一种形式。中国政府把这种磋商看作是向IMF和国际社会介绍中国经济金融情况和政策意向的理想途径，以便让世界更多更好地了解中国。通过政策磋商，认真听取IMF的专家对中国经济和金融政策的评价和建议，这对中国制定和调整相关政策都将是十分有益的借鉴和参考，使中国宏观经济决策更加稳健和科学，也便于IMF加深对中国的全面了解。IMF每年出版中英文版的《世界经济展望》和《国际资本市场》，对中国经济和金融的分析和预测进行较为客观的分析评述，同时为国际经济金融界了解中国以及国际投资者向中国投资提供了一个有益的指南。IMF还为中国政府机构的有关人员提供了大量的培训，每年在中国举办的培训班和研讨会涉及到货币政策、财税政策、银行监管、外汇市场管理、国际收支管理和宏观经济统计等不同领域，参加培训的学员累计已达数千人次，其中一些学员已经成为中国宏观经济管理部门的高级官员。中国每年向IMF在华盛顿、维也纳和新加坡的学院派出数十名人员，在宏观经济和金融的各个领域进行研讨和进修，IMF还通过奖学金计划资助中国学生赴发达国家学习。中国还积极参加了由发达国家和主要新兴市场国家组织的“金融稳定论坛”的活动。这些学习和交流，对提高中国宏观经济管理水平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5、参与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积极地参加有关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讨论，并在其中发挥越来越多的积极作用。在IMF年会上，中国的理事和中国政府的高级官员系统地阐述中国对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看法，既肯定IMF在危机救援活动中所起到的核心作用，也对IMF有时候忽视危机国家的具体情况提出批评，呼吁增加发展中成员在IMF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反对由少数发达成员垄断国际金融事务的做法。在货币储备体系改革问题上，中国认为多种储备体系并存以及由此而引起的主要货币汇率的波动是导致国际金融危机的制度性原因，为此应该扩大IMF特别提款权的发行，主要储备货币国家应该加强各自宏观经济的协调，并对稳定国际金融市场承担重要责任。在商品和要素流动管理方面，中国认为发达国家不但要推动对自己有利的商品和要素的自由流动，而且要支持对发展中国家有利的商品和要素的自由流动。发达国家更应该对金融稳定和监管承担责任，应该强化对高杠杆投资基金和离岸金融中心的监管。在汇率制度选择方面，中国认为没有一种汇率制度是万能的，各国应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适宜的汇率制度；认为汇率制度缺乏透明度不是一些国家导致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而且增加透明度也应该尊重发展中国家的意愿和实际承受能力，要遵循自愿和渐进的原则。中国的这些主张和立场得到了很多成员国和著名经济学家的响应，对IMF的一系列政策和决议产生了影响。
（二）与东亚国家（地区）的合作
前面的理论分析表明，中国积极参与和加强和东亚国家（地区）的货币合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政策意义。在实践中，中国与东亚国家（地区）货币金融合作也正在取得实质性进展，主要体现在“10＋1”和“10＋3”的合作。
1、“10＋1”
中国和东盟的经济合作近几年来发展迅速，据统计，2000年东盟与中国双边贸易达到创纪录的395。2亿美元，比上年增长45。3％。2001年1至10月，双边贸易额为338。9亿美元，同比增长6。7％。2000年仅东盟五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菲律宾）在华投资1047项，合同外资金额为30。5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5。6％。东盟已成为中国的第六大投资来源地。
为加强和扩大中国和东盟的经济金融合作，中国与东盟建立了密切的联系，2002年11月4日，在柬埔寨举行的第六次中国与东盟领导人会议上签署了《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决定在2010年以前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也就是通常所说的“10＋1”自由贸易区。届时“10＋1”区域内将拥有17亿人口、2万亿美元国内生产总值和1．23万亿美元的常年贸易额，将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自由贸易区。
2、“10＋3”
这是由中国领导人倡议，东盟、日本、韩国积极响应后探索建立的金融合作机制。这个机制以各国领导人一年一度的会晤框架为核心，相继建立了部长级（包括贸易部长、经济部长、财政部长、中央银行行长）和工作层的会议机制，会议议题以经济合作为重点、金融合作为先导，推动着各个领域的全面展开。主要有四点：
1）“清迈协议”下的货币互换。2000年5月在泰国清迈，“10＋3”财长会议通过了“清迈协议”，签署了有关货币互换协议。主要内容有：当一国发生国际收支困难和外汇流动性短缺时，其他成员国必须采取集体行动提供应急外汇资金救援。这一举措显示出亚洲国家在共同防范本地区金融危机方面取得了新的实质性进展。到2003年8月底，“10＋3”国家相互之间已经签署了13份双边货币互换协议，总规模达到325亿美元。到2003年12月30日，中国已经和6个“10＋3”国家签署了货币互换协议，总额达到105亿美元（见表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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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1 中国与东亚国家签署货币互换协议的时间和金额
协议签署时间
国家
协议金额
2001年12月6日
2002年3月28日
2002年6月24日
2002年10月9日
2003年8月30日
2003年12月30日
泰国
日本
韩国
马来西亚
菲律宾
印度尼西亚
20亿美元
30亿美元
20亿美元
15亿美元
10亿美元
10亿美元
资料来源：根据互联网相关网站收集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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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加强经济政策的对话。这是“10＋3”货币金融合作的一项重要内容。第一阶段的对话合作主要是举行“10＋3”非正式副手会，专门讨论经济形势及政策，与会者首先是“清迈会议”下签有货币互换协议的国家，其他成员自愿参加。第二阶段的对话内容是根据第一阶段对话的情况，研究加大宏观经济政策监督的力度。
3）短期资本流动监控方面的合作。在现阶段，该合作项目正处在研究和酝酿阶段，若干“10＋3”国家开始自愿的，双边的交换短期资本流动相关数据，由于短期资本流动监测体系的创建在技术性和操作性方面存在的难度较大，因此这方面合作的推进速度相对慢一些。
4）早期预警机制方面的合作。这个合作即早期预警模型的设计正由亚洲开发银行协助“10＋3”来完成，前期工作已经展开，2001年12月专门举办了早期预警机制研讨会。
（三）与亚洲货币基金的合作
货币互换协定是货币合作的初级形式，更高层次的货币合作有设立基金组织，建立为成员国服务的金融机构直至真正意义上的货币联盟。“清迈协议”的签署意味着更加体制化的货币合作形式将逐步形成，为“亚洲货币基金”（AMF）的建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的初期，作为区域货币金融合作的框架，日本曾经倡议创设规模达1000亿美元的“亚洲货币基金”，但在美国和IMF的反对下胎死腹中，但到1998年夏天，受俄罗斯、巴西等南美国家金融危机的影响，美国和IMF一改初衷，转而赞成创建亚洲货币基金设想。1998年10月日本又提出创建300美元的亚洲货币基金的建议，这一建议正在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支持。2003年11月，亚洲开发银行提议，到2006年，亚洲要建立一个独立的亚洲货币基金，以监控本地区的金融发展动向和扩大货币运行机制，保持货币的健康稳定和有序的流动。
（四）博鳌亚洲论坛
亚洲国家和地区虽然已经参与了亚太经合组织APEC和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PECC等跨区域国际会议组织，但就整个亚洲区域而言，在1998年以前一直没有一个真正由亚洲人主导、从亚洲的利益和观点出发、专门讨论亚洲事务、旨在增进亚洲各国之间、亚洲各国与世界其它地区之间交流与合作的论坛组织。鉴此，1998年9月，澳大利亚前总理霍克、日本前首相细川护熙和菲律宾前总统拉莫斯倡议成立一个类似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亚洲论坛〃103＇7＇。
亚洲论坛的概念一经推出即获得了有关各国的一致认同。1999年10月8日，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胡锦涛在北京向专程为〃亚洲论坛〃来华的拉莫斯先生和霍克先生表示，中国政府认为论坛的成立有利于亚洲国家（地区）间增进了解、扩大信任和加强合作。中国政府将对“亚洲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