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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不上报国，却被派去同室操戈，1946年1月，这支国民党皇牌军登陆秦皇岛，一路杀到长春以北，其中尤以与林彪麾下劲旅四野十三纵狭路相逢，遭遇于沈北铁岭的一仗最为惨烈，从拂晓血战到入夜，遍地死骸全都是骨肉同胞。战火燃烧着祖国大地，光华再也无法承受良心的压力，于六月请准长假离军南下返沪。半年戎马生涯，他为东北这片土地留下些什么呢？灾难和仇恨？血腥和痛心？但有两位东瀛少女却会永怀感激之情。一夕，光华独自驻守一个大仓库，忽然两位东瀛少女款款前来自愿许身作伴。那时候的日本侨民一下子从高高在上的特权阶层跌下成了落水狗，提心吊胆，朝不保夕。为了换取战胜者的格外开恩，他们不惜献上同胞少女的贞操与柔情，而这又似乎又是战胜者应有的权利。但眼下这位少年军官却正襟危坐，长夜漫漫，一直守候到东方吐白。这时候他们三人都同时获得解救——东瀛少女的肉体和少年军官的道德良心。
1946年光华考入上海沪江大学政治系，很快投入学生运动，并被推选为学生自治会副主席。在反动当局的压力下，校方无奈开除了他这个渊源深厚的沪江子弟。幸而燕京大学的校门向受政治迫害的爱国青年敞开。光华1950年毕业于燕京大学新闻系，但他一生的记者生涯却只有短短的三个多月。1957年3月调入上海《文汇报》北京办事处当记者。1957年6月风云突变，反右开始，7月停止工作接受批判。但这三个多月却是他一生最为才情奔放、意气风发的日子，当然也是尔后数十年苦难坎坷岁月的肇因。说实在，他的确是干记者的好材料，文思敏捷、个性活络、见识和兴趣广泛、笔底生动多采，尤其难得的是有极度敏锐的新闻触觉。君不见大鸣大放的日子，多少新闻界精英云集京华，唯独初出茅炉的光华一下子捕捉住最敏感和最牵动全局的北大民主墙，寥寥二千字的一篇报道，震撼了京师和全国，并惹得老人家龙颜大怒。在轰动全国的“左叶事件”中，他又遭《人民日报》社论单挑点名。于此前后，波兰总理西伦凯维茨来华访问，各大报莫不派出强大探访阵容，光华单骑赴会，竟当着作陪的贺龙副总理面索得西伦凯维茨为《文汇报》的一纸亲笔题词，在西氏抵沪之日独家刊出，京沪同行无不惊服。那阵子的光华可谓春风得意之至！当时我住在六部口附近的小独院，一天下午忽闻外面汽车喇叭声大作，推门一看，原来刚采访归来大记者光临寒舍。他神采飞扬告诉我，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元帅来访，毛主席破例亲往机场迎接，等待专机降落之际，光华居然凑到老人家身旁，老人家向贴身警卫员要了一支纸烟，却无人点火，他手急眼快，掏出打火机，想不到连按三下都冒不出火焰，还是另一位在旁人士用火柴给点的烟。我们（包括梅绍武校友在内）闻言起哄曰：“阁下的朗臣打火机乃进口名牌，向例百发百中，奈何今番失手？天子马屁拍不成，不祥之兆，祸不旋踵矣！”言罢哈哈大笑。想不到竟是一语成谶！
在当记者之前，光华曾编过三年极具特色的《国际展望》月刊中文版，还写了一本十多万字颇具专业水平的《美国侵略拉丁美洲简史》，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他甚至还跨行写了部电影文学剧本《球场一少年》（《中国青年报》曾报道已具拍摄水平），著名导演岑范曾有意执导。但后来光华被扣上右派帽子，一切遂成泡影！
昙花一现，彗星破空，烂丽至极，只可惜太短暂了！
毕业那年，1950级出了一本纪念刊，郑天增学长谑称光华为“袖珍小生”。在文人笔下“小生”一词往往与“风流”二字结下不解缘，光华自不例外。在燕园的岁月以及参加工作之后的几年，他确曾交过几个不错的女朋友，奈何只开花不结果。1978年光华终于挥别北疆回老家上海。不久右派改正重返编辑桌，居然宝刀未老，犹堪独当一面。时前辈报人、当年《文汇报》老总徐铸成曾为文介绍刘氏一门三杰（刘湛恩、刘王立明和刘光华），文末捎上一句：历尽苦难灾劫的光华，至今犹单身未娶。不料徐铸老文章见报，顿时好心的“媒婆”“媒公”几乎踩平门坎，弄得“小生”手足无措，真是应了俗语那句：“一是怕饿，二是怕撑”。辛稼轩千古名句有云：“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最后迎入门的新娘竟是我们燕京经济系裘祖赉学长的亲妹子，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系。如今老两口卜居纽约曼哈顿上东城，嫂夫人大方、体贴、极有奋斗进取心，至今仍在上班。但对我来说更欣赏的还是她烧得一手好菜，地道的江南风味，尤其是那款蟹粉狮子头，堪称一绝。粤人有句夸赞家中贤妇的老话：“出得厅堂，入得厨房”。守着如此一位伴侣，光华更复何求？昔人张敞画眉传为美谈，刘兄效法前贤，闺中为夫人修剪秀发，真乃天下男儿的好榜样！惜乎手艺稍欠，差点儿把耳垂剪去一小块。至于嫂夫人娇嗔之下，有无高举拷郎鞭，就无从考证了。她现服务于著名的外交关系学会图书资料部门，为我撰写《司徒雷登与中国政局》一书提供了不少珍贵的资料。
每年我都到光华处小住数日，有时不止一次。两个老人斗室相对，回首前尘。三千法界，一霎华蔓，悠悠往事，似梦非梦，如烟非烟！无论如何，看到老朋友坎坷大半生，晚年终于享得如此美满的生活，心里真有说不出的高兴！
更正 致歉
本刊第5期刊登的梁志学先生《关于纪念康德文章的几处纰漏》一文中以下这段话：“前者认为，运动物体的mv是这个物体运动的量度，后者把动力分为死力和活力，认为死力mv才是适用的，而对于标志物体的真正运动的活力来说，则必须把rev2作为运动的量度；康德沿用了后者的活力概念，认为前者的公式与后者的公式适用于不同的现象。原书名为Gedanken von der wahrenSchatzung der lebendigen kr Re”（第71页）出现三处错误：
1、在“后者把动力分为死力和活力，认为”之后遗漏了“死力是静止物体的压力或拉力只有对于这种”；2、mv2应为：mv2；3、kr ne应为：krafte；
这段话应为：“前者认为，运动物体的mv是这个物体运动的量度，后者把动力分为死力和活力，认为死力mv才是适用的，而对于标志物体的真正运动的活力来说，则必须把mv2作为运动的量度；康德沿用了后者的活力概念，认为前者的公式与后者的公式适用于不同的现象。原书名为Gedanken von derwahren Schatzung der lebendigen kr~ffe；在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中文版里已经译为《关于活力的正确评价的思想》。”
特此更正，并向梁先生和读者致歉。
天灾还是人祸
■ 王纪潮
1998年7月17日，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及其全家的遗骸（除皇太子阿历克谢和第三个女儿玛莉娅之外）在他们被杀八十年之后的同一天安葬于彼得堡的圣彼得—保罗大教堂。签署这项安葬命令的叶利钦也参加了这件“极富戏剧色彩、也相当令人伤感”的葬礼。事后，他本人在日记中没头没脑地这样写道：“我们实际上丧失了体验历史的完整性和连续性的可能。我多么希望在不远的将来这一切都能够得到恢复。”（《午夜日记》第十章）这里我的理解是，叶利钦既是在感叹命运无常，似乎也是希望俄罗斯能够重新回到罗曼诺夫王朝的辉煌时代。
1917年，罗曼诺夫王朝的垮台是世界现代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西方学者和苏联学者对它垮台原因都有过大量的分析，却很少有人把目光投向“历史规律”之外的偶然性。人们非常熟悉的一种观点就是列宁在《远方来信》所讲的，维持了许多世纪的沙皇君主制度在八天之内土崩瓦解的主要原因是阶级斗争和帝国主义战争。（《列宁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4页）如果有人说，导致罗曼诺夫王朝最后垮台的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也不是阶级斗争，而是非常偶然的血友病，我们恐怕就会感到惊奇，这个听起来有点天方夜谭式的结论是医学史家弗里德里克·F．卡特赖特（F．Cartwright）和历史学家比迪斯（M．Bid—dies）在所著的《疾病改变历史》（Disease&History）一书中对这场震撼世界历史事件的看法，而且这还仅仅只是疾病改变历史一系列事件中的一个。该书1972年由纽约的Thomas Y．Crowell公司出版，2000年修订后又由英国出版历史著作的萨顿出版社（Sutton Publishing）出版，最近它又被译成中文，成为山东画报出版社“医学与文化”丛书当中的一种。表面上看，这类从医学史家的角度观察人类社会发展的另类历史书籍如今走红，受到了近年SARS、禽流感等传染病影响。其实，医生和历史学家的有很深的渊源关系，至少我国先秦时期掌管历史的巫和医生是不加区分的，所谓“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论语·子路》）“医”的繁体字就写作“臀”和“蹙”，《广雅·释诂》云：“臀、觋，巫也。”更重要的是他们都以人为研究对象，都要面对疾病对历史所产生的影响，所以在西方史学界医学史始终占有一席之地。
疾病会影响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在国内读者当中也不是一个新话题，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新华出版社曾出版过一本由法国学者皮埃尔·阿考斯和瑞士学者皮埃尔·朗契尼克写的《病夫治国》，专讲老人政治的弊端。作者认为，无论是民主社会还是专制社会，只要存在魅力型的领袖，其精神和肉体的健康足以影响历史进程。书中举了列宁、丘吉尔、戴高乐、罗斯福、肯尼迪、约翰逊、艾森豪威尔、赫鲁晓夫、毛泽东、纳塞尔等二十多位领导人身体不健康的例子来说明领袖身体或者精神上的麻烦能够改变国家的命运，而由此造成的后果，总是要由无辜的民众来承担。当时我国正在酝酿废除领导人的终身制，这本内部出版物契合了这一时机影响不小。但是该书的价值取向是英雄史观，着眼处是个人对历史的影响，疾病只是作为一个偶然因素来证明英雄作用于历史。
在《疾病改变历史》这本书中，卡特赖特和比迪斯就与前者不大一样，他们指出：“疾病不仅对历史上的重要人物造成影响，也对普通大众产生影响”’“认为疾病是引起某种历史巨变的主要原因这种说法是荒谬可笑的。”（《导论》）所以他们主要关注的是那些影响人类种族命运的疾病造成的影响以及用这些疾病的传播来说明时代特点。在医学史家和人类学家的眼中，疾病是人类文明发展过快的衍生物，它和战争、饥饿交织在一起改变历史的轨迹。如黑死病、雅司病（yaws’是一种形态似梅毒螺旋体的雅司螺旋体＇Treponema pe~enue＇引起的慢性接触性传染病，主要在中非、南美、东南亚一些热带地区流行，也偶见于温带）、梅毒、霍乱、伤寒、天花、艾滋病等恶性传染病都是对普通大众发生影响的疾病，它们不断调整和改变人类的行为方式。在人类的早期社会，疾病一定程度上起了抑制人口的快速增长的作用。一般来讲，只要文明中心区的人口向边缘扩展时，就会有传染性疾病在没有抵抗力的居民中间传播，这就如同我们今天非常熟悉的生物入侵一样。研究还发现，非工业社会流行性疾病有季节性，使人口死亡率在适中和较高之间波动，使人口增长维持“繁荣—萧条”的平衡。（唐纳德·L．哈迪斯蒂：《生态人类学》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第150页）在近代工业文明和今天全球化的时代，疾病的传播已不按照季节、地域、国家和种族来划分，它是跳跃式传播。像埃博拉病、军团病（Legionnaire·s Disease）、艾滋病、禽流感和SARS都可以利用现代交通工具瞬间传播到他地，其影响也不限于某一部落和某一地芪，生态，坏境、政治、经济均受到波及。作者认为，“艾滋病最终爆发的性质和速度显示，人们的流动性增强以及其他行为上的改变（包括性行为更加‘放纵’），这有助于说明我们所处的‘全球化’时代的特点。”（第237页）这个特点就是传染性疾病增加了社会和政治不稳定的潜在危险。2003年，SARS突然爆发，在呻国和世界都产生了社会的恐慌就很能说明问题。
大规模的传染病是人类文明的伴随物，因此不是天灾而是人祸。农业文明的集体生活方式和发达的饲养业就是造成物种之间病毒交叉传染的原因，只是农业社会的人口流动有限，疾病一般都是区域性的，在内陆地区所能造成影响也有
沙皇一家在伦敦
限。如中国文献最早记载的时疫发生在公元前674年，是齐国传到鲁国的近邻传播，其他国家似乎没有受到影响（“夏，齐大灾。大灾者何？大瘠也。大瘠者何？疠也。何以书？记灾也。外灾不书，此何以书：及我也。”《公羊传·庄公二十年》）。但是在交通发达的沿海区域和战争时期，一个地方性的疾病说不定就能引起了历史的变化，作者举了雅典和罗马的例子。
雅典在公元前431年爆发了使希腊文明衰落的伯罗奔尼撒战争（431…404BC），不料第二年就发生瘟疫。据修昔底德说，瘟疫是起源于上埃及（埃塞俄比亚），再传到埃及和雅典。“人像羊群一样地死亡”，“由于瘟疫的缘故，雅典开始有了空前的违法乱纪的情况。”（《伯罗奔尼撤战争史》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141…42页）这场突如其来的瘟疫一下子就把雅典的开明政治破坏了，不仅政治家伯里克利因此死去，雅典海军死亡四分之一，大丧元气。卡特赖特认为这场瘟疫最终使雅典败于斯巴达（第8页）。罗马遭受传染病的打击更为惨重，在马可‘奥略留皇帝（Marcus Aurelius；161~180）任内爆发的著名的“安东尼瘟疫”（又称盖伦医生病），它是罗马军队镇压叙利亚后带回来的疾病，军队在这场瘟灾中损失了十分之一，而十五年之内它导致了罗马帝国本土三分之一的人口死亡，皇帝本人也在瘟疫中死去。盖伦（Galen，129…216）所描述的病症是高烧、咽炎、腹泻并且皮肤化脓。有学者据此认为这是天花最早流行的记录，病源是来自蒙古，这也是迫使匈奴人西迁的原因。但作者认为它不是天花。在公元250年，罗马又爆发了另一场传染病——西普里安大瘟疫（the Plague of Cyprian），它因迦太基的基督教主教西普里安（Cyprian，200~258）的记载而得名。它的症状是腹泻、呕吐、溃烂、高烧，卡特赖特认为它是斑疹伤寒，是从埃塞俄比亚、埃及和罗马在北非的海外殖民地传播而来。它持续时间有十六年，高峰期罗马城每天死亡的人数达到五千。据作者讲，罗马的这两场瘟疫产生了一个改变历史的深远后果，这就是基督教因此成为了世界性的力量（第17页）。
从历史上看，全球化的起点应该始于开辟去美洲的新航路，它的副产品就是把旧大陆的传染病天花、麻疹传到美洲，同时也把美洲的梅毒一类疾病传到其他地方。在科尔特斯（Hernando Cort6s，1485~1547）征服墨西哥和皮萨罗（Fran·cisc。Pizarro，1471~1541）征服秘鲁时，他们所带来的传染性天花等病毒都成为印第安人致命杀手。当时参与攻克墨西哥的贝尔纳尔·迪亚斯曾写到，他们进城后，大街小巷尽是死人，“我们只能在死去的印第安人的尸体与头颅之间行走，……墨西哥城死去的人实在太多，……散发的恶臭令人无法忍受。”（《征服新西班牙信史（下）》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17页）其实，当时科尔特斯的兵力远逊于守方，卡特赖特和比迪斯认为美洲居民缺乏对付旧大陆疾病的抗体，殖民者的胜利是因为大多数印第安人死于疾病。这样大规模的死亡惨剧造成了印第安人的恐慌，他们以为是天神的复仇而丧失了对殖民者的抵抗意志，使之人无人之境（第76…79页）。从史料记载来看，墨西哥的人口从征服前的2000万左右到十七世纪不到200万；秘鲁则从700万减至50万，整个新大陆的人口下降到只有原来的10％，多数是因为无法抵抗传染病而死。它产生的一个间接后果就是造成美洲劳动力的紧缺，并引发了帝国主义历史上最肮脏的黑奴贸易。顺便说一下，战争引起的传染病爆发的类似恐慌在我国也发生过。金开兴元年（1232年）元兵攻打开封，封城之后，百姓无法出城造成大疫，“诸门出死者九十余万人，贫不能葬者不在是数。”（《金史·哀宗纪》卷17）我们知道，北宋开封最繁盛时，人口也不过150万，这场瘟疫至少死了全城人口的三分之二。同年12月，金人只好放弃开封迁蔡（今河南蔡县），一年后，蔡就被蒙元拿下，金亡。史书没有讲金人灭亡之前流行的瘟疫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