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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夜。
像它体内的一个更小的夜晚
一列货车
到达低沼地
星星在它的烟里盘旋
摇晃着穿过
深不可测的无限而被熄灭。
——《冬夜》
看得出来，他的诗具有一种燃烧着的独特内在性：表象下面的内在真实和内心真实。铁轨不仅象征或通向残酷的命运，而且它肯定将伸延到那个在冬夜里低诉与抗争的心灵。因此在它上面奔驰的岂止是火车？“冬天依然／在市镇上空涌流／然而黄色冬夜的光芒／在蓝色的霜上/在闪亮的钢轨上奔向城市’’（《冬夜》），“一个人本主义的世纪把我从我的爱情上撕下，哦八轻轻拂去的悲伤。……他们甚至不知道天空已经／驶入了钱包”（《严酷》）。在尤若夫这里，“铁轨’’作为根词具备了宽大的承载性和虚无性，它从黑暗和寒冷中长出众多的干词和意象。读读《货物列车》吧，它就行驶在诗人的内在深处，命运之轮的敲击声如此清晰可闻：“货物列车正在靠站。／一种缓慢的铿锵声／轻轻铐住／沉寂的风景。／／月亮像一个逃犯／自由飞翔。／／破碎的石头歇靠在／它们的影子上，／为它们自己／进发出火花。／／它们以前从未像这样／处于恰当的位置上。这沉重的夜／，从什么巨大的黑暗／劈砍下来？／它落在我们身上／像一块铁落在／一个尘埃的斑点上。”尽管‘‘沉寂的风景’’被“轻轻铐住’’了，但那“破碎的石头”和“月亮”在话语维面上呈现着两种向度：面对与逃离。真正的诗人都无法回避这种悖谬关系。阿蒂拉·尤若夫是面对者也是逃离者。他在面对中逃离，在逃离中面对。一方面他必须“遵循现实那沉重的轨迹”，另一方面又必须像天上那个“逃犯”一样“自由、翔”。虚与实，言与思，此与彼，重与轻，便在这悖谬关系中展开与模糊，并倾诉着这样的愿望：“购买一张通向／自我的旅行票将是／美好的。它肯定在我们内心某处。”（《阿蒂拉·尤若夫》）当然，“在铁轨附近’’并非全是不幸和磨难，爱的温暖也与“火车”相关：“我幸福。我的爱人／在我身边缝纫。／我们倾听一列陈16的／货物列车驰过。”（《夏天的下午》）“我把她搂向我而她闭上／她那在镜片后的眼睛。我们总被搅扰。／／火车离开了。”（《巴拉通萨尔索》）
阿蒂拉·尤若夫写给母亲和乡土的诗与海子同类诗惊人的相似。他们都在回忆中写到母亲晾衣的细节：“她提着一个吱嘎作响的洗衣篮，／轻快地走上阁楼。11'…．，她走上去缄默地晾衣服，／她并没有责骂，她并没看我，／而衣服闪发微光，低语着，／在风中高高地摇晃。，’（《妈妈》）。《村庄》这首诗在语言构成上具有一种冲击力和穿透力：“农夫，粗野的、说话缓慢的／虚弱的农夫在沉睡。我坐在小土墩上，像／悲伤坐在它们的心上。我在守夜。”我在想，为什么死亡意象在诗中总是与女人或母亲相关？它是否源自于弗洛伊德所说的恋母情结？在《剧痛》这首诗里，诗人要将生之“剧痛”，失恋之“剧痛”通过万物告诉她们：“是谁说我必须／在她观看死亡殴打我之际／独自忍受痛苦？//……战马，公牛，／为了拖拉主人的轭而被阉割，／对她吼叫：剧痛。／／缄默的鱼，／当你们咬钩时／对她张口：剧痛。，’读过海子《死亡之诗》的，都不会忘记那“麦地”、“少女”和“如一束芦花的骨头”：“当我没有希望坐在一束麦子上回家／请整理好我那零乱的骨头／放入一个小木柜／带回它／像带回你们富裕的嫁妆／／但是，不要告诉我／扶着木头，正在千草上晾衣的／母亲”。死亡意象与女人或母亲相关联，其实是一种更内在的死亡意识和生命意识，她们成了不幸和生命的缘由以及倾诉的对象。至于对苎严的热烈狂想与期待，二者也有某种相通点，只不过尤若夫仍不忘抓住“列车”意象：“太阳那燃烧着的列车／奔驰过忧郁的门廊。／／去吧，你的脚印／不再令A伤痛／／沉默。／只有一种溅落声，／我把我那肥胖的鱼放回河里。／一声低语，／我把我那脆弱的鸟放回田野里。”（《看吧》）“当我呼唤太阳系，思想的冠顶／测量我的高度……／／时辰枯萎成压抑的梦幻／一个紫罗兰花园在城市上空一寸寸游动。／一列火车奔向它们，细长的塔楼／在泪水的影子中对它们哭泣。”（《我扔它》）
难能可贵的是，阿蒂拉·尤若夫坚持着独立的思想立场，他关于知识分子的命运和出路的观点是超前的，一针见血的。他认为，“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前面没有出路，除了加入两个阵线当中的一个，为了无论有多少‘独立的善良愿望’的简单原因，一个人不能在两条战壕之间的机枪火力中耕地，相反这种工作可以在没有阵线后面得以实施。帝国主义并不通向自由，这一切无需证明。布尔什维克许诺一种完全不同于我们直到现在知道了的事物的自由。但无论怎样，人类都如此厌恶这个世界通过计划生产和劳动划分而仅仅带来在几代人后的人类的物理的、身体的改善，即使那时，如果取代被帝国主义制造成一种不可能的抽象的自由之后的呻吟是值得的，我们也会参加反对那种自由的真正的提供者的斗争。”（《致姐姐露西的信》·1927年）自由是不可能被提供的。它不是暖气片、面包、香肠以及夜晚的灯火。自由被提供就意味着非自由，那只类似于囚禁中的“放风”，而不可能是真正的自由。任何集团主义都极力扮演着自由提供者的角色。年轻的尤若夫的警惕和警告是先知式的、非同寻常的。历史的发展证明了他的观点的正确性。
尤若夫在面对与逃离中对现实和命运坚持思考与写作，这最终让他体悟到一个大虚无，一个坚硬如存在本身的虚无。“虚无，虚无，虚无，虚无，虚无。／让它存在，因此它才不会存在。／／．…”小车发出隆隆声，百叶窗嘎嘎作响，／大海雷鸣，人们在群集。／角落上那幢简陋房子使我生气／它就像一个孩子脸上的皮屑。”但即便是“虚无”，它也与“火车站”密切相关：“这是一个不熟悉的早晨，还是一个我自其而来的／异国火车站？／／我没有行李。／有那我忘记了的东西——也许如果我想起。／其一：虚无。／其二：虚无。／其三：虚无。／听起来很特别，就像那／空无一物的火车站。”（《虚无》）可见“在铁轨附近”，还有一个老子式的体悟虚无的智者。饶有意味的是，《铁轨上的醉汉》一诗，似乎就是诗人的自画像：“仿佛跟他的爱人躺在一起，／一个醉汉在铁轨上跟他的酒瓶睡在一起，舒适地打鼾睡到黎明，知道／夜晚已经远去／／风夹杂着种籽吹进他蓬乱的头发，／把他包裹在雾霭里／因此他没有移动，除了一个／奇异地鼓起的胸膛。／／就像一个铁路枢纽，他的拳头的坚硬；／他可以像睡在母亲膝盖上那样睡在那里；／他也许褴褛——他是个年轻人。／对太阳来说没有空间，天空是灰烬；／X有一个醉汉在铁轨上，／而远处传来大地的隆隆声。”
能听见“大地的隆隆声”的人是有福的。这是一个不应该被遗忘的属于大地的诗人。冬日里的阳光依旧是惨淡的，萧索的，但它在照到铁轨的一刹那却变得异常强烈了。“自从你离开时起，这里的事物就更冷”。我们还能看见他遗放在“铁轨上”的那顶“帽子”吗？
李鸿章的“经验介绍”和沙俄朝臣的“啥事没有”
■ 贾庆军
1896年5月，俄罗斯最末一个沙皇——年轻的尼古拉二世要举行加冕典礼。加冕典礼的筹备工作在一年之前，即1895年3月就开始进行了，并且成立了由年轻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叔父、莫斯科省省长谢尔盖大公爵任总指挥，由宫廷大臣沃隆佐夫·达什科夫、宫廷副大臣弗雷德里克斯和首席典礼官冯德·帕连担任副总指挥的筹备委员会。
这样高级别的筹备队伍，十四个月的筹备时间，再加充足的经费，应该说各方面的准备都是很充分的。地点定在莫斯科（当时皇宫在圣·彼得堡），时间定在1896年5月6日至5月26日，共三周。内容有广场阅兵，有群臣朝拜，有上千人的舞会，有上万人的皇家宴请……仅节目单就有五十多页纸，各种活动应有尽有，可谓形式多样，丰富多彩。而且对各项活动的细节都做了具体安排，比如如何给跟随皇上从彼得堡到莫斯科的军官发放给养；每项活动贵宾几点几分到位、皇帝夫妇几点几分到达；哪项活动用哪些乐队、演奏哪些颂歌、几点几分开始演奏等等，都一一做了明文规定。
“但是，只有一个小小的细节除外。”作家卡斯维诺夫后来写道，“那就是预定于5月18日在霍顿卡广场举行的分发皇帝陛下馈赠点心的游艺大会。在诸多文件中，对日程表上这一活动的其他细节，比如所有前来参加庆贺的外国使团下午两点在位于霍顿卡广场的御用厅集合，霍顿卡广场的庆祝音乐由大音乐家萨福诺夫指挥的大交响乐团负责等等，都有明确安排，但对前来领赏的百姓如何组织、皇上赠品怎样分发，却只字未提。”
毛病恰恰出在这一被“遗漏’’的“细节”上。后来的许多资料和书籍都对那天的情况作了详细记载和描述。据司法大臣穆拉维约夫过后写的一份内部报告，“5月18日天快亮时，霍顿卡广场上已经聚集了五十万人以上。”而又有不少资料不同意他的观点，说“不会有任何准确的统计数字，至少有一百万人，甚至有一百五十万之多。”
托尔斯泰就曾多次写到过这个黑色的日子。据他说，从头天傍晚，来霍顿卡的人就已经川流不息，在通往广场的各条道路上人群不绝如缕。“来的不完全是老百姓，在那纷沓若潮的人群中还可以看到商贾、甚至贵族，像二十三岁的公爵夫人里纨·戈利岑娜——好奇心把她吸引到霍顿卡和工人叶梅利扬·亚戈德科夫站在一起（后来幸亏他救了她的命）。”
高尔基也写到过一个叫克利姆·萨姆金的人，那天发生的事件强烈刺激了他的神经，以致终生都不能看见大堆聚集的人群，一看见人们拥挤在一起就有一种无可名状的、无法抑制的恐惧，浑身不停地颤抖。
莫斯科的人们都想一睹年轻沙皇的尊容，并得到新沙皇将要馈赠的礼品——一个小纸袋里装有一块小圆白面包、一节香肠、二块蜜糖饼干、十块水果糖和五个核桃，另外还有一个印有新沙皇姓名第一个字母的搪瓷“加口冕杯”。密密实实的人群挤在一块基本只有一平方俄里的广场上。据后来存人前苏联国家档案馆的资料描述：“从早上五点开始，人群头上的热气就开始像浓雾，咫尺之间分不清面孔，甚至边上的人们都已经汗流满面。这时候中间的人要想挤出来已是不可能了，开始不断传出疲惫和虚弱的人的呻吟声。”“快到六点钟时，突然间像是听到某个凶神的命令，人群开始骚动，纷纷向外拥挤，有人被踩在了脚下，发出大声呼救，场面乱成一团。”
托尔斯泰写到一个叫莫罗佐夫的富翁，当他被挤到一个沟壕中时，他大声喊道，谁要能救下他的命，他给谁一万八千卢布……托尔斯泰写到这里颇感困惑：“为什么不多不少，正好要给一万八千卢布呢？无论如何，这个时候他绝对不会是和人们开玩笑的……但主要的，多少钱都救不了他的命了……这是一个骤变，开始时大家兴高采烈，就像过节，后来骤变成了一场悲剧，一些人变成了被挤死的躯体……真是太可怕了！”
很多资料描述过那个惨不忍睹的场景：“被踩死和挤死的先是些老人和妇孺，后来就不管是不是老人和妇孺了……有人拼尽全力从人缝中挤出来，衣服全撕烂了，湿淋淋的，瞪着一双凶兽般的眼睛，还没站稳，又立即倒下去……一个幸存者躺在尸体上，随即在他上面又倒下了几具尸体。”“人群在成堆的被踩死的人身上挤来拥去，场地上空一片呼喊和呻吟……有几个这样的死者，被人群从头顶上抛来抛去，但有更多的死者，由于拥挤，仍然夹在人缝中，人们由于恐惧，想尽力推开死尸，但无济于事，只不过越发加剧了拥挤而已。”“尸体就像海事的罹难者，在一片也就要死去的人的呻吟和呼救声中，一会儿在这里，一会儿在那里，漂浮在这个由无数变了形的面孔、无力拍动的手和紧握的拳头所汇成的海洋上面……而麻木不仁的早晨的太阳当空照耀，从人群中冒出的热气，宛如祭祀中的莫洛赫（莫洛赫，古代腓尼基等国宗教中的太阳神，以活烧儿童为祭品。——笔者注）的香烟，袅袅升向蔚蓝的天空……”（以上引文转引自《尼古拉二世之内幕》）
世界近代史上最早一次也是比较有名的一次因人群拥挤造成的惨祸发生了。据沙皇政府后来公布，那天早晨共踩死、挤死一千三百八十九人。但这个数字明显被缩小了，根据当时多家报纸的记载，比较接近的事实是死亡约四千五百到四千八百人，重伤三千多人，受伤致残的有好几万人。
此事件当天上午就震动了整个莫斯科。在这么个特殊日子发生了如此惊天惨案，当事的沙皇朝臣们不少都吓坏了，一个个胆战心惊手足无措，担心着事态的发展。人们猜想很可能皇上要下令取消一切庆祝娱乐活动，皇室人员马上离开这座正被哭声笼罩的不幸的城市，接下来调查责任人、逮捕肇事者也在所难免。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大清帝国的特命全权大使李鸿章出现在了沙俄总理大臣维特的笔下。此时李鸿章正带着一支庞大而豪华的侍从队伍专程前来参加尼古拉二世的加冕典礼。
关于李鸿章的出场，维特的《回忆录》中有很有趣的描述。
李鸿章及其随从一行驱车抵达……他走进亭子，我赶快迎上去，还没来及寒暄，他就通过翻译问我：“听说刚刚发生过一起大惨祸，伤亡了一两千人，此事可真？”我有些不悦，他怎么这么冒昧，刚上来就说这不愉快的事，就回答说，“是的，实有其事，发生了这么不幸的事情。”
李鸿章露出很关切的神色，接着向我提出一个问题：“请问，难道你们还要将不幸事件的全部经过详细禀报皇上吗？”我一时不明白他的意思，随口答日，是的，已经向皇上禀报过了。他面带遗憾的表情，连连摇头说：“你们这里的官员在这些问题上太没有经验了，这样的事怎能照实禀报呢？皇上一旦动怒怎么办？……我当直隶总督的时候，我统辖的一个省份有次发生鼠疫，一下死了好几万人，我们却经常呈奏皇上，那里一切都顺遂。有次他甚至问起我有没有发生过什么瘟疫疾病，我照旧回答说，没有任何瘟疫，老百姓都安居乐业，称道皇上圣明着呢。他听了很是喜欢。”维特继续写道：
这位看似威严、实际很和善的中国老人又作解释般的向我开导：“皇上嘛就是皇上，干吗一定要让他知道那么多细节？我们干嘛非要用他国家死去好几万人的坏消息无故给他增添烦恼呢？”据说李鸿章一边向维特“介绍经验”，一边还劝说此次惨案的责任人、首席典礼官冯德·帕连和其他沙俄朝臣“区区小事，一定放宽心些。”
， 只此一事，中国的总理大臣就赢得了沙俄总理大臣的好感。维特评价李鸿章卜仅是一个“卓越的政治家，当时位居中国朝廷的最高职务”，而且“善体人情，乐于为人出谋划策”。
其实，后来事态的发展，李鸿章的热心点拨完全多余了。沙俄朝臣也根本用不着为此惨案担心，就像中国总督根本用不着为死去几万人的鼠疫担心一样。实际上，尼古拉二世得知消息并不比一般莫斯科市民晚，这有他当天的日记证明：“露宿在霍顿卡广场上等待分发午餐和搪瓷杯的人群突然蜂拥到临时建筑物前，于是发生了拥挤。越挤越厉害。约有一千三百人被踩死或挤死。我在十点半钟得悉此事……这一消息给人留下一个很讨厌的印象。”
仅是“讨厌”而已。据后来透露的资料，那天下午曾有很多人奉劝皇上取消法国大使蒙特贝洛晚间为他举办的专场舞会，万一取消不成，他本人无论如何也不应前往。也有人提出应赶快就此事件召开一次御前会议。但尼古拉二世根本就不同意这些意见，他认为根本用不着改变原订计划，法国大使的专场舞会尤其不能推辞掉。
于是晚间舞会按时举行，皇帝夫妇准时驾临。一位西方记者对那天晚上的舞会描述道：“在各个舞厅的桌子上摆着十万朵鲜玫瑰花，芳香扑鼻。这些鲜花是为这个晚会特意从普罗旺斯订购来的。晚餐桌子上都是银质餐具，这是特意从凡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