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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毛泽
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64页）正如陈晋等指出的：“如果概括当时的社会文化的氛围，说有一种‘全盘苏化’的倾向，大概也非过分之辞。”（陈晋、王均伟：《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与中国先进文化》第126页）然而，就像革命初期照搬苏联而后又为“中国实践”所否定一样，意在开天辟地的毛泽东也不会长期满意于苏联模式。1956年，历史为毛泽东的文化创造提供了难得的现实机遇：三大改造完成意味着可以直接掌握国家一切资源，斯大林问题的揭露表明毛泽东可以较少顾忌地探索社会主义的中国道路。
首先是学习的对象由苏联扩大到西方世界。《论十大关系》一开始就指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页）对斯大林和苏联的批评与对西方国家的好评联系在一起，毛泽东曾说过：斯大林如此严重地破坏法制，这在英、法、美这些西方国家就不可能发生。据薄一波回忆，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口头报告还有这样一段：“我国宪法规定，地方没有立法权，立法权集中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一条也是学苏联的，因为起草宪法的时候，我曾经问过一些同志：是不是应该这么写，据说苏联是这样，有些资本主义国家也是这样，但美国似乎不是这样。美国的州可以立法，州的立法甚至可以和联邦宪法打架，比如宪法上并没有剥夺黑人权利这一条，但有些州的法律就有这一条。似乎财政和税收方面，州和州的立法都不统一。美国这个国家很发展，它只有一百多年就发展起来了，这个问题很值得注意，我们恨美国那个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实在是不好的，但它搞成这么一个发展的国家总有一些原因。它的政治制度是可以研究的。看起来，我们也要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A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05页）在苏、美比较中，毛泽东表现出对美国政治的兴趣，青年时代对美国“门罗主义”和“门户开放’’的热情有所回潮。否定全盘苏化就是把眼界向西方世界打开，毛泽东因此强调“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他批评“学英文的也不研究英文了，学术论文也不译成英文、法文、德文、日文同人家交换了。这也是一种迷信。对外国的科学、技术和文化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对我们的事业不利”。
其次，在中国农民文化与西方近代文化比较中，毛泽东明显地表现出对农民文化的不满：“拿工人农民来说，工人比较有文化，他们有技术，但还不能当工程师，比较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就差。农民不能说没有文化，精耕细作，唱民歌、跳舞也是文化。但是他们大多数不识字，没有现代的文化技术，能用锄头、木犁，不能用拖拉机。资产阶级在近代文化、近代技术这些方面，比其他阶级要高。”“近代文化外国比我们高，要承认这一点”，“不要学西洋的东西的人办事，是不对的。要承认他们学的东西是进步的，要承认近代西洋前进了一步。’，（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385页）这些批评基本上局限于技术、工具的方面，没有、也不可能涉及到政治、社会组织方面。毛泽东意识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同样离不开农民，他希望中国农民保持原有的政治忠诚和道德热情，但要补上现代技术这一课，以达到“又红又专”的理想状态。
总之，在传统农民文化、苏联革命文化、西方近代文化之间，毛泽东第一次把西方近代文化作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学习对象之一，资本主义、资产阶级、西方国家等在毛泽东思想中第一次具有了正面意义，说明1956年的毛泽东已经明确意识到在变化了的社会历史条件下，革命文化需要转型。据当时听到传达的老人回忆，毛泽东在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时还有如“也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甚至是反革命的力量”、“要有集体主义，也要有自由主义”、“中央要成立一个体制小组，专门研究如何划分权力”、“共产党要万岁，民主党派也要万岁”等思想极为开放的言论；一些与毛泽东有过接触的人还记得毛同时还有“我们现在实行的是愚民政策”、“我们的问题不止是官僚主义，而且是专制主义”、“马克思主义大家都可以发展一点，不要只靠他毛泽东一个人发展嘛”等只有毛泽东才能说的话。结合毛泽东1955年的“向科学进军”、“现代化”以及1956年的“双目方针”、“人民内部矛盾’’等观念，可以说，毛泽东的文化思想在1956年达到最理性、最开放的程度。与此相应，周恩来提出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董必武在八大上提出党政职能分开、加强民主与法制、使党和政府的活动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的观点。政治上的“解冻”展示出文化上的“早春天气”，文艺作品批评官僚主义，经济上提出商品经济、价值规律等问题，社会学界提出控制人口的必要性等等。最重要的，是党的八大关于社会主要矛盾和党的中心任务的分析使中国有可能告别“阶级斗争”时代而走向发展经济文化的新时代。如果“早春天气’’真的顺利进入“春暖花开时节”，如果毛泽东从此更多地吸收西方近代文化，中国文化有可能创造一个新的“盛世”。
遗憾的是，1956年新的取向刚刚露出一点苗头就被彻底冷藏起来，是夸苎阶级斗争而不是发展经济文化，是倡导个人崇拜而不是发扬政治民主成为毛泽东晚年思想的重心。与“打倒美帝国主义’’的激越口号相应的是“劝君少骂，秦始皇，焚书事业要商量’’政治诗的流传。对于像毛泽东这样卓越的政治艺术家，其文化关怀的转移不是可以简单猜测的。除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之外，就毛泽东本个来说，对这些主要与西方近代文化相关的新观念还缺少完整的研究和内在认同，青年时代固然是“大杂烩”，1956年也没有把这些新观念融贯到他的整个思想之中，更没有就这些新观念如何在中国政治生活中具体落实作长期、有效的设计和安排。在政治上，如杨奎松所说：毛泽东“虽然认识到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存在着值得借鉴的可能限制斯大林现象生长的某些长处，却相信自己身上不存在斯大林那样的问题，用不着对自己进行监督和限制。过分的自信，使他明显不相信任何人，更不可能重视那种建立在严密的法律制度之下的社会监督体制。因此，他坚决反对任何企图在政治制度方面向西方学习的想法。”（毛泽东：《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79…83页）在经济上，如李锐所说：“《论十大关系》并不是一篇经济文献。虽然问题的两方面都说到了，却没有规产性，也就是说，缺少严格的定性定量的经济指导意义。……《论十大关系》在理论上有很多重要的内容，而在具体实行中，却难以照顾到这一面又不丢掉那一面。特别是一股什么风吹来之时，两面性就冲掉了。……人们无法掌握‘并举’的关系的度，也无从了解工业与农业、重工业与轻工业、土法与洋法等之间的比较关系。（李锐：《毛泽东的晚年悲剧》，南方出版社”99年版，第186~187页）1956年的权力结构和社会背景还没有足够的动力促进毛泽东对自己的文化思想结构进行结构性调整以适应中国文化建设的客观需要，一系列新认识还停留在个人的观念性层次。更重要的是，毛泽东晚年的文化探索比较明显地存在着理性认识与实践操作相脱节的问题。比如，鉴于大跃进的灾难性后果，毛泽东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反复强调在人民内部实行广泛的民主、在党内实行民主，但正像薄一波指出的：“这次大会以后，民主集中制在党内特别是在党的高层政治生活中，并未得到严格遵守和真正执行，而且日益受到破坏，从而也加剧了党内生活的不正常。”（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1071页）在对资产阶级思想文化越来越浓烈的批判中，毛泽东的文化思想日益走向封闭，直到“文革”同时向“封”（中国传统文化）、“资”（西方近代文化）“修”（苏联革命文化）宣战，曾经以不同方式成为毛泽东文化思想基础和资源的所有文化都成了革命对象，“文革’，以毁灭文化而留在历史上。以至于李锐认为：“毛泽东基本是斯大林类型的，但在建设新世界方面在科学技术上，还不及斯大林有远见。，’（李锐：《毛泽东的晚年悲剧》第74页）这对于1958年以后一心想超越斯大林的毛泽东来说，当然是始料未及的。如果说毛泽东是二十世纪上半叶成功的革命领袖，却在下半叶的建设发展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那么文化上的解释就是：他对中国农民文化的深刻理解和充分利用可以有效地配合农村游击战争，却不能支持中国“站起来”后所需要的真正的经济、文化和技术上的革命。
十年浩劫结束后，1956年成为当代改革的思想起点之一。在国内政策上，1975年邓小平主持“整顿”时，就建议整理出版《论十大关系》；十一届三中全会工作重心转移的决策与八大路线遥相呼应；在对外政策上，面对苏联越来越大的压力，毛泽东1973年提出的“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并由邓小平1974年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全面作了阐述，其中最有价值的是联合第二世界（西方发达国家和东欧国家）和利用苏美两个超级大国矛盾的战略思想。“三个世界’’的理论“虽然在理论上有不合乎实际的方面，但在当时指导我国的外交工作坚持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和战争威胁，努力建设和发展与第三世界各国和其他类型国家的友好关系，包括同美国实现两国关系的正常化，都起过积极的作用，并且为我国后来的对外开放政策的推行作了一定的准备。”（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450页）1979年，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文章中还赞扬“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多么英明，多么富有远见”。毛泽东这种对西方发达国家包括美国的相对友好的分析，与1956年中，他的文化思想状况曲折相通。从对外开放到与国际接轨，改革后的中国文化建设逐步回归人类文明的主流。回顾这一历程，有助于我们可以获得对中国当代文化清醒的历史认知，并对建设中国新文化的方向有一个理性的自觉。
中国文学史的“起源”
■ 薛 羽
1932年，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由北京朴社出版。该版封面颇有特色，一只大钟赫然呈现纸上，时针和分针八字叉开，“插图本中国文学史郑振铎著’’十二个美术字逐个排列在刻度的位置上。大钟背后，是由篆体汉字整齐铺排的字阵，成为时钟的背景，封面的底色。这个别致的封面明显带有强烈的“现代感”：时钟隐喻着全新的时间观念，构成了现代生存的重要坐标；古老的汉字则指涉过去的文化内容，散发着浓厚的传统气息。封面默默无语，却传递出二十世纪中国学人言说文学、建构历史的热情和冲动，也泄露了他们难以缓解、挥之不去的紧张与焦虑。
一
《文学史的权力》描绘了二十世纪里中国文学史书写的丰富图景，讲述了“讲述文学史故事”的故事。这本书由五个章节构成，从不同角度进人，讨论了文学史与历史、与教育、与意识形态、与文学本身等的关系。从总体上说，作者主要处理了三个时段的中国文学史写作：二十世纪初以林传甲、黄人为代表的早期文学空写作；二三十年代以胡适、郑振铎为代表的文学史写作；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学吏写作。作者以多个视角和几个时段为经纬网络，打捞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书写的一系列问题，在学术脉络的梳理上进行了有益的尝试，有一定的启发性。
书中努力回到历史开始的地方，考察中国文学史的生成。近代中国遭遇了外部世界尤其是西方世界的剧烈冲击和挑战，传统秩序逐步走向解体。天地玄黄，建立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就成为中国人不懈的追求。解决中外碰撞的多样矛盾，处理古今转化的各种关系，是向这一目标迈进的关键。只有在纷分和混乱中理出头绪，构筑起应对世界和自身问题的模式，现代民族国家才能建立。从这个意义±说，书写中国文学史就不仅仅是纯粹的学问研究，而且也是参与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重要方式。因为中国文学史所承担的，是“从语言、文字构成的历史当中，寻找民族精神的祖先，建立国家文化的谱牒，以完成关于幅员辽阔、文明悠久的‘祖国’的想象，作为国民应有的知识。”（《文学史的权力》前言）伴随着新知识秩序的生成，确认中国文学的独特性，也就是确立中国在精神文化上的主体性的。成功的文学史书写，可以让中国无愧地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从数千年悠久深厚历史里召唤出来的力量，无疑能够为现代中国人增添底气。
早期中国学人的文学史书写是饱含着期盼和冲动的。一方面，1897年日本人所著《中国文学史》捷足先登，对中国学人造成极大刺激。林传甲就曾慨叹“日本早稻田大学讲义，尚有中国文学史一帙，我中国文学为国民教育之根本，昔京师大学堂，未列文学于教科……”；另一方面，近代中国的大学里，国文系设立文学史科目，亟待教学讲义的编写，林传甲和黄人的《中国文学史》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更确切地说是催生的。但不管怎样，中国的文学史书写毕竟是从此开始了。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共十六篇，却掺杂了现在看来属于语言学、写作学、哲学史、史学史等的内容，我们今天所界定的文学史只占了篇幅的一半左右。戴燕指出，当时“文学”这一概念是含混与模糊的，“对于转型时期，最初接受体现西方近代观念的‘文学’一词的那一代人来说，身处新旧语言混杂、新旧观念冲突的环境，其实常能体会或意识超前语言滞后，或语言新出意思却未定型普及，语言表达与思维运行不能完全贯通对应的这份尴尬。”不过，也正是基于种种“文学”，才有了丰富多样的“文学史”。到了二三十年代，随着文学的表情达意这一特征相对凸显，并逐渐成为学界共识，在胡适、郑振铎为代表的“五四”学者手里，文学史的写作走向一致，趋于定型，并且作为经典的范型，影响着后来人。今天，多数的中国文学史著作除了在细节上略有差异，总体却仍呈现着惊人的一致。它们基本上是按照进化的观念，循着历史的时序推进，着重讲述“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故事。（尽管这些文学史并非没有涉及文坛的其他面貌，但留给人最深的不是《诗经》、楚辞、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这一连串名词的印记吗？而实际的课堂教学等因素，更有意无意地增强了这种影响。）近年来，针对文学史书写中诸多问题，“重写文学史”的呼声不断，也提出过不少想法。且不管如何去实践，（因为对文学史的思考并不等同于实际的文学史写作。）至少我们已开始对现有文学史写法的反思了。而当我们讨论文学史应是什么样，该如何写时，其实就已经默认了文学史是有多个样子，不止一种写法的。回到历史开始的地方，我们发现，文学史也曾经可以是这样或那样的，文学史的写作是有着多种可
二
王德威曾诘问“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并列举晚清小说的四个文类——狭邪、公案侠义、谴责、科幻——说明彼时文人的丰沛创作力，进而探讨了中国现代文学中“被压抑的现代性”。相应的，通过考察早期的中国文学史书写，我们也能够感觉到有多种“现代性”，它们体现为对文学史的不同想法与写法。但在“五四”学者及其后继者那里，它们同样是“被压抑的”。
中国文学史书写中，如何界定与使用“文学”这个历史性的概念？中国传统的印象式批评还有多少价值？“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观念演绎有无缺憾？按文体流变来写作如何可能？陶渊明在东晋并没有很大影响，其地位要经宋代文人的抬举才日渐提高，对他实际意义的探讨究竟如何安排才比较适宜？宫体诗独领诗坛风骚百余年，对其探讨运用后设的眼光，还是贴近的关照？采取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