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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乡县衙散议
■ 乔新生
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勿说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
吃百姓之饭，穿百姓之衣，莫道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
——内乡县衙三堂名联
出河南南阳市区大约1小时的车程，便来到了内乡县境内。内乡县源于秦代的析县。西魏时期改名为中乡县。隋朝因避文帝讳改名为内乡县。析县秦代邻郦县（唐代改称菊谭县）。五代时期菊谭并人内乡，清代隶属于南阳府，因管辖地域辽阔，配正五晶知县。
“县治居城之中，元大德八年建”。然而，县衙命运多蹇，崇祯十五年毁于李白成，清顺治十八年重建。咸丰七年，捻军攻内乡，“公署全毁”，光绪十八年，县官章炳焘履新，他“历任九年，得以专心土木工程”，形成现在的格局。
内乡县衙南北250米，东西80米，房屋260余间，分为大堂、二堂、三堂，集中了县衙的所有机构和县官的家眷。内乡县衙体现了中国古代“家国一体”的治理模式，大堂前设吏、户、礼、兵、刑、工六房，二堂的跨院则集中了知县的幕僚班底，三堂则是知县的眷属栖息之地。这样，在同一个屋檐下，以知县为核心，由疏而密形成了一个系统的治理结构。在大堂之外为国，办事机构为国家机构，二堂之后，则是知县的私密所在，这里既有他的眷属，也有知心幕僚。奇怪的是，在幕僚办事之处的两侧，却又设置了东西账房，主管县衙内的财政收支和全县的税务事项。
在这样一个治理模式中，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一人落难，全家遭殃。家国不分的治理方式，虽然比较稳定，但却给腐败提供了天然的温床。在后院之内，如果有一个人动起邪念，整个稳定的治理结构就会发生倾斜。
沿着县衙的中轴线徐步前行，突然感到一阵悲哀。作为内乡的最高长官，知县不但要记挂着内乡百姓的安危，而且还要为满门人丁提供衣食。作为皇帝的打工者，他的俸禄够用吗？据查，清代七晶知县岁俸45两，正五晶也才有区区80两，远远无法养活一家老小。在俸禄不足的情况下，清中央政府不得不默许官员自找门路，在国家赋税的征收过程中额外加征。后来逐渐地形成了养廉银制度。五品知县的养廉银居然高达700到1200两，已经成为知县的主要收入来源。尽管如此，章炳焘异地被罢官后，仍不免经济拮据，不得不携女儿重归故里，跪而募捐。
据传说，章炳焘种种善政，绰然有古循良风，内乡太平无事。然而事实如何呢？
为了修筑县衙，章炳焘强令砍树，以至于“天子渠”古树几乎不存。在修建县衙的过程中，由于实行了承包责任制，工程进展迅速。但是，年终岁末，由于预算超支，县库空虚，无钱支付，只好拖欠工钱。后经乡绅斡旋，民工才拿到了辛苦钱。据说，衙门修好，章炳焘接父参观，其父不无幽默地说，“房舍虽好，惜缺少一样东西。”章炳焘忙问缺少什么，其父幽幽回答：“缺少四个轮子，好在你卸任时将它推回咱浙江老家，供你终生享用。” 家国心态，一览无遗。 既然财政紧张，为何又要大兴土木呢？既然开工兴建，如何筹措资金呢？ 我们无法深究修衙的动机，或许知县大人好大喜功，或许是为了拉动内乡县的投资，或许是为了刺激消费，或许是为了知县大人自己的腰包，或许上述的一切都不真实，知县大人就是为了给内乡县留下一座像样的官衙。在他的身后，这座恢宏的建筑曾经迎来了无数的达官显贵。内乡县衙从此再也没有寂寞过。
据史料记载，为了修建县衙，知县大人章炳焘曾经冥思苦想，东挪西借，精心策划，终于按期完工。在诸多集资方案中，最绝的要数“赢捐输罚”手段了。凡是到内乡县衙打官司的人，都必须为内乡县衙工程建设作出贡献。如果打赢了官司，知县大人会伸出手来，要求胜诉方捐出一点钱；如果打输了官司，知县大人会沉下脸来，要求败诉方承担罚款。这种集资的手段，与当今一些法院的做法何其相似乃尔。为了一心一意搞建设，知县大人还作出规定，凡是上堂争讼的，不管有理没理，先打四十大板。在这样的高压下，内乡县的升斗小民过得是什么日子呢？
历史的车轮走到今天，我们仍然能在一些官员身上看到章炳焘的影子。
星转斗移，昔日高大的县衙已显破败。在蒙满灰尘的建筑中，我们重温了古代的升堂仪式，查阅了古代的典籍，翻看了历代的刑具。所有这些不但没有激起我对当地人口中盛传清官的丝毫敬意，反而泛起了一丝苍凉之感。在“越诉笞五十，诬告加三等”的石碑前，我很庆幸自己生活在现代。
如今的内乡县城早已繁华一片，水泥高楼中间，古代县衙略显形单影只。据专家介绍，中国古代官署保存最为完整的有四处，其中南阳就有两处。除了内乡县衙之外，南阳的府衙也留存于世。由县而府，在南阳不到一百公里的地方，中国的行政架构似乎被浓缩定格了。
在清代，地方政府分为省、道、府、县四级，国家的行政架构止于县衙。官府不下乡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1949年后，在政权结构中逐渐地增加了乡镇一级，延伸了政权的控制范围，但却压缩了公民的自主空间。五十年后的今天，以减轻农民负担为直接目的的乡镇改革终于启动，在短短的时间内，中国撤并了七千四百多个乡镇。现在，人们又在谈论更高一层的机构改革问题，希望通过缩省的方式，平衡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关系，协调各地生产力的发展。
走出县衙，“菊谭古治”的牌楼赫然矗立眼前。古代的衙门已经成为了熙熙攘攘的街市。懂建筑的人在这里寻找古代建筑的样式，懂文学的人可以抄录县衙上的楹联，懂经济的人可以在人群中兜售自己的产品。定格的历史仿佛在喧闹中复活了。人们在监狱的墙壁上看到了中国古代的十大酷刑，但耳中再也听不到犯人的呻吟之声。正义还是邪恶，暴戾还是宽厚，在那久远的记忆中变得模糊起来。我一直在想，中国古代这种高度集权的治理模式为什么能够长期延续？不就是因为大堂下面跪拜着失去独立人格的百姓吗？每一次揭竿而起，换来的都是一个新的朝廷。老的县官走了，新的县官又来了。百姓的日子就在县官的轮替中一点点变得黯淡无光。
欧洲的宪政起源于贵族的集体抗争。中国的宪政起源于一场革命。但是，在血与火的洗礼中，中国的宪政之路却是如此地坎坷，以至于在百年之后，我们还不得不进行民主的启蒙。
“天理国法人情”，似乎道尽了中国古代治理的一切规则，但“爱民若子”的功德匾又见证了中国古代民主的高度。在主仆颠倒，百姓的人格无法独立的社会，天理国法人情其实是一回事情。天理是天子之理，国法是皇帝之法，人情是最高统治者的人情。在这样的社会结构里，没有互动，没有平等，有的只是上下尊卑的管理关系。
1985年，在内乡县公园发现了一座石碑，其中刊刻着内乡知县报请上级监察部门批准的禁约。这块被称作“三院禁约”的石碑上，罗列了禁止乱吃喝，禁止乱摊派，禁止乱收费等禁令。禁约特别规定，“如有特殊外索者，该驿飞报两院究治”。规定不可谓不具体，措施不可谓不严厉。但是，在一个缺乏外部监督，官员的任免与百姓没有直接关系的社会里，这样的制度有何意义呢？看来，从古至今，中国的制度遭遇了同样的命运。
“宽一分，民多受一分赐；取一文，官不值一文钱。”现代的一切行政理念似乎都体现在了这副楹联之中。不幸地是，不值钱的官员何其多也。民主的价值就在于能够及时清除这些不值钱的腐败官员，让百姓多受一分恩赐。然而，在章炳焘的时代无法真正做到。现在，我们能够做到吗？
在返程的车上，回望烟尘中的内乡县衙，让思绪在历史的长空中盘旋，不禁怅然若失。内乡县衙承载了中国行政机构变迁的历史，见证了古代官宦的荣辱。但正因为它如此地世俗化，以至于使我们沉湎于大量的细节之中，忙于器物的考证，而淡忘了这片土地上百姓的悲欢。其实，如果遗忘了这里生生不息的黎民，一座冰冷的建筑有何价值呢？
（《内乡县衙与衙门文化》，刘鹏九主编，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7月版，15．80元）
高高低低话平等
■ 黄纪苏
四、竞争与其他意义的关系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比较性竞争跟其他意义之间的关系。同学们都知道，“互动’’这个词儿如今特别流行，意思就是彼此影响、相互作用。那么比较性竞争和这些意义之间是否也是这种关系呢？我是这么想的：“互动”肯定也是有的，但它们关系的主流似乎是前者对后者的“一体化”。打个比方，如今美国文化席卷中华，我们也未尝没拿中草药红高梁外加窈窕淑女跟他们的新自由主义互动，但力量对比是明摆着的。
与求真
求真是一种重要的意义或活头。它所对应的欲望是好奇心，所支撑的行业包括旅游、教育、科学、侦探小说、明星传记等等。求真的经典例子，是古希腊的数学家某某某，敌人杀进了城，冲进了他的家，向他举起了刀；数学家做题正做到关键时刻，他说你们千万别急，我还差一步就解出来了。这个例子相当纯粹，好奇心的成色不低，只是故事本身是真是假没人说得准。与同学们相关的求真自然是教育。那咱们今天不聊别的专聊教育。
我不知道同学们这一代最早是怎么进人教育这块天地的。我们那会儿可是怀揣着十万个为什么走进校门的。老师家长也特别爱渲染这一层意义，好像上学就是为了闹清楚月亮为什么不掉下来，人为什么不能住在水里，奶奶的头发为什么会白。后来听说读书是为了超英赶美，再后来又听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要混出点人模样，取房好老婆，非得学好数理化。求真求着求着就变成求职了，变成社会竞争的手段——到后来，甚至手段也轮不上好奇心了。同学敢说自己到财大来是为了满足对一些经济现象和经济规律的好奇心么？同学们敢说四年苦读的动力主要来自求知欲么？说白了，竞争不但是我们教育的目的，还成了教育的手段，教育的动力。
从古到今，教育都承担着社会地位再分配的任务，也就是重新洗牌发牌。今天贫寒子弟要想摆脱人下人的状态，除了刻苦读书真就剩下打砸抢了。但现在所有的公共事业包括学校都照着收租院大斗进小斗出的路子在搞“产业化”，穷人在教育竞争中越来越处于不利地位。我有一个熟人，他的一个朋友在什么部当小官僚，小官僚说他多了不敢说，儿子的儿子、孙子的儿子的钱都给挣足了。挣足了怎么办呢？孩儿们一律送到国外读书。不仅中国，全世界的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都这样，送子女去世界著名学府接受一流教育已经成为最有效的洗钱方式。如果一个人把偷来的民脂民膏投资到房地产或IT产业，被追查出来房子会被拍卖，电脑会被充公。但如果他们用民脂民膏把儿子培养成世界著名华人企业家，让女儿在慕尼黑世界钢琴比赛上一举夺魁，这玩意儿你没收充公得了么？不但不能没收，人家还从纽约、罗马赶来营救老子。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有钱有势的正把他们的子弟川流不息地运往英国的贵族学校、美国的私立学校，那都是培养龙风的地方。
与审美
刚才用教育的例子，谈了求真被竞争架空，成了一块招牌。审美又何尝不是经常给人家当灯泡或形象大使？就说音乐吧，大家不要只看到它绕梁三日摇荡心魂的那一面。中国搞音乐的人很多都是家传的，我以前有回去音乐学院宿舍串门，目睹了他们是怎么传的：门后边挂一条鞭子。同学们说，不用鞭子我们也能弹“月亮代表我的心”呀！可贝多芬他爸可不是让儿子没事拿音乐解闷的，他是要让他儿子吃这碗饭。贝多芬境界高点，但他的《田园交响乐》《月光奏鸣曲》也不是为了——用今天的时髦话说——“人与自然的沟通”，他是要用音乐这个看家本事为他这样的新兴“专业技术人才”从老伯爵老侯爵们那里抢点社会资源来。八十年代初，我一个在大学读书的朋友，他们学校有个同学是农村来的。这个人向女孩介绍自己最喜爱的thing是音乐，最like的音乐家是“圣一桑”。女孩一听就把他“帕斯”掉了。为什么呢？音乐家里只有一个圣点桑（圣·桑）或圣杠桑（圣—桑），人间再无圣一桑。这事说起来大家觉得挺好笑，想想其实也挺让人辛酸的。一个农家子弟来到城里分不清这乱花花绿绿的洋玩意，城里姑娘就鄙视他。但反过来，城里小伙子去农村插队，四体不勤，五谷不分，镰刀使不好，独轮车推不稳，农村姑娘却又心疼又喜欢。这就是社会的等级结构。
关于竞争和审美的关系，我还想提醒同学们注意竞争对审美标准的影响。杜甫说过“语不惊人死不休”，这句话值得玩味。它指出了文艺的最重要标准即“创新’’的由来。如果一幅画没有新意，一首诗跟别人的类似，我们就认为它是个失败的作品。但为什么要有“新意”呢？为了竞争，为了在人与人之间决出高下来。在竞争意识相对淡漠的一些民间文艺中，大家情动于中而发于情，不觉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并不绞尽脑汁要出奇制胜。而在特别提倡竞争的社会里，不争奇斗艳就不叫艺术，不叫美。其实，争奇斗艳的另一面就是人云亦云，我前面谈学术时说的二篇文章狂奔、八篇文章狂跟的情况，也适用于艺术。这年头的艺术家哪个不在标榜个性，可哪个又有一星半点个性？有竞争就必然有攀比，有攀比就必然没个性。同学们去现代艺术展去看看，全是些最想有个性却又最无个性的艺术家。倒是小地方的艺人，也不管纽约什么主义看涨，巴黎什么流派看跌，老老实实对着自己的生活自自然然表达内心的感受，倒可能流露出真性情，弄出真个性来。
与性
性作为一种人生意义可不能小瞧。那些一笑笑垮一座城池，再笑笑亡一个国家的故事就不说了，单说眼下云南省的旅游收入比泰国的少一大截子，据说主要原因就是泰国的旅游业还兼着一个发达的性产业。我有时感慨：性作为一个巨大动力——说核动力都不过分——居然在我们正而八经的社会科学研究中没有像样一点的体现。比如说，毛泽东时代累积的性压抑有多少转化为对西方文明的性幻想？这种性幻想又有多少升华为认同西方文化、认同市场经济的社会心理或价值观念？这价值观念又通过什么途径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改革开放的政策？
我们可以看看美色是如何参与社会竞争的。同学们会说，人长得美不美纯粹是生理的事，身子长点短点，腰围大点小点，鼻梁高点低点，嘴唇薄点厚点，这取决于水土爹妈，你跟社会等级阶级斗争瞎联系什么呀？人长得什么样的确很生理，但并不纯生理，社会竞争早就插手这一块儿了。纹眉拉皮去褶就是社会对生理的插手，皮肤漂白乳头漂红就是社会对生理的干预，胶硅隆胸截腿增高就是社会对生理的强暴。美色在这个时代已经成为残酷社会竞争的凶器。不是说这里面没有性爱审美等因素，而是说，把这层油撇去，剩下的就是在社会竞争的火上煎熬的一锅辛酸泪了。前几天我在报纸上看到一个女孩把腿截断再长上，再换个地儿再截断再长上，这样利用断裂处骨质增生的原理，她身高窜了两窜。乍看之下，还以为中国要出唯美主义烈士呢，读完了才知道跟本不是那么回事。而是因为她个子矮，找工作找对象都有困难。同学们马上就要进人就业市场，现在很多工作对相貌有苛刻的要求，有些单位挑人就跟选妃似的，而中国根本没有反相貌歧视的立法特别是执法——我纳闷为什么一到这些地方就不跟西方“接轨”70
社会竞争、社会等级对美色或性吸引力的定义，也是件有趣的事情。俗话说，“情人眼里出西施”、“鸭子看绿豆对上了眼”。性的吸引力按说是一件非常个人的事情，但实际上却是一件非常社会的事情。中国近二十年男女谈恋爱对身高的讲求，据说在全世界是数一数二的。这件事值得玩味。我是想说，身高是否构成性吸引力的重要因素，是随时代变化的。七十年代末以来，与社会竞争的空前激烈相平行的，是性吸引力对身高的空前强调。至于二者是否因果关系，我不敢肯定。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国这一百年来性吸引力的基本走向是“用夷变夏”，翻译过来就是跟西方白种接轨，也就是向世界阶级结构中高我们一头的人靠拢。同学们随便翻翻这些年的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