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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是北京大学的重要人物，漏掉他，有人会怀疑这是有什么避忌。不得已，只好借用孔北海让梨的办法，拿小的，谈一些琐屑。
胡博士一九一七年来北大，到我上学时期，论资历，已经是老人物了。可是年岁并不很大，不过是“四十而不惑”。看外貌更年轻，像是三十岁多一些。中等以上身材，清秀，白净。永远是“学士头”，就是头发留前不留后，中间高一些。永远穿长袍，好像博士学位不是来自美国。总之，以貌取人，大家共有的印象，是个风流潇洒的本土人物。
形貌本土，心里，以及口中，有不少来自异国的东西。这有思想，或说具体一些，是对社会、人生以及与生活有关的种种事物（包括语言文学）的看法。——这方面问题太大，还是谈小一些的，那是科学方法。我们本土的，有时候谈阴阳，说太极，玄想而不顾事实。科学方法则不然，要详考因果，遵循逻辑，要在事实的基础上建立知识系统。这对本土说是比较新鲜的。可是也比较切实，所以有力量。初露锋芒是破蔡元培校长的《石头记索隐》。蔡先生那里是猜谜，甚至作白日梦，经不住科学方法的事实一撞，碎了。在红学的历史上，胡博士这篇《〈红楼梦〉考证》很重要，它写于一九二一年，刚刚“五四”之后，此后，大家对索隐派的猜谜没有兴趣了，改为集中力量考曹府，以及与之有关联的脂砚、敦敏等。也是用这种方法，胡博士还写了几种书和大量的文章，得失如何可以从略。
“五四”前后，胡博士成为文化界的风云人物，主要原因自然是笔勤，并触及当时文化方面的尖锐问题，这就是大家都熟知的文学革命。还有个原因，其实也不次要，是他喜爱社交，长于社交。在当时的北京大学，交游之广，朋友之多，他是第一位。是天性使然还是有所为而然，这要留给历史学家兼心理学家去研究；专从现象方面说，大家都觉得，他最和易近人。即使是学生，去找他，他也是口称某先生，满面堆笑；如果是到他的私宅，坐在客厅里高谈阔论，过时不走，他也绝不会下逐客令。这种和易的态度还不只是对校内人，对校外的不相识，据说也是这样，凡是登门必接待，凡是写信必答复。这样，因为他有名，并且好客，所以同他有交往就成为文士必备的资历之一，带有讽刺意味的说法是：“我的朋友胡适之。”
要上课，要待客，要复信，要参加多种社会活动，还要治学，写文章，其忙碌可想而知。可是看见他，总是从容不迫的样子。当时同学们都有个共同的感觉，胡博士聪明过人，所以精力过人。三十年代初，他讲大一普修的中国哲学史，在第二院大讲堂（原公主府正殿）上课，每周两小时，我总是去听。现在回想，同学们所以爱听，主要还不是内容新颖深刻，而是话讲得漂亮，不只不催眠，而且使发困的人不想睡。还记得，那已是一九四六年，西南联大三校各回老家之后，清华大学校庆，我参加了。其中有胡博士讲话，谈他同清华大学的关系，是某年，请他当校长，他回个电报说：“干不了，谢谢！”以下他加个解释，说：“我提倡白话文，有人反对，理由之一是打电报费字，诸位看，这用白话，五个字不是也成了吗？”在场的人都笑了，这口才就是来自聪明。
以上谈的偏于“外面儿”的一面。外面儿难免近于虚浮，一个常会引起的联想是风流人物容易风流。胡博士像是不这样，而是应该谨严的时候并不风流。根据道听途说，他留学美国的时候，也曾遇见主动同他接近的某有名有才的女士，内情如何，外人自然难于确知，但结果是明确的，他还是回到老家，安徽绩溪，同父母之命的江夫人结了婚。来北京，卜居于地安门内米粮库，做主妇的一直是这位完全旧式的江夫人，不能跳舞，更不能说yes，no。这期间还流传一个小故事，某女士精通英、法、德文，从美国回来，北大聘她教外语，因为家长与胡博士有世交之谊，住在胡博士家。我听过这位女士的课，一口流利的好莱坞。她说惯了，不三思，下课回寓所，见着胡博士还是一口好莱坞，胡博士顺口搭音，也就一连串yes，no。这不怪江夫人，她不懂，自然不知道说的是什么，也自然会生疑。胡博士立即察觉，并立即请那位女士迁了居。
闲谈到此，本来可以结束了。既而一想，不妥，谈老师行辈，用夫人和女士事件结尾，未免不郑重。那就再说一件，十足的郑重其事，是他对朋友能够爱人以德。那是一九三八年，中国东、北半边已经沦陷，北大旧人还有住在北京的，其中一位是周作人。盛传他要出来做什么，消息也许飞到西方，其时胡博士在伦敦，就给周寄来一首白话诗，诗句是：“臧晖（案为胡博士化名）先生昨夜作一个梦，梦见苦雨庵（案为周的书斋名）中吃茶的老僧，忽然放下茶钟出门去，飘然一杖天南行。天南万里岂不太辛苦？只为智者识得重与轻。梦醒我自披衣开窗坐，谁知我此时一点相思情。”用诗的形式劝勉，“谁知我此时一点相思情”，情很深，“智者识得重与轻”，意很重，我忝为北大旧人，今天看了还感到做得很对。可惜收诗的人没有识得重与轻，辜负了胡博士的雅意。
说起北大旧事，胡博士的所为，也有不能令人首肯的，或至少是使人生疑的。那是他任文学院院长，并进一步兼任中国语言文学系主任，立意整顿的时候，系的多年教授林公铎（损）解聘了。林先生傲慢，上课喜欢东拉西扯，骂人，确是有懈可击。但他发牢骚，多半是反对白话，反对新式标点，这都是胡博士提倡的。自己有了权，整顿，开刀祭旗的人是反对自己最厉害的，这不免使人联想到公报私仇。如果真是这样，林先生的所失是鸡肋（林先生不服，曾发表公开信，其中有“教授鸡肋”的话），胡博士的所失就太多了。
一一 苦雨斋
北宋初年有个大官，姓吕名端，字易直，作到平章事（宰相职）。同富郑公、韩魏公等相比，他不算有名，可是关于他有个有趣的评语，而且出自太宗皇帝之口，是：“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苦雨斋主人周作人是北京大学的老人物，从一九一七年到校，至一九三七年事变后学校南迁，整整二十年，可谓与学校共存亡。我上学时期，他主要担任日文组的课，有时兼点国文系的课，如讲六朝散文之类。他是老师行辈，我离开学校之后还同他有些交往。旧事难忘，有时自然会想到他；每次想到，吕端的故事就涌上心头。也许应该算作感慨吧，是惋惜他不能学习吕端，而是与吕端相反：大事糊涂，小事不糊涂。
所谓大事是节操，用老话说是应该义不食周粟。他是日本留学生，精通日语，而且娶的是日本夫人，羽太信子。从在日本时期起，伴随胞兄鲁迅先生，过的就是文学生涯。回国以后，“五四”前后，他写了大量的散文，也写白话诗，有相当浓厚的除旧布新的气息。这使他不只在本国，就是在日本，也有了大名。“七七”事变，日军侵占北京，像他这样的人，三尺童子也会知道，是三十六着，走为上计。可是他没有走。中计是学顾亭林，闭门却扫，宁可死也不出山。起初他可能也有这种想法，因为曾经到燕京大学去任课。可是过些时候，传言出现了，他要出来担任什么。日本人会利用他，这是任何人闭目都会想到的；他受不受利用，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也许为了防万一，有些顾念旧交谊的人婉言表示了劝阻之意，我知道的有钱玄同先生和马幼渔先生。也有旧学生，多半用书札。后来知道，这些劝告都没有起作用，据说他还表示过，是因为劝说的理由还不能使他心服。我想，这说的未必合乎事实，事实是一定有什么力量超过劝告的力量。这大力量是什么呢？日本夫人？多年来对留日生活的眷恋？被元旦的一枪（一九三九年元旦有刺客登门行刺，中一枪，因衣厚未受伤）吓坏了？生活无着？或者还有其他？总之，结果是明确的，终于还是开了门，先则文学院院长，一直到教育总署督办。北大旧人寒心的是，可以抬出来让国内外看看的人物竟然倒了。日本人呢，是可以借他来说明，可以抬出来让国内外看看的人物也站在他们一边，可见他们是正义的。对立的看法在一点上是相同的，表态的是“一”个人，蕴涵的意义却不只一个人。这就关系重大，所谓大事糊涂。
关于小事不糊涂，也可以举出不少例证。不过先要解说一下，所谓“小”，是对国家、民族的“大”而言，意义并不等于微不足道。这首先是他“文”的方面的成就。他精通日语，前面已经说过。他还通希腊文和英文。中文的造诣更不用说。这使他有了大量吸收的条件。吸收多了要放出，他同鲁迅先生一样，笔下功力深，一生写了大量的文章，以文集形式出版的有几十种。早年和晚年还译了不少著作，其中有些是日本和希腊的古典作品。这些都有文献可征，用不着多说。
可以说说的是不见或少见于文献的。他多次说他不懂“道”，这大概是就熊十力先生的“唯识”和废名的“悟”之类说的。其实他也谈儒家的恕和躬行，并根据英国性心理学家蔼理斯的理论而谈妇女解放。他多次说他不懂诗，对于散文略有所知。他讲六朝散文，推崇《颜氏家训》，由此可以推知他的“所知”是，文章要有合乎人情物理的内容，而用朴实清淡的笔墨写出来。关于诗，我还记得三十年代初，一次在北京大学开诗的讨论会，参加的人不多，只记得周以外，还有郑振铎和谢冰心。别人都讲了不少话，到周，只说他不懂诗，所以不能说什么。我想，这大概是因为，对于诗的看法，他同流行的意见有区别；流行的意见是诗要写某种柔情或豪情，他不写。他先是写白话诗，后来写旧诗，确是没有某种柔情和豪情，可是有他自己的意境。晚年写怀旧诗《往昔三十首》，用五古体，语淡而意厚，就不写某种柔情和豪情说，可算是跳出古人的藩篱之外了。
这文的方面的成就，与他的勤和认真有密切关系。从幼年起，他念了大量的书，可以说是古今中外。比如他喜欢浏览中国笔记之类的书。我曾听他说，这方面的著作，他几乎都看过。有一次，巧遇，我从地摊上买到日本废性外骨的《私刑类纂》，内容丰富，插图幽默，很有趣，后来闲话中同他谈起，他立即举出其中的几幅插图，像是刚刚看过。还有一次，谈起我买到蔼理斯的自传，他说他还没见过，希望借给他看看。我送去，只几天就还我，说看完了。到他家串门的朋友和学生都知道，他永远是坐在靠窗的桌子旁，桌子上放着一本书。写也是这样，几乎天天要动笔，说是没有别的事可做，不读不写闷得慌。
谈起认真，也许受鲁迅先生的感染，甚至琐屑小事他也一丝不苟。书籍总是整整齐齐的。给人写信，八行信笺用毛笔写，总是最后一行署名，恰好写满，结束。用纸包书付邮，一定棱棱角角，整整齐齐。甚至友人送个图章，他也要糊个方方正正的纸盒，把图章装在里边。大一些的事就更是这样，治学，著述，总是严格要求，不满足于差不多。记得有个人由市面上买一本《日语百日通》，写信问他是不是能够这样，他劝那个人还是干点别的，以免白白耗费一百天，可惜。三十年代前后北京有一位王君，大概是个教师吧，学齐白石，也画也刻，粗制滥造，装腔弄势，有人拿他的作品请周评论，周说：“我看他还是先念点书吧。”还有一次，我同他谈起日本著作的翻译，他说很不容易，并举上海一位既画又写的有大名的某君为例，说很平常的也常常译错了。不知什么机缘，我忽然想到日本俳句，说希望他能够编一本日本俳句选译。我心里想，如果他不做，这介绍东方诗的小明珠到中国的工作就难于找到更合适的人。他听了，毫不迟疑，很郑重地说：“没有那个本事，办不了。”
学问文章谈了不少，还应该谈点家常。他的家常生活，有他的打油诗为证，第一首尾联云：“旁人若问其中意，且到寒斋吃苦茶。”住北京几十年，他过的都是坐在书斋吃茶的悠闲生活。这使他由“五四”时期的激昂慢慢化为平和，甚至消沉，以致到关键时刻不能选上计，真是一言难尽。——话题有放大的趋势，还是转回来谈家常。悠闲，向唯物方面说是求舒适，这就不能不多花钱。买书多也不能不多花钱。幸而薪金高，有稿费。但据说也是到手就光。所以一旦事变，北大南迁，立刻就无柴无米，连钱玄同先生都感到很意外。
柴米油盐之上是为人处世。在北京大学，他以态度温和著名，访者不拒，客气接待，对坐在椅子上，不忙不迫，细声微笑地谈闲话，是苦雨斋的惯例。几乎没有人见过他横眉竖目，也没有人听过他高声呵斥。在这方面，事例很多，只讲一个。听赵荫棠先生说，是周有了大官位时期，一个北大旧学生穷得没办法，找他谋个职业。也许是第三次去问吧，正赶上屋里有客，门房挡了驾。这位学生疑惑是推托，怒气难平，于是站在门口大骂，声音高到内院也听得清清楚楚。谁也没想到，过了三五天，通知那位学生上任了。有人问周，他这样大骂，反而用他是怎么回事。周说，到别人门口骂人，这是多么难的事，太值得同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