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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揭发黑暗，少追踪黑屁
● 最近国民党安排二中全会、国民大会、内阁改组、接班人等等，你有何看法？
○ 我觉得大家都犯了“追新闻屁”的毛病。“追新闻屁”是当政者制造新闻，让大家去追、去挖、去猜、去透视权力核心、去探讨接班动向……结果把那么多的时力与贯注，都放在国民党那些宫廷内斗上、家族政治上、你来我往上，这多不值得！其实国民党是一丘之貉，谁得宠上台，谁失宠下台，还不他妈的一样？从这方向看，根本早就有了结论，那个结论就是屁。对结论明知是屁，大家又跟着费什么神？做什么跟屁虫？我第一次做政治犯时候，国民党年复一年，不准我看报，可是重大的消息，我一件也没漏掉：尼克松宣布访问中国大陆，是我在浴室边的一块碎报上得知的；国民党被赶出联合国，是一位好心肠的老士官卫兵告诉我的；日本承认中共，是看守所牙医替我看牙时在耳边说的……我年复一年不看报，最后一年，可以看报了。我把几年报纸，找来一翻，以看大事记一般的浏览一过，只花几个小时，就把几年的大事一览无余了，这样岂不也很好？何必花那么多的时间，去按日追踪新闻的流程呢？留下这些时间，做有意义的、读有意义的、写有意义的，岂不更好吗？美国以前的国务卿杜勒斯，就对新闻报章不多花时间，我觉得他真发现了好习惯。我认为党外人士与党外刊物，在国民党的新闻局上，不要花太多时间去追；除非你能追出个名堂，否则千篇一律，人云亦云，跟国民党变成了函数关系，那多没出息啊！所以你问我对最近国民党人事动态有何看法，我的答复就是屁屁屁，不值得花时间的。我们要多揭发黑暗、少追踪黑屁。多揭发案件上的黑暗，少追踪人事上的黑屁。
尤清辞职？
● 最近尤清在监察院难以施展，声言要辞职，二月八日下午和他选举人省议员傅文政协商后，认为目前尚未至“最后关头”，已暂时打消辞意，将“勉为其难” 的继续留在监察院，“以更大的智慧突破当前的困境”了。你有什么看法？
○ 去年六月十六日《民主人》第十期上有李宁访问尤清的对话。李宁问：“李敖认为你应该利用监委的声望去做监委以外的事。因为你应该知道你在监案院是无能为力的，你连一个附署提案的人数都凑不足。”当时尤清答复说：“外边的人是很难了解监察院内部细节的，我认为我既然担任了监委这个角色，我就应该在这个位置上尽可能去发挥作用。”我想尤清和我，究竟谁的判断正确，到了今天，完全证实了。尤清实在不该在监察院里摸索这么久才摸清楚，才感到对这个院和院中的老混蛋失望，他早就该虚心接受比他高明的意见。尤清有很好的造型，但我总觉得他辜负了我们对他的期许和寄望。美丽岛律师们是优秀的辩护群，但是到目前为止，他们付出的代价，不是甘地式的（甘地最初是为战士辩护的律师，后来弃律师不做，自己也去做了战士）；相对的，在许多方面，他们换得的收获，名实之间与收支之间，难免有不相称之处，结果暴得大名有之、傥来奇利有之，应有的牺牲与回馈，却有待多加努力。我盼望尤清多加努力，给我们像样的成绩。如果太久下来，老是这样，那就不是尤清了（尤清是我的小学弟，又是有雅量的人，我说他几句重话，他不会见怪。尤清的太太曾子勤正义感极为明确，又勇敢、爽快，没有政治人物的习气，我总觉得她比尤清更适合、做监察委员。所以、合理的“玩笑”是：尤清该大干一票后去坐牢，改由太太出来表率，这才是天作之合）。
言论自由进步了吗？
● 看了你和一些党外刊物的大胆言论，是不是可证明国民党的言论自由比以前进步了？有人在这方面给国民党打了较好的分数。
○ 非也。别忘了二十多年前的《自由中国》杂志吧！《自由中国》从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日出刊，到一九六○年九月一日最后一期，前后连续出版了十一年，一期也没到装订厂抢过、从来也没罚停刊过，今天我们有这种福气吗？今天国民党会允许一个反对它的刊物这样长寿、这样安全上垒吗？一九七九年八月《八十年代》出版《反对党问题》，只是就《自由中国》的老文章，加以选集而已，可是国民党都不放过，要迎头查禁，和二十年前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一九七九年的言论自由，其实赶不上一九五九年的。替国民党打分数，可以，不过得查查事实与证据，否则这好分数，就是假的。至于说我和一些党外刊物为什么言论那样大胆，原因很简单，这是因为我们不要命的缘故。尤其我李敖，有李敖的例子，充分显示了你国民党抓李敖、关李敖、刑求李敖、管训李敖、感化李敖、斗倒李敖、斗臭李敖……忙了一二十年，最后的结果是：李敖还是李敖，你国民党的一套，全都无效，李敖不怕你，李敖还是跟你干！所以，李敖今天的一点点言论自由，绝非国民党宽大的结果，而是李敖不要命的结果。你总不能把一个人的不要命，说成是言论自由吧？
你们不必奇怪
● 为什么一般人以为是怎样怎样的观点，经你一说，就三言两语，说出了另一种新观点，而使一般的观点破碎动摇，你为什么有这种本领？我们很奇怪。
○ 因为我午夜梦回，——长考或细查过人间每一个大问题和小问题，我的博学、用功与好头脑，使它们深入；我的文笔、口才与幽默感，使它们浅出。我又独居，不抽烟、不喝酒、不喝咖啡、不喝茶、不打牌、不跳舞、不看电影……我全无嗜好，只有专注的工作、工作、工作，我像一个清教徒似的律己甚严也责人甚严，所以我有是非、有成绩。我的本领非偶然可得，也非好吃懒做、游手好闲可得。所以，你们不必奇怪。
一九八四年二月十一日
李敖答问之二
媚骨症候群
问：台湾省议会议长高育仁、副议长黄镇岳，在二月十一日早上，带着省议会七十七名省议员的签名册，前往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吁请二中全会顺应“舆情”，提名蒋经国竞选连任。这份签名册中，不但国民党省议员全部上榜，党外省议员十四人也一网兜收，他们的大名是周沧渊、游锡囗、陈金德、林清松、简锦益、苏洪月娇。黄玉娇、傅文政、谢三升、蔡介雄、金玲雅、陈启吉、廖枝源、苏贞昌。二月十六日《台湾年代》社论说：“党外省议员签下此种向国民党表态的文件，真是愚昧失身。犹有进者，党外省议员插足国民党家务事，放弃反对运动者起码的抗议与争衡的原则，更是屈节夫格。”“国民党统治台湾三、四十年以来，多少前辈的民权运动者，为抗衡国民党的高压，不惜流血、坐牢、放逐生涯，如今在广大有志气、不屈挠的台湾选民护卫下，被送进省议会的党外省议员，竞然如此愚昧失身，更屈节夫格！不知他们如何上对先烈前辈，又如何向台湾人民交代？”又在《每周短评》中说：“只可惜这一群“卖身’签名的‘党外’议员，不知他们的‘党’性何在，也难怪许多人比较美丽岛前、后两届省议员，要暗叹本届‘无党外’了。”对这件事，你有什么看法？
答：我上下古今、博极群书，但是从来没有看到一些台湾人玩政治，玩得这么没水准的！一些台湾人玩政治，玩到最后，全不上路。全没规格。这些人的基本特色是“媚骨症候群”，其中包括两派，一派是海外派、一派是岛上派。以海外派为例，自来政治异己，反对当政者而流亡在外，如不能阿基诺式赴难，也要朱舜水式“老死他乡”，这是起码的玩政治的规格。可是我们看到的一些台湾人，却是一个个回来叩头的廖文毅、郑万福、邱永汉、辜宽敏……廖文毅一下飞机就向飞机场中的蒋中正照片打拱作揖，这种高速的前倨后恭，真是古今所无（唯一堪与伦比的，大概只有谢东闵。谢东闵在蒋中正死后，停灵国父纪念馆期间，率同台湾人全体县市长去下跪——外省大员自严家淦以下，虽然也个个无耻，但都不好意思下跪，谢东闵却优为之，其膝功之软，有如此跪！一些台湾人的马屁，在国民党的调教之下，可真青出于蓝呢！）。以岛上派为例，一些以党外人士标榜的台湾人，其对国民党媚骨不绝，我们已屡见不鲜，这次党外省议员的集体大手笔，就是这种媚骨的逻辑发展，我们痛心极了！黄天福说得好：“依照政党政治的原则，党外不应该签署这份提案，蒋经国连任不连任，毕竟是国民党本身的事情，而且这份名册是送到国民党中央党部而不是总统府，更加显得党外签署的不当”。我看这次党外省议员的“媚骨症候群”发作，并非偶然事件，而是一些台湾人所受政治教育不足的缘故。几十年来，台湾人从日本人而国民党，所受的，都不是硬骨头的政治教育，难怪如此不争气。但是，在日本人以前，在清朝西太后“六旬万寿”时候，全国大拍马、大 “报效”，其中考第一的是台湾“板桥林家”林维源，就是国民党财阀林柏寿的爸爸，独捐经费三万两！一些台湾人会拍马屁，原来是有传统的！总之，《台湾年代》上对党外省议员的批评，是有骨气的台湾人的正义之声，我一百分支持这一批评。我觉得这十四位党外省议员，应该集体向选民谢罪！他们犯错犯得太不像话了！（他们之中，有人说签名是别人代办的。即使如此，请读一下《明史》顾宪成传吧！《明史》说：“顾宪成，字叔时，无锡人。万历四年举乡试第一。八年成进士，授户部主事。大学士张居正病，朝士群为之祷，宪成不可。同官代之署名，宪成手削去之。”顾宪成有这种气派拒绝集体拍马屁，不让人强奸他，这件四百年前的小故事，岂不值得大家学学吗？）
情理之间
问：你的千秋评论是我最爱看的书，你的胆识学养是我素所敬仰的，可是最近在你的言行中，却颇有令我不解之处。你说过：“我对朋友一向是很宽大的，仅次于女人”，在李筱峰身上，我实在看不到你对朋友的宽大……我与李筱峰素昧平生。此次，他行事或嫌莽撞，求证不够深入，但为求真理，六亲不认的执著，倒十足是你老李的徒弟，对这样一个“灵光偶蔽”（未必是灵光已逝）的晚辈，“挥泪打四十大板”也就够了，但在“雁行折翼”那一段里，行文是如此的优美，寓意却是那样的不“宽大”，到“我们怀念这位小兄弟”戛然而止。让人觉得你是持着真理的棒子，不留余地把他打入友谊的“博物馆”。“让他失落，是明智之举”，你这位党外的“导师”、“祖师爷”，对晚辈未免太严苛了，难怪党外不敢“选修”你的课（纵使是“必修”也只好做一个“跷课”的坏学生了）。以上是我常人的愚见，谨是智者，你一向特立独行，想必有“非常人”的看法，愿闻其详，以启茅塞。
答：从你熟知我的文章的情形来看，你当然读过我那篇《什么叫“理来情无存”？》（《李敖全集》第六册），你记不记得我说过——
拉斯基（Laski）下笔为文，议坛雄辩，总是气势凌人；可是笔杆以外，议场以外，其待人接物，温柔敦厚，使“世俗间”觉得他“和他们差不多”，这是很有人味儿的态度！
沈休文的诗说“理来情无存”，我蛮喜欢这句子。行文公论之时，应当“理来情无存”；行文公论以外，即使政敌，又何妨把酒言欢？
中国人最大的毛病也许是情理之际分不明白，往往因情断送了理，往往因理 “得罪了人”（情）所以搞得是非难分，其实这根本是两回子事。
我们该提倡提倡“理来情无存”的态度。
所以，在“理来”的时候，一切辈分、情谊、面子等等，我都尽量不考虑，我是一个青抓破脸皮的人，我不太怕得罪人，重要的是，在这种“无忌”的心情下，我究竞能够在环境允许的极限下做多少？在“剃刀边缘”做多少？
以上这些话，是我二十年前写的。二十年过去了，我在文海里兴风作浪，在风浪当时或过后，我检讨起来，如果有真正令我有浮云世变之感的，则莫过于情理之间的冲突，为了维护真理与是非，我乐于据理力争，但是，当你发现，你力争的对象不是敌人，而是你亲近的人的时候，你就争得无乐可言了。虽然如此，你争呢，还是不争呢？这就有两种选择法：照保守一点。乡愿一点的选择法，是不争的；但是真正第一流的真理执著者，却必争无误。故东方的圣人要“当仁不让于师”；西文的圣人要“爱真理过于爱朋友”，我是属于这种执著者，所以我和敌人固然冲突不断，和朋友也争执不绝。按说纯理之争，大家在情上，不该因争而有过节，可是中国人最犯情理不分的毛病，结果一争之下，大家连朋友都好像做不成了。因为我深知中国人这种毛病，所以我总是以黑社会老大似的，把叛帮的小老么屁股狠揍一顿再说，以收棒喝之效。当然我这样一来，就难免有下手过重之失，曾心仪就一再埋怨我对李筱峰打得太重，我觉得曾心仪有理。前些日子，我托曾心仪送了一本书给李筱峰，表示我对他没有过节。这件事，当然过去就过去了，但李筱峰也该为他的错误，对我有以表示才好。东方的圣人说：“某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我很高兴你指出我对李筱峰“未免太严苛了”的过失，我觉得我真犯了圣人的过失。
谁要他们平反！
问：赖和在一九五一年为国民党内政部明令表扬，说是抗日民族英雄，入祀忠烈祠。不料到了一九五八年，国民党司法行政部调查局又“据报”，查明赖和“反日思想激烈，属子左派”。于是又下令撤除赖和在忠烈祠的牌位。今年一月二十二日，赖和又要被迎回忠烈词了，为庆贺赖和平反，《中华杂志》、《夏潮论坛》、《文季》、《台湾文艺》、文学界》等杂志，二月十二日在台北耕宰文教院举行演讲会，好热闹一阵，你有何感想？
答：我感到好滑稽。据我所知，运动给赖和脱下红帽子的人，其实就是十多年前整天给党外人士戴红帽子的人。他们是和国民党情治、政战系统有深厚关系的一些所谓学者、教授、专家。他们如今把赖和搬弄，真的目的在用这一步棋，来统战岛上的统一派和乡土派，给国民党利用。我的朋友陈映真、王晓波他们，都是很天真的书呆子，他们当然不会察出他们连同死人，一起被人利用，所以会一再和那些人扯在一起，真是不够明智。二月十九日《台湾年代》有小风写的一段话，小风说：
余死后，如果有人忽然“头壳相拍电”，乱发怪想，要为我“平反”，把我送进国民党经营的“忠烈祠”去，这是我期期以为不可的，希望我的亲朋至友们千万不要这样做，尤其更不要因为我的所谓“平反”而到耕莘文教院去开什么演讲会。最近有一些人，忙着为抗日文学前辈赖和先生“平反”，听到赖和被国民党送回 “忠烈词”之后，高兴得“忘了我是谁”，还举办什么演讲会大肆喧腾。这是对赖和的人道精神、自由精神和抗议精神，最大的侮辱。我死后，大家可不要给我耍这一套。
这是很明智的认识。总之，我们千万要记住：我们的忠奸之判，自有标准，绝不是国民党的标准，我们绝不让国民党来检定志士仁人的忠奸，绝不该也不屑让国民党来介入，而由国民党来侮辱赖和和我们，我们务必要警觉到这一点。
为什么我不被抓起来？
问：在台湾批评国民党，论深度、广度、密度，你李敖第一、第一、第一，我们奇怪，为什么国民党对你不动手？不把你抓起来？
答：奇什么怪？会抓起来的，只是俗话说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来到”而已。何况，也不是没抓过，别忘了我已经坐过两次牢了。国民党对我这种人，的确很头痛，因为他们从来没碰到过像李敖这种敌人；别的敌人成群结队，可是李敖独来独往；别的敌人动刀动枪，可是李敖笔胜于枪；别的敌人一关就完，可是李敖关了又来；别的敌人想抢或分他们的政权，可是李敖把他们政权弃如破鞋…… 国民党一开始实在搞不清李敖是不是要在政治上颠覆他们，经过这一二十年的试验——关李敖试验、惹火李敖试验，他们似乎发现李敖不是政治人物，因此他们愿意慢一点动手。国民党是顽固如驴的党，从来迷信枪杆，不怕笔杆（他们只是讨厌笔杆），他们从来不知道笔杆的厉害，因此他们只知道李敖厉害，却不知道李敖多厉害，当他们试验结果，似乎知道李敖这家伙真难缠的时候，一切都太迟了，李敖已经天下闻名，当他们发现《纽约时报》上李赦的照片不比蒋经国的小的时候，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