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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敖：我的退隐做得不够彻底，因为很多事都一定要我出来才能解决问题。我要亲自督军，措挥我的部队和国民党作战。
PlayBoy：在狱中，你吃了不少苦头，听说他们迫你吃粪，是真的吗？
李敖：没有。他们只是威胁要把粪给我吃而已。
PlayBoy：他们又说你有不少普通犯人得不到的优待，例如你的牢狱是很洁净的房问，可以有书架，你是怎办得到的？如果你看到电影《巴比龙》、《恶魔岛》，你该知道你的牢狱生活是多么的“优裕”。
李敖：洁净是说不上的，只是我用纸张把墙糊了，较为明亮一点。至于书架，则是我自己做的。《巴比龙》的囚犯逃狱，因此要吃苦头，他不犯规，待遇便比李敖好。
PlayBoy：你对目下台湾青年一代有什么看法和寄望？
李敖：希望他们不要太受到“资本主义”的影响。人活着不要只为了面包，还要做一些理想的事情。他门当中也有些是有理想的，只是做不到独立，经济条件固然不许可，家庭关系也是一种负累。他们有些头脑很清醒，比我还好。
PlayBoy：最后，请你说说余下一生最大的愿望？
李敖：做 PlayBoy 。
PlayBoy：你现在不就是 PlayBoy 了吗？
李敖：（大笑）不行，太老了，跟 Hefner 一样，我们都太老了。
一九八六年十月号香港 PlayBoy 中文版，
有几处笔误，已代为更正，并函告香港。
李敖在线 提供
youzi0335 扫描整理
如果有来世，我希望我是李敖第二
作者： 李敖 杨澜 （09/01/1999）
谈起李敖，无论是他的敌人还是朋友都不得不承认他是一位奇人，他一生口诛笔伐、特立独行，坐过六年的牢，打过几十场的官司，一共有九十六本书被禁，创下了历史记录。但是同时他又是千万人心目中的偶像，不久之前他举办“李敖祸台五十周年”的演讲会，原先只能容纳三千人的礼堂居然挤进了六千多人，这位被称为是当代中国最杰出的批评家的李敖今年已经六十四岁了，当我们面对面的时候我们来看一看他究竟是面目慈祥呢？还是一脸杀气。
李敖：你好。
杨澜：李先生，你好。我发现你特别喜欢用红颜色。
李敖：这是跟年纪大了有关系，喜欢鲜艳的颜色。
杨澜：你是不是这辈子经常在与人相斗，所以有一种红色的气焰。
李敖：也不一定，有时候心里面会灰色的。
杨澜：你觉得在自己的家族当中你这种有仇必报的性格跟你家族中谁会更相象呢？
李敖：跟我祖父很像。我祖父是清朝末年从山东到关东，打关东到东北的，所以他不认识字，可也活了八十岁了，他是非常强悍的一个人，我觉得我的性格跟他非常像。
杨澜：做过响马吗？
李敖：都做过，也做过响马，也打过响马。他是一个非常凶悍的人。
杨澜：你前不久举办“李敖祸台五十周年”的演讲会，并且说这会是你最后一次公开的演讲，是不是你觉得这一辈子已经斗争得差不多了，应该偃旗息鼓好好过一点退休的生活了？
李敖：那也不是，我是说如果再过五十年我可能再办一场演讲会，我是那个意思。我是说，台湾对我太小了我最大的苦恼我觉得太小了。台湾，中国的一个省，太小了。
杨澜：那为什么叫“祸台”呢？
李敖：那是谦虚的说法，事实上我是造福台湾，可是为了反面的说法所以用祸害台湾，“祸台五十年”。
杨澜：不过现在像这种“台独”的论调不是也把台湾折腾得挺厉害吗？你不觉得你现在应该站出来讲一些话吗？
李敖：事实上我说的话都说完了，我写了六本书批评蒋介石，还跟汪荣祖教授合写了一本《蒋介石评传》，写了两本书批评蒋经国，写了两本书批李登辉，写了两本书批国民党，还写了一本书批民进党。所以这些杂碎的其实都被我…
杨澜：已经都反过了。
李敖：反复都讲过了。
杨澜：不过我觉得历史好像有点开玩笑，因为你第一次被捕入狱的时候，当时给您安全的一个“帽子”就是说因为那个时候你要“台独”，因为那个时候所谓党外只要反国民党，大家都在一起，当然现在这个队伍全都分化了。
李敖：国民党过去对任何异己分子就是“共匪”共产党，可那时候我们年纪比较轻，帽子就改扣成“台独”，就改成这样子。
杨澜：你现在觉得可笑吗？
李敖：当然可笑，历史上有很多的反讽，一定有这种现象，会有的。
杨澜：你写了差不多有一千五百万字的文章。
李敖：现在加上我后面的那些已经到了三千万字了。
杨澜：三千万字的文章，但是您为什么说你的“立德”比“立言”更为杰出呢？
李敖：因为台湾太小了，我们中国老的说法是“立德、立功、立言”。台湾，实在没有功，所以可能就是“立言”…我比别人“立”的“言”都多，我觉得“立言”真不是我的本领，我觉得我是“立德”，我觉得我真正在台湾做了一个走过从前，始终如一的一个人。我一个个体户，一个单干户，公开站出来跟国民党干，虽然坐牢，虽然受刑，可是到今天为止，我还没有改变。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般人做不到的。
杨澜：你一生当中有没有自我怀疑的时候呢？
李敖：有过，当我被国民党刑囚的时候我曾经怀疑过，有一次，他们叫“斩指”，就是把我几个原子笔放在我的左手，然后他们抓住我的右手放在我左手上面，然后从外面掐我的右手，这个当然很疼了，“斩指”你看《儒林外史》的故事，那个女孩子吃不消。那种“斩指”是很疼的。当时他们放开我的手以后还跟我开玩笑，戏虐性地开玩笑，说是“李先生你不要怪我们，不是我们使你疼，是你的右手使你左手疼。”我也开玩笑，疼得要死还开玩笑，我说“我也不怪我右手”，他们说“那你怪什么？”我说“我怪原子笔”。你懂我的意思吧，可事实上那个时候，我怪我自己。
杨澜：那时候你才三十六岁吧？
李敖：确实是，三十五岁，那时候我会有一点点难过，就是说为什么你闯了祸要受这个皮肉之苦，因为你的肉体背叛了你的精神，你精神还是很稳定的，可是你的肉体开始痛苦，所以我知道，我们人的成长不是说一开始就很英雄豪杰的，你看圣女贞德，圣女贞德是在里面写了悔过书的，后来她才自己成功了。我也经过那个动摇的过程。
杨澜：每一个人都有软弱的时候。
李敖：可是我们熬过来了，应该这样说。
杨澜：我看您的回忆录，有一个细节我记得特别清楚，那时候在牢房里，因为看不到太阳，所以只有每天中午很短的时间有一条缝的太阳进来，所以你就先晒这条胳膊，再晒这条胳膊，再把脑袋伸进去晒一晒。
李敖：像豆腐干一样，一块一块的。
杨澜：那六年的牢狱生活你觉得对你后来的性格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会使你觉得更加疾恶如仇吗？觉得这份仇一定要报回来。
李敖：应该是更强的，一般人坐牢两立，一半人坐牢把自己坐垮了，坐孬了，坐忪了，像柏杨就是这一类的，另外一类就是像我们这种人，越坐越凶，我们应该是属于这一类的。
杨澜：我发现你是一个非常细心的人，你看你的…
李敖：应该四个字描写我，胆大心细。
杨澜：心细，又夸了自己。
杨澜：你斗的过程当中让你最得意的是哪一场呢？
李敖：我觉得只要跟国民党斗争很多场都可以证明这一点，好比说我是在台湾第一个李登辉一接班的时候我就讲他是有问题的，大家说“怎么可能呢”，李登辉是台湾人，李登辉是教授，李登辉是基督教徒，李登辉是好人，为什么他有问题？我说你们都忘了，他是蒋介石、蒋经国精挑细选选出来的接班人，所以他有问题。”所以我很快就证明了，李登辉是共产党的叛徒，记不记得。
杨澜：这是你最先说出来的。
李敖：全世界我是最早发现这个证据的，讲出来的。现在证实了，他是叛徒。
（李敖演讲：这五十年之间，前半部分是大有为政府不让我离开，后半部分是我自己太老了，我不肯离开。）
杨澜：你觉得在你这种斗争当中有爱吗？
李敖：这是一种“大爱”的表现，所以就像清朝的彭玉麟讲的话，“烈士肝肠名士胆，杀人手段救人心”。这里面，虽然他表现出来的是金刚怒目，可是他骨子里面是菩萨低眉，因为菩萨低眉才能表现出来金刚怒目，他的动力还是对人间大爱，可是手段是霹雳手段，是这样的。
李敖：你注意那种人，有仇不报的人就是忘恩负义。这种人，因为他感情太浅了，有仇都不报的人有恩就会忘，所以我们认为，我们有仇报仇，有恩报恩。以牙还牙，以眼还眼。
总有人把李敖与鲁迅相提并论，李敖却说“我和鲁迅不同，我是笑面虎”，
杨澜：像你这儿有一块几年牌，是当年义助慰安妇的时候，这是九七年还是九八年的事情。
李敖：就是前年的事情。
杨澜：九七年时候的事情，当时这个经过是什么样能不能够为我们谈一下？
李敖：这个是非常有趣的事情，大家以为我喜欢报仇，事实上以为是我跟个人之间的仇恨，这样描写我是不完整的，我也讲到国家的这种深仇大恨。慰安妇的事情什么事情，就是日本人，日本鬼子在二次大战期间用强迫的方法，包括骗，把台湾的女孩子、韩国的女孩子菲律宾的女孩子，中国大陆的女孩子强迫做军中的性奴隶，一天要接日本兵…接客，六十个，有六十个的记录。所以惨得不得了。这批人…后来二次大战结束以后日本赖帐就不算了。现在日本要进联合国安理会，做会员国，联合国就查出来说你们过去有一些事情做坏事，屁股没有擦干净。
杨澜：到现在其实它都没有跟中国人正式道歉。
李敖：都没有，所以它现在就变成这么一个状态，日本人想个方法怎么办呢？他们搞了一个民间团体，凑了好多钱，然后跟全世界的慰安妇就说，台湾这部分的就是说，每个人给台币五十万，相当于不到两万美金，然后日本政府没关系，这是民间团体给你的钱，你签字等于就和解了。所以这时候台湾很多慰安妇还有五十几个人，她们就想要这个钱，因为这个钱对她们来讲是天文数字，这些老太太们有的根本没来过台北，住在乡下里面，一辈子被毁掉了，所以有的人生活很苦，老、病…都很惨。台湾有一个团体叫妇援会，妇女援助的基金会，王清峰律师他们主持的，他们就关心这些人，就劝她们说“这个钱不能要啊，日本人当年蹂躏你们，今天你们要这个钱，为了国家的尊严，为了民族大义，为了个人的立场，都不能要这个钱。”后来这件事情被我知道了，我说“你引起这些老太太们天天交战，她又想要钱，又觉得不想要，这个是不合乎人情的。”什么方法合乎人情呢？我说“我们找来五十万台币，每人给她们，就不要日本人的钱了。”用这个方法，李敖这个主意怎么来的呢？我是看到过去北洋时代，当时贿选总统叫曹锟，曹锟贿选，贿赂议员，当时我们东北的张大帅，张学良的爸爸，他反对贿选。他怎么反对呢？就是“他叫你贿选给你多少钱，我同样给你多少钱，你不要选他。”你懂我意思吧，“我给了你钱，你又做了道德的事情，可是你不要选他。”结果我就用了这个观念，就是“我给你五十万，你不要日本的钱。”
杨澜：按中国一句古话就是说晓之以理，还要动之以利。
李敖：不要日本人这个钱，可是我们怎么来搞这个钱呢？如果要别人捐钱又是不近人情。“你要我们捐钱，你去做好事，”，所以，我就自己牺牲，我把我收藏的艺术品全部拿出来，举办一个大的义卖活动，艺术品的定价可高可低，所以很多我们就卖掉了。马英九来帮忙主持的，我们卖了三千三百万。结果每个慰安妇都拿到五十万。所以日本人的钱我们就不要。
（李敖演讲：什么叫颠倒，颠倒有很多种，有黑白颠倒，有阴阳颠倒，有是非颠倒。民进党文宣部主任做的事情就是“是非颠倒”。）
杨澜：有很多人把你跟鲁迅相提并论，说你们“横眉冷对千夫指”的这种犀利和文笔的毫不容情，非常地想象。你怎么样评价他呢？
李敖：我认为这样的类比是不太正确的，第一个，我从来不太“横眉冷对”其实我是笑嘻嘻的，我可能是个“笑面虎”。
杨澜：如果你不是这种“笑面虎”的性格，就是说没有顽童的性格在里面，我觉得你现在的身体包括精神的状况会有像现在这么好吗？可能早气死了。
李敖：那我早得了胃癌了，怄气怄死了，就因为我有这种开玩笑的性格，所以我也变得很快乐，没有这方面的病。
杨澜：无论是你白天经过怎么样激烈的…笔战也好，官司也好，你晚上也还是能够倒头就睡吗？
李敖：当然…我白天也很快乐，好比说我打官司打败了以后，法院寄判决书来，我打败了这个官司，我第一个反应不是生气，第一个反应赶紧坐下来整这个法官，你懂我的意思吗？不要花一分钟时间去生气，不要花一分钟的时间立刻展开报复。
杨澜：那别人觉得你打了这么多场官司，你的成功率应该有多少呢？我们大家都觉得你好像经常赢官司。
李敖：其实很低，不要搞错了，我打了三十年官司，以后我是一个有名的诉棍，其实打官司的失败率很高，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国民党当时的秘书长许水德，现在是国民党伪政府的考试院院长，他讲过一句话，他说“法院是我们国民党开的。”你想，他开的法院你怎么会赢呢？可是你会赢一段，哪一段呢，过程。
杨澜：跟你打交道得留点神，什么都留着。
李敖：是…黑资料都留着。最有趣的是我当年被抓的时候，台湾的警卫总部派了二十多个人来搜我的家，结果他们无从下手。
杨澜：他们都不知道怎么搜。
李敖：不晓得怎么下手，这怎么搜…
杨澜：如果现在不是你的话，谁还能够知道这些书是怎么摆的吗？
李敖：恐怕很难了。
杨澜：你为什么要选择写《戊戌变法》呢？因为我…应该是据我所知这是你写的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了吧。
李敖：没有错，我觉得那个里面最好的背景就是说它代表一个性格，在危险跟逃亡之间他选择了危险。
杨澜：你是说谭嗣同。
李敖：谭嗣同。这里面有很大的一个内心的挣扎，他为什么要选择那条路。人都这样的，经过内心的挣扎的，经过天人交战的。人一开始不是很勇敢的，一开始不是很正确的，可是，慢慢经过选择、经过错误，最后成功了。我觉得这个，代表他一个人成长过程里面最精采的一部分，所以我把它发挥起来了。
杨澜：前几年当全美的…全美华人协会授予你一个成就奖是，你在感谢信里面好像也写了这样一段，就是说当一个国家面临为难的时候是选择走选择…
李敖：留。
杨澜：对，去留，这是一个很艰难的选择。如果你在当年戊戌变法的时候你觉得你会选择跟谭嗣同一样的还是…
李敖：我会同梁启超，我会走的。
杨澜：你说，把死的…容易的交给别人，把难的交给我是吗？
李敖：因为梁启超最后走了以后他用《新民晚报》发挥那么大的力量，最后把坏政府推翻，他不要做烈士，他要做个成功的人，做成功的人比做烈士应该更正确。
（李敖演讲：有人会问我，说你李敖你不承认中华民国，你住在哪里？我说我住在中国，所以我的意思，我们要用健康的方法来看这个问题，不要那样子痛苦，痛苦使台湾变得很大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种因为自大狂而带给我们的不了解现实的情况，我们是很痛苦的。）
杨澜：前几年你有一次曾经说，你说现在当代中国写白话文的第一名是李敖，第二名、第三名还是李敖。那个只是一时情绪的宣泄吗？你现在还这么认为吗？
李敖：我有一点要修整的，当时我说是五十年和五百年内，现在可能要讲一千年内。我当时这样说法是…
杨澜：那句话就是说“你们捧我，我很难过”，是吧？“因为你们还捧得不够。”所以你要自己捧。
李敖：因为当时…这就是我的文章表达方法，一般人说“我的文章最好，我的文章…千古独步”，可是我不是这样表达的，我是说“五十年来和五百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