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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钟后，他就被介绍给谁都见了害怕的无冕之王。那是个身强力壮的男子，年纪在五十上下，矮小，肥胖，又圆又大的脑袋，灰色头发，留着平头，红红的脸，说话带着命令式，声音笨重，浮夸，常常会口若悬河的来一套议论。他在巴黎拿种族平等做幌子。既会做买卖，又会利用人，自私自利，又天真又狡猾，热情，自负，他把自己的事业跟法国的、甚至和全人类的合而为一。他的利益，他的报纸的发达，是和公众的福利息息相关的。他一口咬定谁损害他就是损害法兰西；并且为了打倒一个敌人，他连推翻政府都在所不惜。除此以外，他也不乏宽宏的度量。象有些人在酒醉饭饱之后一样，他是个理想主义者，喜欢摹仿上帝的作风，不时从沟壑中提拔几个可怜的穷人出来，表现他权势的伟大可以平空白地造出一个名人，或是什么部长之流；只要他愿意，他也能制成君王，废黜君王。他的神通是无限的。倘使他高兴，他也能制造天才。
这一天，他来“制造”克利斯朵夫了。
发动这件事的其实是无心的奥里维。
不为自己作任何钻营，痛恨宣传而避新闻记者如避疫疠一般的奥里维，为了他的朋友却是另一种看法了。他仿佛那些温柔的妈妈，明明是老实的小布尔乔亚，贞节的妻子，为了替无赖的儿子求情，竟不惜出卖自己的身体。
奥里维在杂志上写文章的时候，和许多批评家与爱好音乐的人接触的时候，一有机会就提到克利斯朵夫；而从某些时候以来，他很奇怪的发觉居然有人听信的话，周围有个好奇的运动，有些神秘的传说，在文学集团与上流社会中传布。这个运动是怎么来的呢？是最近英德两国演奏了克利斯朵夫的作品在报上引起的回声吗？其中似乎也没有一个确切的原因。但巴黎有般善观气色的人，比着圣·雅各街的气象台更有把握能在前一天预测酝酿中的风向，知道明天那阵风会吹点儿什么东西来。在这个神经质的大都市中，有的是使人震颤的电流，有的是看不见的光荣的波浪。一个将升的明星跑在另外一个明星前面，沙龙里流行着一些渺茫的传说，到了某个时间，就会在一篇广告式的文字中宣布出来，粗声大气的喇叭把新偶像的名字吹进最麻木的耳朵。这阵喧闹往往把它所颂扬的人的第一批最好的朋友吓跑了。其实这种情形还是应当由第一批最好的朋友负责的。
因此奥里维和《大日报》那篇文字也脱不了干系。他利用人家对克利斯朵夫的关切，很巧妙的透露些消息，刺激大众的情绪。他不让克利斯朵夫和新闻记者直接发生关系，免得闹笑话。但他依着大日报馆的请求，暗中使克利斯朵夫和一个记者在某咖啡店不露声色的见了一面。所有这些预防的措置更引起人家的好奇心，使克利斯朵夫显得更有意思。奥里维从来没跟新闻界打过交道，想不到开动了一架可怕的机器，——你一朝拨动之后，再要加以控制或要它减缓一些是办不到的了。
他在上课去的路上读到《大日报》的文字，不禁吓坏了。他没料到有这一下。他以为报纸一定要等到把所有的材料收起了，对于他们所要谈的人认识更清楚之后，方始动手写文章。这想法真是太天真了。倘使一份报纸肯费心发现一个新人物，当然是为了报纸本身，为了和同行争取发见新人物的荣誉。所以它得赶紧，完全不管对这新人物是否了解。而被捧的人也决不会抱怨别人误解；一朝有人捧了，那他当然是被人相当了解的了。
《大日报》先对克利斯朵夫清苦的生活零零碎碎叙述了一些荒唐的故事，把他写成德国专制政府的一个牺牲者，一个自由的使徒，被迫逃出德意志帝国，躲到自由灵魂的托庇所——法兰西——来，——（作者借此发挥了一套排外的议论）；——然后又对他的天才肉麻的颂扬一番：而关于这天才，作者一无所知，只知道他早期在德国作的几支平板的歌，那是克利斯朵夫引以为羞而要毁去的东西。那位记者虽不知道克利斯朵夫的作品，可自命为知道克利斯朵夫的用意，——他所假借给克利斯朵夫的用意。从克利斯朵夫或奥里维嘴里，甚至从自以为知道得很详尽的古耶一流的人嘴里，东零西碎听来的几句话，为记者已经足够造成一个“共和政治的天才，——民主主义的大音乐家约翰·克利斯朵夫”的形象。他又乘机毁谤当代的法国音乐家，尤其是最有特色，最自由，最不关心民主的那一批。他只把一二个作曲家除外，因为他们在选区里很有人望。可惜他们的音乐远不及他们的政治活动得人心。但这是小节。而且他们的捧场，便是对克利斯朵夫的捧场，也远不及对别人的批评来得重要。在巴黎，你读到一篇恭维某人的文字，最聪明的办法是先要推敲它的反面文章，心里想一想：“这是说谁的坏话呢？”
奥里维一边看着报，一边羞得脸红了，对自己说：“我做得好事！”
他心不在焉的上完了课，立刻赶回家。一听到说克利斯朵夫已经和新闻记者出去了，他简直吓呆了。他等他回来吃午饭。克利斯朵夫可不回来。奥里维一小时一小时的越来越焦急，心里想：“他们要逗他说出多少傻话啊！”
三点左右，克利斯朵夫高高兴兴的回来了。他和阿赛纳·伽玛希一同吃了饭，被香槟酒灌得糊里糊涂的，完全不懂奥里维的忧虑，不懂他为什么很不放心的追问他说了什么话，做了什么事。
“你问我做了什么事？吃了一顿好饭。我长久没这样大嚼了。”
他把菜单背给奥里维听：“还有酒……各种颜色的我都灌下去了。”
奥里维打断了他的话，问他同席的是些什么人。
“同席的？……我不知道。有伽玛希。那矮胖子真痛快。还有那篇文章的作者格劳杜米，挺可爱的青年；还有三四个我不认识的记者，人很快活，待我很好很殷勤，都是一般最好的好人。”
奥里维似乎不大相信。克利斯朵夫觉得他的冷淡有些古怪，便问：
“难道你没看到那篇文字吗？”
“看到了，就为这个啊。你，你仔细看过没有？”
“看的……就是说瞅了一眼。我没有时间。”
“那末你去念一遍罢。”
克利斯朵夫念了开头几行就乐死了：“啊！混账东西！”
他笑弯了腰，接着又说：“喝！批评家都是这路货：一窍不通！”
可是念到后来，他生了气：那太胡闹了，人家简直把他搞得不成体统，说他是“一个共和政治的音乐家”，这算什么意思！……除了这种笑话，人家还拿他“共和的”艺术作为抨击前辈大师的“敬堂艺术”的武器，——（实际上他是以这些伟人的心灵作为精神养料的），——那还成话吗？……”狗东西！他们竟要教人把我当作白痴了！……”
而且在提到他的时候，有什么理由骂倒一些有天分的法国音乐家呢？这些音乐家还是他多少爱着的，——（虽然爱的程度很少），——他们都是行家，为本行增光的。而最可恶的是硬说他对他的祖国有那种卑鄙的仇恨心！……那可受不了……
“我要写信给他们，”克利斯朵夫说。
奥里维劝他：“不，现在别写！你太兴奋了。明天，等你头脑冷静的时候再写……”
克利斯朵夫固执得很。他一朝有话要说就不能等，只答应把信先给奥里维看过。这一点当然很重要。信稿经过严密的修正，要点是更正他对于祖国的意见。然后，克利斯朵夫马上连奔带跑的拿信送往邮局。
“这样，”克利斯朵夫回来说，“事情总算挽回了一半，我的信明天就可登出来。”
奥里维用着怀疑的神气摇摇头。随后，他还是很不放心的瞅着克利斯朵夫，问：“你吃中饭的时候，没说什么冒失的话吗？”
“没有啊，”克利斯朵夫笑着回答。
“可是真的？”
“当然真的，胆怯鬼。”
奥里维稍微宽心了些。克利斯朵夫可并不。他想起自己曾经胡说八道的说过好些话。当时他无拘无束的，对人家一见如故，丝毫没有戒心：他觉得他们多诚恳，对他多好！这倒是真的。人们对于受自己恩惠的人总是挺好的。克利斯朵夫又是那么兴高采烈，把别人的兴致也提高了。他的亲热的随便的态度，嘻嘻哈哈的俏皮话，老饕式的胃口，灌了多少酒而面不改色的宏量，使伽玛希觉得很对劲；因为他也是个饭桌上的好汉，结实，粗野，血色挺好，最瞧不起身体娇弱，既不敢吃也不敢喝的巴黎人。他是在饭桌上判断人的，所以很赏识克利斯朵夫。他当场向克利斯朵夫提议，把他的《卡冈都亚》编成歌剧在歌剧院上演。——对于这些法国布尔乔亚，艺术的顶点就是把《浮士德入地狱》或九阕交响曲搬上舞台。——克利斯朵夫听了这古怪的主意哈哈大笑，好容①易才把报馆经理拦住了，不让他立刻打电话给歌剧院或美术部去下命令。（据伽玛希说，那些人都是由他支配的。）这个提议使克利斯朵夫想起从前改编交响诗《大卫》的事，就手把众议员罗孙为要捧情妇出场而主办的那次表演叙述了一遍。原来与罗孙不和的伽玛希，听了很高兴。克利斯朵夫喝②③④⑤多了酒，又看到听众那么热心，不知不觉又讲了许多别的轶事，给人家一一记在心里。离开饭桌就把话忘得干干净净的，只有克利斯朵夫一个。此刻经奥里维一问，他不由得想起那些故事，直打寒噤。因为他已经有相当的经验，知道可能发生的后果。现在没有了酒意，他对于将来的情形看得格外清楚，好象已经发生了：冒失的故事经过一番点缀之后，被人登在攻讦阴私的报纸上，他关于艺术方面的胡说八道也一变而为攻击他人的冷箭。至于他更正的信会有什么结果，他和奥里维知道得一样清楚：去答复一个新闻记者是浪费笔墨；说最后一句话的永远轮不到你。
…
①《浮士德入地狱》为柏辽兹名作。九阕交响曲系指贝多芬的全部交响曲。
②参看卷五：《节场》。——原注
事实果然和克利斯朵夫预料的一模一样。他所泄漏的私事被发表了，更正的信可没有登出来。伽玛希只教人传话，说他知道克利斯朵夫心胸宽大，这种有良心的作风是令人钦佩的；但伽玛希把他有良心的作风守着秘密；而硬派作克利斯朵夫的意见却继续传播开去，先在巴黎的报上，继而在德国的报上，引起尖刻的批评，因为一个德国艺术家对于祖国发表这样有失身分的言论，简直动了公愤。
克利斯朵夫自作聪明，利用别家报馆的记者访问的时候，声明他对于德国政府是爱护的，说在那边至少跟在法兰西共和国一样的自由。——不料那记者所代表的是一份保守党的报纸，便立刻替他编了一套反对共和的言论。
“越来越妙了！”克利斯朵夫说。“唉，我的音乐跟政治扯得上什么关系呢？”
“这是我们这儿的习惯，”奥里维回答。“你瞧那些关于贝多芬的论战罢。有的说他是雅各宾党，有的说他是教会派，有的说他是平民派，有的说他是保王党。”
“嘿，贝多芬真会把他们一起踢出去呢！”
“那末你也如法炮制就是了。”
克利斯朵夫心里很想这样做。可是他却不过那些对他亲热的人的情面。奥里维总不放心让他一个人在家。因为不断有人来访问；而克利斯朵夫尽管答应小心行事，结果还是有一句说一句，把脑子里想到的统统说出来。有些女记者自称为他的朋友，逗他说出他的恋爱经验。也有些来利用他毁谤这一个或那一个。奥里维回家的时候，常常发觉克利斯朵夫狼狈不堪。
“你又胡闹了是不是？”他问。
“是啊，”克利斯朵夫垂头丧气的回答。
“你这个脾气竟没法改吗？”
“我真该教人关起来才好……可是，我向你赌咒，这一次一定是最后一次了。”
“哼！下次还是这么一套……”
“不，不，我决不再犯了。”
第二天，克利斯朵夫得意扬扬的告诉奥里维：“又来了一个。被我撵走了。”
“别过火，对付他们得非常小心。这畜生凶得很……你一抵抗，他就攻击你……他们要报复真是太容易了！哪怕是一句极平常的话，他们也会找到把柄的。”
“啊，天哪！”克利斯朵夫把手捧着脑门。
“怎么呢？”
“我关门的时候对他说……”
“说什么？”
“说了一句德皇的话。”
“德皇的？”
“是的，要不是德皇的，就是皇族的……”
“该死！明天一定登在报纸的第一版上。”
克利斯朵夫急得直打哆嗦。但他明天看到的，是关于他的屋子的描写，——其实那记者连脚也没踏进去，——另外是完全杜撰的一段对话。
消息一路传开去一路改头换面。外国报纸又加上许多误会。法国报上叙述克利斯朵夫穷得没办法的时候替人把有名的曲子改成吉他琴谱，一家英国的日报却说他弹着吉他沿街卖唱。
他看到的并非全是恭维的话。那才差得远呢！因为克利斯朵夫是《大日报》所捧的，别的报纸就对他攻击了。他们的尊严，决不容许同行发现一个他们所不知道的天才，所以他们都拿他开玩笑。古耶因为抓在手里的活宝给人抢了去而很气，便写了一篇“以正视听”的文章。他亲昵的提其他的老朋友克利斯朵夫，——初到巴黎的时期，一切行动都是由他领导的。他说，没有问题，克利斯朵夫是个很有天分的音乐家，但是——（他可以这样说，因为他们是朋友），——修养不够，缺少特色，骄傲得不象话；现在人家用如此可笑的方式去奉承，去助长这种骄傲的脾气，实在是害了他，因为他需要的是一个有头脑、有眼力、有学问、好意而严正的导师，——（这是古耶的自画像）。一般音乐家勉强笑着，表示极瞧不起一个有报纸撑腰的艺术家；他们装做讨厌逢迎吹拍，因为吃不到葡萄而说葡萄是酸的。有些是中伤克利斯朵夫；有些是对他假装怜悯。又有些是回过头来恨奥里维——（那都是奥里维的同文）。——他们素来恨他的强硬，恨他不和他们亲近。其实他这种态度是爱好孤独的成分多，厌恶他们的成分少。某几个人还隐隐约约的说他在《大日报》那些文章中间有利可图。又有几个替克利斯朵夫抱不平，责备奥里维不该把一个娇弱的，老是做梦一般的，精力不足以应付人生的艺术家，——克利斯朵夫！——推到嘈杂的节场上去，使他迷路。他们说这种办法简直把克利斯朵夫的前途给断送了：他虽没有天才，但若用功的话还能有点儿成就，现在被人家的巧言令色冲昏了头脑，岂不可怜！难道人们不能让他无声无臭的耐性工作吗？
奥里维很想告诉他们：“吃饱了肚子才能工作。谁给他面包呢？”
可是这种话是难不倒他们的。他们很可以非常清高的回答说：“这个吗，不过是小节。人是应当受苦的。”
当然，高唱这种禁欲主义的都是上流社会的人。例如有人求某个百万富翁帮助一个穷艺术家的时候，那富翁回答说：
“先生，穷有什么关系！莫扎特就是穷死的！”
要是奥里维告诉他们，说莫扎特只求生存，克利斯朵夫也决不肯饿死，那他们一定会觉得奥里维趣味恶劣。
克利斯朵夫被这些长舌妇的胡说八道搅得厌倦透了。他心里想这种情形是不是要永远继续下去。可是过了半个月，事情就完了。报纸上不再提到他了。但他已经出了名。人家提到他的名字，并不说：“《大卫》的作者”或“《卡冈都亚》的作者”，而是说：“啊，是的，那个《大日报》上的人物！……”所谓声名，就是这么回事。
奥里维也发觉这一点，因为他看见克利斯朵夫收到大批的信，而他自己也间接收到不少：写脚本的作家，音乐会的掮客，都来招揽生意；初期的敌人摇身一变而为新朋友，特意来信表示亲善；还有妇女们忙着奇请帖来。为了报纸的特辑，人家提出许多问题来征求他的答案，例如法国人口激减问题，理想派的艺术问题，女人胸衣问题，舞台上的裸体问题，——还问他德国是不是已经到了颓废的阶段，音乐是不是已经完了等等。他们俩看了都笑起来。但尽管心里满不在乎，克利斯朵夫这个粗人也居然接受那些宴会的邀请。奥里维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你，你也上那些地方去吗？”
“是的，”克利斯朵夫咕噜着回答。“你以为只有你会去看太太们吗？现在也轮到我了，告诉你！我也要去玩玩了！”
“你去玩玩？可怜的朋友！”
实际是克利斯朵夫在家关得太久了，忽然觉得非出去走走不可。并且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