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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二十九日
十八岁的侄女要从巴黎来，女主人十分高兴，她对我说，柏林的姑娘到了十八岁就完全是个大人样了，而巴黎的侄女还纯粹像个孩子。住我隔壁的是《每日新闻》的巴黎特派员城户又一夫妇。城户忙于报社的事务，我从他夫人那里得到了周致的照料，实在是位细心聪颖的夫人。法语又地道，感觉又好。可出人意外的是，虽然前些日子刚从日本到的巴黎，她却说不想在巴黎长住，柏林倒是呆多久都行。
往后，将在欧洲长住下来。她也会像我一样，在漫无目的闲逛和游历中，不知不觉地改变着见识吧？
七月三十日
下一届奥运会已决定在日本举办。日本人碰在一起，都作面面相觑状，一副垂头丧气的模样，都说，“怎么回事儿呵？”“又该打架打翻天了”，有人说。对开幕在即的奥运会，大家都抱无所谓态度。
日本人聚集的餐厅也有一种表示异常兴奋的做法。
“真的要开了呢。”
“不清楚。”
这样的对话，谁也不接口，只闷着头。欧洲各国的视线都一起集中到了柏林。我们这些日本人虽然作面面相觑状，可去哪儿找出能与柏林相匹敌的文化呢？实在窘于回答这样的问题，唯有抚摸自己尴尬的脸，脸上则让急汗憋成一片紫酱色。彼此只是杂乱无章地一个劲儿扒饭。
七月三十一日
嗟峨善兵从巴黎赶来。晚上去茨奥车站。街上越来越杂沓起来。在咖啡馆一落座，侍者马上给我们桌子上放上太阳旗，引得所有外国客人都一齐朝我们看。昨天去大舞台，多少有点嘈杂，但来自各国的人士都很有绅士气度地依次入场，因此整个柏林就像是在举办一场显得彬彬有礼、守节度和宽容大度的庆典活动。比起比赛本身来，奥运会期间国际间的和平和各国间的谦让是最为重要的。不能把这看做只是徒有其表的虚假之美，正因为比赛本身无论在目的和内容上都是虚的，因而才能盛放出精神上的美来。
八月一日
奥运会开幕。晚上，将大型运动场的情形写下，由城户打成罗马字发送回日本。四十分钟后，文章仍将原封不动地还原为我本来的文稿样子，出现在日本的办公桌上。可由于白天太疲劳了，脑袋有点不听使唤。写完后，与城户、北泽清、本田亲男三位一道去邻近的维克特里亚草坛。里边舞正跳在兴头，谁都挤不进去，只得在人迹寥寂、益发显得冷清的草坛喝啤酒，然后各自回住所。据说，维克特里亚俗称特里亚，一代又一代日本人曾在这里得到过最好的照料。一个日本人拥着一名女子，消失在黑暗之中。
八月一日
日本选手成绩很差，以致无心将之撰成文章。让报社写呵写呵地嚷嚷着一催促，就更没心思提笔了。记者全都忙得可怜，连吃饭的功夫都没有，也睡不成一个安稳觉。
八月三日
上商场购物，店里的女主人把“再见”换成了“哈暧，希特勒”。与法国老女人总是不断追忆和怀念昔日的时光正好相反，这里的人敬慕的是今天。对市民说来，或许今天的制度要比昔日的凯撒时代更好吧？
据说，凯撒生性潇洒，他让大街上的门窗都装饰一新，每月巡视一次，谁家窗子装饰得漂亮，就赐给赏金。时至今日，窗前葵花竞相开放的风景，仍保留着凯撒的遗风。帝王的癖好成了市民的习惯，一直流传到了后世。
八月四日
房东主妇的侄女自巴黎来，求我带她一起上奥运会赛场。我还是头一回和一位十八岁少女一起度过一天。女孩一身法国装束，显得很俏丽，可对赛事比我还要无知。
英、法、德、日四国中，最渴望成为一名运动员的大概是日本人。日本选手有不少是学生，相反，别国的选手多为商人。但据说德国女选手的成绩好坏，对她的婚嫁会有很大影响。德国娘子军的成绩超群拔革，原因不难想象。
八月五日
去一家中国饭馆吃晚饭。前《大每》驻柏林特派员大家虎雄识破隐姓埋名的马占山，将其逮捕归案，这家饭馆是最早知道他的生死的。“就是这家饭馆！”城户说。店看上去很脏，菜的味道也不地道。墙上用红金粉画着的竹子，也跟布景似的，敲上去发出纸糊的扑扑声，做工十分粗糙。也没中国人过来招呼。马占山在这里的生活跟普通人没什么两样吧。逃离自己国家的东亚人，通常对欧洲文化是不具备批判眼光的。我们果真没有值得自豪的东西吗？不对自己国家的文化整个加以轻蔑，我们便真的无法生存了吗？
我不认为东洋三千年的历史毫无价值。重视这种价值，是日本知识阶级的共识。弥漫在日本近代理性中的色彩，便像这房间里画布景竹子的粗劣金粉一样，漂浮在眼前，然而，对此我也并不失望。
八月六日
是取道美国还是取道苏联回日本呢？挺让人犯难的。遇到两者必选其一的难题，我决定倾向听命于外力对我的操纵。神明就出现在这种时刻，我急不可耐地希望见到我的神明。我觉得，现在正是以完全虚静的心态来听从自然力量安排的时候。会把我引向何方呢？
八月七日
我现在陷入一片空虚。我的意志所想去的，既非美国，也非苏联。我所能感觉到的，只要可能，都已感觉到了。就像膨胀到了极点的袋子一样，我只相信从外界袭来的力量。别人的批评也好，话语也罢，现在于我全然无用。会不会下雨呢？马上又想起了天气。对我说来，考虑今天是不是带上雨衣出门，成了最值得关心的事。倘祥在街上，只是信步由缰地。“今天，要能喝上一杯咖啡，这世界上随它发生什么都不要紧。”陀斯妥耶夫斯基在柏林时如是说。这种心情并不稀奇。
在柏林，陀斯妥耶夫斯基天天赌钱。我死命地考虑着究竟带不带雨衣出门，与之又有什么不同呢？
八月八日
我还没去过柏林的博物馆。比起柏林的历史来，还不如吃上一回美味，然后心满意足地抽上通烟。在我如此空虚的心灵之外，奥运会正在不断趋向高潮。
“怎么，是绕道美国，还是取道苏联？”城户问。
“唉，连我都不知道哩。决定取道何方现在成了我的奥运会了。”
城户只得发出苦笑。
独自悠悠晃晃走在街上，遇见村社。好漂亮的一双眼睛。
八月九日
晚，突然受人嘱托，要我将马拉松赛跑的纪录影片捎回日本。比赛结果出来了。我决定接受嘱托。
在阿多伦大酒店为我开了送别会。奥林匹克国际联合委员会的本部便设在这家酒店，它也是柏林最高级的一家酒店，装饰得如同大剧院一般壮丽辉煌。宴会到一半时，有电话找我，穿过长长的大厅去接，是胁村打来的。胁村是目前在伦敦作石油研究的学者，经大森义太郎介绍，这次在柏林和我刚结识。
送别会结束后，等胁村来，然后一起走过温特尔登林荫大道，去契雅花园。公园里菩提树苍郁参天，即使白天也幽暗一片。在这儿喝着咖啡，听胁村谈论英国那边的事。胁村是个笃实温厚的人，一点也没有学者的做派。
八月十日
因作绕道西伯利亚的准备，与城户夫人一起上街购物。人在欧洲，今天是最后一天，但已经厌腻了，对欧洲，我早已感觉不到什么依依不舍之情。我理解欧洲吗？连这种反躬自问也懒得问了。但实眼看过了，这是确确实实的。我所看到的，都不会忘记，我连长在巴黎屋脊上的草儿的阴影都记得清清楚楚。事到如今，我会因为我的短视而视而不见感到庆幸，只是要把这些表述出来是件难事。
尽管如此，我对人的头脑能把如此庞杂的风景纳入它的组织之中而感到惊奇。我对人的头脑惊奇着，这种惊奇感于我前所未有。记忆一旦趋于复杂，人的行为也肯定将随之趋于复杂。回日本后，我如何收藏起这些记忆，对人们秘而不宣呢？早知今日，还不如死了的好。
谁都没揣想过，所谓表述，只能是将浮现于脑际的几万分之一表现出来而已。文学家的技巧，不过是在这方面比别人多两三倍的表现力罢了。
人们把自然力，即物理称作社会现象，整个世界系于一体，都通过它得以表现。然而，比自然力卓越不知多少倍的人类头脑，却要去守护这些围着自己转的自然物理？
“那样了不起的一个人，干吗会说出如此无聊的话来呢？”
青年人的这番怀疑，归根结底也是人们对自然科学的怀疑。所有的社会现象都彷徨在这个疑问之中，探索着永无尽头的命运。今天，穿越于这一黑暗中的摸索，并显得光彩夺目的，是柏格森。在思想界，他那无与伦比的明澄和透澈的现代理性，向我们提供了得以展望现代世界的眼光。这种眼光对人类精神，以及进而对人类心灵所产生的影响，还在于它宣布了这么一种观点：欧洲的理性和中心精神，终究将转向东方。
然而，现代东方的知识，却完全是反其道而行之的唯物主义者的知识。他们致力于将欧洲理性之外的东西从整个人类精神世界中排除出去。知识的换算表总是依据绝大多数国民的平均数来制定的，此际，便表现为大胆抛弃自身的历史，以趋就欧洲。这里边有一种直觉，这种忘记自身直觉能力的前景，是我绕有兴致所要关注的。
八月十一日
夜十一时，从柏林茨奥车站出发。火车一开动，我的车厢里突然进来一位年过五十的日本人，是个本分的绅士。
“我就这么个人，这就回日本去。车上日本人就你我两个，还请多多关照。”他说。
此人名叫大山，在以后的日子里和我同道回东京。奥运会游泳比赛离结束还有三四天时间，便嚷着要回日本去了。这么个怪人。
聊天中，得知他是绕道南美而来的贸易商，身兼工程师之职。
“报社把胶卷托付给我，让我捎到满洲里。可昨天收到《每日新闻》的信，也同样托我把胶卷捎回，还以为都是《每日新闻》在托我，今天一看，才知道是《朝日新闻》在托我，闹不清怎么回事，不过，唉，哪家都行，就捎上了。可拍了些什么好像不让人知道似的，封得严严密密的。”大山说道。
“《每日新闻》的胶卷由我捎着。”我说。
“咦，你捎着，怎么回事呵，越弄越糊涂了！调一下包如何？”
是这么个性格开朗的人。对这两家报社来说，马拉松无疑是奥运会中最重头的镜头了。事实上，我和大山必须在西伯利亚比试谁跑得快，只是乘的是同一列火车，无法比试。
八月十二日
天还没亮，有人叩我房间的门。到了法国与波兰的国境。检查官上来检查所持货币，马克一概禁止携带出境。凌晨三时光景的事，查过后我又睡去。
醒来，眺望窗外的景色，已是上午九时。不知不觉地看着列车驰进波兰境内纵深处，抵达雨中的华沙。不知何故，总觉得华沙像是日本浓尾平原k的一个城市似的。满是铁锈的钢轨间，野草生长着。
牧场绵延不绝。这里的牧场，据说草格外柔嫩。鹤不时降落在草地上。森林和树木远离人烟，遭人遗弃的草原，凌乱、潮湿，不见一点起伏。少女站起身子，看着停在草原上的火车，眼睛里渐渐放出蓝色的光芒。在阴沉的天空下，四处绵延开去的草原，拥着洼地，显得十分阴郁。一柱电线杆子遗世独立在原野上，望着这寂寞的风景，我想起了出生于此的肖邦。这个国家，有着某种孕育天才的怠惰气质。“文化竟然落后得如此可怜。”大山对我说。
曾在波兰居住过多年的人告诉我，在波兰，一旦姑娘和男子合盖过一条被子，那么按照宗教上的铁的法则，无论发生什么事，她也必须与他结为夫妻。然而，结了婚的人妻，放荡不守操节，却又比比皆是。也有人告诉我，波兰美人多得别国无法比。
我在巴黎，曾与一位长得年轻貌美的波兰女性说过不少话。我对她说，听说你们国家数学天才特别多，我记得她回答我说，“可除了这个，就什么也没了”。当时我想，对自己祖国，即使再谦虚，也不能贬损呵。之后，这位波兰女性在我眼里就再也看不出她有什么美的了。
一个伟大的人却不爱自己祖国的优长，在我是无法想象的。我在巴黎结识过一位在柏林遭追捕后逃亡出来的女共产党人，我问她最喜欢什么地方，她的回答是，“还是柏林。”
日本最明显的非文化倾向，便是知识阶级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嫌弃自己的祖国。对日本说来，我以为建立民族自信要比什么都来得要紧。
从早上醒来到下午四时光景，窗外看到的风景，净是湿气缭绕的草原。整个波兰境内恐怕都是如此吧。如果思索一下一生生活在这个国家里的人的心态，我觉得女性贞操观念的丧失最值得关注，这要比“除数学之外什么也没有”的说法更难让人理解。单调，并且是令人恐惧的虚无的单调，在这块整个儿铺满了单调的大地上，人们除了和本身就是虚无的数学格斗之外，便再也找不到需要动用心灵的事了。是数学？还是无意义的音乐？人们无论偏于何者，都无法过上使心灵获得支撑的日子。
落叶松渐渐多了起来。下午五时半，进入俄罗斯境内。我身旁的两位德国外交官，用忐忑不安的眼神眺望着国境。从国境上的车站起始，镰刀和锤子交叉着的标志便鲜明地浮现在眼前。
这就是苏联？我思忖道。白桦树越来越多，原始的田野上绿色渐渐加浓，沿途，人们的脸上表露出自信和有思想的神情，淡漠地打量着我们这辆来自欧洲的显得老迈的国际列车。列车这种现代科技突然闯入古老的森林地带，与周围的风景显得很不协调。沉静地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一副郊游后归来的悠然自得神情，在圆木搭建而成的积木般的木屋里，沉浸于简朴的满足之中，宁静、通达，脸上不见笑容，一股清新的忧郁漂浮在空气之中。
下午六时，车抵尼古列。我们在这里换车，护照也在这儿被收了去。行李检查很严格。一美元换十个卢布。货币兑换率，不好对付的世界和平的扰乱者。要是这汇率不改变，世界怎么可能幸福？世界各民族所有的心理都被包含在这里边了。数学应用于天文学和应用于货币汇率，之间的差别有天渊之遥，就像地狱和天堂一样。世上所有的理性都在致力于消除兑换率，人类理性何以要花费在这种徒劳的努力上呢？眺望着俄罗斯茫茫平原上的天和地，此际我在心中想象着货币兑换率的不可思议。世界的全部历史，这种发生在大地上的人类互相残杀，互相信任，又互相憎恨的历史，便都只是在这种换算率中兜圈子，从未跨出过这个怪圈一步。所有思想也同样因此而丧失了发言的权利。
惟有我是日本人这一点，是无可置疑的，惟有这个对我说来才是唯一真实的，这简直难以置信。所以换算的不可思议性也是很难意识得到的。我真想在这里将祖国这个词，说给从未见识过自己国家边境的日本人听听。四面环海的日本人的一个缺陷，便是压根儿不懂得祖国这个词所具有的不可思议的、令人战栗的意义。
换了列车。深绿色的车厢，看上去就像颇具古风的高筒礼帽的内里，由它送我去日本，开起来想必会眼眶乱响吧。我突然想起留在国内的朋友，这些可亲的、得以与他们为友在我觉得无上光荣的贤明之士，他们却无法见识一下我所感受的东西。世上竟有这样残酷的事，我该对他们讲述些什么呢？朋友们大概会把我想象成一个只图自己方便的自私自利的家伙吧。
现在，我以一种麻木不仁的心情眺望着苏联的平原。要说为什么，那是因为这里不是日本。对我说来，俄罗斯平原之美，仅仅是美而已。共产主义对此时的我说来，什么都算不上，除了挚爱日本，现在我什么都视而不见。
爱是令人喜悦的，唯有爱的生活才是生活。一想到日本，我就心跳得厉害。不能从肉体上感受到祖国这个词的人，想必会骂我是法西斯吧？但这种攻击肯定没道理。我身上并没有招人愤恨的多愁善感，可我却受到了攻击。我学会了不管什么样的子弹射穿我的胸膛，都能将它取出来的本事。
晚上九时，在餐车遇见安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