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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起色情品、卖淫。同性恋和各种变态性活动来显得气壮如牛，好像在搞革命（确实也有人管这叫性革命），好像在夺回被人抢去的权利。中国人在性上没有被剥夺感，所以也不会有反抗的热情和正义感，更没有权利感。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性的欲望是个小小不言的隐私，不登大雅之堂。西方人在开放淫秽色情品市尝卖淫合法化、同性恋合法化问题上争论得如火如荼，风起云涌；中国人对此却像在听天书，暗地里觉得奇怪：这种问题有什么讨论的余地，连想一想都不好意思。
著名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曾说：〃自亚当和夏娃以来，性冲动就一直是绝大多数烦恼的根源。〃（转引自韦克斯，第146页）古希腊人以饮、食、色为人的三大欲望，三种快感；中国人则有〃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一说。看来这种概括是跨文化的。
中国人并非真修炼到了对性漠不关心的境界。将西方的禁制与中国的忽视相比，我们不知道该选择哪一个，就像一个面临死亡的婴孩不知道是被溺毙更好，还是被丢弃更好。总之，性在中国的处境就像一个被丢弃的婴孩，在那里自生自灭，心中暗暗纳闷：我为什么这么不受宠爱？
从人本主义的角度，人类的性与爱不仅不是低俗的品性和行为，而且是很崇高的；不仅不是不值一提的小事，而且是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性与爱同人的自我有着极其重大的关系。如果一个社会、一种文化重视人的自我，它就会重视性与爱；如果一个社会或一种文化轻视人的自我，它就会轻视性与爱。人们常常以为，政治事变、经济发展这类事情才是重要的，个人的欲望、快乐与行为方式根本无足轻重。这种想法在中国尤其盛行，因为个人在我们的文化中从来都是一个被忽视的价值。在布罗代尔三个时段的划分中，中国人自然而然地以为短时段现象（政治事变）是最值得重视的；中时段现象（某种发展趋势）次之；长时段现象（生活方式）是最不值得重视的。而在我看来，布罗代尔对长时段事实的关注却不仅具有历史研究方法论的意义，而且具有对人的关注的意义。归根结底，政治的斗争和经济的发展只是工具，人的幸福与快乐才是目的。我们为什么如此喧宾夺主，为什么常常把手段当成了目的而令目的受到冷落呢？
调查给我的印象是，这些女人的性情尽管相当不同，她们的性爱经历与观念也有很大差异，但她们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她们都非常看重她们的〃自我〃，她们从不认为出于这个〃自我〃的任何行为、感受是无足轻重的，她们为它快乐，为它忧伤，为它欣喜若狂，为它痛不欲生。在这部书里，我把它们这些自我一一如实地记录下来；尽管有人认为这些记录没有任何重要性，我却持相反的观点。我认为它们无比重要，因为它们是人的生活，它们是生命的存在状态。罗素曾说：人们在世界上做着两件事，一件是把地球上的东西搬来搬去；另一件是指挥别人把地球上的东西搬来搬去。我想，我在这本书里记录下来的事情，至少并不比这两件事更无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