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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经济日趋衰退的欧洲与日本 欧洲歧途（4）
同样重要的是，这些国家的企业家、科学家及出奇制胜的先行者，不得不一如既往地继续从事那些只有在发达国家才能完成的工作——始终跟踪并广泛采用新技术、新材料、新流程，以实现各部门、各行业的全面创新——各种产品的生产销售因而不得不采用新的融资、配送及营销方式，大小企业的组织管理必须采用新的方式方法。无论哪个国家，无论哪种文化，都不能垄断创新——例如，移动通信的技术突破就出现在北欧，现代大型生产企业组织管理的最佳实践经验则主要源自日本。不过，在当今时代，往往是一方创新，人人受惠，因为在全球化背景下，依托通达全球的信息技术，无论是近在咫尺，还是远在天边，任何企业都可以很容易地接触到别人创造的新事物、新方法。
事实上，研究表明，一个国家迅速而广泛地采用并适应别国创新成果的能力十分重要，其经济意义丝毫不亚于自身实现技术突破的能力。总而言之，全球化要求发达国家企业，必须能够采用最为先进成熟的管理方法、信息技术及互联网工具，有效建立并科学管理连通一切的全球网络。在上述大部分领域，欧洲与日本都是萎靡不振，甚至一败涂地，而且这种状况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
首先，看看以下基本事实：欧洲主要经济体还没有真正实现全球化，这些国家绝大部分贸易与投资都是集中在欧洲内部以及与美国之间，而置全球经济的其他部分于不顾。2005年，法、德、英三国外贸出口总额中，出口到欧洲其他国家及美国的比例为71~82％，出口到所有发展中国家的比例仅有14~18％。更有甚者，法、德、英三国仅有17~21％的进口贸易来自发展中国家，其中包括来自中国这个出口大户的所有进口，而且还要加上石油进口。既不从发展中国家进口，也不向发展中国家出口，欧洲三大国顽固地保持着这种状态，因而牺牲了全球化带来的大部分效率提升。
对于世界经济如此之大的一个组成部分视而不见，其代价是哪个国家也负担不起的。长期以来，德国一直都是全世界最大的出口国，但在20世纪90年代，在全球医药品出口市场上，德国所占份额从17％下降到仅有10％，机械出口从20％下降到16％，即使汽车出口，也从18％下降到了不足17％。过去5年，德国的高科技出口有所恢复，但在其他领域都是急剧下降。1995~2003年，英国的医药出口份额从接近12％下降到9％略多，而在计算机与通信设备领域，英国丧失的份额还要多。日本的数据更可怕，计算机出口全球份额从14％下滑到仅有8％，通信设备从近17％跌落到10％。
一个国家如果能够很好地适应全球化的要求，同样的度量指标可能就是这个样子：之前曾经提到，美国约有44％的出口流向发展中国家，并且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进口贸易超过进口总额的50％——进出口两个方面，美国的这个比例都达到以欧洲为中心的欧洲三大国的2~3倍。在这个问题上，日本表现很好。日本对发展中国家的出口贸易占其出口总和的49％，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进口贸易达到进口总额的63％。对日本而言，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比例高，主要是因为过去10年间，日本各大制造商把大部分产能转移到中国及其他一些亚洲国家，因此他们要向遍布亚洲的各个工厂大量出口中间产品，然后再从这些国家进口制成品。美国的全球性企业也是一样——例如，中国对美国出口产品的一半来自美国企业在中国的分支机构。不同之处在于，日本与发展中国家的联系高度集中于亚洲，而美国的海外经营网络则要广泛得多，遍及拉美、非洲以及处于转型期的中东欧地区，另外还有亚洲。
第四章 经济日趋衰退的欧洲与日本 欧洲歧途（5）
欧洲各国大面积忽略发展中国家——引人注目的是，很多发展中国家就是他们以前的殖民地——为此付出了代价，其表现不仅在于德、法、英三国消费者无法获得许多全世界最便宜的合格产品，而且还在于，这些国家的企业无法得到廉价的原材料和半成品。同样重要的是，就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企业与居民最终能够并且渴望购买发达国家的产品之时，欧洲各国已经自外于这些全世界增长速度最快的市场。
如果考虑英、法、德三国企业海外经营地点的选择，或是与当地公司商务关系的建立，欧洲经济孤芳自赏的特性更加明显。对这个问题，可以用一个国家海外直接投资的去向加以衡量。在这个方面，法国好像具有一种对发展中国家的病态恐惧：2004年，法国海外直接投资总额当中，面向发展中国家的份额不足5％，其中中国占了1％，而94％的海外直接投资流向了欧洲其他国家以及美国。德国与英国海外直接投资的广度略好一点——面向发展中国家的比例为8~9％，中国占到1~2％——留在欧洲及美国的比例达到85％。波兰、匈牙利、捷克等国由于近水楼台之便，能给德国与法国企业提供有利条件——工资水平及其他成本都低得多——相形之下，墨西哥之于美国，中国之于日本，一样也能提供这些便利，因而上述对比尤其惹人注目。
看起来，只有美国与日本的海外直接投资格局才真正具有全球性。美、日两国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份额都是27％，相当于欧洲三大国同一比例的3~5倍。
如果其他国家各大企业纷纷从世界上价格最低、发展最快的国家进口货物，并在那里设厂生产，进而学会在那里经营、销售，规模达到本国生产同种产品企业的两倍、三倍以至许多倍，那么本国企业的生产成本就会显著增加。在这样一个特殊时代，与美国相比，德、法、英三国经济增长何以慢了这么多，国民收入何以低了这么多，生产力水平差距为何这么大，这些国家对于欧洲之外世界其他部分的基本态度就是最为关键的原因之一。可以肯定的是，在汽车制造、移动通信及节能生产这三个领域，欧洲公司的全球化程度并不亚于美国的竞争对手。例如，欧洲一家航空公司最近就把出单及托收业务移往印度，由此节省了4 000万欧元经营成本，并增加了6 400万欧元之前一直不付费的发货收入。但是，在推动大型经济体发展进步的数不胜数的其他领域，不管是在第三世界国家市场上，还是在国内市场上，德、法、英三国企业所占份额一直都在稳步流失，不仅被美国企业挤占，而且也被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韩国、台湾甚至巴西的企业蚕食。因此，仅仅从1990年开始，欧洲制造企业的全球市场份额就从18。5％锐减到14％略多，而美国企业的市场份额则从21％提高到23％。
第四章 经济日趋衰退的欧洲与日本 日本经济衰退之路（1）
过去几十年，日本一直都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经济体之一。但是，作为全球经济格局中的一个重要角色，日本也具有截然不同、独一无二的弱点。日本的跨国贸易与投资结构表明，日本企业并没有真正实现全球化。日本的弱点在于，本国经济自外于世界大部分地区，几乎就跟印度一样心无旁骛。这种情形可以追溯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当时，日本为了把其他国家的竞争压力屏蔽在外，设立了保护主义的铜墙铁壁。在这些保护政策背后，精心安排的政府补贴帮助日本国内汽车与化工行业成为具有世界竞争力的出口大户（但不包括同样接受补贴的航空与医药行业）。20世纪70年代，日本经济严重失足，其时，油价冲击动摇了经济发展，于是日本政府调整了补贴、管制与保护（还有私营银行信贷扶持）的对象，把扶持重点从实力强大的出口企业转向惨淡经营的行业部门。这就是日本经济当今这种二级结构的真正发端，一方面，在少数几个领域，实力强大、不断创新的日本企业经营范围遍及全球，另一方面，数以百计的国内弱势行业受到特别保护，从食品加工、纺织制造到商业零售、金融服务，无不如此，日本经济由此出现两极分化。
同样重要的是，整个20世纪70年代，几乎任何形式的海外直接投资都还继续遭到日本法律的禁止。1980年，权力强大的日本大藏省（财政部——译者注）废除了少量禁令，不过都无关痛痒。到1992年，又废除了一些，还是不能引人注意。直到1998年，大批此类限制法规终于宣告终结，但是其所导致的后果已经十分严重：近10年之后，日本吸收的海外直接投资占其GDP的比例分别只是美国、德国、英国的1/7、1/20、1/30。直到现在，日本在这个方面还是严重失衡，外资企业在日本经济中所占比重仅相当于土耳其的1/5。（由于在日本直接经营面临重重障碍，外国人只好购买日本公司股票，外资持股比例达到22％。）
而且，很多重要限制依然存在。例如，外国公司对日本企业的大部分并购行为仍然被日本法律所禁止。这个问题十分重要，因为在任何其他国家，半数以上的海外直接投资都是通过企业并购实现的——比如，在新开辟的海外市场上，美国沃尔玛和日本三菱的典型做法都是收购当地企业，按照自己的模式对其进行改造，从而实现发展壮大。但是，日本法律仍然能够有效禁止外国公司通过所持股票收购日本企业，如此以来，恶意收购固然没有可能，而外国企业不使用所持股票的善意投标照样也会被董事会拒绝，日本各大公司董事会之间的“交叉持股”或互兼董事现象十分普遍。企业集团各个公司之间相互持股，以此阻止外人进入，这是日本企业十分常见的实践模式。因此，即使由于日本经济长期停滞，通货膨胀不断加剧，因而造成大量企业廉价出售，发生在日本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跨国兼并仅占全球总数的2％。
已经设法进入日本市场的外资企业经营情况良好，这对其他公司是一个极大鼓励。例如，外国制造商在日本分支企业的生产力水平高出日本同行60％，而在服务行业，这种差距更是达到80％。这种现象很不正常：在法国和美国，一般外国公司分支企业的生产力水平与普通本土企业不相上下。因此，日本出现的这种差距应该会为外国企业带来极大优势，不过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因为与其竞争的效率低下的日本本土企业享受着巨额补贴和管制保护。所以，在针对海外直接投资的大部分法律限制解除之前，2005年（有数据可考的最近年份）流入日本的海外直接投资跌落到了1996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第四章 经济日趋衰退的欧洲与日本 日本经济衰退之路（2）
与欧洲一样，日本这种拒绝接受全球经济现实的方式极具破坏性。由于市场增长缓慢，劳工与原料成本昂贵，德、法、英三国经济发展分别受到自身条件制约，而日本则是割断了本土企业与全球各个行业领域领头企业的联系。凭借不断涌现的创新成果，美国企业，甚至整个美国经济脱胎换骨，焕然一新。然而，日本却大量错失这些创新成果带来的宝贵机会，成千上万家效率低下的小企业享受着巨额补贴，又没有来自其他先进国家企业的竞争压力，两相作用之下，日本企业开发自有技术与实践模式或者采用外国技术及经验的内在需要荡然无存。结果就是，日本现在已经成为全世界生产效率最低的先进经济体。而且，尽管日本也有全球性投资与贸易布局，但是，1990年以来，日本制造业产品的全球市场份额已经从19％下降到13％，萎缩幅度超过欧洲国家。
在这种趋势之下，也有几家日本公司还是能够逆流而上，尤其是那些不得不应对外国竞争压力的出口企业。其中最显著的例子就是丰田公司，丰田现在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汽车制造商，随时准备取代通用，成为全球第一。（2006年2月，就在通用关闭位于新泽西州林登市汽车工厂的同一天，丰田在墨西哥的地华纳（Tijuana）开了一家新厂。通用主席里克·瓦格纳（Rick Wagoner）强调：“我们已经领先了73年，再领先73年的可能微乎其微。”他要么是虚与委蛇，要么是孤陋寡闻。）欧洲三大国一样不乏例外，各自都有一批世界一流的著名企业——比如，能源巨头就有德国的鲁尔（E。on）、法国的道达尔（Total）、英国的英国石油；保险业领袖有德国的安联（Allianz）、法国的安盛（Axa）；电器制造巨擘有德国的西门子；零售业巨人有法国的家乐福；金融服务王牌有英国的汇丰持股（HSBC Holdings）。
在这些业绩辉煌的公司背后，上述国家的绝大多数企业面临严峻挑战，他们很难采用并适应创新成果，而创新恰恰是全球化对所有企业的现实要求。最大的问题并不在于，为了创新，哪个国家投入的相关资源最多。自从1990年以来，日本研发投入所占GDP比例高于美国，而美国又高于欧洲三国，差距主要来自国防领域的研发投入。
关于美国生产力收益的研究结果为追踪研发投入的实际去向提供了最佳线索。在这个问题上，绝大部分对此有所思考的美国经济学家及社会学家已经形成共识。首先，这与信息技术的传播密切相关。出人意料的是，从信息技术中获益大小并不取决于一个企业乃至一个国家的投入多少，而是取决于如何使用这些技术。
这就是欧洲与日本要为管制政策与政府补贴付出沉重代价的关键所在。对基础农业与核心产业的所有补贴可以保证他们获得合理回报，然而，分区管制与价格控制只会阻碍形成新的竞争。因此，尽管法、德、英三国企业在信息技术方面的投入一点也不比美国（及瑞典）公司少，然而各种补贴与管制保护使得他们面临的市场压力大大减弱，而在美国，正是市场压力迫使各企业不断改变经营方式，从而保证技术投资真正发挥应有作用。
跟美国同行一样，欧洲与日本企业经理人同样明白应该实施何种变革——如果他们不明白，随时都有大批国际咨询顾问准备向他们建言献策。但是，对绝大部分人而言，企业为适应新技术而进行的变革总是困难重重、令人不快的——部门、岗位、产品、流程，要么裁撤，要么重组；掌握新技能的人才不断引进；不会使用新工具的员工被迫走人。因此，在补贴与管制的卵翼之下，绝大多数人都可以一如既往地继续从事着自己熟悉的工作，这时他们自然不愿意承受实施艰难变革带来的麻烦与痛苦。
第四章 经济日趋衰退的欧洲与日本 日本经济衰退之路（3）
如果说这还不够，不妨看看德、法两国企业。有些时候，为了适应市场要求，他们也想实施变革，但是马上就会发现变革计划违反法律：在这两个国家，除了那些规模最小的雇主，任何企业都不能在没有理由的情况下解雇员工，为了更好地利用新技术而实施的企业重组根本就不是合法理由。银行打算新上一套账目控制系统，零售企业计划安装自动话务系统，他们当然可以按计划实施，但是，企业不能让原来人工操作这些业务的员工走人，很多情况下，甚至连给他们重新安排工作都不行。根据OECD最近所做的分析结论，除了汽车与机械行业，德国经济几乎就没有从新兴信息技术当中获得什么好处。
在日本和许多欧洲国家，由于存在各种管制与补贴，再加上薪资税率很高，创办新企业十分困难，因而抑制了生产力发展。这个问题关系重大，因为在既有知名企业主导市场的情况下，新企业要想引人注意，自然更倾向于采用新技术，更愿意适应新的商业模式。新企业经营成功之时，就会给既有企业带来压力，迫使他们要么效法新企业，要么另外开辟自己的发展方向。如果因为传统书店受到管制保护与政府补贴，网上书店亚马逊（Amazon）难以占领市场，尽管我们无法确切预知发展结果，但是可以肯定，巴诺（Barnes and Noble）（美国最大连锁书店——译者注）迄今仍然只是一家传统书店而已。
在适应新的生产技术与商业模式的要求方面，法国、德国、英国与日本工人面临更多更难。一个尚未获得普遍公认的原因就是，日本与欧洲工人的受教育程度明显低于生产力水平更高的美国工人。日本与欧洲三大国年度教育投入所占GDP比例低于美国15~25％——部分原因在于美国家庭的私人教育支出更高，主要表现为供给孩子念完大学。不过，更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欧洲人与日本人的上学年限低于美国人——研究结果充分表明，对于新的生产技术与工作方式，教育程度高的工人的灵活性更高、适应力更强。
据OECD与世界银行报告，德国与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