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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深夜，远处飘来跳舞厅的音乐，女人尖细的喉咙唱着：“蔷薇蔷薇处处开！”诺大的上海，没有几家人家点着灯，更显得夜的空旷。我房间里倒还没熄灯，一长排窗户，拉上了暗蓝的旧丝绒帘子，像文艺滥调里的“沉沉夜幕”。丝绒败了色的边缘被灯光喷上了灰扑扑的淡金色，帘子在大风里蓬飘，街上急急驶过一辆奇异的车，不知是不是捉强盗，“哗！哗！”锐叫，像轮船的汽笛，凄长地，“哗！哗！……哗！哗！”大海就在窗外，海船上的别离，命运性的决裂，冷到人心里去。“哗！哗！”渐渐远了。在这样凶残的，大而破的夜晚，给它到处开起蔷薇花来，是不能想象的事，然而这女人还是细声细气很乐观地说是开着的。即使不过是绸绢的蔷薇，缀在帐顶、灯罩、帽檐、袖口、鞋尖、阳伞上，那幼小的圆满也有它的可爱可亲。
这一段描写仍是《谈音乐》里的。《谈音乐》发表于1944年11月，《苦竹》的创刊号上。《苦竹》的封面是炎樱画的：满幅浓密的竹枝竹叶，一根粗壮的竹干留白，斜过画面，留白处写着一首小诗。张爱玲在《诗与胡说》中提到过这首诗：“周作人翻译的有一首著名的日本诗：‘夏日之夜，有如苦竹，竹细节密，顷刻之间，随即天明。’我劝我姑姑看一遍，我姑姑是‘轻性智识分子’的典型，她看过之后，摇摇头说不懂，随即又寻思，说：‘既然这么出名，想必总有点什么东西吧？可是也说不定。’”
就在《苦竹》创刊面世的同时，汪精卫死在日本医院里，汪伪政府破败之相凸显。而早在一年前，日本的两个欧洲盟国——德国与意大利，在欧洲战争中遭到了惨重的失败，国际法西斯联盟的败局就已经定了。原作者创作这首小诗未必是为日本投降准备的，张爱玲与姑姑谈它也显然并不是先眺到了抗战胜利的曙光。此后不久写的“蔷薇处处开”这一段，却是黎明前最黑暗的社会现实及其下的作者绝望心境的写照，但张爱玲的心情又是复杂的：黑冷的深夜与到处盛开的蔷薇构成巨大的反差，使她不禁要挖苦歌者几句；同时又因为夜太黑，心太冷，更需要慰藉，哪怕它是“幼小的”、没有生命的图案。
张爱玲在《谈音乐》里提到弹词《描金凤》：“弹词我只听见过一次，一个瘦长脸的年轻人唱《描金凤》，每隔两句，句尾就加上极其肯定的‘嗯，嗯，嗯’，每‘嗯’一下，把头摇一摇，像是咬着人的肉不放似的。对于有些听众这大约是软性刺激。”
《描金凤》是传统经典长篇弹词作品，名字又叫《错姻缘》，不知作者是谁。书成于清朝光绪之前，共有12卷，46回。有人计算过，如果按书每天演唱两小时，得70天才能唱完。
八个音符穿戴了鲜艳衣帽的个性舞蹈（2）
《描金凤》写姑苏书生徐惠兰因家贫向叔父借贷，受辱自尽。江湖术士钱志节将他救起，又将女儿钱玉翠许配给他。玉翠以家传御赐描金凤相赠，作为定情之物。后惠兰被姑母接去读书，途中救了重病的书生金继春，二人义结金兰。惠兰的表兄王云卿被人害死，惠兰被冤枉为凶手而处极刑。临刑前，继春以自己的外貌与惠兰相像，设法换出惠兰而代他去死，临刑时被绿林好汉劫走。京中大旱，钱志节应诏求雨成功，得封高官，为惠兰申冤，终于抓住真凶马寿。其后，惠兰应试，连中三元，因而得以授官，并与玉翠成婚。作品情节一波三折，十分感人。
《描金凤》演唱者的“咬肉不放”，虽然给张爱玲带来不快，但“描金凤”这个名字，却使她产生了好感。抗战胜利后，她将“描金凤”作了她在写的一部长篇小说的名字。但不知当时她有没有坚持把“咬肉”看完，不知她《描金凤》的灵感有无受弹词《描金凤》情节的启发？
张爱玲在她的两篇散文里，都提到了“苏三不要哭”，一是《中国人的宗教》：“中国人虽然考究怎样死，有些地方却又很随便，棺材头上刻着生动美丽的‘吕布戏貂婵’，大出丧的音乐队吹打着‘苏三不要哭’”；二是在《私语》里写她出生的老房子：“在阴暗交界的边缘，看得见阳光，听得见电车的铃与大减价的布店里一遍又一遍吹打着‘苏三不要哭’，在那阳光里只有昏睡。”
“苏三不要哭”是首外国歌曲，名字叫Susanna，现今通译为“苏姗娜”，早年在中国被译为“苏三不要哭”，系取歌词中的一句。这首歌在上世纪70年代后期即文革结束以来，一度十分流行，而显然早在三四十年前就已经流行过。
《苏姗娜》的曲调简短，音域很窄，节奏又较快，歌词却有3段，而又有一段副歌，这些因素导致这首歌给听者以明显的重复的印象。歌曲的本身即有许多重复，若再一遍又一遍地播放，那重复就更以乘积的倍数折磨人的耳朵了。
《苏姗娜》歌词的内容，是以第一人称的口吻，叙述一个来自故乡亚拉巴马的人，带着五弦琴，到路易西安那，到奥尔良，四处寻找心上的姑娘苏姗娜。他一边弹着琴，一边向路人絮絮念叨着他如何冒着夜雨上路，如何梦见含泪吃着荞麦饼的心上人，如何红日当空心却冰冷，如何为了爱情愿奉生命。歌词是伤感的，又带着为情所炙的固执。大出丧时奏它，自然是取它的伤感，布店则是取它的流行。但显然这首歌在张爱玲听来，却都是悲哀，尽管那布店的大减价也许只是促销的手段而并非生意不好。
除了散文，张爱玲在她的小说中，也不时提到音乐。比如《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一段：
“薇龙一夜也不曾合眼，才合眼便恍惚在那里试衣服，试了一件又一件，毛织品，毛茸茸的像富于挑拨性的爵士乐；厚沉沉的丝绒，像忧郁的古典化的歌剧主题歌；柔滑的软缎，像《蓝色的多瑙河》，凉阴阴地匝着人，流遍了全身。”
《创世纪》中：“……留声机就放在桌上，非常响亮地唱起了《蓝色的多瑙河》。……华尔兹的调子，摇摆着出来了，震震的大声，惊心动魄，几乎不能忍受的，感情上的蹂躏。尤其是现在，黄昏的房间，渐渐暗了下来，唱片的华美里有一点凄凉，像是酒阑人散了。……嘹亮无比的音乐只是回旋，回旋如意，有一种黑暗的热闹，简直不像人间。”
由奥地利作曲家约翰施特劳斯创作于1867年的《蓝色的多瑙河》，全称是《美丽的蓝色的多瑙河旁圆舞曲》，最初是一首声乐舞曲，后抽掉合唱，单以管弦乐器演奏获得成功。在140年的漫长岁月里，逐渐风靡全球，并且长盛不衰，成为最经典的世界名曲之一，赢得了不同国度、不同民族人民广泛的喜爱，更被本国人民引以为豪。
在维也纳，《蓝色的多瑙河》甚至被誉为“非正式的第二国歌”，显然其中不仅包含喜爱，还怀有尊敬，这与它的来历有关。1866年，普奥战争爆发，奥地利在7月中的萨多瓦战役中大败，敌人一度兵临首都维也纳城下。奥兵士气低落，维也纳人也几乎丧失了信心。曾任维也纳男声合唱协会指挥的约翰冯赫贝克深知音乐的力量，他希望用音乐来振奋人心，于是委托约翰施特劳斯，一首给人以美感与力量的伟大乐曲由此诞生。
张爱玲所说“摇摆着出来”的曲调，那是黎明的脚步，可能因挟带着的能量太过巨大而显得不稳；继而那惊心动魄的“震震的大声”，那令人“几乎不能忍受的，感情上的蹂躏”，正是力量的爆发，振聋发聩、摧枯拉朽要冲破一切的力量。
在《连环套》的开头，有一段戏院音乐会的描写，与《谈音乐》里所写交响乐似而不同，对照来看颇有意思：
“……下午的音乐会还没散场，里面金鼓齐鸣，冗长繁重的交响乐正到了最后的高潮，只听得风狂雨骤，一阵紧似一阵，天昏地暗压将下来。仿佛有百十辆火车，呜呜放着汽，开足了马力，齐齐向这边冲过来，车上满载摇旗呐喊的人，空中大放焰火，地上花炮乱飞，也不知庆祝些什么，欢喜些什么。欢喜到了极处，又有一种凶犷的悲哀，凡哑林的弦子紧紧绞着，绞着，绞得扭麻花似的，许多凡哑林出力交缠，挤榨，哗哗流下千古的哀愁；流入音乐的总汇中，便乱了头绪——作曲子的人编到末了，想是发疯了，全然没有曲调可言，只把一个个单独的小音符叮铃当啷倾倒在巨桶里，下死劲搅动着，只搅得天崩地塌，震耳欲聋。”
音乐在张爱玲的小说中，从未占据主要地位，而永远是作为背景、引子、过场出现的，即使像上面所引的详细描述，也只出现过一次。由此来看，张爱玲说她不喜欢音乐，并非故意或姑且之言，只是在她的艺术中，音乐总是萦绕左右，无时或缺。
流动的肢体飞扬的喜悦
于肢体的流动里感到飞扬的喜悦。
——张爱玲《谈跳舞》
张爱玲的小说里述及人物跳交际舞的地方很多，次数可能仅次于写看电影的。虽然未见张爱玲对跳舞的兴趣超过看电影的记录，但她对作为交际舞她称之为“社交舞”的舞蹈是不陌生的。还在她只有四五岁的年纪，母亲被父亲气得出走了，父亲将姨太太带回家来。张爱玲在文章里称她为“姨奶奶”。姨奶奶不喜欢张爱玲的弟弟，而很“抬举”她，每天晚上带她到天津著名的舞厅“起士林”去看跳舞。通常是，张爱玲坐在桌边，面前有一块高齐眉毛的白奶油蛋糕由她大快朵颐。这种教育一般很有效，即使张爱玲原先不喜欢跳舞，但因它是与香甜的奶油蛋糕联在一起的，她成年后还对绵软的西点十分喜好。所以在移情的作用下，她至少对跳舞不会太反感。何况舞场总是充满了热闹、欢乐，还有优美的音乐。
在张爱玲的少作中，有一篇《理想中的理想村》。在她少年的理想社会中，就有“一所精致的跳舞厅”建在那“小山的顶上”。可见她对它是喜欢的，至少也认为它是社会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张爱玲在她25岁那年写出了《谈跳舞》一文，她认为“中国是没有跳舞的国家”，因为中国人在公开的社会生活中不能“于肢体的流动里感到飞扬的喜悦”，而只有在“背人的地方”发生的男女关系中才“于肢体的流动里感到飞扬的喜悦”，论据是“春宫画特别多”。至于她说的因为没有跳舞的缘故，“中国女人的腰与屁股所以生得特别低，背影望过去，站着也像坐着”。这当然只是辛辣讽刺，不然她为何不把同样不跳舞的男人也列进去？
对于社交舞正当与否所产生的社会争论，可以作为“中国没有跳舞”的另一个证据。交际舞究竟是否带有性的意味，这是一个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张爱玲指出它“实在是离不开性的成份的”，但同时又认为它“是最无妨的两性接触”。
交际舞多是男女对舞，因此其中有基本的男女关系，这是张爱玲对它感兴趣的原因之一。她认为契诃夫的小说里跳舞的一段写得好，就是因为契诃夫将舞蹈中的男女关系表现得有层次。人们对男女对舞往往只注意双方的和谐与技巧，契诃夫却写出了和谐中有比试，技巧中“有深艳的情感”，所以精彩：
……她又和一个高大的军官跳波兰舞；他动得很慢，仿佛是着了衣服的死尸，缩着肩和胸，很疲倦的踏着脚。——他跳得很吃力的，而她又偏偏以她的美貌和赤裸裸的颈子鼓动他，刺激他；她的眼睛挑拨的燃起火来，她的动作是热情的，他渐渐的不行了，举起手向着她，死板得同国王一样。
看的人齐声喝采：“好呀！好呀！”
但是，渐渐的那高大的军官也兴奋起来了；他慢慢的活泼起来，为她的美丽所克服，跳得异常轻快，而她呢，只是移动她的肩部，狡猾地看着他，仿佛现在她做了王后，他做了她的奴仆。
舞蹈：民族的记忆（1）
舞蹈是民族的记忆、梦魇、经历，某个舞蹈总是起源于某个民族，虽然后来在流传中不断吸纳与扬弃而风格有变，但或多或少总还会带有它的母体民族的性格特征与经历痕迹。所以分析舞蹈，从民族性上找原由，是条好路子，张爱玲就深知此理。如她对探戈的评析：
“……探戈来自西班牙。西班牙是个穷地方，初发现美洲殖民地的时候大阔过一阵，阔得荒唐闪烁，一船一船的金银宝贝往家里运。很快地又败落下来，过往的华美只留下一点累赘的回忆，女人头上披的黑累丝纱，头发上插的玳瑁嵌宝梳子；男人的平金小褂，鲜红的阔腰带，毒药，匕首，抛一朵玫瑰花给斗牛的英雄——没有罗曼斯，只有罗曼斯的规矩。这夸大，残酷，黑地飞金的民族，当初的发财，因为太突兀，本就有噩梦的阴惨离奇，现在的穷也是穷得不知其所以然，分外地绝望。他们的跳舞带一点凄凉的酒意，可是心里发空，再也灌不醉自己，行动还是有许多虚文，许多讲究。永远是循规蹈矩的拉长了的进攻回避，半推半就，一放一收的拉锯战，有礼貌的淫荡。”
张爱玲又深知舞蹈反映民族的生存环境与状况，她从这个视角去看印度舞，把印度舞诠释得很透彻：
“印度有一种癫狂的舞，……舞者剧烈地抖动着，屈着膝盖，身子矮了一截，两腿不知怎样绞来绞去，身子底下烧了个火炉似地，坐立不安。那音乐也是痒得难堪，高而尖的，抓爬的聒噪。歌者嘴里就像含了热汤，喉咙颤抖不定。这种舞的好，因为它仿佛是只能如此的，与他们的气候与生活环境相谐和，以此有永久性。地球上最开始有动物，是在泥沼里。那时候到处是泥沼，终年湿热，树木不生，只有一丛丛壮大的厚叶子水草。太阳炎炎晒在污黑的水面上，水底有小的东西蠢动起来了，那么剧烈的活动，可是没有形式，类如气体的蒸发。看似龌龊，其实只是混沌。龌龊永远是由于闭塞，由于局部的死：那样元气旺盛的东西是不龌龊的。这种印度舞就是如此。”
张爱玲在《谈跳舞》里提到美国一度十分流行的吉特巴（Jitterbug）。吉特巴俗称拉面舞，又叫帕司。二战期间水兵在甲板上用皮靴的靴跟靴掌击打出明快的节奏伴舞，因而又称水兵舞。吉特巴起源于美国西部，最初是慢四步跳法，后被牛仔带入东部，又吸取了其他舞蹈的特点，节奏发生变化，终于变成了一种活泼轻快热情奔放又带有随意性的舞蹈。二战中吉特巴由美国水兵带到广州上海，张爱玲应就是由此认识吉特巴的。张爱玲由该舞动作快速而有爆发力，将它译为“惊蛰”——既顾及了原声发音，又反映了舞蹈的动作特点如同春雷下冬眠小虫的蓦然惊醒。她认为它的流行是因为所有的人在舞蹈中身心得以释放：
“……大家排队开步走像在幼稚园的操场上，走几步，擎起一只手，大叫一声‘哦咦！’叫着，叫着，兴奋起来，拼命踢跳，跳到疲筋力尽为止。倦怠的交际花，商人，主妇，都在这里得到解放，返老还童了……”
张爱玲向来对各种民族舞蹈十分注意，也有机会看到。她在香港念大学期间，有一年暑假里，修道院附属小学的一群女孩借用港大宿舍消夏，其中有一位被美国太太拣去的俄国孤儿纳塔丽亚会随着唱片里播放着的民歌“我母亲说的/我再也不能/和吉卜赛人/到树林里去”两臂上伸，一扭一扭在雨中跳起舞来；还有一个泰国曼谷女孩玛德莲，“会跳他们家乡祭神的舞，纤柔的棕色手腕，折断了似地别到背后去”；在张爱玲的同学中，有位在修道院读过半年书的马来亚来华侨金桃，也时而“学给大家看马来人怎样跳舞的：男女排成两行，摇摆着小步小步走，或是仅只摇摆；女的捏着大手帕子悠悠挥洒，唱着‘沙扬啊！沙扬啊！’沙扬是爱人的意思；歌声因为单调，更觉得太平美丽”。
张爱玲在朋友们极力怂恿下，去看了根据拜伦的长诗改编的芭蕾舞剧《科赛亚》，可能就是因为朋友们事先表现出的对它膜拜的态度，引起了张爱玲的逆反心理。朋友们说单是该剧的服装布景颜色的鲜明也很值得一看，张爱玲就直接表示对色彩的不以为然，说是还不如香烟壳上的画来得亲切。芭蕾舞向以舞姿轻盈优美著称，张爱玲偏要这样说：“就坐在最后一排也看得见俄罗斯舞女大腿上畸形发达的球状的筋，那紧硬臃肿的白肉，也替她们担忧，一个不小心，落脚太重，会咚地一响。”明显地是在挑刺，仿佛当时心情不好似的。
1945年4月9日，《新中国报》报社在华懋饭店8楼第3室为来访的朝鲜舞蹈家崔承喜举办了一个座谈会，邀请了关露、潘柳黛、张爱玲等几位女作家参加。崔承喜15岁毕业于朝鲜京城淑明高等女子学校后，到日本东京学习西洋舞蹈。3年后，先后在京城及东京设立舞蹈研究所，以东方舞表演声名鹊起。二战中巡演于美洲、欧洲各地，获“日本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