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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责任，这一切都产生了消极的作用。结果决策的机制就经不住考验。
事故的种种后果逐渐开始显露出来。起初基辅和第聂伯河的命运极其令人担忧。
但由于风向的原因，遭受最沉重的打击的却是白俄罗斯，特别是莫吉廖夫市。随后
在布良斯克州以及远至图拉市的地区也发现了污染。
5月中旬，我发表了电视讲话：对受害者表示慰问，说明已采取的各种措施，表
扬参与消除事故恶果的勇敢的人们。我也对国外所有关心我国灾情并伸出援助之手
的人们表示感谢。首先应当提到的是美国医学家盖拉和塔拉萨基、国际原子能机构
主席布利克斯。许多国家的政府和民间组织、公司、个人提供了灭火器材、相关技
术、医药制剂。这是一场没有先例的一致声援的行动。
与此同时，某些国外宣传机构大肆揭短，这证明它们与其说是为这场悲剧本身
感到不安，不如说是企图利用它来损害我国新政的声誉。国内也有人试图将切尔诺
贝利作为政治投机的目标。因此我想再谈谈关于民众和世界公众获得信息的问题。
政治局里出现了两种观点。一种认为信息应当逐渐增多，以免造成恐慌，从而
带来更大的危害。持有这种观点的人并非独出心裁：迟迟不肯将真相告诉民众甚至
本国政府这种情况，在其他国家的历次重大核事故中也时有发现。现在报纸上对企
图缓报甚至隐瞒核电站事故的行径间或仍有报道。我们这里毕竟是另外一种观点占
了上风：有关信息随到随即发表，原原本本，不加限制；不过这些信息应当是真实
可靠的。
我的意见很明确。7月3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我曾说过：“无论在解决实际问题时，
还是向社会舆论说明情况时，我们都绝不同意隐瞒真相。我们有责任对所发生的事
情进行评估并得出正确的结论。我们现在是在全国和全世界的众目睽睽之下进行工
作的。谁要以为可以敷衍塞责、玩弄花招，那是不能容许的，必须提供与事件有关
的全面信息。”雷日科夫、利加乔夫、雅科夫列夫、梅德韦杰夫、谢瓦尔德纳泽全
都支持我的意见。切尔诺贝利也成了对公开、民主、坦诚等精神的严峻考验。
我们致电各邻国和其他国家的领导人，详尽通报了当时所掌握的情况。谢尔比
纳和工作组成员5月6日和9日在莫斯科举行了记者招待会。5月中旬，包括外国记者
在内的新闻界代表访问了乌克兰，他们有机会弄清楚西方大众传媒以种种方式报道
的所谓基辅已经“空无人烟”、遇难的人“成千上万”是否属实。我们还派遣了一
个以科学院院士列加索夫为首的代表团前往日内瓦，他们在那里提出的各种报告以
其专业水准、精确程度和直言不讳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7月3日，在有各共和国代表参加的政治局会议上，按照监督程序听取了政府工
作组的总结汇报，对切尔诺贝利事故的原因进行了第一次广泛的讨论，提出了核动
力的前途问题。早在改革之前这个话题就已经在《共产党人》杂志上提出过，该刊
发表的科学院院士多列扎尔的文章引起了很大反响，但就此进行公开的讨论一事未
能获准。现在关于“和平原子能”的前景问题成了一场广泛的社会性大辩论的题目。
辩论着重涉及了核电站结构老化的问题，建设新的电站、特别是在从地震角度考虑
不够稳定的地区（如亚美尼亚、克里米亚）建站的问题，以及其他一些问题。
我经过反复考虑，了解了核动力的拥护者和反对者双方，其中包括许多世界权
威的论据，我终于得出结论：我们暂时还离不开它。萨哈罗夫院士说：“看来，未
来可以发挥念来愈大的作用的仍然是核动力。不过应该保证它的安全可靠。”伊·
瓦·库尔恰托夫也就此提出了警告：“对核反应堆应当称‘您’，它不能原谅过失，
什么时候忘记了这一点，就会发生事故。”
后来，根据乌克兰、白俄罗斯和俄罗斯联邦的建议，政府制定了消除切尔诺贝
利事故后果的长期规划，规划已获苏联最高苏维埃批准。委托有关部门对原子能电
站的技术进行评估，建议全世界共同努力提高核电站的安全程度，要求我国积极参
加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活动。我在讲话时呼吁停止核试验，宣布苏联延长此前宣布的
1986年头三个月暂停试验的期限（延至8月6日）。
切尔诺贝利敲响了一记警钟，呼唤人类认清我们生活在怎样的一个世纪。它促
使人们意识到粗枝大叶地、更不消说犯罪般草率地对待自然界是何等危险。社会舆
论集中到了环保运动力图引人注意的一些尖锐问题上。人们想起了50年代末在车里
亚宾斯克一家核企业发生的那次事故和地面核试验的种种恶果。其后发生的任何一
次故障都成了宣传报道的好材料。
切尔诺贝利清楚地反映出了我们整个制度的诸多弊病。这出悲剧汇集了多年积
累起来的一切弊端：掩盖（闭口不谈）各种非常事故和阴暗面，不负责任和漠不关
心，工作粗枝大叶，酗酒成风。这是又一个说明需要大刀阔斧进行改革的令人信服
的论据。
第九章 多一点光亮：公开性
复杂的遗产
“多一点光亮”，布尔什维克党处于地下状态的时候，列宁常常这样说。我早
在大学时代就读到了这句话，它已铭刻在我的记忆之中。
随着岁月的流逝，我的政治活动经验愈来愈使我确信，列宁的这个口号被忘得
无影无踪绝非偶然。原来，它非常不合由上级任命的官员们的口味，不合所有那些
与权力有瓜葛的人的口味。相反，“少一点光亮”这才是他们的原则和内心的愿望。
如果某位高官显宦也曾喜欢过公开性的话，那只能是因为当时他需要揭发论敌或者
低毁其竞争对手的声誉。也就是说，是出于一心追求名利的目的，而绝非将其视为
社会生活和管理机构正常运转中不容剥夺的要素。
在革命后的最初年代，“公开性”被当作党的武器。人们利用它来辱骂“反革
命”，诅咒帝国主义，批判新的“无产阶级浪潮”中的官僚主义分子。仅此而已。
因为并非别人，恰恰是列宁自己下令对新闻报道实行严厉的国家监督。这是为什么
呢？难道布尔什维克害怕同自己的思想论敌公开交锋？
这个问题一直激发着我的好奇心。何况早年在党内并未对公开性加以限制。至
今我还记得，当我第一次读到七大至十大的速记记录时，曾经大为赞叹。尽管当时
面对国内战争、外国干涉，年轻的苏维埃政权陷入绝境，执政党却并不害怕辩论，
并不认为可以限制发表意见、言论、批评的自由。我的心中形成了一种印象：列宁
有意地鼓励“敞开”党内的意见分歧，至少在初期确是如此。不信可以回忆回忆，
当时因布列斯特和约问题而反对列宁本人的论战是何等不留情面，围绕新经济政策
的争论又是何等尖锐和紧张。“工人反对派”也曾毫不留情地指责党的领袖背离了
无产阶级、劳动人民的利益。
列宁在位时，世所公认的领袖人物中谁也不曾被撤销领导职务，这个事实难道
不值得注意吗？相反，当时倒遵守一条独特的原则：领导成员中必须有各种不同立
场的活动家。在第七次党代表大会上，针对布哈林不时产生的“头脑发热”，列宁
曾写信给他说：认为中央委员会里所有的人都应当想法一致，这就意味着将党引向
分裂和灭亡。再看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托洛茨基反对派，其中的两人“务
必吸收进政治局”；而工人反对派，其中的两人“则务必吸收进中央委员会”。
这种气氛一直保持到20年代中期。正进行着激烈的大辩论，但刚刚将托洛茨基
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并流放外地，就结束了！由于惯性的作用，党内的“审查”一直
持续至1929年，随着布哈林反对派的被粉碎，极权主义的铁罩便彻底地扣到了党的
头上。
如此看来，一方面，列宁曾经是党内自由辩论的拥护者；而另一方面——正是
他在十一大的讲话中宣布了关于禁止派别的决议，这事实上意味着对异己思想进行
无情的斗争。一方面，他反对党的工作官僚化和用官僚集权制偷换民主集中制。另
一方面，却又在清查与自己持不同意见的人的关系时，采取了直至将他们驱逐出党
甚而分裂党的作法。这种矛盾可不可以用条件变化了来加以解释呢？在一定程度上
当然可以。一个处于地下状态的党决定自身的战略，这是一回事；一个已经掌握政
权并为了保有政权而迫切需要团结一致，则是另一回事。
然而我认为，性格特点，对自己正确性的绝对相信，在这里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列宁喜欢争论，不到以自己的论据和颠扑不破的逻辑将对方击败决不甘休。但遇到
“镰刀碰石头”硬对硬的场合，对手不肯认输的时候，他便不惜采取极端手段了。
这就是我意在弄清列宁对待公开性和民主化的态度的尝试。这种尝试促进了我
自己对待这些重大问题的立场的形成。
事有凑巧，有一次在魏玛参观歌德故居，我方才得知 “多一点光亮”一语出
自弥留时刻的这位伟大思想家和作家之口。
最初的步骤
公开性的第一个行动，我认为应是我1985年5月的列宁格勒之行。领导人和人们
有了一次不同寻常的接触。我的讲话既无任何底稿，又未在事前与同事们磋商，这
给政治局出了个很大的难题。3月和4月中央全会未经公布的材料中本来是在高层接
“内部方式”传达的许多东西，第一次“扩散”到了全体百姓。
接下来又发生了些什么事情呢？
在飞机旁与扎伊科夫道别时，我从他那里得到一盒录像带，里面有我在斯莫尔
尼宫与该市党组织积极分子会见时的讲话。回家后的一个星期日，我决定在别墅里
让全家人看看这盘带子。大家都很激动，赖莎·马克西莫夫娜说：
“我觉得，这应该让人人都听到，让人人都明白。”
于是我产生了一个念头：要不，把录像分发给各州委？让大家完整地听听那次
讲话，因为作为新闻报道，电视和广播只播报了一些片断。当时我很难下决心，不
愿意突出自己，那样做颇有自我宣扬之嫌。我给利加乔夫打电话并让人将盒带送过
去，我在电话里对他说：
“叶戈尔·库兹米奇，你看一看，然后说说自己的意见。要不要分发给各州党
委？”
他看过录像后给我回电话说：
“我认为，除了几句话以外，也许应该在电视上全文播发。济米亚宁也是这个
意见。”
既然利加乔夫（当时是我的“左膀右臂”）和济米亚宁（“首席思想家”）这
样讲，我也就同意了。当时关心时事的人都应当还记得，这次转播在全国引起了何
等热烈的反响。人们产生了真正要开始有所变化的希望。
公开性的第一步已经迈出，但前面的道路还很漫长。在中央委员会机关，刻板
陈旧的宣传毫无变化。1985年夏天便撤换了宣传部长。但是党整个庞大的意识形态
机器（机关工作人员、报刊、党校、社会科学学院等等）仍然在按照自己习以为常
的制度运转。要想改变局面，除非在事事秘而不宣的体系上一个接着一个打通“窗
口”，这个只有总书记能够做到。
我接受美国《时代》杂志采访时的讲话（9月初）和与法国三个电视记者的交谈
（10月），便成了通向公开性的这种突破口之一。《时代》负责人提出访谈要求，
建议将问题寄来，亦即“按老规矩”进行采访。书面回答已经写好，但在约好的那
天美国人到来之后，却展开了现场交谈。《真理报》全文发表了这次谈话，在国内
和世界上都引起了极大的兴趣。与法国记者会晤的情形可说是一模一样，时间正值
我出访巴黎前夕。我在完全公开的自由环境中与这些人接触，他们谈起话来咄咄逼
人，有时甚至出言不逊，总是“单刀直入”地提出各种问题。不过，看来我并没有
输掉这场舌战。
对我而言，这两次访谈无异于一次崭新的经验，一种特殊的收获。留下的感觉
仿佛是跨越了某种障碍。在台上讲话，并且还是面对怀着友善心情、“遵守纪律”
的听众，这是一回事；而和人面对面地讲话，人家随时都可能打断你。反驳你，这
又是另外一回事了。我也并非一下子就觉得无拘无束，刚开始还是小心翼翼的，但
逐渐便兴奋起来，“开足了马力”，不再去考虑人家正在给我录音或者正在进行直
播了。
总书记同大众传播媒介打交道的新风格为党的其他领导人树立了榜样。现在这
样做已经司空见惯，显得十分正常和平淡，可一开始还被当作新鲜事儿，使得一些
人满心喜欢，也遭到另一些人的指责。
鼓励在报刊、电视和广播上对我们生活中各种各样的丑陋现象、不足和缺点发
表批评意见，便成了扩大公开性顺理成章的下一个阶段，而以上种种事情以往是不
允许公开讲出来接受社会舆论评判的。社会已经被无所不至的压制和禁铜折磨得奄
奄一息，只消给记者们稍稍输点儿“氧气”，他们便立即充满了批判哲学的激情。
但他们随即遭到了靠委任得到职务的那些官员们的抵制甚至迫害，地方上尤其如此。
我本人也注意到了某些偏差：批评逐渐带有侮辱、谩骂的性质，往往发表一些
公然诽谤的材料，歪曲事实，颠倒是非。另一方面，报纸版面和荧屏上充斥着专职
的写作者：专家、教授、作家，首屈一指的则是记者们自己。而“来自生活”的普
通群众又一次成了聆听教导和训诫的角色。并且每家传媒机构准许“公开露面”的
只是些“自己人”，根本客不下与自己持不同观点的人。对于公开性的这一类“下
脚料”，开始时我们还试图用往日惯用的方法加以屏除：总书记提醒“首席思想家”
注意，那人则向宣传部长作出指示，部里再召集编辑记者开会，指示他们应当怎么
做才对。
但是这些久经考验的方法渐渐不起作用了。编辑们开始“顶牛”，有些人干脆
就不听话，用自行其是的作法考验党的领导的耐心。几乎每星期都要出现一批“大
胆”文章，它们对当时公开性所允许的限度心中有数。最早扮演“领头羊”角色的
是《星火》、《莫斯科新闻》、《论据与事实》等报刊。因此如前所述，在几次中
央全会上、在机关和领导人中，一时对新闻界的为所欲为议论纷纷。我却愈来愈趋
向于得出结论：必须保障公开性免受侵犯，但大众传媒也应当承担明确的责任。要
办到其中任何一点，都不可以采取“喝令”编辑的办法，而只能诉诸有关新闻出版
的法律。我的这种想法最早考虑成熟大约是在1986年，但待到其得以付诸实施，已
经耗去了不少时间。
由于有了公开性，改革开始获得越来越广泛的社会基础，其意义是难以估量的。
而只有真正“富有参与精神”的人才能做到公开性，他们在报纸和广播电视台的编
辑部里日复一日地传播和阐释着新思想。没有公开性，便很难指望相应的实践活动
能沿着改革政策的轨道进行。
当我感到出自上层的意图被日益“架空”，在党政机关垂直领导部门卡壳的时
候，便更加对公开性的意义作出了高度评价。言论自由能让你越过机关工作人员直
接与群众打交道，激发他们的积极性，获得他们的支持。“反馈”形成之后，同样
会对改革的发动者产生巨大的影响。
禁区
“批评禁区”很快就成了一个急迫的问题。勃列日涅夫认为还是给自己在“高
层”的战友们留点情面为好，因为无论如何也离不开他们。什么时候容许过对库纳
耶夫、谢尔比茨基、拉希多夫、阿利耶夫或者莫斯科“格里申帮”提出批评意见？
这根本就是不可思议的。
问题并不仅止于此。当时究竟是一种什么情形呢？在区里可以批评所有的人，
甚至区执委会主席。但是第一书记嘛，只要上面还没有撤掉他，你可千万别碰。这
曾是一条铁定的规矩。因此，当级别越来越高的一个个党员领导如今相继脱出了
“批评禁区”的时候，反应就近似病态了。有多少电话打到了编辑部、党中央，指
控电视和报纸竟然“胆敢”将久居高位的土皇帝们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对《真理
报》主编维·阿法纳西耶夫的埋怨也很多。各州都扳着指头计算，看看党中央机关
报正面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