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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不定都归到我的头上已成时尚。而如果我们严格地回忆一下事态的进程，那么从
1985年四月全会起，我们还从来没有变更过政治方向，始终都是沿着变革的道路向
前推进的。当然，也并不一直都是同一个速度，是有张有弛的。但从未有过从民主
化改革的既定目标上后退的事。
我们也不是一下子就挖得很深，最初不过松松土罢了，想是能够得些先前所不
曾有过的好苗苗。当时已经涉及到所有制、商品货币关系、经营管理的新形式等问
题。改革的构思，随着运动的进展，加之积累了一些经验，其轮廓更加明晰了。运
动不是自发地、也不是按照总书记一个人的意志。而是在辩论和执政的共产党正式
机构作出的决议的基础上推进的。
如果照这些“党的里程碑”来看，改革的历史大体如下。
第一阶段，从1985年4月到1986年苏共党的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万事开头难。
我们摆脱了渐渐地已习惯的意识形态的模式，初步地尝试着分析要建立一个怎样的
社会，这个社会与列宁的设想之间是怎样的关系，它在世界上占有怎样的位置。我
们回顾了自己的历史，尽量剔除对历史的扭曲。开始制订一份在社会主义选择的范
围之内的革新社会的计划。
在这一可说是哲学阶段之后，是组织阶段，这阶段已在研制经济、政治和法律
的改革的规划，并采取将其付诸实施的措施。而此时每前进一步都要由党、由其领
导机构的决议来安排。我记得，1987年的一月全会上提出了必须重新审视关于社会
主义的过时了的观念，并建议采纳一系列社会和国家民主化的激进措施。同年的六
月全会，批判了管理经济的行政指令方法，并明确表示支持彻底的经济改革。1988
年的二月全会是在“给革命性的改革以革新思想”的口号下召开的。最后，全苏第
十九次党代表会议的决议成了改革事业从哲学思想和第一批按照“在实践中摸索的
工作方法”进行的实际行动向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开展全方位深人推进过渡的基础；
首先是向实施1917年之后第一次自由选举议会过渡。
于是，任何一个公正无私的研究者都应当承认，党不仅曾经是改革的发动机，
而且事实上还在人民代表大会废除苏联宪法第六条之前就已经同意放弃自己在社会
上的垄断地位了。
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闭幕之后，政权便开始转交到苏维；埃手里。党就像在民
主社会里那样，已经不再能指令性地决定国家的发展，而是应该通过政治手段行动
了。但它仍然是惟…一支拥有全联盟范围的组织规模的强大的政治力量。不过，许
多党的委员会在失去习以为常的指挥职能之后自我感觉失常。
对党来说十分沉重的阶段开始了，它要寻找自己在革新中的社会里处于怎样的
地位。广大共产党员面临着实实在在要决定党的命运的问题：它有没有能力改革好？
能不能从一个与国家同生同在、在许多方面官僚气十足的结构改变为群众性的按民
主作风组织起来的左派力量的政党？一场全党范围的大辩论自发地启动了，矛头针
对领导的批判浪潮掀起来了，脱离党的队伍的人数急剧增长。苏联共产党的团结统
一因各共和国的分立运动而开始逐步削弱并遭到破坏。
即使在这一十分艰难的时刻，苏联共产党仍继续在对事态的进程发生重大的影
响。在1988年的七月全会上，讨论了落实全苏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决议的问题。九
月全会的议题是完善党的机关结构。1989年1月，中央委员会核准了苏共参与选举的
政治纲领。3月，发表了新的土地政策，其主要目的为恢复农民是土地主人的地位。
同年的九月全会因通过了《关于党在当代条件下的民族政策》的纲领而成为瞩目事
件。1990年2月5～7日举行的全会，又通过了苏共中央提交党的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
的纲领《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
我希望读者不要埋怨这份“党的大事记”。提到党的这些会议，我想强调指出
的是，党的生活并未止息。作为苏联的当选总统，我根本不准备像现今某些人所认
为的那样，“让党听凭命运摆布”。如果我真有这样的意图，那就照此办理，离总
书记的职位而去，而且这不也正是民主派那么坚决地要求我的么。这是再简单不过
的事了。可正因为我意识到面对苏联共产党、面对几百万共产党员，对改革的命运
应该负起责任，而我还认为，竭尽所能，使党能经历内部民主化的道路，井在新的
政治结构里具有应有的地位，也是我的责任。对于能否成功地解决这项任务，还是
让机关的保守势力占据上风，应该由提前召开的苏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作出回答；
而俄罗斯共产党员第一次代表大会则是它的特殊的前奏曲。
光明正大
关于第二十八次党代表大会的意义我已经谈过了。这是党内的改革派和正统保
守势力之间的一场搏斗。党在经历了将近90个年头之后，在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上
并未放弃自己历史遗产中正面的东西，但谴责了极权主义，还宣誓要民主、要自由、
要人权。
这是同布尔什维主义的决裂，也是苏共改革大业中意义重大的第一步。可跨出
这一步是相当沉重的，有过好几次千钧一发之险。代表大会之后留下了令人不安的
感受，因为所取得的进步是脆弱的。如今的苏共，一只脚已踏上“彼岸”，另一只
脚却仍留在“原地”。在这样一种过渡状态中，她遇到接踵而来的暴烈事件，这在
她的命运中起着决定的作用。
在代表大会工作的头4～5天，实际上整个争论都是围绕着政治报告展开的，那
时保守情绪显然占据优势。代表党和国家高层领导和机关的发言人的言语中，没有
任何新的和建设性的内容。他们根本不想多少客观地对形势作出分析，说是党应该
亲自来恢复自己在已经发生变化了的社会中的作用和威望。实质上，他们是把总结
报告当作耳旁风，只是就某些个别问题作一些形式上的引用罢了。
这些发言的基调是，集中揭露并咒骂使苏共失去了垄断统治地位的领导人。许
多人从心底里抱怨经济、文化、族际关系中出现的问题，一点也看不到自己的过错，
把全部责任都推到“热心的改革者身上”（称他们为“破坏者”）。总之，这是统
治者阶层对改革的极端敌视的反应，无非是因为改革大有动摇他们权力之虞吧。
这倒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我就这么说，党的领导挨了批评；事实上，他们咒
骂的只是领导层中的民主派。逐个列出名字的有：总书记、雅科夫列夫、梅德韦杰
夫、谢瓦尔德纳泽，有些人还想起了拉祖莫夫斯基。但没有沃罗特尼科夫、斯柳尼
科夫、克留奇科夫、亚佐夫，以及其他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似乎也没有利加乔
夫的帐。可是要知道，所有的决议都是党的领导集体通过的，何况也是得到中央委
员会全体会议赞同的。发言者不是不知道这一点。
在争辩中保守情绪占上风，他们丢开报告不顾的做法，说明他们是有充分准备
的，我甚至说，是经中央组织部安排进行过多次协调行动预演的。正当我们在认真
思考所发生的事、并为党制订政策得出必要的结论时，领导层里和机关里的顽固分
子却“长时间坐在电话机旁”进行着各种各样的“联营社会议”，接见党的干部。
当然，这是代表大会之前的通常做法，但这一次通常做法却是被利用来按照反改革
一派的方案召开这次代表大会的。
我得到的消息说，代表们得到的是决不符合“新思维”精神的训导。利加乔夫
和与他持同一立场的中组部副部长O．巴克拉诺夫（过去事实上的军事工业综合体的
头头）活动特别积极。当然，他们的立场对我来说不是什么秘密。使人无法理解的
是，对改革路上的每一步都有自己一份责任的人，居然会与代表大会的代表们搞起
幕后活动来了，还唆使他们起来闹一场独特的“反改革的骚乱”。我对人类的灵活
性资源显然估计不足。
在代表大会上参与组成好斗的“原教旨主义”多数派的有：乌克兰共产党中央
第一书记C．古连科和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E．索科洛夫等人。
我还会见了各区委和市委的书记们，同他们聊了四个小时，觉得他们都在为生
存、为保持自己的权力而斗争。而这只能驱使他们去设法捞回老本、让党返回到原
有的立场，最终以葬送掉改革事业收场。
现在再来谈谈另一翼苏共改革运动中偏左的一翼。报告为他们提供了指明
辩论方向，展示自己论据的可能性。但他们不善于利用这次机会。
在李森科、绍斯塔科夫斯基、布兹加林、卡尔加诺夫的发言中使人感到过分的
谨慎，他们都是和蔼可亲的人。也许，这些民主纲领派的领袖都被原教旨主义者吓
坏了。如果说他们曾充分考虑了率领党内五分之一的人前进的构想的话，那么在代
表大会上甚至连认真的划清界限的打算都不曾有过。这一派的某些发言人呼吁自己
的同伙：万一他们的意见没有真正受到重视，就砰的一下关门走人。可这些人立马
遭到拒绝。其中绍斯塔科夫斯基还声称，他的一伙人不会离场。在这里原则也为利
益让步了。左派不愿意放弃自己那一份党的遗产：知识、报纸、财政资金等等。
所有这一切并不说明，争辩中完全听不到改革派思想的声音。应当公正地说，
叶利钦的发言有这种精神，而且相当尖锐。他说，未能削弱党内保守势力的活动。
关于苏共的命运，他说：“要么在政治现实的压力下党的机关下决心在党内进
行根本改革，要么抓住注定灭亡的形态不放，并成为人民的对立面，咸为改革的反
对派……我们把生命的几十年都交给了党，认为有责任来到这里，为的就是要说一
声，苏共总还是有出路的。尽管很困难，很艰巨，但有出路；在一个民主国家里，
向多党制转轨势所必然。必须有组织地把苏共已有的纲领都记载下来，给每个党员
以自己作出决定的时间；更改党的名称，应该是社会民主党；党应该摆脱任何国家
职能。”D我立即说：这些论点和政治报告的精神相近似，也与改D革派的立场相接
近。但叶利钦的主要目的决不是要改革党，而是要破坏党。
他的所谓现在来讨论党纲和党章为时尚早的说法也是以此为出发点的。
在这严重关头使党处于深人改革的阶段而无纲领目标，不去实现其结构的民主
化，而这恰巧是大家，从普通党员和最基层的组织到各共和国的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都这么要求，这就说明要使党迅速垮台。怎么可能不讨论纲领，不决定苏共政策应
该建立在怎样的原则基础上而形成新的领导呢？
总之，叶利钦并不愿意加入改革派一边真正帮助拯救党，以求对之进行适时的
改组。我想，这中间不仅仅是出于不相信有这样的可能性，他多半是不肯以二流角
色参与到苏共里来；他急切地要掌权，认为自己已经是另一个、他自己的党的领袖
了。
阿巴尔金的发言很有内容。他公正地指出，对党来说，主要的是革新思想理论
基础。“经验证明，建立在经济全面国家化、否定多种形态的所有制和经济活动、
否定市场基础之上的模式，是不能保证高水平的经济效果和社会效果的。”
当阿巴尔金院士开始提出有利于市场的论据时，他的发言时不时被会场里的喧
嚣声、砰砰的关门声打断。但他并不离开讲台，就在这种越来越紧张的气氛中讲完
了自己的观点。他说，我们应该摆脱神话般的空想：一种表现是，似乎不作出牺牲、
不经历苦难、不为此付出任何代价，就能转轨到繁荣昌盛的经济；另一种表现是，
似乎这种转化在保持对价格的行政监控、不触动价格形成体系的条件下也是可以实
现的。
中间休息时，我试图找到阿巴尔金。我已不记得，他是什么时候来我这儿的，
就在当天呢，还是次日。我对他所作的很有意思的发言表示感谢，接着我们谈起了
改革价格体系的问题，我们还回想了他在苏联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取得何
等的轰动效应。当时许多人，其中也包括我，都对阿巴尔金所谓经济正走向崩溃的
见解感到愤慨。要知道，他注意到了政府的极度胆怯，以及改革起动时拿不出一套
系统的办法来的情况，这是对的。他的发言受到保守分子的猛烈抨击，激进分子则
诬蔑院士偏爱受调控的市场思想。
在确定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的议事日程时，就已经提出过关于政治局委员个人
作述职报告的问题。这个题目，事实上成了整个代表大会前半部分的基本主题。保
守派和改革派之间的斗争最终可以说打了个平手。这场斗争采取的方式是这样的：
原教旨主义分子胸怀要把那些使他们丧失权力的罪人“抹黑”的强烈愿望，成功地
坚持要“作述职报告”（诚然，基本上是在分组会上）。本来还设想了那么一道侮
辱性的程序，作为让坚持改革方向的活动家“当众出丑”的方法，但他们无法操纵
对这些报告提出评估这道程序。
我在准备阶段以及代表大会的多次会议上曾坦率地说过，整个这种想法没有什
么意思。政治报告，这就是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集体机构作的述职汇报；更何况党
的某个方面的活动都要受到它的监督，所有原则问题都是经过集体讨论并作出决定
的。
当然，如果情况正常，有人建议听听每一位领导人员的工作汇报，这本也没有
任何不体面之类的问题可言。但是，在剧烈的政治搏斗情况下，这种所谓的“自我
述职汇报”的方法，显而易见是企图给总书记及其周围的人以打击，给我以压力，
迫使我改变立场，而一旦得逞，那便是政治上的胜利，进而再由此引出“组织结论”。
最后，所有的领导成员都作了汇报，成绩各不相同：有人“一炮”打响，因为
事先精心作了准备的发言，极善从光明面着力表现自我；有的人回答问题时“神志
不清”；还有人脸色苍白，显得平庸。
述职汇报以及有计划地对领导的革命路线实施猛烈的抨击之后，“家宴食谱上
的美肴”已近耗尽。活儿就转到分组会去干了。在稍有建设性味道的气氛中举行了
全体会议，会上各分组会的头头汇报了各组的情况，某些政治局委员回答了有关问
题。
问题是各式各样的，有嘲弄挖苦的，也有善意关怀的。我的同事都能选定恰当
的语气，列举颇有说服力的论据，由会场上的气氛可以看出大多数人对此是满意的。
代表们情绪上的转折明显地反映在他们所写的建议停止对个人述职汇报作出评价的
字条上。哈里托诺夫代表写道，不应该对政治局委员进行审讯。“也许，这样做会
使有些人满意，但每个人都应该放聪明一点，不要把代表大会搞成没完没了的审讯。
要知道我们正在朝着更加文明的社会发展，有人却在召唤我们回到1937年去”。这
一席话赢得了掌声。
我抓住情绪的转折，提请大会对中止听取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的述职汇报的
议案投票表决。投赞成票的计3078张，反对票1113张，弃权票50张。如果把这一次
同三天前的投票结果相比较，那时候主张要对个人述职汇报作出评估的有2557位代
表，反对的1393位。看，代表大会上发生了多大的“摇摆”啊。理智逐步压倒了狂
热，普通代表受到“强制”的影响减弱了。
关于就政治报告辩论作总结发言该怎么说，我想了很多，也常在和同事们议论。
原先经过深思熟虑，精雕细琢的文本我手头没有，于是只好干坐了大半夜。7月10日
凌晨，我发了话，想要核实几处要点。
“改革的政治方针、在社会主义选择的范围内革新整个我国社会的政治方针，
得到代表大会的支持。大多数代表都明白，这一方针是由现实生活中提出来的，尽
管有错误、失误和延误，尽管国内局势充满矛盾冲突，但业已发生的变革的总的结
果是可观的、进步的。
主要成果是：社会获得了自由。自由解放了人民的力量，使千百万人得以投入
政治生活，并使迫在眉睫的改革大业开始启动。没有自由，就没有这次代表大会的
那种气氛。
另外一个问题是，无论党也好，整个国家也好，无论旧有的还是新成立的运动
以至我们的新政权机关，我们大家都还没有学会运用已经获得的自由。党的危机的
根源恰恰在不善于、也不愿意去弄明白：我们已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