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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关系被中断了。
打着民主旗号的团体，各种各样，五花八门，但是看一看它们领导人的思想纲
领便一目了然，真相大白。这些‘新出现的人民的朋友’究竟要把我们带往何处？
他们的第一条纲领解散联邦，这意味着将我们伟大的多民族国家分解为40～50
个国家，意味着诸多民族的大迁徙，意味着重新划定各共和国之间的疆界。而紧跟
在这种思想纲领之后的便是政治行动对中央的疯狂攻击，对我们多民族国家前
途的全民公决的疯狂攻击。‘民主派’和分离主义分子、民族主义集团狼狈为奸，
结成政治联盟，这就不足为怪了。他们有着共同的目标：削弱（如果可能的话）并
搞垮苏联。”
因此，我认为在国内政治力量配置的问题上必须要心中有数，首先要戳穿与我
国改革进程特点有关的奇谈怪论。“本质上是右派的政治力量用左派激进分子的斗
争手段为武器。他们通过合法的途径人民代表大会、最高苏维埃得不到政
权，便决定运用所谓新布尔什维克的策略。这就是破坏国家机构，把斗争引上街头，
组织游行示威，召开群众大会，发动罢工，进行绝食，造成一种心理氛围，使其他
的政治运动失去常态。看得出，最后几个星期，这一策略达到了高潮。他们歪曲地
解释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发生的悲剧性事件，然后又歪曲联盟各政府机构加强法制的
行动我指的是前面提到过的反对犯罪和营私舞弊的斗争措施他们大喊大叫
说要实行专政了，要求总统下台，号召不必通过宪法的形式进行政治斗争。”
今天重读这段话，人们不禁要问：“民主派”说有专政和国家政变的危险，他
们的话难道不对吗？我的回答是：正是由于当时激进民主派被歇斯底里所鼓动起来
的“反中间立场的”和公开的非宪法行为，给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政变分子们造
成一种适宜的精神氛围。他们大概这样想：既然他们可以那样做，对我们也是天赐
良机。
我指出了来自右的和左的方面的危险性，当时，我大概是头一次明确无误地讲
了政治中间主义的意义，它能够阻止两种极端立场发生冲突，给社会提供一条摆脱
危机的现实道路。这里我援引一段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索尔仁尼琴对这一现象
所作的中肯的描述：“最困难的莫过于给社会发展划一条中间路线了：如同是一个
人身处天涯海角，呼喊、拳头、炸弹、栅栏无法帮助你。中间路线要求具有最大的
自制力、最坚定的勇气、最清醒的忍耐力和最准确的知识。”
对于我来说，中间并不是几何学上两点之间的某个中点。“这里讲的不是要采
取某种中间的立场；那样的话，这种立场就会是僵死的，缺乏灵活性。在我的理解
中，中间就是以新的原则精神改造社会为目的的一派，它不是建立在一部分人和另
一部分人对立的基础上，不是以对抗为根本，更不是要把对方视为敌人，而是基于
把社会绝大多数团结起来的原则之上。
在任何一个社会，健全的思想总是占据上风这是政治中心的现实的基础。
即使它不大喊大叫，也不像极端分子那样喧嚣张扬，招摇过市，但它却能够抓住基
本人民群众的心；他们为自己国家的命运深感不安，在必要的时刻会表明自己决定
性的意见。我们不应该漠视他们的意见。改革的意义恰恰就在这里，即通过深刻的
革命性的变革，而不是通过对抗，不是通过国内战争的新的形式向前迈进。我们不
能再搞红白对抗、黑蓝对抗了。我们是同一个国家，同一个社会，我们应该在政治
多元化的框架内，面对着人民，比照诸多纲领，寻求符合国家根本利益的答案，把
国家推向前进。
真正的中间立场既不赞成恢复到斯大林主义和停滞时期，也不赞同激进派冒险
主义他们试图将国家一下子推向市场。中间政策的方针是赞同并考虑到社会中
客观存在的各种利益。”如果一定要说出它的内容，当时我给它的定位是：社会主
义的导向。这个定位今天也不修改。
“我们并不认为，”我在贝霍夫说，“左右两派都是清一色的冒险主义分子。
不过，另外一个问题是，那里的确有些头面人物，不知他们要把人们往那里引导：
有人要求走回头路，另外一些人一个劲地往前奔跑，不顾现实条件、人们的思想状
态，总之，不考虑社会的情况。但即使这样，左派和右派那里都有许多健康的力量。
对于眼下和前景来说，中间主义的主要思想，毫无疑问，就是国民或民族和谐的思
想，不是不惜任何代价的无原则的一团和气，而是大多数人民都能够接受为目标的
和谐一致。”
当时我相信对苏共进行深人改革是可能的，而且认为，要这样做，苏共就要对
自己的立场作出明确的定位，无论是对教条主义的保守派他们主张不要民主的
社会主义，还是对资产阶级自由派他们主张不要社会主义的民主，都应该如此。
那里的人们理解我的意思。但是中央报刊对我的话全当成了耳边风。看来，他们是
决心选定了这样的策略，因为实在很难找到什么恰当的话进行反驳了。他们甚至不
愿意通过批评来宣传这些思想。
3月17日的公民投票
随着公民投票的日益临近，各政党和运动的政治积极性大为提高。一些新的组
织开始建立。还在2月底就宣布成立了叫“争取伟大统一的俄罗斯运动”组织，参加
活动的主要成员有普罗霍诺夫、斯塔罗杜布采夫和波络兹科夫等人。与此同时，还
成立了一个“科学一工业联盟”，由阿尔卡季·沃尔斯基牵头。我已经提起过“民
主进步”了，其选举团中联合了几个观点互相接近的政党。
换句话说，正是在那个时候，党的政治架构开始逐渐形成，一直到1993年底就
没有发生重大的变化。这可以说就是一个生动的证明，说明用人为的方法来搞多党
制是不行的。多党制只有结合公民投票和选举才能建立，届时当事人必须明确亮明
立场，提出自己的纲领，以争取选民们的选票和代表当选证书。
至于说到1991年3月那次公民投票，当时各参选者的立场并不很复杂，力量分配
也极为简单。一方面是民主俄罗斯，它的智囊人物们决心不再扭扭捏捏，直截了当
地号召选民们对是否保留苏联作“否定”的回答。另一方面是苏联共产党，还有，
可以说当时组建的所有主张保留我们联盟国家的政党和团体。
投票前一个星期进行了民意测验，公布出来的结果对激进派不太有利，他们越
来越失去民众的支持。这时，他们眼见在公民投票的基本问题上自己注定要失败，
于是便“自我保护起来”，公然向俄罗斯居民提出确立俄联邦总统职位的问题。可
以大胆地预测，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将会是肯定的，因为当时许多共和国已经确定了
自己的总统，或者正准备这样做。
总之，这里显露出一些政治上玩弄权术的习惯，很少关注社会的实际利益。乌
克兰最高苏维埃把自己的问题“盯在”公民投票上了。分离主义分子们的意图是显
而易见的：要保留一个应急的措施，以便事后把公民投票的结果解释得对自己有利，
或者至少可以保持个中立的态度。利用这个“门路”，后来他们又进行了一次公民
投票，继俄罗斯领导人之后，给联盟国家带来了极其严重的打击。
3月15日，我就公民投票的问题向全国人民发表了电视讲话。讲话很简短，但准
备这次讲话花了很长时间。必须找到能直达人们心智的适当的词句。还要考虑到，
同一个想法，在俄罗斯、中亚和高加索可能会有不同的理解。当然，在这种情况下
一篇讲话是解决不了多少问题的，但是我想，它起到了自己良好的作用。当时我是
这样说的：
我们每个人在参加公民投票的时候都应该清楚地认识到，他正在决定一个主要
的问题；这个问题涉及到我们多民族国家的今天和明天。问题关系到国家的命运、
我们祖国的命运、我们共同的家园，关系到你我和我们的子子孙孙的生活。
这个问题的规模和意义，超过了一些政党、社会团体和’社会政治运动的利益。
只有人民自己有权决定它。亲爱的同胞们，我吁请你们所有的人都要去参加全苏的
公民投票，对提出问题作出‘肯定’的回答。
我们的‘肯定’是对一个大国的尊重，它曾经不止一次地证明过它能够捍卫联
合在一起的各民族的独立与安全。
我们的‘肯定’将会保存一个千年国家的完整性，它是世世代代由无数人的劳
动、智慧和牺牲创造的。各个民族的命运，千百万人的命运，你我等人的命运，都
密不可分地交织于这个国家之中。
我们的‘肯定’是一种保证，它永远将不会使战火烧到我们的国家，过去我们
经历过不少的考验。
我们的‘肯定’，不是要保持旧的秩序中央大权独揽，各共和国处于无权
状态。公民投票的肯定结论将会打开一条迅速革新联盟国家，将它变成一个拥有主
权的各共和国的联盟，该联盟一定会保障各民族公民的权利和自由。
我们在公民投票中的‘肯定’回答和联盟协议的签订将会终止我们社会所发生
的破坏进程，坚决恢复生活和工作的正常环境。
我认为这正是人民所需要的，也正是我们大家所最殷切希望的。人们对没完没
了的争吵和意气用事已经非常厌恶。他们要求解决实际问题，这里既有与生产有关
的问题，也有与消费品市场、法律和法制、国家机关工作有关的问题。一句话，人
们希望生活能走上正常的轨道。
公民投票的胜利我也想强调这一点将为信心十足地继续推进国内已经
开始的改革提供新的可能，这些改革和我们的远大计划是联系在一起的。
还有。如果一般来说是可能的话，没有社会的赞同与合作，我们面临的任务是
很难解决的。所以，趁现在还不晚，不应该再动不动就发脾气，忿忿不平，有时表
现出敌对的情绪。这一点，我们可以共同来做，像人们常说的，全社会都来做。公
民投票的正面结果将会开创一个社会团结的局面。
我坚信，如果社会发生深刻分裂，将不会有胜利者。大家全都是输家……”
公民投票已经进行了。主张整体联合的力量毫无争议地、令人信服地战胜了分
裂国家、搞垮国家的力量。尽管激进民主派进行了疯狂的努力，怀疑主义者疑虑重
重，人们坚定地表明要保留并革新联盟国家，其实不光是在全联盟范围内，而且每
一个进行公民投票的共和国内都是这样，甚至有些共和国当局不许进行公民投票的
地方也是这样，我指的是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几个共和国和摩尔达维亚。
俄罗斯对自己未来总统的问题也作出了正面的回答。
我不想用具体的数字来劳累读者。公民投票的结果已经对大家公布了，媒体也
进行过多次讨论。不过有些话我还是想说一下。两年后，俄罗斯又进行了一次公民
投票这次是关于改革的问题，投票表示了对总统和最高苏维埃的信任。那又怎
么样，民主派在公民选举中的胜利并不那么太令人信服，但是他们却像人们常说的，
“开足马力”，利用这次胜利，以实现早已筹划好了的战略目标。许多我认识的，
而且认为是忠于法律、不被收卖的专业法律工作者，他们开始不顾一切明显的事实，
竟然说选举结果好像使总统解散最高苏维埃的企图“合法化”了，如此等等。
这些人中没有一个人回头看一看，或是想一想，苏联人民的自主意志在3月17日
的选举中是如何被肆意践踏的。要知道，当时全国有70％的居民，俄罗斯有71．34
％的居民表明自己是“肯定”联盟的。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投票结果同样令人印象
深刻。但这并没有阻止住叶利钦、克拉夫丘克和舒什克维奇在别洛韦日密林聚会。
在签署违背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的意愿，甚至所有居住在我国的民族
的意愿的文件时，他们的手并没有发抖。
尽管激进派的宣传工具千方百计地试图缩小公民投票的意义，但叶利钦和他周
围的人还是不得不考虑这次投票的结果。我想，没有这次公民投票也不会有新奥加
廖沃的会晤；这次会晤暂时缓解了国内的局势，为克服危机创造了前提条件。
这一点也反映在我和他的关系上。还有一个情况也起了作用：叶利钦正准备参
加总统职位的竞选，他希望从联盟即我作为苏联总统这方面能够表现出通情达理的
态度。好吧，我认为自己有责任保持严格中立的态度，虽然我不想掩饰我的好
感并不在他这一边。俄罗斯公民有权自由地、在没有任何压力的情况下判断谁是自
己称心的候选人。人们对叶利钦的评价非常之高，几乎没有什么人怀疑他能够战胜
自己的竞争对手。在这方面，选好自己的副总统候选人也有不小的意义。无疑，鲁
茨科伊在确保一部分仍然向往社会主义的选民的支持上帮了叶利钦的大忙。
不过，这一切留在后面再说。当时总统竞选活动刚刚开始，因此，对于角逐总
统宝座的人来说，重要的是和一切能够在以某种方式影响选举进程的人搞好关系。
应该说，春天那几个月我不止一次地和叶利钦见过面，谈过话。我们讨论了当
时所出现的各方面的问题，而且我们的会晤，像往常一样，气氛良好。但是叶利钦
在对着电视屏幕或记者伸到面前的话筒时，在当着最高苏维埃代表们的面或是在电
影之家会议上发表讲话时，他对我同他的谈话的解释就有些随心所欲。大概他有一
个非常强烈的愿望，想对他面前所有的人表明：他们面对的是一位胜利者，他的一
切武断要求都会被老老实实地接受。现在克里姆林宫里坐在苏联总统宝座上的那个
人在执行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的命令。
对此，我作出过一次或两次反应，我说，公众应该了解我们会晤的情况。在会
晤中，我们严肃地、实事求是地交换了意见，任何武断的要求都没有提出，而且也
不会被接受。他为自己进行辩解，提出不同意见，认为有人对他的言论向我作了不
准确的汇报。
在三、四月份及后来的几个月内，·联盟领导和俄罗斯领导在各种各样的问题
上难免有些“冲突”。叶利钦周围的人远非个个都很友好。而有些人的“反中间立
场的”火气简直就无法冷静下来。他们憋足了劲，一有机会便继续对总统严厉谴责，
诽谤中伤。但是我有一种印象：当时他们“智囊指挥部”的方针毕竟还是以“和解”
即使是暂时的为主。也就是说，先让头儿当上俄罗斯总统，其他等人主白
宫后再说。
尽管我知道这种和解的脆弱性，几乎从未怀疑“民主”阵营的激进分子们无时
不在促使叶利钦恢复对联盟和联盟总统的攻击，但我认为利用这段喘息机会还是非
常必要的，以便把拖了很久的联盟协议草案的工作最后搞出个实际结果。我觉得重
要的是要用义务把俄罗斯领导约束起来，使他难于轻易进行破坏。这样就产生了后
来称之为新奥加廖沃进程。
新奥加廖沃进程
为了了解这种合作是多么的复杂和矛盾，我想提醒大家的是，3月30日叶利钦在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第三次非常民代表大会上提出了自己的纲领，同
时把中央的行动说成是要复到1985年4月以前的方针。而两个礼拜后，他在回答《消
息报》采访时指出：那些认为他和戈尔巴乔夫“绝对势不两立”的人是错误的；如
果说要把国家从右派手里拯救出来的话，“我们是团结一致的”。
不用说，面对原教旨主义者的威胁，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如果公民投票的结
论使我和我的志同道合者们坚信必须把业已开始的国家体制改革顺利完成（即把它
从集权国家变为联邦国家）的话，那么党内的保守分子们则认定，公民投票给他们
颁发了委托书，要他们原封不动地保留以前的联盟，不作任何实质性的改变。同时
他们完全无视一个很明显的事实，即选民们投票赞成保留联盟考虑的恰恰是它与改
革的相互联系。不仅如此，因为关于联盟主权国家的新协议草案已经公布，人们对
此有意识地表明了态度，心照不宣地赞同向人民提出的新协议草案。
中央和地方党的领导人担心，权力正每日每时地从党的机构转移到国家的和苏
维埃的机构，至于苏共原先的政治影响那就不用说了。苏联宪法第六条修改之后，
党对社会的领导作用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