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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这次谈话涉及到了广泛的问题政治的、经济的都有。
同一天，我还会见了丹麦外长y．埃伦曼一任生、挪威外长T．斯托尔津贝格、
瑞士外长C．安德逊、芬兰外长h维亚亚留年和冰岛外长的特别助理T．奥拉夫松。
“苏联方面具体希望西方，首先是‘7国集团’，做些什么呢？”斯托尔津
贝格问道。
“首先和主要的，”我回答说，“是帮助解决食品、药物的燃眉之急，帮助解
决财政方面的急需。我们希望得到支持，希望‘能够作出迅速反应’。余下的问题，
我们将通过经济谈判，在正常合作的基础上，解决方案、计划的实施问题，在苏联
经济纳入世界经济的基础上进行。”
沙特阿拉伯国王法赫德收到我专门派普里马科夫送往利雅得的信后，向莫斯科
派出了他的私人代表宾杰里·本·苏丹亲王，9月19日我接见了他。他说沙特阿拉伯
准备尽快落实以前达成的贷款协议，同时打算帮助我们解决在食品和药物方面的燃
眉之急。
“如果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分崩离析，各行其是，”宾杰里·本·苏丹亲王说，
“那么我们认为这是很可悲的。这样对苏联、对我们、对全世界都不好。为了所有
人的利益，它们应该生活在一起。国际社会准备提供的帮助，只有当其受惠者是一
个统一国家时才会是重要的。否则这种帮助的可能就会减少。”
9月23日，安德烈奥蒂从中国返回途中在莫斯科作了停留，有一系列问题可以和
他进行讨论。我对他在八月政变日子里对我的支持表示感谢。我向他介绍了事件的
发展经过。然后我们回到了伦敦会晤的话题上，回到如何落实我们所达成的协议的
问题上。安德烈奥蒂说，北约委员会11月将在罗马开会。会议的目的是研究世界和
欧洲所出现的变化，决定如何制订今后的政策。
与“七国集团”互动的计划被一笔勾销了
我认为，为解决我国的当务之急并开拓新的合作领域，和“七国集团”的重要
合作伙伴计划1991年9月已经初露端倪。在合作过程中，双方专家都认为问题非常紧
迫，然而是可以解决的，和国家的潜力相比，问题也没有多么大。我说，归根结底，
650亿美元的外债，对于我国来说算得了什么呢？问题甚至还不在于别人还欠我们一
大笔债务840亿美元，是我们国家总的潜力在那里摆着。
10月，专家们开始仔细落实我们的要求，紧锣密鼓地制订共同解决问题办法。
10月5日，我会见了世界银行行长11普列斯顿。我强调说：
“现在我们正处在向市场过渡中最由难、最敏感、虽然大有希望的阶段。我们
大概不是第一批、也不是最后一批经受这种深刻变革的国家。我们眼看着东欧在发
生这种变革，墨西哥、巴西和其他国家也在发生这种变革。这是普遍变革的一部分。
但是这种变革在我们这里遇到了特殊的困难。像我国这样一个庞然大物要调转方向
可不是那么简单的。”
“是的，”普列斯顿表示同意，“这是一种倾向的一个部分，但是你们这艘船
船体又大，乘务人员又比较复杂。”他介绍了促进农业改革的方案；关于农业改革
的话题，他在莫斯科曾经和各级主管经济工作的领导人进行过讨论。他们谈到了银
行参与农业活动现代化的问题，谈到建立有关储存、运输和加工的基础设施的问题。
我表示坚决支持这个方案。当时签订了相应的协议。
关于短期贷款需求和人道主义食品援助问题，10月9日我和美国农业部长a．默
吉首进行了讨论。
10月份是在专家层面的紧张工作中度过的有我们的专家（中央和各共和国
的）、“七国集团”的专家，也有欧共体的专家。所有的需求与可能都经过认真仔
细地估算。到作出原则决定的时候了。就在我飞往马德里去主持中东大会开幕，并
将和布什会谈的当天，各共和国和我们西方伙伴的代表们通过了关于苏联外债偿还
原则的重要决议。决议的准备工作是在围绕未来联盟问题的严重政治斗争的情况下
进行的。
对外国伙伴们坚持不懈地、多方面地进行工作，总是不会没有结果的。11月12
日，梅杰告诉我，经过协商，“七国集团”和欧共体同意了数额为1（j亿美元的紧
急援助计划。这一消息是北约委员会罗马会议结束第二天告诉我的，北约的这次会
议还讨论了联盟的局势；安德烈奥蒂专门派他的顾问巴塔尼（11月13日）赴莫斯科
向我通报这一情况。“7国集团”关于大量集中援助的建议，取决于包括俄罗斯在内
的各主权共和国准备接受苏联外债的义务和在组建本国武装力量方面所表现出的
“克制态度”如何。
一周后，几个所谓“舍尔帕人”的“七国集团”专门代表来到莫斯科，计划就
这个议题进行谈判。11月20日我接见了他们。此前他们在联盟政府和各共和国政府
的层面上进行过谈判。谈判进行得很吃力，但是结果表明，有8个或9个共和国表示
准备签署协议备忘录，不带任何保留。乌伊克斯向我通报了谈判的情况，说西方的
一揽子建议包括相互联系的7个因素，其中考虑到在一定条件下基本债务延期支付的
问题。所提建议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这些建议和国内的经济改革是相互联系的。
我可以证实，在伦敦和“七国集团”领导人会晤时，恰恰我就是这样提出问题的。
乌伊克斯强调说，现在必须建立起有助于你们改革的机制。
在这之前，已经达成了关于给我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络员地位的协议。11月
下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执行主席卡姆杰修来到莫斯科。我们讨论了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在促进我国经济改革方面可能发挥的作用。我代表苏联在关于苏联成为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联络员的议定书上签了字。同时还指出，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将得到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式成员的地位。
几天后，我接到了约翰·梅杰的重要信件，是P布伦特文特大使（12月2日）带
给我的。信中具体列举了“7国集团”在提供食品、药物帮助和使联盟参与世界经济
联系方面所承担的义务。然而，一周后便发生了“别洛韦日密林”事件。
梅杰紧急向莫斯科派出英国政府特使江．埃普里亚尔德。12月13日我和他谈了
话。埃普里亚尔德的使命，正如他所解释的，第一，获取莫斯科、明斯克和基辅最
新事态的第一手材料；第二，要弄清楚苏联在新形势下的国际义务问题。
讲完自己对目前局势的看法后，我认为必须要说的是：
“请转告梅杰先生，我对我和他的合作非常满意。他7月之后的立场具有很大的
开拓性，我感受到了他对我们的深情厚意。我知道，他理解我们这里正在发生的变
化。请一定转告他，不能够停止援助。应该扩大援助。应该竭尽全力来挽救我们的
民主。而这就意味着：食品、医药、商品必不可少，决不能让人们走上街头。”
埃普里亚尔德说，由于马斯特里赫特会议的原因，梅杰无法像他所希望的那样，
年底前访问莫斯科。我当然明白，问题不在这里。我没有理由为此感到不快。我说：
“生活总是走在我们前头，历史再一次加快了自己的进程。
国外对解散苏联的反响
关于解散苏联的别洛韦日协议在国外引起了各种各样的反响。西方二流政治家
中有不少这样的人，他们认为苏联的泯灭是他们的基本目标，“冷战”就是为了这
个目的。在这个圈子内，关于别洛韦日决定的消息使他们感到非常得意，有人甚至
感到欢欣鼓舞。然而，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主要人物们对此却感到忧心忡忡。当这个
问题本身刚一出现的时候，他们在自己的政策中自然是出于对民族利益的考虑
就选择了保存我国统一完整的方针。我在前面引述了他们有关这方面的言论。
对于任何一个态度严肃的国务活动家来说，显而易见的是，苏联解体将造成一个危
险的地缘政治真空，其后果是难以预料的。
与此同时，一些国外政治家相信，在别洛韦日密林宣示的独联体将成为一种取
代苏联的现实主义模式。在12月充满戏剧性的日子里，我感到和我在电话上交谈的
一些西方领导人中某些人的立场之所以变得模糊不清就是这个原因。
还在别洛韦日聚会之前，12月3日，科尔打电话给我，他忐忑不安地问我：情况
怎么样？我简要地介绍一下局势，呼吁这位总理同样要在不使外部世界恶化方面能
够鼎力相助。我们商定一周后再谈。
12月4日，我和波兰总统瓦文萨通了电话。他同意我对苏联进行改革的观点，并
表示一旦需要，他准备呼吁我国人民沿着改革发展的道路前进。
第二天，我和匈牙利总理约瑟夫·安塔尔进行了谈话。他说，必须在文明的框
架内遏制苏联国内的主权化进程，不允许国家分崩离析。他举了南斯拉夫的危险例
子。
12月13日，布什打来电话。我在回答他的问题时说：
“三位总统的协议只是一种意向，是即兴工作。还有许多未公开的问题。其中
主要是在宣布的独联体内部缺乏互动的机制。我的看法是，必须赋予改造国家的行
为以合法的法律性质。我已经诉诸于人民代表。人民的意志、各共和国的意志应该
表现出来。然而，各共和国议会对联盟协议草案的审议被破坏了。政变后所达成的
协议和决定被踩在了脚下。三位共和国首脑在明斯克随意发表的声明意味着：既然
苏联没有了，那么协调社会秩序、国防、边境、国际联系的法律也就没有了。”
为了获取第一手信息，乔治·布什决定紧急派贝克来莫斯科。和贝克谈话是在
阿拉木图会晤前夕进行的。这里我简要引述如下。
“我的作用，”我强调说，“显然应该是利用自己的政治可能，阻止进一步分
裂。因为这种危险是存在的。
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人，您知道，明斯克协议是很容易通过的，但是以这个协
议为基础是无法生活的。必须要使这一过程具有表现出来的形式与特点，必须制订
出种种原则，最主要的是要有一套能够保障独联体生命力的机制。现在社会处于不
确定、不稳定状态。可是时间又非常之少，所以必须迅速采取行动。”
贝克的话大意是：美国行政当局尽量不介人我国的内部事务。美国关心的是，
我们的变化一定要井然有序，要通过宪法的途径，因为一旦这一变化过程遭受挫折，
功败垂成，那么，解体的势头会愈演愈烈，对于苏联人民和外部世界来说，其后果
将不堪设想。
“我们赞同您的观点，”他说，“别洛韦日协议只不过是一个外壳。不仅如此，
已经出现自相矛盾的声明，。甚至有悖于所签协议的基本条款。”
贝克怀疑独联体能够建立起共同的国防。
“从莫斯科这里的谈话中我了解到，”他对我说，“将会出现10个完全独立的
主权国家。而且每个国家都将有自己的对外政策。在这种情况下将产生一个问题：
既然有10种独立的对外政策，怎么还能谈得上共同的国防呢？而且由谁向联合武装
力量总指挥发布命令呢？他将接受谁的指示呢？”
“您说得对，我早就看到了这样的怪圈，”我说，“我的这个预见很快就开始
应验了。事情非常困难。”
贝克问我，他们，美国人现在该怎么办？我说，眼下对于联合体来说，主要是
进一步给予食品援助。贝克问：叶利钦对他说的关于过渡时期的话指的是什么？
我回答说：必须要有一个关于联合体的名副其实的协议，以便在各个领域内找
准方向，理顺关系；毕竟应该明白，这片“空间”才是走向世界的出发点。
我向他重申了我在自己同胞面前所坚持的东酉：要求至少最后召开一次苏联最
高苏维埃会议，而且必须就对外政策问题进行一次协商。国际社会应该知道自己在
和什么人打交道，是10个国家和10种对外政策呢，还是一个具有协调一致的对
外政策，在联合国安理会内和在苏联签字的重要协议上以苏联继承人的身份出现的
政治组合体？
有人批评我，说戈尔巴乔夫想破坏前进的过程，因此才要求召开人民代表大会，
如此等等。但我是懂得时机的责任心的，知道我们在决定什么样的问题：一个统一
的国家不再存在了，以前它是一个国家，尽管矛盾重重；可是现在它分为好几个不
同的国家。这是件非常严肃的事，只有人民才能够决定。
我担心的还有一个问题：国家经济正在走向崩溃。因此，治好政治上的精神分
裂症是非常重要的。
叶利钦经常对我说：别吓唬人。当然，我的处境非常微妙，但是我不能不提出
警告。总之，我尽量把别洛韦日会晤后国内发生的实际情况向美国国务卿介绍了。
第二天，密特朗给我打来了电话。他说：
“您当然知道，我在认真关注着贵国的事态。您大概还记得，您最近一次访问
（10月底在法国南部）时我曾经表示，希望各共和国能够保持统一，联合在一起。
当时我是这样说的，现在我愿意再说一遍；这是非常必要的，不仅对于贵国，而且
对于整个欧洲，对于东方和北欧保持平衡，都是必不可少的。贵国所发生的事件，
我们深为关注，同时也不能不感到担心。像往常一样，我认为，您过去是，现在仍
然是这个国家稳定、永恒的保证。我希望您能知道，现在，当责国面临严重困难的
时候，法兰西在全神贯注地注视着你们，并且怀着理解与友好的情感在关注着你们
的每一个行动和迈出的每一个步伐。”
12月19日晚，科尔打来电话。“告诉我事情发展情况，”他要求说，“你们那
里到底怎么了，阿拉木图会晤前夕最新的评价怎样，事态的发展方向如何，您在这
个未来联合体中处于什么地位，它能不能站得住脚，总之，对于这一切，你是怎么
看的？”
关于这种种问题，科尔问得非常仔细认真，甚至有些忧心忡忡；这不是他的原
先的风格。
我说的第一点是：拒绝作为联盟国家的主权国家联盟协议，是一个严重的战略
性的错误。一个国家历史地形成了，就不应该走分崩离析的道路，而应该走权力再
分配的道路。而且不光是在各共和国之间，在各共和国之内、在各地区之间在
自管的基础上也应该这样。
在解释自己对阿拉木图会晤的立场时我对科尔说：
“我的立场依然如故。但既然发展的方向已经变了，那就应该尽快地度过组织
阶段。我已经致信给阿拉木图会晤的参加者们，表明了我的想法和我的担心。如果
这次会晤最后建立起联合体，我将兑现我不止一次说过的话：除了联盟，我看不出
自己有继续从事国务活动的必要与可能，因为这不符合我的理念。”
阿拉木图会晤后，密特朗是和我谈话的第一位外国国务活动家。谈话是在12月
21日进行的。一开始像往常一样，谈话是亲切友好的我就感觉到，密特朗
感兴趣的首先是我的精神状态和意向。
我对他的关心表示感谢，简要地介绍了阿拉木图所通过的决定。我强调我所关
心的是希望新的、共和国之间的联合具有强劲的生命力。
我再一次对看不到主权国家领导人在解决互动机制问题上有明确的概念表示不
安。在继承原联盟的形式方面也没有什么一定之规。我对乌克兰的立场深表担心，
主要表现在它如今连俄罗斯的改革发展也能够进行严重阻碍了。我表示非常希望俄
罗斯和乌克兰能够协同行动。单独一个国家要摆脱危机那只是幻想。
我对密特朗说，近日我将宣布自己辞去总统职务的决定。
12月23日和梅杰进行了谈话。
对于他就所发生事件提出的忧心忡忡的问题，我回答说：
“不错，我国所发生的事件，即使从最乐观的眼光看，也不能不说是带有悲剧
性的。我是这样想的：即使没有联盟，也不能允许现在所发生的一切给我们自己和
所有的人造成巨大的损失。
为了使我的话与所发生的事件两相匹配，相得益彰，我的话该怎么说呢？我一
如既往地忠实于自己的立场，但是我看到了现实发展的真实过程。眼下我不认为事
情会像南斯拉夫那样发展。对于我来说，这是最主要的。希望对你们也是这样。其
余的事，归根结底，生活会作出安排的。
我有一个请求：请仔细关注我们这里发生的事。而且应该助联合体一把，首先
是俄罗斯。这在目前是最基本的。抛弃因循守旧的观点，坚持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