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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停地体会书中的故事，一会儿想想我就是白格，一会儿又觉得我们的性格完全不同。但每当我看到白格和汉娜在一起的时候，我总觉得有什么东西在我肚子里刮着，用力地刮着，仿佛是饥饿的感觉。每一次看到结局，我背上和两臂的汗毛孔就会乍开，要一会儿才能复原。我也总是把我们的相识和分离和书中作着比较，我和白雲的分手与书里的不同，至少没那么不幸。可是从不同的角度上看来，哪一对更不幸呢？
我们的相遇与书中一样是邂逅，我那年和白格那年同岁。
15岁是我最倒霉的一年。刚刚考上了一所重点高中，又和三哥同那夥儿人脱开了关系，这些都是值得高兴的事儿。可是上学不到半年，我就病了。不是器质性病变，是精神方面的。我处于一种元精神（请准许我用这个词）兴奋状态。起先是逃学，后来发展到根本无法在学校里呆上哪怕是一小会儿，我迫切地从那个环境逃出去。一个人呆在家里的结果是我白天无法出门，因为我见到谁都会产生很大的火气，但我又知道自己不能随便动手打人，所以只能压抑自己。这些压抑的结果是使我更加精神紧张，陷入了恶性循环。不得已，我选择了修学。
父亲带我去看心理医生，我也很不配合。经常是预约了，但由于我心情不好懒于等待而甩手就走。我去过北医，也去过中医医院，没有人说得清我有什么毛病。其实也不怪医生无能，实在是我根本不愿理会医生的提问，或者也不愿把我初三到当时心理上巨大的变化说出来。我一般是坐在那儿，听大夫问，然后胡乱说几句，其余的由父亲代言。他不知道我怎么了，当时我自己也不知道。
我还曾去过积水潭，尽管也是收效甚微，不过我倒是很喜欢给我看病的那位老先生。最后我落到了安定医院，这可是一件挺恐怖的事儿。现在分析自己的病因，我很明现地看出与我的经历有关。十四岁以前我所树立起的善良友爱的世界观（如果可以叫的话）在一瞬间被摧毁。我眼见的是弱肉强食，为了不使自己成为受害者，我努力变强。我跟了三哥，当然还有那一帮哥们儿混在一起。作为一个孩子，我们很难理解父母对自己的爱，因为他们不会大声地说出爱。孩子看到的只有父母严格的要求。我根本无法领悟父母的爱，在外面混的那一年里我却深刻体会着友情。在外面混的孩子没有我们普遍认为的那么坏，甚至有真正的好人。混的那一年，我形成了新的理想，但是三哥苦口婆心地劝告使我最终考上了高中，而且跑出了圈子。我告诉自己应该在新学校里好好地学，但生活方式的骤变使我无法适应，我在初三时几乎是不上课的，到了高一我必须认真上课，而且是身在强化班。我压抑着自己的意愿。压抑是不会随时间推移而减弱的，它只是越来越强，终于强到我无法忍受了。（多拉德与米勒的“挫折——攻击”学说）
这些当然只是我现在的看法。在安定医院里我被当成了轻度精神病患者。定期的看病，吃药，只是没到住院的份儿。我不得不吃含有激素的药片：红瓶的是“罗拉”，蓝瓶的是“舒必利”。我没有看见精神转好，但是在激素“催肥”作用下变得臃肿了，初三毕业不到一百三十斤的我在身高不变的情况下，吃药仅两个月体重就直逼一百九！药物使我的身体蠢笨，大脑也不那么灵光了。我的骨骼定了形，三年高中只长了三公分。假设药有疗效的话，这些我也能忍，但是一切照旧。
那段日子三哥曾来找过我一次，可那次我几乎没搭理他。事实上我的眼睛不会长大，但是脸却肥胖，再加上我的嘴很小（他们说我远看三只眼！），所以脸差不多是一团了！三哥看见我的样子差点儿掉了眼泪，没说几句就走了，临走时只有一句：保重！
我无法很好地控制自己的脾气，而且这团烂肉走在街上难免被人笑话，这只会更加激怒我。我白天只有呆在家里，或玩玩游戏或睡觉。我讨厌看父母和邻居那难过而同情的目光，他们不愿再说我或者不敢再说我（这真的很可怜！）。母亲买来了兔子（母亲是很讨厌脏的，但她为我还是买了！），不过被我并无恶意的拎起脚摔在箱子上了，原因是我想让它老老实实地呆在我腿上而它不干。这一摔的结果大概是摔坏了它的内脏，半个小时后它开始抽搐：侧着身子，腿一蹬一蹬的，红眼睛像是充了血。最后，它发出了一阵叫声，全身僵直，死了。我从来没听过兔子的叫声，也没听说过兔子会叫。但这只兔子在它死的时候却叫了，很凄历。这成了我以后恶梦的一个来源，但在那个时候，我根本没有感觉，抓起它冷硬的身体扔在了垃圾筒里。
那一年里，唯一能让我暂时忘却痛苦的时候就是入了夜。大约十一二点时，父母都已睡熟，我从床上悄悄坐起来，穿好衣服。用十分稳健的动作打开屋门，然后走到院子。声音如此之小，以致从没有吵醒过他们。我有时会骑车出去，不过更多的时候是走着。
我总得上街，不能老是呆在家里。我夜复一夜地绕着后海和它周围的那些胡同转。后海离我的家很近，慢慢腿儿着也不过半个钟头。我喜欢那里，特别是那儿的夜景。没有人，但是有树，有风。风是夹杂着水草的腥气的，不过对于成天闷着的人来说是非常好闻的。我很喜欢在后海边的石亭里站一小会儿，盯着远处的灯火或是干脆就看看水面。水草有不少伸到了水面，一片片蓝黑色的，很深沉。我喜欢那水草，不过游泳的人就不然了。事实上，后海淹不死六七个人这一夏天就过不去。我也曾亲眼见打捞淹死的人。
我之所以后夜里才出去，大概是因为人少吧。
夏天过半的时候，有那么一次我不想再走后海那边了。我想也许换个地方会更好，我这样告诉自己，总围着一个地方会烦的。我于是换了别的路，那以前我也偶尔走过。我十二点出来，走到那立交桥下已是凌晨一点了。
我看见从桥下一直到远处排满了红色夏利。我好奇地走过去，那些司机有些靠在车里听收音机，有的出来喝点儿啤酒吃吃烤串。怎么会有这么多司机？我大惑不解。
继续走着，我看见了有人坐进出租车。有的是一个男的带两个女的上车的，也有只带一个的。人们多是从前面的迪厅出来的。小姐们一个人脂粉性感，男人们多是脑满肠肥，大概也和我当时的体型差不多吧。不过穿着是不同的，他们都西装革履的，而我不过是一条牛仔裤，一件短衬衣。我不太傻，知道了这里还夹带作些“人肉”买卖，卖的乐意，买的倒也心甘，只不过我看着一阵阵地作呕。
我耐着性子往前走，路边不时有还没找着主儿的浓妆艳抹的小姐向我招手或微笑。我只得强烈克制自己的冲动，才没有大打出手。
我还在往前走，对面走来一个没化妆的女孩儿。身高应该和我差不多吧，我想。她穿着鞋比我高了一块呢。
她也看见了我，径直走到我面前，冲我笑笑说：“小哥，麻烦你问一下，几点了？”
妈的，都一样，我暗自咒骂着。难道我就那么像个嫖客吗？
我白了一眼，绕过了她向前走。她竟又追了过来，仍然很友好地看着我，重复刚才的问题，并问我为什么不理她。
我压不下猛往上撞的火气，抽了她一耳光，骂“贱货”“不要脸”之类的。她被打得愣了一下，满眼是委屈，泪止不住地流下来。突然，一股强烈的内疚感让我为自己的莽撞后悔。我道歉的声音小得连自己也听不见。还是个孩子的我脸红了，既为之前的举动不好意思，又为接下来的歉疚而磨不开面子。我只能傻站着，看着。
她再看向我的时候还带着一些哭腔。
“我怎么你了？不就是问问时间吗，干嘛打我？”
我嗫嚅了半天，笨手笨脚地向她解释我是如何的不小心地而又多么不是成心地把她误认为是那种女人。我猜我当时的样子就像为偷吃糖果而打摔了罐子等候着父母责骂的惴惴不安的小孩子。
在我急急巴巴的说了一大堆后，只能可怜兮兮地戳在她面前，等候她的发落。
是我的窘相逗笑了她吗，还是本来她就已经原谅了我？她笑着摸摸我头发，很像姐姐（这只是感觉，我没有姐姐）说我像个大孩子。她比我高，不用把手伸高去够我的头。她要我赔罪，这吓了一跳。（我近乎身无分文）
她那时看出了我紧张的心情了吗？我不能确定。我只记得她接着说她不过是想要我陪她聊聊天，因为她在换班的时候很无聊。
这要求对我来说是小意思，我如获大赦。
我们坐在马路边，两听水，一包烟。（这是我全部家当了）她不吸烟，说话也不很多，但却很亲切，这种亲切打消了我自身的某些禁锢，我想，也许我可以和她谈得投机，毕竟她不是那种看起来让我不舒服的人。
“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叆叇。”
“叆叇？怎么写呢——噢，知道了，我根本不认识这两个字——真的，不骗你，对了，为什么叫这个名字？”
“阴云蔽日的意思。”
“嗯？”她皱了眉，“怪不得你打我呢。我们的名字都是相反的。——我叫白雲。”
白雲，在她离开我之后我写起她的名字总是用繁体字。我不想让她的名字仅仅作为我名字的一个偏旁，我也不想让她成为我生命中的一个过场。
“白雲。”我当时反覆念叨着她的名字，盯着她的脸。她有多大了，二十多？是可以化妆的年龄了，但她没化妆。我总认识这名字很适合她的，我不了解她，但和她说过话，我有一种感觉，她是一个很纯洁的女孩子。
她不是那种把美丽写在脸上的女孩儿，但见过她的人都说她很美，而不是说很漂亮。她一米七六，比我高两公分。她的腿特别长，明显长于我的。（其实我的腿也长，我和身高一米八的羽子胯骨位于同一高度。）
“你，怎么了，在想什么？——干嘛绷着脸。”
“没事，我在想，像你这样的女孩儿，为什么会到这儿来。”
“我在迪厅里领舞，当然要呆在这儿啦。刚刚换了班，里面乱糟糟的，就出来透透气，结果碰见了你。”她说着摸摸自己的脸颊，也许还有点疼，我赶紧又道歉。
“没事儿了，也不怪你——你呢，这么晚跑到这儿来，好像也不是好孩子该做的事吧——你看样子不算太大，有16岁——我还真的猜对了。”
我犹豫是否该把我的困境告诉她，就是这短短的一停滞，我瞥见她盯着我的脸。我感到脸上一阵发烧，为什么呢，是为我自己的那张猪脸而羞愧还是因为别的什么。
“也许，有些事难于开口吧。没关系的，如果不说出来对你更好一些，那就别说了。你是学生吗？在上高中吧——是吗？可是我有点儿不明白，你的学校和你的眼睛不一致——嗯……也许是我看错了吧，反正你不像一个老实念书的乖学生，可是你又不像个坏孩子……”
“我不是好孩子，”我不知道她是怎么看出来的。
“你常常去打架吗？可是你那么胖——不好意思啊，可是，我确实不明白，你这样子怎么打架呢。”
“那是以前了，现在这样子打不了了。”
“你才只有十六岁呀——啊，还不到，那你很小就打架吗？”
“不是，是初三那一年。”
“是吗，能告诉我是为什么吗？”
我告诉她以前的我，告诉她我是怎么变成一个“坏孩子”。在讲起我开始反抗的时候，我看见她眼里闪耀着一种亮光，但转瞬即逝，她很快恢复原样——等等，也许她那时根本没有流露出异样的神色，这可能只不过是我的记忆捏造出来和我开的一个玩笑。对此，我无法考证了。
她听着我的讲述，没有插过一句。我成了朗读者（可参看《生死朗读》），她在倾听。她不时看着手里的一个小玩意儿，是个狗型的钥匙链。那小物件看来有年头了，颜色都褪了。
“那你为什么，”她等我停下来过了一会儿才说，“为什么不到一年的时间你就胖成这样儿了？”
“因为我病了。”
“病？！什么病？”
“精神方面的，说了你也不会知道，我自己也不知道。就知道吃那药，又不怎么活动，就变成这样了。”我苦笑。
“你会好起来的。”但是她的表情有些黯然。她发现我在盯着她，赶紧冲我笑笑，但极不自然。她似乎要掩饰什么。
对于我的肥胖和坏脾气，她没有投来嫌弃或厌恶的目光，单凭这一点我已经很感激了。她也并没有显示她可怜我，她把我看成正常人，没准儿已经把我看作一个朋友，这使我很高兴。她的眼里有时会有一阵阵忧伤闪出，可这忧伤不是对于我，似乎是她自己的苦痛，只不过是可能我的讲述勾起了她的某些回忆。对此，她没有成心遮掩，但也不对我说压在她心上的沉重包袱。
我们从一点谈到三点，我还不知道她的身世，她的家庭，她的父母，就算只知道她在这迪厅上班，也没敢问是为什么。
“我得回去了，有三点了吧。”
“回去？！”
“是啊，我还有班呢。不过我不想回去，很久没有人跟我聊天了。我想再待会儿。”
“好啊，我是说如果你喜欢的话，就坐下来继续吧。反正我五点前回家就行了，还早呢。”
“为了不让父母发觉？”
她笑了，嘴轻轻的撇，只露出一个酒窝。很美，很感人，我也笑了。
那半年里，我第一次笑了。
为什么我竟就笑了呢？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很长时间。在我病愈之前，不少朋友来看望我，但其中的多数都受不了我表现出的冷淡。他们或摇头或叹气地走开了，而且不再来。大姐大不以为然，她坚信我和她当初一样不过是一时的糊涂罢了。她到家来陪我喝酒打电玩，但我没有笑过；即便是撇撇嘴就算笑的话也没有。没有人会说我、责怪我，但我厌恶那种感觉。
可是我只和白雲说了两个钟头的话，我竟就笑了，而且很开心。
这是什么原因，她对我而言还很陌生，我甚至还不知道她有多大呢。难道是因为那份陌生感和平淡都使她与众不同？她的不是同情也不是厌恶的目光让我重又觉得自己是个正常人，所以我才会自信地笑了？
不过，她很可能真的只是和我擦肩而过，我指的是，如果她没有再坐下来而是回到了迪厅的话，我想如果事情是那样的话，我们不会再有联系。我恐怕不会再去找她，而她也不会在乎我这个胖小子死到哪里去了。（这只是我的一种推测）
但是，她那夜没有就走，她坐了下来。我想，命运中有一根红线（也许不是红色）把我们紧紧地拴在一起，但我们谁也看不见。我们也不能预测接下来要发生的事。
当我试着问她的父母时，我们听见背后一阵带着酒气的骂骂咧咧的话。从迪厅里出来的两个男人，带着纯粹的流氓气。这是和我们完全不同类的人，我甚至可以闻到他们身上令人窒息的臭气。
当我知道他们是冲着白雲来的时候，我爆发了。
“你们丫看不见这儿已经有个男人了吗？找不痛快吗？”
两个男人转过身来，放开了白雲。满脸吃惊的样子，不，用鄙夷更准确。离我较近的家伙敞着怀，露出一个玫瑰枝条的文身。
“小子，你活腻了吗？这个小妞儿我们看好了，识相的最好滚蛋。”
这样的次货我揍过不少，他们比痞子要狠得多。我没见他们身上带着家伙。两个人一起上我也不惧的。
当那男人一拳打过来时，我清楚地看到他的动作。我本能地向右闪，同时击出右拳，我几乎出了全力。依照惯例，对方挨了这一拳，要躺上好一会儿了。
我曾经有个经验，那是初到一零一中的骑车路上，我拐错了一个路口，在快车道里逆行，一辆中巴绕过了我，但紧随其后的“奔驰”和我进行了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