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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拿着纸箱子住到了公司的单身宿舍，期间我打过无数的电话给姜琪，只要一听到我的声音她就把电话挂了。我不停地给姜琪发短信，请求她原谅我，最后姜琪回了一条，“你准备在离婚协议上签字吧！”
一直说到这里，贺凯才长舒了一口气停下来。我问他，你们现在怎么样了？贺凯苦笑了一下说，现在还不是就是这样子，我住在公司的集体宿舍里。我安慰他说，女人都是要面子的，只要你真心地改过了，过一段时间会慢慢好的。贺凯低下头去，用双手抓着头发，许久才抬起头来说，我现在最担心的不是她肯不肯原谅我，而是担心我自己以后是否还会犯那样的错。
我爱姜琪，从高中到现在我一直都爱着她，所以我不能忍她有一丝的轻视我。那天晚上那个什么黄总的电话打来时，我已经是气得完全失去理智了，我那时想的就只是用男人的拳脚来征服她。现在事情虽然过去了，可事情的根源仍然还在，她家里是城市里的，什么负担都没有，而我家里是农村里的，家里关于买房子的事情至今都还在等我的回音，姜琪还是拿着比我高的工资，在我们那个科研单位，我每个月3000的工资已经是很高的了，要想再涨是不太可能的。这一切实在让一个男人在老婆面前抬不起头来啊！更何况姜琪即使结婚了，都还有那么多人追，我不知道下次什么时候我又会做出不理智的事情来。
听贺凯这么说，我的心里也轻叹了一口气，这样的事情不能说到底是谁的错，我只能安慰贺凯说，既然当初姜琪肯和你结婚，那就说明她并不是那么在乎金钱地位什么的，女人都会有虚荣心的，除了钱，你还可以用别的东西来满足她。至于你，你可以去参加一些培训班，在哪里可以学习到如何调控自己的情绪。好好地和她沟通一下，你们会处理好的。
贺凯露出了一丝笑容，似乎轻松了一些。可是我对我自己说的东西是否有效我都没有把握，因为很多的事情并不是他们两个人可以决定的。
耳光扇出来的幸福
耳光扇出来的幸福
听说我要做一栏关于家庭暴力纠纷的专访，一个好朋友把他同学的姨妈罗竹介绍给了我，说她的故事可能符合我的需求。
拿到她的个人资料时我有些讶异。照片上是一位身着休闲唐装，颇具艳光的妇人。通体透出浓浓的风韵，只有眼角略略有些岁月的痕迹。这哪里是一个受过暴力摧残、年近花甲的老妪？分明是花样年华的翻版吗！
朋友看出了我的犹豫，一再推荐，让我见见她。鉴于这位朋友对我从无虚言，我才将这次工作的对象锁定在了这位罗阿姨身上。只是到底有些关于年纪的顾虑，要约在什么地方采访她还真是费了我些心思。
一天傍晚开车去机场接一位同事，发现机场附近多出家叫“红色年代”的酒吧。装修融革命风格与时尚品位于一体，连菜品饮料都充斥着那个疯狂年代独特的气息与满满的流行元素。我想，这下我是找对地方了。
果然，当一身香云纱套裤装扮的罗竹在我们约好的时间推开“红色年代”破旧的木板门时，她脸上出现的，是我意料之中的惊诧与激动。坐在没上漆的条凳上，端着一搪瓷杯苦丁茶，她告诉我，以前她下到秀山那里最怕喝这种茶，没想到现在居然那么怀念它。
我们的谈话很自然地从那段特殊的日子引入了。
我们那一代比起后面的要能吃苦得多，当然也倒霉得多。正该长身体的时候遇到了三年自然灾害，结果男的一个个都几级残废，女的也基本上跟苦菜花一个类型。该读书的时候遇到了上山下乡。屁大的娃娃大字不识几个就跟着农民伯伯下地学插秧栽蒜；该安家生根了又让返城上学的机会弄得一大帮子恩爱夫妻劳燕分飞，到处都哭得个撕心裂肺的。好容易安顿下来了吧，又赶上国家搞什么下岗再就业。结果我们这批正是上有老下有小时候的知青们论知识比不过年轻一代，论资格赶不上老革命，又挨了头刀！好在现在的日子总算好过了点，有时候想起年轻时的那些事，自己都觉得说起来这辈子倒也过得还算轰轰烈烈。
我下乡的那天离满19都还差几天，算是个典型的乖乖女，天真得很。那时候十几岁的女娃儿可一点不像现在的，什么都懂，比大人都灵精。我们那时候跟男娃儿说句话都怕旁人笑话。什么自由恋爱耍朋友更是连想都不敢想。真是走到大街上都有本事街这边一个街那边一个，手都不敢牵，生怕别人说自己作风不正派。普通的男孩女孩就算是说公事都非要拉个人一道才敢去找人的。
我那时候插队到秀山的一个村里。那个村统共也就三四十来户人家，不算大。前几年我回去，那地方已经变成个很大的茶园，当年的熟人都搬走找不到了。
我们当时一共有9个人下到那里。有4个是我们市里的，都是女娃儿。有5个是我们市周边的其他县份上的，是4个男娃儿1个女娃儿。我们5个女娃儿被分到村里几个干部家里住，男娃们就集体在村上开会的那个大屋——相当于村委会的大办公室里用竹篱笆糊上泥隔出来的一个单间里打了通铺。其实我们下乡国家是有给接收的村上拨款的，专门用来给我们下乡的知青修安置房。只是要是村里有现成的地方安置我们，就可以把发到村上的这个安置费充公。这些都是我们后来回城了才知道的。要当时就知道还有安置费一说，大家肯定会跟村上的干部们闹起来。你想啊，不到10平方米的小房间住4个大男人，还没有窗户，人很难过的，尤其是夏天！
那批娃儿最大的只有20，最小的才16。要放到现在，正是该被宝贝着读书升学的年纪，可我们那时就要必须每天学着大人面朝黄土背朝天了。干一样的活，工分才只有别人的一半，很过分吧？不过日子虽然苦点，倒是很学了不少东西。不敢说各个成为农业专家，最起码不会像现在的娃儿连地里长的是韭菜是麦苗都搞不清楚。
我的爱人，就像我的儿啊
我和李力就是在那时候认识的。他是我们那批下乡的知青里面最小的一个，当时刚满16。
那时候都是正在长身体的时候，队上供应的那点吃食根本填不饱大家的肚子。我们除了睡觉，其余的时候都在找东西吃。地里翻出的土豆疙瘩啦，高粱秆啦，红苕藤啦，能找到什么就吃什么，蚂蚱老鼠都照吃不误。别看李力年纪最小，最能吃的就是他！大家找到的东西
他分得最多还成天里嚷饿。当时大家觉得他小，什么事情都要照顾他些。我看他可怜，所以在干活的时候要是翻到了什么能吃的都先给他，慢慢地，我们俩就熟起来了。
后来在工休时，我们几个女娃儿约着一起去山上河边挖笋抓鱼什么的也会叫上李力。不是自夸，我算那拨儿里面比较能干的。连没点油气的红锅菜都能炒出香味来，更别说这些鲜货了。几根干树枝，一把薯叶就能烧出李力的口水。到现在了他都说外面卖的烧烤放一堆作料也没有我当年什么都没加的烤鱼好吃呢。
在村里待了两年多后，李力的家里托关系让他参军去了贵州。临走的前一晚我们所有的人在村头的河边给他开了个欢送会。我记得当时几个男娃抓了不少小鱼小螃蟹、蝎子麻雀什么的，我们女娃儿也弄到了不少野刺梨和红果笋头，说是欢送会。其实整个儿就是大家伙儿聚在一起打牙祭。
最大的那个男娃儿还偷来了我们食堂大师傅藏起来的一瓶自酿的老干烧，四五十度呢！事后给大师傅发现了，提着他的菜刀追得那个男娃满山跑，要他赔他的宝贝酒。最后被逼得没办法，我们全体知青老老实实替大师傅干了一个月的杂活。
当时一帮子年轻人喝得各个面红脖子粗。先还在又笑又闹，没一会儿突然安静了，一个女娃先哭，到后面大家就跟被传染似的，全哭得鼻涕一把泪一把。
那时我们那拨里已经有好几对有那么点意思了。没像现在的孩子那样黏得一刻都分不开，也就是平时干活做事爱互相帮助，多聊几句而已。还没人敢在众人面前表白牵手什么的。我跟李力只能算是好朋友，至少我是那么想，一直当他是弟弟来着。
他当时就坐在我旁边。那两年他长高长壮不少。刚来的时候比我还矮半头，看起来又黑又瘦，明显的营养不良。那时个头已经超过了我，看起来也有点大人样了。
他没哭出声，只是流眼泪。倒是我，哭得连靠到他肩膀上了都没注意到。他顺手搂住了我，当着所有人的面跟我说让我一定要等他回来。这话让大家都愣住了，尤其是我。我那天喝得比较多，乍一听根本没搞清楚状况。是我们队里的老大，就是年纪最大的那个男娃儿反应过来，使劲拍了拍李力，说他是大人了，让他放心，大家会照顾我的，我才慢慢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当时心里真是又惊又怕又感动，脸红得跟西红柿一样，根本不知道该怎么说怎么做了。
李力走了以后，我们经常联系。就是后来我回了城，分到钢管厂去当了化验员，他也还是隔个十天半个月就有信来。只是他一直没有来找过我，说是部队里还没安排他探亲。我们两家的老人都知道我和他的事，老是催着我们，让赶紧把事给办了。所以等到他第一次休探亲假到我们这儿来，我们也就顺理成章地把婚结了。结婚那一年我刚满25，在那时候都算是老姑娘了呢。甚至还有朋友笑话我们，说这是马拉松式恋爱，一跑就是六七年。
想起来也挺有意思的。那时候我们两家都穷，没条件，婚礼办得简简单单。我们结婚的时候就是把厂里分的一个单间的宿舍找了点石灰粉水重新刷了刷，然后把两人的被盖褥子搬到一起，换了床干净的蚊帐，还是打了好多补丁的。朋友们送了些水瓶锅碗来，我们自己做了一桌菜，请双方父母和几个好朋友吃了顿便饭，连结婚照也只是两个人在照相馆里照了张黑白的大头合影就算数。现在看到年轻人那些风风光光的婚礼，觉得自己当年嫁得好亏，不要说什么婚纱，连新衣服没有一件。有时候跟李力开玩笑说，不知道当初他是下了什么药，居然就那么就把我拐到手了！
我们结婚不到1个月，他就回部队去了。然后我就怀上了孩子。到我们的儿子两岁前，他再也没回来过。我们一直只能通过信件来联系。从他的信里感觉他过得并不开心，估计是在部队上待得不怎么顺心吧。我也管不到那么远，只能在信里劝劝。
通过我父母的关系，在我们儿子两岁生日后不久，终于把李力从部队调回了我们市的建院，安排在驾驶班做司机，专门给几个头头开小车。
他回来的那天我差点都没认出来。在部队待的这几年让他长得又高又壮，看起来帅了很多。我的朋友们看到他也都说变好看了。20世纪80年代初他那算是个很好的工作，每个月工资加外快有个千八百的，在当时绝对是小资一级。而且他很耿直，在院里颇有人缘。当时我们厂也算是市里数一数二的好单位，福利好得很，吃的用的啥都发。说得不客气点，那一阵家里真是连包卫生纸都没买过。我们的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的。亲戚朋友们都说，老人们说的“女大三，抱金砖”在我们家得到了充分的验证。
他们单位里有个同事叫王军，是个灵精古怪的人，脑子转得快，点子多，经常跟李力鼓吹他自己的那套发财经，把李力吹得一愣一愣的。他跟李力关系还不错，不过我很不喜欢他，因为那个人太精太会算计，我们李力是个老实人，没有少吃他的暗亏，还跟着他开始学喝酒。
王军经常在下班后拖我们李力去单位食堂喝酒吹牛，一喝就喝到半夜，每次都是李力请客给钱！李力以前不怎么爱喝酒的，现在不但爱喝，喝起来还没有节制，动不动就喝得醉醺醺的，一喝多了就发酒疯，常常回到家里了还把房间吐得乱七八糟，这点是让我很冒火的！所以打他们俩认识以后，我就老为这事跟李力吵。
王军这人门路挺广的，朋友也多。有一次，王军的一个朋友和他讲起深圳开发的事，王军一听就上了心，觉得发财的机会来了。当晚喝酒时就跟我们家李力嘀咕开了。结果3天以后，我在上班的时候接到了李力从火车站打来的电话，说他要跟王军一起去到深圳去挣钱打天下！他居然没跟我商量就悄悄辞了职，连各种手续都办好了。当时就把我给气晕过去了！
等到我醒过来，已经躺在了厂里卫生室的床上。我心里那个气啊，把卫生室里3张病床的床单都给拽过来撕碎了！男人出去闯是好事，我也不好说太反对。可是，就算你想出去闯，也不能说商量都不商量一下，甚至招呼都不给我打一个吧？这算什么两口子啊！就这么把孩子和这个家丢给我一个人了？我算什么？他老婆还是保姆管家？孩子才这么一点点大，连走路都还走不稳，你说我一个女人家又要上班又要带孩子，又得当爹又得当妈，还得随时照管着两家的老人，我哪里顾得过来？忙就算了，他父母我爸妈面前你说我怎么交代啊？尤其是他妈，非说是我图享受，想钱想疯了，硬把她儿子给逼走的。你说我冤不冤啊！我要真图享受要找钱多的，不是吹，凭我当时的模样，他李力的条件怕是我闭着眼随便抓也抓不到他身上！当初嫁他不就图得个他心比较细，比较会心疼人吗。鬼知道连这一点我都没有图到！还在他妈面前落下这么个名声！
气归气，他人都走了我能怎么办？还不是只好自己带着孩子过日子。这一过就是5年啊！
好在李力不是那么没良心的人，总还是会挂记我和孩子的。他每周会打两到三个电话回家，每个月固定给家里寄钱，隔三差五还给我们娘俩寄些时髦衣服什么的和一些新奇的小玩意儿，后来还有家用电器，冰箱啦，彩电啦，我们家都比院里别家用得早。
只是寄钱归寄钱，关于他在那边的生活和工作情况他是一个字都不提，不管我怎么磨，他口风紧得很，死都不肯说！一直到他回家，我都不清楚那段日子他到底在那边都做过什么。能知道的只是他寄回的钱和物件越来越多，电话却越来越少。有时候我气得心慌！可是就连跟他吵一架都没有机会。
让我铭记一生的好拳脚
“那时候你一个女人还要带着个孩子，日子很难熬吧？就算他有给你寄钱经济上不会很紧张，生活中还是有很多事不是钱就能够解决的啊！”
听着罗竹的回忆录，我忍不住义愤填膺地插嘴替她不平。原以为她会赞同我的看法，觉得可气可叹的。没想到她竟一下笑了。
“还好啦，我又不是笨蛋，顾不过来总会想办法的吗。不过也就因为这样，才让我第一次体会到李力发起脾气来有多么恐怖。”
“也？这里面有故事？”我好奇了。
“是啊。”她点点头，说起了那场让她铭记一生的拳脚，那是她这辈子挨过的惟一一顿打。
不是我自夸，年轻时我挺漂亮的。在乡下那会儿老有男孩子有意无意地找我说话。后来进了钢管厂，还被他们封了个厂花的名号。结婚的时候我们头儿跟我说厂里好多男的在食堂喝闷酒呢。这虽是打趣的话，也还是有点事实依据的。
女人长得好看点总有很多好处的。进厂的时候我是工人编制，可是直接进了厂部坐办公室，据说是为了有接待任务的时候好给厂里长长脸。我有这样的机会让很多人都不服气，尤其是办公室副主任周青，尽管她也是靠裙带关系才坐上这位置的。她看我始终不顺眼，特别在她老公——厂党委书记叶宏来办公室视察的时候。自从我进了办公室，那叶书记每月一次的工作视察就变成了每周一次，外带偶尔的“关心群众”。
李力走后，借故来办公室关心群众的人更是越来越多。当时我虽然都是孩子的妈了，但是年龄也不算很大，再加上李力的物质经济支援，也还蛮耐看的。还有一帮色心不死的家伙老爱有事没事献殷勤，让人穷于应付。我的一个好姐妹教了我一招：在驴的前面挂些食，却又让驴永远够不着，以此为动力可以让他们不断为民生问题辛勤工作。别看这招有点损，还真管用！刚开始我还特别扭，觉得有违正道。后来慢慢习惯了发现真是好处多多。只要自己把握得当，在那帮男人堆里斡旋起来绝对的游刃有余。煤气有人换，油米有人扛，孩子放学还有小车接送，省了我不少事呢！
“啊？那时候您就会这招了啊？就不怕别人说您？”
我为罗竹的话吃了一惊。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她的做法无疑是会掀起一场轩然大波的。
哎！你不知道，当时厂里传的话有多难听！尤其是那几个所谓的妇女干部，隔三差五地找我谈话，给我做什么思想工作。我知道，她们当面夸我什么聪明啦，会办事啦，背地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