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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了，因而备受劳役折磨；十一岁时，他逃出寺院，跑去学戏，就以《周易》自筮（也有说是智积禅师为他占卦取名的），得《易·渐》卦，云：“鸿渐于陆，其羽可以为仪，吉。”于是便以“陆”为姓，取名“羽”，字“鸿渐”。我们知道，这个“鸿渐”后来也被钱锺书先生借到《围城》里去了。
由钱基博取名一事我们还会自然联想到《围城》中方遯翁为孙子取名一节。《围城》第四章说：
这阿丑是老二鹏图的儿子，年纪有四岁了，下地的时候，相貌照例丑的可笑。鹏图没有做惯父亲，对那一团略具五官七窍的红肉，并不觉得创造者的骄傲和主有者的偏袒，三脚两步到老子书房里去报告：“生下来一个妖怪。”方遯翁老先生抱孙心切，刚占了个周易神卦，求得
，是“小畜”卦，什么“密云不雨”，“舆脱辐，夫妻反目”，“血去惕出无咎”。他看了《易经》的卦词纳闷，想莫非媳妇要难产或流产，正待虔诚再卜一卦，忽听儿子没头没脑的来一句，吓得直跳起来：“别胡说！小孩子下地没有？”鹏图瞧老子气色严重，忙规规矩矩道：“是个男孩子，母子都好。”方遯翁强忍着喜欢，教训儿子道：“已经是做父亲的人了，讲话还那样不正经，瞧你将来怎么教你儿子！”鹏图解释道：“那孩子的相貌实在丑——请爸爸起个名字。”“好，你说他长得丑，就叫他‘丑儿’得了。”方遯翁想起《荀子·非相》篇说古时大圣大贤的相貌都是奇丑，便索性跟孙子起个学名叫“非相”。方老太太也不懂什么非相是相，只嫌“丑儿”这名字不好，说：“小孩子相貌很好——初生的小孩子全是那样的，谁说他丑呢？你还是改个名字罢。”这把方遯翁书袋底的积年陈货全掏出来了：“你们都不懂这道理，要鸿渐在家，他就会明白。”一壁说，到书房里架子上拣出两三部书，翻给儿子看，因为方老太太识字不多。方鹏图瞧见书上说，人家小儿要易长育，每以贱名为小名，如犬羊狗马之类，又知道司马相如小字犬子，桓熙小字石头，范晔小字砖儿，慕容农小字恶奴，元叉小字夜叉，更有什么斑兽、秃头、龟儿、獾郎等等，才知道儿子叫“丑儿”还算有体面的。方遯翁当天上茶馆跟大家谈起这事，那些奉承他的茶友满口道贺之外，还恭维他取的名字又别致，又浑成，不但典雅，而且洪亮。只有方老太太弄孙的时候，常常脸摩着脸，代他抗议道：“咱们相貌多漂亮！咱们是标致小宝贝心肝，为什么冤枉咱们丑？爷爷顶不讲道理，去拉掉他胡子。”方鸿渐在外国也写信回来，对侄儿的学名发表意见，说《封神榜》里的两个开路鬼，哥哥叫方弼，兄弟叫方相，“方非相”的名字好像在跟鬼兄弟抬杠，还是趁早换了。方遯翁置之不理。去年战事起了不多几天，老三凤仪的老婆也养个头胎儿子，方遯翁深有感于“兵凶战危”，触景生情，叫他“阿凶”，据《墨子·非攻》篇为他取学名“非攻”。遯翁题名字上了瘾，早想就十几个排行的名字，只等媳妇们连一不二养下孩子来顶领，譬如男叫“非熊”，用姜太公的故事，女叫“非烟”，用唐人传奇。〔２０〕
杨绛先生曾在《记钱锺书与〈围城〉》中说：“方遯翁是个复合体。读者因为他是方鸿渐的父亲，就确定他是锺书的父亲，其实方遯翁和他父亲只有几分相像。”〔２１〕这“几分相像”会不会有他父亲喜欢引经据典给子孙取名的“渊源”呢？
注释：
〔１〕杨绛：《我们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３年版，第８８页。
〔２〕〔３〕〔１７〕李洪岩：《钱锺书与近代学人》，百花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４、１１、２５页。
〔４〕〔１１〕〔１２〕〔１８〕〔２１〕杨绛：《记钱锺书与〈围城〉》，《杨绛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１７５、１７５、１７６、１７６、１７０页。
〔５〕〔２０〕钱锺书：《围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２年版，第１２４、１２３～１２５页。
〔６〕《礼记·曲礼上》：“男子二十，冠而字……女子许嫁，笄而字。”《仪礼·士昏礼》：“女子许嫁，笄而醴之，称字。”《礼记·冠义》：“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礼记·檀弓上》：“幼名，冠字。”孔颖达疏：“‘幼名，冠字’者，名以名质，生若无名，不可分别，故始生三月而加名，故云‘幼名’也。‘冠字’者，人年二十，有为人父之道，朋友等类，不可复呼其名，故冠而加字。”
〔７〕钱锺书：《管锥编》第二册，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版，第４０５页。
〔８〕〔１０〕〔１４〕周振甫：《周易译注》，中华书局１９９１年版，第１０５、１０５、２５０页。
〔９〕高亨：《周易大传今注》，齐鲁书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２１２页。
〔１３〕根据钱基厚《孙庵年谱》里记载：“宣统二年十月二十日申时，侄锺书生，叔兄出也。适有人遗父以《常州先哲丛书》者，故为命名曰锺书，小字阿先。以伯兄无子，奉父命，由伯兄夫妇携室乳养。”他的伯父据此也为他另取名“仰先”，字“哲良”。“仰先”，自然有“仰望先哲”的含义，大伯父由于是“长房无子”，对出嗣过来的钱锺书显然也寄予了莫大的希望。
〔１５〕《汉语大词典》（缩印本）下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７６８５页。
〔１６〕李洲良：《古槐树下的钟声——钱著管窥》，吉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９页。
〔１９〕＇马来西亚＇萧遥天：《中国人名的研究》，国际文化出版公司１９８７年版，第１６２页。
明亡三百六十年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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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４４年农历三月十九日，北京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团团包围，明朝最后一个皇帝朱由检仓皇从内宫出逃，在宦官王承恩的陪同下，吊死于煤山。这标志着明王朝在中国近三百年的统治正式结束。因这一年为旧历的“甲申”年，所以每到这一年，人们总会有许多值得回味的感慨。第五个“甲申”年，也就是公元１９４４年，左翼文人郭沫若写下了他的著名雄文《甲申三百年祭》，重申了“得民心者得天下”、贪贿必然亡国的道理；同时也劝谕新兴的工农政党，切莫骄傲自满，以免重蹈李自成“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悲剧。尽管其后的郭沫若以进献“新词”和“颂歌”而为人訾议，但平心而论，《甲申三百年祭》今天看来仍然以其充溢的历史关怀和对农民起义“同情的理解”，不失为一篇好文章。而在第六个“甲申”轮回里，随着历史潮流的沉浮变换，对李自成的评价也经历了一个“天上人间”式的飞跃：在人人尚“左”、“革命”盛行、“阶级斗争”被说成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的年代里，李自成几乎就是救苦救难的“圣人”，以致于以他命名的历史小说成为红色年代里惟一一部“御批”创作的小说，“奉旨填词”的作家也因此得免“文革”游街示众之厄运。而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降，人人言必称“改良”，“告别革命”成为新的时尚，李自成又重新沦为“贼”、“寇”，成为“暴力”的代名词。而这正是几百年来“给帝王将相做家谱”的正统史家的一贯看法。真应了《圣经》上“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的话。
其实就李自成本人的身世和作为而论，他当然不是推动历史进步的“英雄”，但也不是天生的暴徒。与张角、方腊、白莲教、青莲教以及其后的太平天国相比，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其实是最少宗教蛊惑的，他的起义完全是因饥馑所逼。
一
李自成出生于陕北米脂县。在明代，米脂县属延安府绥德州。这里地处苦寒的黄土高原，土地贫瘠，降雨稀少。而明末的税收和“加派”是按亩征收，不考虑实际产出，这对地广人稀的陕北来说，就显得极不合理。而最令当地百姓不能忍受的是，陕北本来地处内陆，居民靠种地为生，基本没有什么工商业，但官府的各种“加派”只收银子，不要粮食，这就等于额外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再加上无休止的徭役和名目繁多的搜刮使得农民大量外逃，而官府为了“完粮”，规定一户逃则其余九户补足，九户逃则其余一户补足，于是，对不想坐着等死的农民来说，剩下的就只有一种选择，那就是整村整村的逃往别处。
崇祯二年，延安人马懋才在《备陈大饥疏》里，详细地记录了当时干旱无雨、百姓流离失所、哀鸿遍野的惨状：
臣乡延安府，自去岁一年无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间，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其粒类糠皮，其味苦而涩。食之，仅可延以不死。至十月以后而蓬尽矣，则剥树皮而食。诸树惟榆树差善，杂他树皮以为食，亦可稍缓其死。迨年终而树皮又尽矣，则又掘山中石块而食。其石名青叶，味腥而腻，少食辄饱，不数日则腹胀下坠而死。民有不甘于食石而死者，始相聚为盗……间有获者亦恬不知畏，且曰：死于饥与死于盗等耳！与其坐而饥死，何若为盗而死，犹得为饱鬼也。〔１〕
这个古代官吏摧人心肝的奏折今天读来仍然使人神摇。三百年前饥民的话直接、痛快，比后世一打学者发表在核心期刊上的文章更接近真理。因为根据“血酬定律”，既然“饥死”和“为盗”所承担的“风险系数”是相同的，那么根据“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当然应当选择“为盗”，因为“为盗”至少可以吃饱了去死。因此，这个有良知的官员在他的奏疏里继续写道：
最可悯者，如安塞城西有冀城之处，每日必弃一二婴儿于其中。有号泣者，有呼其父母者，有食其粪土者。至次晨，所弃之子已无一生，而又有弃子者矣。更可异者，童稚辈及独行者，一出城外便无踪影。后见门外之人，炊人骨以为薪，煮人肉以为食，始知前之人皆为其所食。而食人之人，亦不数日后面目赤肿，内发燥热而死矣。于是死者枕藉，臭气熏天。县城外掘数坑，每坑可容数百人，用以掩其遗骸。臣来之时已满三坑有余，而数里以外不及掩者，又不知其几矣。〔２〕
马懋才用“最可悯者”、“更可异者”来备陈当时白骨纵横、相率食人的惨状。而这惨剧的发生地“安塞”，正是早期农民领袖高迎祥的祖居地。同时我们也看到，饥荒固然是由干旱引起的，但只要愿意救济，也不是全无办法。“相聚为盗”恰好说明有可盗之处，否则“相聚”有什么用？官府如能“损有余补不足”，本可以将天灾造成的损害降低到最低。但他们做什么呢？
……有司悚于功令之严，不得不严为催科。如一户只有一二人，势必令此一二人赔一户之钱粮；一甲只有一二户，势必令此一二户而赔一甲之钱粮。等而上之，一里一县无不皆然。则现在之民只有抱恨而逃，漂流异地。此处逃之于彼，彼处复逃之于此。转相逃则转相为盗，此盗之所以遍秦中矣。〔３〕
即使百姓相率为食，“有司”还在“严为催科”！这说明世界上根本没有纯粹的天灾，无论水旱蝗害，事实上都与专制政府的黑暗和贪婪分不开。延安府的李自成和张献忠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起来造反的。尤其是在崇祯十三年九月，李自成的农民军被官军打得大败，当他率众从诸山中逃出，进入陕南的时候，身边的部众不足数百。可当十一月间，他突然率部进入河南以后，很快聚众达数十万。这和当时河南的灾荒有关。但灾荒不可能年年有，到处有，只要措置得当，也不至于遍地柴薪。而当时的朝廷和官府就像所有的独裁者一样，一有“人祸”便委过于天，不但不想法救济，反而三饷（辽饷、剿饷、练饷）加征不断，明征之外有“私派”，“私派”之外还有“火耗”，弄得民困财尽，千里榛莽。这时李自成的“三年免征”、“平买平卖”、开仓赈灾就大获中原人心。时人郑廉在《豫变纪略》里详细记录了李自成当时大赈饥民的盛况：“向之朽贯红粟，贼乃藉之，以出示开仓而赈饥民。远近饥民荷锄而往，应之者如流水，日夜不绝，一呼百万，而其势燎原不可扑。”你也许可以说这是“收买人心”，是“作秀”，但崇祯和他的官府为什么不“收买人心”？为什么不“作”这样的“秀”？因而，就本质而言，与其把农民军称作“农民革命军”、“义兵”或“贼”、“寇”、“匪”、“盗”，还不如直接把他们称作“饥民”更接近事实些。“饥民”当然不是骄傲的资本，但也不是天生的耻辱；抢粮（农民军自己称“打粮”）肯定不是一种荣耀，但当各种通过诚实劳动糊口的途径被一一堵死之后，抢粮吃几乎就是一件无可非议的壮举，至少不比那些将别人碗里的饭夺走的人更无耻。
也就是说“造反”的目的不是效忠某个个人或某种“主义”，而是效忠自己的肠胃。简单地讲，就是为了请客吃饭。明末的农民起义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即几乎所有的起义军首领都有过招安、投降的经历。桀骜如张献忠者竟然也在崇祯十一年正式受抚，接受了熊文灿给他的副将头衔。当一个叫林铭球的巡按御史来到谷城时，张按照官场礼仪，立即向他行跪拜礼。而史家在处理这一档史实时，或者假装不知道——实在绕不过去，就说这是一种“策略”；或者说这是“农民阶级的二重性”。实际上，这恰好说明这些起义的农民领袖，包括李自成在内，都不是真心造反，至少在起事之初，他们谁也没有想过要“取而代之”。这样，当官军剿抚并用，答应给他们牛犁耕种，并让他们的妻小吃饱时，手下将士便人心离散，渴望过正常人的生活。
因此，革命（本文指用群体性的暴力活动来颠覆、破坏现存秩序、制度的行为）虽然有多种，但就它的发生动机来看，大致有两类：一类是在一种新的制度、理念的引导下，通过有共同理想的队伍，来达到实现社会正义的目的；一类是在饥饿、困顿、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被迫起来寻找出路的。一类是由良知和头脑引导的，一类是由肚皮和肠胃引导的。因而，一类可以叫“良知革命”，一类可以叫“肚皮革命”。“良知革命”的背后是一套新的政治理念，往往能通过一个国家的试验给整个人类提供一种新的制度模式，而“肚皮革命”因为缺乏新的制度想象力，所以完成的基本上是一个简单的“改朝换代”，即“屁股变了，龙椅没变”。前一类像英国１６８８年的“光荣革命”、美国独立战争以及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而后一类则几乎可以囊括中国历史上大大小小所有的农民起义，李自成领导的当然也不例外。
诚然，革命，尤其是“肚皮革命”，打断了社会的正常积累，浪费了既有的物质资源，破坏了既定的文化创造秩序，不说别的，单是革命要死人这一点就足以使我们认定，改良比革命好。需要讨论的是，李自成怎么“改”崇祯的“良”？是通过立法？选举？弹劾？罢免？还是上访？检举？如果这些都不可能，而且也不能造反——因为造反是一种暴力行为，那么，对李自成来说，剩下的恐怕就只有一条路，那就是等死，如果等死也算一条路的话。
实际上，朝廷和官府正是这么看待这些起义军的。兵部尚书杨嗣昌为了捉拿张献忠，曾张榜通衢，上附一首他自作的《西江月》，劈头两句就是“不作安安饿殍，效尤奋臂螳螂”。不说他残酷镇压农民军，单凭这两句，他最后自缢身死，就是死得其所。张献忠固然不是善类，但杨嗣昌说的就更不是人话。一个兵部尚书、朝廷重臣，历来以“父母官”自居，竟然要“子民”“作安安饿殍”！而尤其可怕的是，三百年后的一些学者、教授的逻辑和杨大致相似。
中国要想走出“以暴易暴”、“治乱循环”的怪圈，就必须抛弃几千年来“只换屁股，不换龙椅”的革命方式，必须寻求一种和平渐进的方式来切入世界文明进步的潮流。这没有错，问题是我们在抛弃传统思维模式、寻求外部资源的过程中，是否一定要将几百年前这些走投无路被迫铤而走险的祖先妖魔化？我们是否能在否定他们解决问题的方式的同时，能对他们在反抗压迫、与暴政角逐的过程中所彰显的人格力量、生命意志给予适当的尊敬？一句话，我们在品评这些逝去的英雄时，能否多一点理解，少一点苛责？多一点设身处地的悲悯，少一点站着说话不腰疼的诛心之论？《圣经》上讲，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当提倡“非暴力”的人分不清施暴者和反抗施暴者，一味嘲笑挖苦以自高时，我觉得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