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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官员们赤地千里、饿殍遍野的奏报，崇祯有时也会唏嘘感叹一番，但大臣们如果要他拿出“内帑”助饷，他就会叫穷，不是王顾左右而言他，就是说砸锅卖铁也凑不够那么多。崇祯十年四月，他刚刚任命杨嗣昌为兵部尚书，总揽“平寇”事务，可当杨向他要增兵的饷银时，他就叫起穷来：“目今帑藏空虚。……前查约数若干，限二日内奏夺，如何不见奏来？”表演得煞有介事，连扮相台词都酷肖逼真。问题是没有钱怎么打仗？他当然不肯明说。这明摆着是让士兵们去抢了。更可笑的是，他还当场批评大臣们：“去岁谕令勋戚之家捐助，至今抗拒，全无急切体国之心。就是直省乡绅也不捐助。及至贼来，都为他所有了。怎么这等愚！”〔６〕看来他自己是不愚了，遇到紧急军情，他这个帝国“大老板”一定会慷慨地“注入资金”的。可实际上怎样呢？
崇祯十七年一月，李自成已逼近北京。崇祯想把最后一张牌打出来，即调吴三桂入关对付李自成，但又怕清兵来犯，拿不定主意，就召他的父亲吴襄询问军情。他先问“卿父子之兵几何”，吴先以虚数应付，最后实答，只有三千精兵；他又问“需饷几何”？吴答以“百万”两白银。他立即大吃一惊。可当吴算完账后，他也相信了，但随之就哭起穷来：“卿言是，但内库止有七万金，搜一切金银什物补凑，得二三十万耳。”〔７〕可等李自成入京，也就是他说的“及至贼来，都为他所有”以后一查，“括各库金共三千七百万有奇……户部外解不及四十万，捐助二十万有奇。而大内旧藏黄金四十余窖”，整整是他说的“二三十万”的一百余倍。这还不算黄金。为此，崇祯年间的进士杨士聪在《甲申核真略》里感叹道：“呜呼！三千七百万！捐其奇零，即可代二年加派。乃今日考成，明日搜掠，使海内骚然，而扃钥如故，策安在也？……吁，其亦可悲也矣！”就是这样一个宁肯亡国也不捐饷、宁肯将黄金窖藏也不停止向老百姓搜掠的皇帝，他不上吊谁上吊？
在这样的君主专制下，不要说李自成——一个边陲小镇的驿卒——不可能改良，朝廷重臣，包括阁员辅臣都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生怕招来杀身之祸。“崇祯五十相”之所以成为一个历史名词，说的就是他赏罚不明，刑罚太严，有恩不欲归下，有过则尽量外推，用人多疑，举措乖张。从崇祯十年温体仁去职到周延儒二次入阁，短短四年换了五个首辅，最短的一位是孔子的六十三代玄孙孔贞运，在首辅任上只干了两个月。“五十相”指的是他在位十七年，先后换过五十个内阁大学士，这在历史上都成了一个笑话。
与所有的专制政体一样，腐败也是一个终崇祯之世都没有解决了的先天性痼疾。崇祯年间，官员贪婪、买官卖官到了无官不贪、明码标价的地步。官员们通过行贿购得高官，但行贿的钱不是黄河之水，从天而降、自地涌出，必得加倍搜刮才得补偿。崇祯虽痛心疾首，大动刑厝，无奈罚不胜罚，杀不胜杀，最后往往以劝“大小臣工痛加修省”，也就是以加强思想教育工作而告终。
除了官贪，还有“兵暴”。由于明朝的军队长期缺饷，再加上发饷的官员层层克扣，实际到士兵手里的军饷很少，有的部队甚至常年不发一分饷银，这为军队的集体哗变和四方剽掠埋下了祸根。比如，左良玉的部队，人称“左军”，是出了名的骄悍无礼，“扎营之处，方圆数十里，妇女悉被奸污”，因而，不仅老百姓畏之如虎，而且有的地方官也禁止“左军”入城。更令人发指的是，有的部队为了掩败、领赏，往往“杀良冒功”，就是把老百姓的人头拿来作为自己杀敌的凭证。至于动辄以“打粮”为名，劫商贾，搜珍奇，淫妇女，焚民居，更是司空见惯。因而，当时老百姓有“匪来如梳，兵来如篦，官来如剃”的说法，而正是这一“梳”、一“篦”（旧时妇女用的一种很细密的梳子）、一“剃”，将老百姓推到与君王对立的战争边缘。
四
根据十七世纪英国思想家洛克的说法，当人们发现立法者和执行者的意图确定不移地指向奴役和压迫时，每一个人都有权通过诉诸上天，来决定是否采用战争的形式来捍卫自身的权益。在战争状态，准确地说，是立法者自己先行将它的尊严践踏净尽的，以前的一切法令都不再有效，现在，每一个人都将生命交给上天来决定其存留。你也许会说战争会死人，但当一个政权昏暴到极点，百姓“生不如死”，以致觉得用任意一个政权代替都会减轻他们的痛苦时，他们进行的各种形式的反抗就是合理的；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比起同时代中那些浑浑噩噩、苟且偷生、坐以待毙者，理应受到社会的褒奖和历史的赞美。因为反抗先于革命，也先于改良。一句话概括，就是，反抗先于反抗的形式。
你也许会说，激进的革命代价太大，不如“点滴的改良”，可当一切和平改良的途径都被堵死之后，百姓恰好是用锄头、铁锹和刀剑来“改良”的。更进一步说，当一个时代的人民不能用合法的手段传递信息时，他们就会用手（喝倒彩）、用心（编黄段子）、用眼睛（道路以目）来表情达意。甚至在一个从来没有选举传统的国度里，我们仍然惊奇地看到，他的人民会顽强地用脚、用手、用屁股“投票”的动人情景：
崇祯十五年十二月，李自成进逼襄阳。当大军冒着“左军”的炮火、强渡到汉江南岸时，当地的百姓以“牛酒迎贼”，好多青壮年自告奋勇，担当农民军的向导。由于他们熟悉地形，带领部队绕过了“左军”事先埋设的伏雷和暗弩，使农民军不费吹灰之力就占领了襄阳——这是明王朝的老百姓用脚“投票”，投的是反对票。
崇祯十七年正月，李自成亲率大军由长安出发，向北京进军。沿途州、县多望风送款，传檄而定。三月六日，农民军到达山西宣府城下。总兵官王承胤已先期纳款，而巡抚朱之冯却要执意把守。当农民军开始攻城时，朱登城督战，命左右发炮，而奇怪的是，“默无应者”。当他自己亲自点火放炮时，却被人从后面拽住了胳膊。最后，巡抚只有抚膺叹息，仰天大哭。就在巡抚捶胸顿足之际，总兵官王承胤已开门迎降——这是明王朝的士兵用手“投票”，投的是弃权票。
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七日，农民军已占领了卢沟桥，开始攻打平则、彰义等城门。驻守北京城外的三大营，不仅投降了李自成，而且将三大营的大炮反过来对着北京城轰。这也是明王朝的士兵用手“投票”，投的是反对票。城防司令李国桢见事情不妙，急忙求见崇祯，被宦官喝止。宦官问，何事慌张？李答：“守军不用命，鞭一人起，一人复卧如故。”这是明王朝的士兵用屁股“投票”，投的是弃权票。更有戏剧性的是，城头上本来安装了许多门西洋大炮，准备在紧急时使用，但守城的“内丁”（宦官）上城发炮时，声震屋瓦，响彻云霄，而“不杀贼一人”，因为“城上不知受何人指，西洋炮不置铅丸，以虚击，声殷雷达旦”〔８〕。在这种军心涣散、人无斗志的情况下，甚至朝廷大臣也赖在家里不出来“投票”。三月十九日凌晨，李自成的农民军已攻入外城，崇祯手刃公主和妃嫔多人后，来到前殿，亲自鸣钟，召集文武百官上朝，但令他绝望的是，竟没有一人前来。
就这样，李自成的农民军长驱直入，一举拿下了北京城。
你也许会说“拿下”又如何？不就是“三年免征”么？三年之后怎么办？我的回答是，三年之后当然还要征，不然政府官员吃什么？但根据“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原则，百姓有权通过逃亡、匿名等斗争方式走向压迫较轻的统治，哪怕这种统治是暂时的。换句话说就是，不能因为三年之后还要征，且不说征多少，就否定百姓用“革命”的手段换得三年的平安。因为在启蒙的语境里，革命是一种权利。既然是一种权利，拥有它的人可以放弃，也可以闲置，但绝对不能被褫夺。就像我买了一把椅子，我可以送人，也可以放着不用，甚至天冷时可以劈开生火，惟独当我坐的时候，别人却从我的屁股下抽走，是绝对不允许的。实际上，对于挣扎在死亡线上的明末百姓来说，不要说三年，就是四十二天——李自成三月十九日进入北京，四月三十日撤出，前后只有四十二天——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对于坐在洋房里吃得饱饱的教授来说，四十二天只是一个数字，可对于当年北中国的饥民来说，有四十二天和没有四十二天是不一样的：有四十二天，人们就可以用赈济来的粮食活下来，至少不会把仅有的拿走；没有四十二天，一大批嗷嗷待哺的饥民就会成为永远的饿殍。谁不信，可以试试。
注释：
〔１〕〔２〕〔３〕雍正《陕西通志》卷八六，《艺文三》。转引自晁中辰著：《李自成大传》，山东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３月版，第１４０～１４１页。以下注释皆转引自此书。
〔４〕郑廉《豫变纪略》卷四。
〔５〕《崇祯实录》卷一七。
〔６〕《杨文弱先生集》卷四二，按，杨嗣昌，字文弱。
〔７〕吴伟业：《绥寇纪略》补遗上。
〔８〕吴伟业：《绥寇纪略》补遗中。
也谈《甲申三百年祭》
？ 陈椿年
六十年前的１９４４年，在中国的战时首都重庆，郭沫若发表了《甲申三百年祭》一文（以下简称《祭》文）。此文刊出后的第三天，国民党的《中央日报》即发一社论抨击，而共产党方面则把此文印发给领导干部们学习，并由毛泽东在作《学习和时局》的报告中加以推荐：“我党历史上曾有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所以印发郭氏此文，“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时值抗战末期，胜利已经在望，抗日阵营内部的矛盾，主要是国共两党的矛盾。如今两党对这么一篇“历史研究”文章作出了贬褒截然不同的反应，此文因此备受世人注目，成了史学为现实政治服务的成功范例。随后出现的如吴晗的《朱元璋传》和《社会贤达钱牧斋》等，走的也都是这条路子。而这条路子的终极后果，却在二十余年后因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惨酷遭遇而震惊人世：这可是要命的事！
在《甲申三百年祭》中，郭氏“祭”的是李自成流星般的崛起和陨灭，同时也“回味”了明朝亡国的原因。郭氏不同意传统史学家认为崇祯“君非亡国之君”的说法，他说崇祯不仅应对明亡负责，而且还是“种族罪人”。至于一度攻破北京建立大顺王朝的李自成，郭氏的说法是：因为大顺军“在过短的时期之内获得了过大的成功”，致使“李自成以下如牛金星、刘忠敏之流，似乎都沉沦进了过分的陶醉里去了”，即因胜利冲昏了头脑，所以导致失败，并以某个李岩作为对照，表示大顺军内部也存在路线斗争，总之李自成不应“负主责”，罪魁倒是牛金星。
传统史学认为“君有君德”，亡国之君皆因“失德”，或他们荒淫奢侈，或昏庸懦弱，所以才会导致丢失政权。而崇祯似乎并无上述劣迹，因此颇有后人同情他。而他自己也把亡国原因说成是“诸臣误朕”。但他并不回避责任，自杀前在胸衣中藏着的“遗诏”上就写有“因失国，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不管怎么说，他既然做了皇帝，当然应对亡国负责，只是亡国之责和亡国之因并不是同一个概念。那么，也做了几天“大顺王朝”君主的李自成，为什么不该对他的大顺朝的灭亡负主责呢？郭氏对此避而不说，只是大谈崇祯和李自成的个人品格、思想作风、某些举措等问题，并以此解释明朝灭亡和大顺军失败的原因。郭氏认为李自成“在本质上和张献忠大不相同”，不好酒色，礼贤下士，与士卒同甘苦，敢作敢为，“和刘邦、朱元璋辈……比较起来，很有过之而不及的气概”。对崇祯则说他“仿佛是很想有为……但一转眼间依赖宦官，对军国大事……朝三暮四，轻信妄断……申说爱民，但都是口惠而实不至”。甚至说崇祯“是一位十分汲汲‘要誉’的专家，他是最爱下‘罪己诏’的，也时时爱闹减膳、撤乐的玩艺”。不过，郭氏对崇祯最重要的指责，则是说他对当时的腐败政治没有搞“彻底的改革”。这话当然很对，但该怎么改革又如何才算“彻底”呢？原来，郭氏心目中的“彻底改革”，而是实行了当年一位武生在奏折中建议的“请搜刮巨室助饷”的主张。郭氏对这个主张大加赞赏，一则说此人“很有政治的头脑”，再则说此人的见解“倒是十分的正确”，并发挥说，如果崇祯能采纳这一主张，强迫豪绅地主、权贵勋戚们掏腰包“助饷”，便能使“灾民得救，兵食有着，‘寇乱’决不会蔓延。结合明朝全力以对付外患，清朝入主的惨剧也决不会出现了”。——他一口气说了两个“决不会”，可见对这一看法的坚定与郑重其事。郭氏最后的结论则是：“从种族的立场上来说，崇祯和牛金星所犯的过失最大，他们都可以说是两位种族的罪人。”
牛金星是李自成大顺王朝的丞相。郭氏撇开李自成不说，却把大顺军败亡之责放到牛金星的身上，这样的说法可谓别出心裁。当然，在“史学为现实政治服务”的前提下，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如果追究那位“农民革命领袖”的罪责，显然是太不合适了。郭氏在这方面是拿捏得很准的。只是他在崇祯身上所找出的那些导致明朝亡国的原因，如果用来讥刺当年蒋介石国民党的统治，倒是堪称游刃有余，而把它当作历史研究的文本来看，那就不敢恭维了。
比如，他说李自成攻陷北京后，“发现”崇祯的皇库里藏有三千七百万锭银子，每锭重五百（十？）两，后来都被李自成运往陕西去了，随即嘲笑崇祯：“这样大的积余，如能为天下富家先，施放出来助赈、助饷，尽可以少下两次‘罪己诏’，少减两次御膳，少撤两次天乐，也不至于闹出悲剧来了。”这样的嘲骂固然痛快，固然容易使人联想到“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财富，只可惜所据的史料却根本经不起推敲。上述数字即使以每锭五十两计算，也已高达十八亿五千万两，而据万历年间张居正在奏折中计算，当时大明王朝全国“计每岁所入……不过二百五十余万（两），而一岁支放之数，乃至四百余万（两）”〔１〕。大明王朝从朱元璋开国到崇祯亡国，不过二百七十年光景，即使每年赋税收入以四百万两计算，也须四百五十几年才会积累到十八亿五千万两，全部藏入皇库，那么在这四百多年中，全国军卒、官吏、宫廷都得喝西北风过日子才成。试问这样的数字，不是天方夜谭又是什么？更可奇怪的是，郭氏注明他的这一资料来自《明季北略》，然而就在该资料的同一条目中，《明季北略》作者明确指出：“果有如此多金（指三千七百万锭），（则）须骡马一千八百五十万（头）方可载之，即循环交负，亦非计月可毕，则知斯言未可信也。”明明是被原作者否定了的假材料，郭氏却以假作真并据此立论，还要注明出处让原作者对它的真实性负责，以这样的态度来对待史料，这就很难说是在做学问了。
李自成在放弃北京逃回陕西以前，确曾动员大批骡马运走大量金银。这么多金银是从何而来的呢？《明季北略》记载：李自居攻陷北京后，大批明朝的勋戚、官僚、富商都被关押、上刑、抄家、勒逼掏钱赎罪。而大顺军的这次“追赃运动”，据另一位野史作者彭孙贻记载：“其所得金，大约侯门十之三，宦寺十之三，百官十之二，商贾十之二，共七千万两。宫中久已如洗，怀宗（崇祯）减膳、布衣，酒扈器具之金银者尽充军饷，内帑无数万之藏。贼（大顺军）淫刑所得，扬言获之大内，识者恨之。”又说：“（李）自成……于宫中拘银铁诸工各数千，盘敛库金及拷讯所得，并金银诸器熔之，千两为一饼，中凿一窍，贯大铁棒，凡数万饼，（搜）括骡车数千辆，马骡橐驼数千，装载归陕。”〔２〕
由此看来，郭氏向崇祯推荐的“搜刮巨室助饷”的主张，倒是由李自成的大顺军雷厉风行地贯彻执行了。搜括得来的金银不管是七千万两还是十八亿五千万两，总之很可观了。那么，效果如何呢？崇祯固然不曾实行，亡国亡身了；李自成努力实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