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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4月28日，默多克飞抵布里斯班，参加由澳大利亚广播管理委员会召集的电视执照申请听证会。他对广播管理委员会说，他担心在布里斯班颁发两个执照会为阿德莱德开创先例。他敦请委员会不要考虑所谓城市小、资金有限以及同广播网的关系等问题，第二天，他作为一个直言不讳的垄断主义的鼓吹者出现在听证会上。当被问到商业电视台的垄断利弊何在时，他答曰：益处无穷。他有一家垄断性的晚报，认公众角度来看。这张报纸要比悉尼的两家相互竞争的报纸强过百倍，其原因就是因为没有竞争。回阿德莱德途中，他接受了墨尔本一家电视台的采访。在记者问他是否想获得垄断时，默多克又狡猾地说，他去布里斯班意在不让墨尔本先驱集团的垄断“进一步蔓延”。
经过精心的调查和准备之后，在阿德莱德地区举行的听证会上，默多克又从经济角度对开设一个商业频道的可取性进行了详尽的论证，他的观点明确、论据确凿、论证合理，给广播管理委员会留下了深刻印象。同时，该委员会已获悉广播网的幕后活动，在其提交给政府的报告的附录中公布了现存执照持有者们讨价还价的情况。至此，广播管理委员会的态度已很明朗：每个城市发一个执照，申请者不得与现存持照者发生所有权上的瓜葛，且不得参加广播网。
然而随着选举年的到来，谋求连任的政府要寻求大报团的支持，广播管理委员会的报告最后被搁置一旁，继而又提出在阿德莱德和布里斯班各发两个执照的建议。
1958年10月13日，广播管理委员会宣布了新建议。结果，阿德莱德广告报团资助的公司获得了7频道，而9频道则由南方电视公司掌握，新闻公司握有其60％的股权。《新闻报》在一则报道中引用反对党领袖阿瑟·卡尔韦尔的话作为反应，说广播管理委员会是“可怜的、没有脊梁骨的、毫无用处的工具”。这则报道还敦促取消这个委员会。两周后，默多克再次出国考察国外电视业。
里维特对孟席斯政府的外交政策一直持批评态度。竞选运动开始后，《新闻报》又对联邦政府的其他政策表示不满。它在评论反对党领袖的竟选演说时说，他的主张与许多经济学家的观点一致。在评论孟席斯的施政纲领演讲时，既承认他的阅历和政绩，又对他拒绝考虑反对党的经济建议表示遗憾。到了选举日的前一天，默多克和里维特索性采取骑墙态度。《新闻报》的社论说，成千上万的人对现政府不满，但他们对唯一可能取而代之的替换者也同样感到恐惧。国内所有大报都支持现任政府，反对党取胜的希望渺茫。而《新闻报》竭力反对任何一个可能的胜利者，这充分表明，新崛起的默多克虽然在商业上取得了进展，但是在政治上还是一个新手。
对默多克来说，1959年中期是一个充满着希望的时期。9频道不久将抢在其对手7频道前开办。对里维特来说，这一年他更是声名鹊起，因为他将卷入一场使阿德莱德四分五裂的官司，最终把默多克也扯了进去。
鲁珀特·斯图尔特受雇于一个杂耍剧团，被指控于1958年年末在距阿德莱德800公里的塞杜纳强奸并杀害了一个9岁的小姑娘，现在正等待绞刑。斯图尔特是来自澳大利亚中部的阿龙塔人，他的英语很糟糕。对斯图尔特的指控令人毛骨悚然。《新闻报》和《广告商报》都以大量篇幅报道了这一案件。
里维特的介人是在7月24日由大学联合会会长弗兰克·博兰安排的一次午餐上，他与托马斯·狄克逊神父结识后开始的。狄克逊是斯图尔特上诉案的中心人物。狄克逊曾在阿龙塔人中当过传教士，懂得他们的语言。他是第一个去阿德莱德监狱，用阿龙塔语同斯图尔特交谈的人。
博兰在午餐上向里维特解释道，狄克逊对斯图尔特的定罪持怀疑态度。狄克逊了解到，一份据认为是斯图尔特向警方自白的口述笔录，成了给斯图尔特定罪的主要证据。他怀疑英语极差的斯图尔特能口述那份供词。他将那份材料交给阿龙塔语的大学语言学家特德·斯特里罗。后者经与斯图尔特交谈后写了一个意见书，认为那份供词不可能是口述的。斯图尔特的辩护律师在得到这一最新证据后，向澳大利亚高等法院提出上诉。高等法院虽然没有推翻原判，但很重视斯特里罗的意见。结果，一份新的上诉经高等法院呈交给伦敦枢密院。
狄克逊认为他能找到进一步的证据，甚至提供斯图尔特不在犯罪现场的抗辩。辩护律师从未找过杂耍团的人，也无人知晓他们的去向。狄克逊在接受一家电视台采访后，接到布里斯班《信使邮报》打来的电话，来电告诉他杂耍团当时在昆士兰北部。狄克逊准备启程去追踪杂耍团。
狄克逊没有意识到，他的一系列讲话已改变了新闻报道的角度。以前，对这个申诉案的报道总是从“杀人犯”讲起，现在一开始总是讲“一个阿德莱德的牧师”如何如何。不过里维特还需要进一步的保证。在和狄克逊共进晚餐时，里维特还怀疑狄克逊只不过是一个“死刑反对者”，以为他不过是利用斯图尔特案宣传他的主张，而不是只为了斯图尔特鸣冤叫屈。然而狄克逊向里维特解释说，如果国家将绞刑法定为一种刑罚，教会也只能遵循这一法令。里维特听后当即改变了报道方针，他设法与有关方面达成默契：《新闻报》将陆续报道狄克逊旅行的情况：所有新证据在报告给枢密院后，首先由《新闻报》独家发表，里维持越来越深地介入了这个案子。
狄克逊找到了杂耍团的老板和他的妻子，他们的宣誓声明几乎可以证明斯图尔特当时不在犯罪现场。不久，枢密院拒不允许上诉，说新证据需先经南澳大利亚政府审核。第二天，《新闻报》在“牧帅说：斯氏有充足理由抗辩”的大字标题下，发表了杂要老板夫妻的宣誓声明，并要求延缓执行死刑。当日下午，州总理普莱福德表示，州议会和最高行政会议将研究新证据。次日，《新闻报》发表教会界人士表示不安的言论。州反对党领袖立刻着手进行调查活动。对《新闻报》来说，这是一场干净、利落的漂亮。看上去普莱福德好像还将被迫承认，在他这个本来是无可挑别的州里，也可能发生审判不公案件，这也是对一贯独断的普莱福德本人的沉重打击，而这一打击是许多人，当然包括默多克和里维特所希望看到的。
然而普莱福德最后还是没有承认失利。当晚，普莱福德宣布了委员会的职权范围及其人员组成。有关其职权的条款没有说明要复审那份所谓的供词，而委员会的三名成员中有两名是正在处理斯图尔特案的法官。第二天，《新闻报》在头版的评论中要求扩大委员会的职权范围。评论旁的一幅漫画暗示普莱福德选错了人。阿德莱德的读者们已经好久没有看到过这样咄咄逼人的笔锋了，舆论界立刻兴奋起来。
与此同时，狄克逊及其周围的一伙反种族主义者、废除死刑主义者和法律改革者印刷了2。5万份反对绞刑的传单，由中学生在街头散发。整个阿德莱德沸腾了，连那些从不过问政治的人也在谈论斯图尔特案。而对州政府来说，斯图尔特案件最后酿成了斯图尔特事件：六七个警官因供词是否确实一
事接受审查，州总理的判断也遭到攻击。从警方到政界人士，个个灰头土脸，而新闻媒体则开足马力大肆鼓噪。面对这一派“大好形势”，默多克本人也开始坐不住了。
默多克亲自介入了这场官司，然而他是个谨慎的人，在让自己的报纸更深地卷入这一事件之前，他计划亲自摸摸狄克逊的底。于是他同那个谦逊的神父在一起吃了一顿晚餐，结果默多克感到很满意。就在这时，里维特又采取了新的行动。他发表了斯特里罗给州首席检查官的一封信，这封信指出供词是伪造的。他本人还亲自赴昆士兰州，获取了两份支持斯图尔特不在现场这一抗辩的宣誓声明。其他州和包括伦敦《泰晤士报》在内的外国报刊对这一事态的发展进行了连续报道。伦敦《新闻纪事报》称里维特是“南澳大利亚的左拉”。在强大的新闻舆论压力下，普莱福德再次作出让步，决定委员会将调查供词的背景。
听证会于8月10日开始。澳大利亚最优秀的刑法律师之一杰克·尚德专程从悉尼赶来充任斯图尔特的辩护律师。听证会开始不久，委员会便直接告诉尚德：动摇人们对判决的信心是他的任务，但他们没有重审此案的义务。委员会的这种态度激怒了尚德，使他们之间的分歧日益尖锐。听证会进行到第四天，委员会主席、南澳大利亚最高法官梅利斯·皮内尔打断了尚德对一个退休警官证人的诘问。尚德第二天上午在听证会上愤怒地指出，在他的律师生涯中，他从未在洁问证人时被人打断过，因此他宣布退出听证会。
对南澳大利亚人来说，德高望重的尚德退出听证会标志着州法律制度的威信的彻底衰落。这一天《新闻报》的标题最为辛辣、激烈，其反响一直持续到1960年中期。委员会继续听取证词。一名资深的当地律师被选为斯图尔特的第二个辩护律师，但不久后他也退出听证会。第三个律师从维多利亚赶来，这次是用公费支付其报酬的。至此，斯图尔特的死刑已减为无期徒刑。宣布减刑的那天上午，默多克也在法庭。至10月听取完诉状，委员会便宣布体会。《新闻报》与州总理之间的战火硝烟在盛夏的酷热中慢慢地散去。但是，普莱福德从此对里维特和默多克恨之人骨，因为正是他们让州政府名誉扫地。
斯图尔特案后，一场针对《新闻报》的官司看来在所难免。因为早在听证会初期，内皮尔就对《新闻报》表示反感。他说：“如果在听证会前没有人告诉我们哪些证人将说些什么，那我们办起事来就容易得多了。”这话似乎是指跟踪报道狄克逊旅行的几家报纸，但其实只有《新闻报》一家发社论要求进行调查。内皮尔后来说的一段话更加直言不讳：“让人来告诉我们到何处去寻找真理和正义，而不是由我们自己去发现，这对我们是有害无益的。”
报道尚德退出听证会的那天，《新闻报》连续发出两条标语。第一条是：“尚德退场——说‘你们对斯氏不公平’。”后一条说：“委员会瓦解，尚德怒斥皮内尔。”那天先后印发的各版报纸均保持统一的标题：“尚德控诉内皮尔——说‘这些委员不胜其职’。”里维特一整天与默多克保持密切联系。第一条标语发出时默多克是知道的，而第二条是他自己起草的，“委员不胜其职”的标题也是他建议写出的。作为报纸主编，里维特后来接受了发表标语的法律责任。
尚德退出听证会后，委员会曾为此休会10天。听证会复会后，协助委员会工作的检查官声称有人企图在尚德退场的问题上混淆视听，并以此为借口攻击委员会成员。
普莱福德本人在议会谈到了报界关于“无辜者屈打成招”的指控。他说，这对任何议会成员都是无法接受的。接着，他展示了《新闻报》的一条标语，并念出有关尚德退场的标题。他说，“这些委员不胜其职”这几个字是有史以来对本州法官的最严重的诽谤。在适当的时候，政府将采取行动。
这是明白无误的警告！《新闻报》随即发表题为《让我们澄清事实》的评论作为答复。评论承认，标题中引号内的引语并非尚德的原话，并为此表示遗憾。评论接着说，标语所言“。。尚德怒斥内皮尔”应为“尚德攻击内皮尔”。这个评论是默多克亲手起草的。但《新闻报》的麻烦还远未了结。皇家检查官说：”报纸试图参与审判，这是十分危险和恶劣的事情。”默多克和里维特的麻烦终于来了！
1960年1月19日，皇家检查官就有关尚德退席的报道对里维特和新闻集团提出指控：被告人发表了煽动性的诽谤文字，并且是在明知这种诽谤不属实的情况下发表的。每个被告均被指控犯有九大罪状，并被命令在1月25日前去见地方行政法官。
检查官起诉的理由是：被告说法官对某人“不公平”，这是对法官的“严重”诽谤；说委员会“瓦解”了，而实际情况是委员会不过是休会，以便为斯图尔特寻找新的辩护律师；说尚德“怒斥”内皮尔，但事实并非如此，这证明其用意是恶毒的。检查官提问的第一个证人是《新闻报》办公室主任，由于他拒绝回答一长串问题，结果被拘留。第二个证人是默多克的私人助手肯·梅，接下去是报纸的新闻编辑。第五天，默多克接受提问，但他对一系列问题拒不回答。
由一名法官主持并有一个陪审团出席的审判于3月7日开庭。里维特和新闻集团分别由各自的律师代表出庭。检察官再次提问作为证人的《新闻报》工作人员。这些人提供了对其老板和主编有利的证词。例如：报纸通常使用引号来概括一件事，尽管引用的不是说话人的原话；在新闻上“怒斥”几乎是“批评”的同义词。八天后，法官通告陪审团说，被告不是恶意煽动的，但是否发生了诽谤则由陪审团决定。
审判闭庭前，里维特在被告席上发表不作宣誓的供述。经默多克许可，他透露了他的老板在那些引起争议的出版物背后扮演的角色。里维特的辩护律师在总结发言中暗示，检察官的指控具有政治背景，起源于政府的报复。
陪审团决定，被告没有犯知情故意诽谤罪，但他们对“尚德退场。。”那条标语是否具有诽谤性质看法不一。这样，九大罪状只剩下一条了”现在由政府司法官员决定，是进行重新审判还是撤回起诉。6月初，诉讼正式中上，这场官司告一段落。两天后，《新闻报》发表社论说：报社从未暗示皇家委员会的成员不具备裁断斯图尔特案的资格。并且，《新闻报》认为，在南澳大利亚法官匮乏的具体情况下，法官不得仲裁针对自己的申诉这一规则应该灵活执行。与《新闻报》先前的漫画相比，这无疑是后退一大步。里维特的心腹可以肯定，这篇评论不会是他写的。这篇忏悔性社论发表的前一夜，默多克飞抵悉尼，投入到另一桩媒介事件的忙碌之中。由于这场先胜后败的政治风波，他与里维特分道扬镳之日已为期不远了。“都是里维特惹的祸！”默多克的心中一定在咒骂着。
默多克对澳大利亚广播管理委员会信口开河谈及要限制先驱和时代周刊集团的垄断时，他完全是一本正经、洗耳恭听的。斯图尔特事件没有使他忘记初衷。在斯图尔特走上证人席的几天后，新闻集团董事长斯坦利·默里致信广告报团董事会，建议两家合并。他预示新闻集团将以三股自家股票交换四股广告报团股票，外加40先令的现款；或者，新闻集团愿意以62先令6便士的价格收买每一个广告报团的股票单位。
就市场行情而言，这个建议是十分慷慨的。几天前，广告报团股票的报价是36先令。但新闻集团所建议的非同一般。即将发行的股票附带特殊选举权，经此并吞的两家报纸的控制权，都将落入新闻集团普通股的头号股东默多克家族的手中。
从商业角度来讲，这一并吞也很划得来。如果凯思爵士在世的话，也肯定会赞同两张报纸在一个印厂出版、由一个系统发行这种做法。但在其他方面，这个建议就显得不现实了。先驱和时代周刊集团持有广告报团36％的股票，而后者同时又是前者最大的股东。默多克想控制广告报团，这意味着他要跨入墨尔本的大门。
广告报团董事长劳埃德·杜马对新闻集团的建议很冷淡。三天后，他的读者在《广告简报》第十版读到他的答复：在证询了持有公司50％股票的股东们的意见后，他们决定不接受新闻集团的建议。他说：“我们相信，我们的股东以及所有南澳大利亚人都为《广告商报》感到自豪，不希望它效仿《新闻报》。”
默多克在阿德莱德可谓屡战屡败。他没有协调好他的政治行动和经济行动，结果两者背道而驰，相互矛盾。他没有赢得独家电视广播执照，未能吞并掉他的竞争对手，在同州总理的较量中也甘拜下风。此外，新闻家庭如费尔法克斯、比勒布鲁克、诺思克利夫、塞西尔·金一直是鲁珀特·默多克注视的焦点，默多克总梦想能建立自己的帝国或连锁。到50年代后半期，新闻公司为鲁珀特·默多克赚了足够的钱，默多克开始想走出阿德莱德。对他来说，阿德莱德这个地方已经太小，太拥挤了。当他从罗网下溜出来后，默多克就再也不去那里居住了，用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