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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校长在旁说：“你代表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民和千百万死难同胞，到这侵略国的首都来惩罚元凶祸首。天下之壮烈事，以此为最。君不为壮士谁为壮士！”
梅汝 拔剑曰：“我既受国人之托，决勉力依法行事，断不使战争元凶逃脱法网！”
座次之争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主要是根据1945年7月中、美、英、苏四国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设立的。审判庭就设在以前的日本陆军省，而庭长室恰恰就是东条英机原来的办公室。
法官到齐后，大家首先关注的是法庭上的座位排列顺序。庭长，业经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指定，由澳大利亚德高望重的韦伯法官担任。庭长之外还有美、中、英、苏、加、法、新、荷、印、菲的十国法官。庭长当然居中坐，庭长右手的第一把交椅似乎已属美国法官，庭长左手的第二把交椅属于谁呢？法官们各执一词展开热烈讨论。的确，坐在庭长之左右手，不仅可以随时与庭长交换意见，掌握庭审动向，更重要的是表示着该法官所属国在审判中的地位。当时的中国虽亦号称“世界四强”之一，可国力不强徒有虚名，该说点什么呢？
“若论个人之座位，我本不在意。但既然我们代表各自国家，我还需请示本国政府。”梅汝 的头一句话就让人吃惊，若法官们各自请示本国政府，何时才能讨论出个眉目来。望着同事们惊讶的神色，中国法官接着说：“另外，我认为，法庭座次应按日本投降时各受降国的签字顺序排列才最合理。首先，今日系审判日本战犯，中国受日本侵害最烈，而抗战时间最久，付出牺牲最大，因此，有八年浴血抗战历史的中国理应排在第二；再者，没有日本的无条件投降，便没有今日的审判，按各受降国的签字顺序排座，实属顺理成章。”中国法官说到这里略一停顿，微微一笑说：“当然，如果各位同仁不赞成这一办法，我们不妨找个体重测量器来，然后以体重之大小排座。体重者居中，体轻者居旁。”
中国法官话音未落，各国法官已忍俊不禁。笑后，等着庭长韦伯最后拍板。但庭长当时没表态。
等开庭前一天预演时，庭长竟突然宣布入场顺序为美、英、中、苏、法、加……梅汝 立即对这一决定坚决抗议并随即脱去黑色丝质法袍，拒绝登台“彩排”。他说：“今日预演已有许多记者和电影摄影师在场，一旦明日见报便是既成事实，既然我的建议在同仁中并无很多异议，我请求立即对我的建议进行表决。否则，我只有不参加预演，回国向政府辞职。”庭长召集法官们表决，预演推迟了半个多小时，最终入场顺序和法官座次按日本投降书各受降国的签字顺序美、中、英、苏、加、法……排定。
在座次争议之后，大家纷纷对中国法官刮目相看。与十位同仁相比，梅汝 不会喝酒，也不会玩洋玩艺——高尔夫球，但他有一特点，每日坚持在阳台上打“国粹”——太极拳。有一次法官们出席东京的一个国际性宴会，女主人轮流给十一位法官敬酒，走到梅汝 面前时被婉言谢绝了。女主人笑着向大家说：“我发现，东京的国际法庭总算有一个始终保持清醒的法官，他，就是中国的梅法官。”
庭审开始
1946年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宣布开庭。
法庭的左侧是贵宾席，盟国在东京的一等要人几乎都到了。法庭的右侧是二层楼，楼下是四、五百名各国新闻记者，楼上是六、七百名听众。二十八名甲级战犯（其中两名正在押解途中）就坐在审判台的对面。前排居中是东条英机，他佯作镇静，一动不动，仿佛死人一般。
检察长季南（美国人）首先宣读长达四十二页的起诉书。然后，根据法庭采用的英美法系规定，二十八名被告应对起诉书公开声明有罪与否。二十七人（大川昭明除外）全都声称无罪。
面对狡黠顽固的战犯，漫长的两年半的审判开始了。
案情极为庞大：被告二十八人（二人审判期间病死，一人因精神病免于起诉），开庭八百一十八次，法庭记录四万八千页，检察方与辩护方共提出证据四千三百三十六件，四百一十九人出庭作证，整个审判耗资七百五十万美元。
语言翻译困难：庭上的全部起诉、辩驳、宣判均需以英日两种语言进行，而象溥仪到庭作证，还需从中文译成英、日文，他发言两天，翻译用了六天。庭上除配备大量翻译人员外，还设有一个三人语言仲裁小组，以便当庭对翻译问题做出裁定。
除上述原因，几十位美、日两国的律师（每一被告有美日籍律师各一名）所采取的拖延战术亦是法庭迟迟不能判决的重要因素。开庭伊始，律师代表清濑一郎（兼东条英机的辩护律师）即节外生枝，攻击法庭超越管辖范围，声称庭长韦伯应该回避，庭审中又屡屡节外生枝，使法庭不能正常工作。律师之所以嚣张也事出有因。一则因为当时美苏两国为着柏林封锁危机而剑拔弩张，仿佛第三次世界大战迫在眉睫。被告与律师抱有幻想，以为国际阵营一旦发生变化，日本必然能得到美国重视，而战犯们或许还可以受到美军重用。二则因为法庭采用的英美法系规定的“国家律师制”，使律师在庭上享有与检察官同等的权利。至于战胜国美国的律师则更加有恃无恐。凭借英美法系有律师可以直接质询证人的规定，他们无孔不入，无隙不乘。从询问证人是否犯过罪，是否系精神病人，直至问到是否患花柳病。其不着边际一至于此，目的就在使检方提供的证人名誉扫地，无法向法庭正常提供证言。
中国法官在美攻读四年，学的就是英美法学，可对此依旧愤慨难忍。在休庭回国述职期间，他特意买了一尊瓷质大肚弥勒佛带回日本，为的是每日在法庭经五、六小时的庭审回到帝国饭店时，能望着弥勒佛的笑脸消消心头气。“我就不信，孙悟空能跳出如来佛的手心。天网恢恢，正义永在！”梅汝 常常这样自言自语。
严正判决
1948年4月，历时近两年的庭审终于结束，法庭进入起草判决书阶段。在梅汝 的争取下，法官们推定由中国法官负责起草判决书中有关中国的部分。梅汝 与助手杨寿林、罗集谊、倪征 、方福枢通力合作，在三百余页的初稿上倾注了大量心血。梅汝 风趣地形容自己生活说：“我像书虫一样，整日在堆积如山的数万页法庭记录中钻来钻去。”
律师在庭上曾称：日本关东军首脑、“九一八”事变的策划者土肥原贤二“深得中国民众的信赖”，可盟军缴获的土肥原打回国内的电报上，有他的自吹自擂：凡中国男女老幼听到我的名字，无不谈虎色变。
日本华中派遣军司令松井石根应该对南京大屠杀负直接责任，他却在法庭上声称，曾派出十余名宪兵维持全城秩序。可盟军缴获有德国驻南京大使馆打给德国外交部的密电，电文概述了日军在南京城里杀人如麻的情景后，所下结论是：犯罪的不是这个日本人或者是那个日本人，而是整个的日本皇军。它是一部正在开动的野兽机器。
事实不容抵赖也无法抵赖。对盟军缴获的这些密电、密档，中国法官予以高度重视。
判决书起草至一半，中国法官又一次在法官会议上慨然陈词：“由法庭掌握的大量证据，可以看出，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比德军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单纯用毒气屠杀，更加惨绝人寰。砍头、劈脑、切腹、挖心、水溺、火烧、砍去四肢、割生殖器、刺穿阴户或肛门等等，举凡一个杀人狂所能想像得出的残酷方法，日军都施用了，南京的许多妇女被强奸后又被杀掉，日军还将她们的尸体斩断。对此种人类文明史上罕见之暴行，我建议，在判决书中应该单设一章予以说明。”
梅汝 刚刚落座又站起来压低噪音补充道：“我的这个请求，务请各位同仁能够予以理解、赞同。”
庭长韦伯同意了。法官同仁们同意了。
法庭进入最后的秘密评议（量刑）阶段，十一国法官在两年多的交往中，私交不错，但是，在是否判外死刑的问题上，意见发生根本分歧。原来，东京的国际法庭制定了共同遵守的诉讼程序，却没有一个共同的量刑依据。各国法律对死刑规定不同，因此，十一国法官授引本国法律条款，各执己见，争得面红耳赤。
东京法庭有法官十一人（含庭长韦伯爵士），决定每一被告的刑度需要至少六票（过半数）。凡本国已废除死刑的法官，自然不愿意投死刑票。譬如庭长、澳大利亚的韦伯爵士就主张将战犯们流放到荒岛上。
美国法官同意死刑，但他的注意力仅限于对发动太平洋战争和虐待美军俘虏的那些战犯坚持判死刑。印度法官帕尔博士态度更顽固，他竟然主张无罪开释全体战犯，理由是：“世人需以宽宏、谅解、慈悲为怀，不应该以正义的名义来实施报复。”
法官们还没有最后投票，但通过争辩表态已能看出，力主死刑的人是少数。怎么办？梅汝 和助手们议定：土肥原贤二和松井石根两战犯，双手沾满中国人民的鲜血，若不能严惩，决无颜再见江东父老，惟蹈海而死，以谢国人。
这最后的量刑争议使梅汝 如同伍子胥过昭关，把头发都急得花白了。是的，个人之颜面、生死还是小事，千百万同胞的血债必须讨还！整整一个星期，中国法官食不甘味，寝不安席，日夜与各国法官磋商。花了许多心血，费了无数口话，最后的投票表决日到了。
六票对五票！以一票之微弱多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通过了对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等七名首恶处以绞刑的严正判决。
1948年11月12日，判决宣告完毕。中国法官应日本《朝日新闻》之请，在当天的报纸上发表了《告日本人民书》。他说：“经此次审判，日本军界首脑之暴虐行为和虚假宣传已昭然天下……今日国际法庭之最后宣判，清除了中日两国间善睦相处的这些绊脚石，对于今后中日间和平合作，相信必有贡献。”
历史，证实了中国法官在东京所说的这些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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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ber ： 4158
Title ：她终于安宁了
Author ：
Issue ： 总第 59期
Provenance ：环球
Date ：1985。11
Nation ：
Translator ：卫丹
她渴望着幸福和爱情，但始终摆脱不了孤独和迷罔——记好莱坞明星玛丽莲·梦露
辛酸童年
玛丽莲·梦露原名诺玛·吉恩·贝克，是个私生女。在她还没出生的时候，为父的便抛弃生母而远走高飞。1926年6月1日，母亲在洛杉矶一家医院的普通产房里生下小诺玛。护士把这个金发碧眼的小女孩抱给母亲时，她却忍不住悲恸起来：长期贫困、痛苦的生活，使她染上酗酒恶习，并患有神经官能症，今后怎样去养活这可爱而又可怜的女儿呢？
因此，小诺玛出生后12天，就被送给一个奶娘抚养。从此，小诺玛就像一只旅行箱一样，被人拎来拎去，从一个监护人手里转到另一个监护人手里，就这样，一直长到9岁。在这9年里，母亲只接她回过两次家。而神经不正常的外祖母竟然企图掐死她，两个继父想要强奸她。别的孩子只知道童年的欢乐，她度过的却是一个孤独、绝望和恐惧的童年。
直到1941年，小诺玛才在一个叫做“安娜姨妈”的妇人家里，找到一个较为安稳的栖身之所。安娜姨妈的家离好莱坞很近。在这座电影城的人行道上，用小泥浇铸着许多大明星的手印和足印，小诺玛常常跑去看这些印迹。她走在大脚印上，幻想着有朝一日也能跻身明星的行列。她迷上了电影，坐在电影院第一排座位上，度过一个又一个下午。那些黑色和白色的梦给她苦难的童年抹上一星半点的亮光。
朦胧爱情
13岁时，诺玛已长成一个亭亭玉立的少女，勉强进了中学。后来，她结识了20岁的大学生詹姆斯·多尔蒂。安娜姨妈一个劲地撮合他们成婚，因为她要离开当地，想让诺玛有个安身之所和依靠。诺玛当时刚满16岁，一种朦朦胧胧的对爱和对温情的渴望，她答应了詹姆斯的求婚。
婚姻谈不上什么成熟和热烈的爱情，只是少男少女彼此暂时的依托，但不管怎么样，诺玛总算有了自己的家。婚后，詹姆斯毫无怨言地吃着妻子为他准备的没有烧熟的土豆和烤焦的汉堡牛排。就这样，诺玛过了两年既无快乐、也无痛苦的平静生活，一直到詹姆斯参加海军去打仗。
分道扬镳
詹姆斯走后，诺玛到一家工厂找到了工作，她身上那股被压抑的活力立即爆发出来，干活十分卖劲。中午吃饭，当她走过食堂的时候，她发觉男人们的眼光总是盯着自己。确实，她出落得越发漂亮，使许多男子倾慕。但她却很坦然，只管埋头干活。
然而，命运使她遇到一位伯乐，他引她走上一条成功、其后却通向毁灭的道路。此人用摄影家的职业眼光打量她，一下就发觉她生来就值得上胶片。这个人就是摄影师戴维·康纳沃，他正在执行一项采访任务，报道前线将士们的妻子。诺玛兴高采烈地拍了照。康纳沃把底片发了出去。很快，一家模特儿介绍所找到了诺玛，于是，诺玛成了模特儿。不料，詹姆斯不满意她的模特儿职业，为此，二人不得不分道扬镳。1946年，正是豆蔻年华的诺玛，只得独自去闯荡人生了。
骑士之马
诺玛来到好莱坞。她把这里看成天堂，看成是在孤独、痛苦、平庸的生活中挂着美丽彩虹的地方。
这里的摄影师、导演、制片人发觉她身上有一种特殊的魅力，福克斯电影公司便录取了她，并给她取了个艺名：玛丽莲·梦露。
此时，她觉得眼前一片光明。然而，现实并不朝着她想象的方向发展，她依旧无声无息。好莱坞群星荟萃，谁会去注意一个初出茅庐的演员。她只能演一些小角色，除此之外，便是等待、失望、徘徊。有时，她让人拍几张摄影作品，从中得到微薄的收入。
在那个时代，经理与演员的关系就像骑士和他的马。由于玛丽莲没有机会演像样的角色，没能为经理赚大钱，福克斯电影公司便辞退了她。玛丽莲接着进了哥伦比亚电影公司，同样没有什么起色。她不得不再回到福克斯公司。她被赶来赶去，从一家公司跑到另一家公司，就像她童年到处流浪一样。这期间，她扮演的角色多半是逗人发笑的愚笨的妇人。由于她老演这类角色，人们便以为她别无所能了。
一举成名
直到拍摄《当城市沉睡的时候》，玛丽莲才遇到一位真正赏识她的导演——约翰·赫斯顿他给玛丽莲安排了一两场好戏。从此，玛丽莲开始崭露头角。1953年，她在影片《尼亚加拉》中担任主角，一举成名。接着她又主演了《男人喜爱金发女郎》。这两部电影给她带来了国际声誉。
玛丽莲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她在银幕上光彩照人。她的表演朴实自然，充满纯真，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
玛丽莲被捧入云端，制片商们利用她的美貌，一味要她上演一些暴露的电影。在这些唯利是图的商人眼里，玛丽莲永远是个为了50美元拍裸体照的女人，他们要的不是艺术，而是通过刺激观众来赚钱。玛丽莲不喜欢这样，她有思想，一向认为对演员说来最重要的是动人的演技。她感到一种无可奈何的痛苦。
短命婚姻
尽管在银幕上玛丽莲表现得活泼快乐，幸福美满，但在现实生活中她却是孤零零的一个人。她渴望能有一个人爱护她，给她力量。
这次，她似乎幸运地被邱比特的金箭射中了。此人就是垒球冠军乔·迪·马吉奥。这位最优秀的垒球手是美国青少年崇拜的偶像。
1954年1月14日，他俩举行了婚礼。然而，他们在亚洲的蜜月旅行使乔明白，玛丽莲既不属于自己，也不属于他所爱的人，因为制片商们需要她赚钱，影迷们离不开她。在东京，玛丽莲夫妇被狂热的崇拜者所包围，警察不得不驱散人群。人们一遍遍叫着玛丽莲的名字，而不是乔·迪·马吉奥。和玛丽莲在一起，乔成了不起眼的陪衬人物，他感到屈辱。对于乔来说，这个女人太出名了。
从亚洲归来，乔陪玛丽莲参加电影《七年的思考》的拍摄。一个暴露镜头使他忍无可忍，他愤怒地独自打起行李走了。年底他俩离了婚。短命的婚姻对玛丽莲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影片《七年的思考》的公演大受欢迎，可有谁知道，就是这部电影造成她和乔的最终分手。
玛丽莲开始冷静了，她苦苦思索，发觉自己就像一块肉，被制片商们任意宰割。她决心把生活掌握在自己手里。她拒绝演下一部电影，并建立了自己的制片公司。
再遭厄运
1955年春天，玛丽莲毅然离开好莱坞，千里迢迢地来到纽约。在这里，她遇到她久已仰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