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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陶成章（１８７８—１９１２） 字焕卿，别署会稽山人，浙江绍兴人，清末革命家，光复会领袖之一。一九一二年一月，被投机分子陈英士派蒋介石暗杀于上海广慈医院。著有《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浙案纪略》及《催眠术讲义》等。
〔１１〕 二次革命 指一九一三年七月孙中山发动的讨伐袁世凯的战争，结果失败。
因对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而言，故称二次革命。
〔１２〕 “三教同源” “三教”指儒、释、道。自东汉以后，这三家时有对抗和冲突，但往往也互相渗透。到了宋代，由于程颢、程颐、朱熹等理学家吸收了佛、老的思想，形成“三教”思想的调和。这里所说“‘三教同源’的机运就成熟了”即指这种调和现象。
〔１３〕 悟善社 一种封建迷信的道门组织。
〔１４〕 孔子（前５５１—前４７９） 名丘，字仲尼，儒家创始人。老子，即老聃，姓李名耳，道家创始人。释迦牟尼（约前５６５—前４８６），佛教创始人。耶稣基督（约前４—３０），基督教创始人。基督，即救世主。谟哈默德（约５７０—６３２），通译穆罕默德，伊斯兰教创始人。
〔１５〕 五世同堂 即五代同居。礼门、义宗，即所谓笃守礼义的门庭和宗族。在封建社会里，这些都被认为是可称颂的事情。
〔１６〕 《萧曹遗笔》 清代竹林浪叟辑，共四卷。一种供讼师写状纸用的参考书，假托是汉代萧何、曹参的著作。
〔１７〕 “以孝治天下” 语见《孝经。孝治章》：“昔者明王以孝治天下也……得万国之欢心，以事其先王。”
〔１８〕 章太炎（１８６９—１９３６） 名炳麟，号太炎，浙江余杭人，清末革命家和学者。他因为鼓吹并实际参加反对清政府的革命活动，曾被反动派毁谤为疯癫。辛亥革命后，他也常有反对袁世凯等军阀黑暗统治的言论，因此又曾被反动派毁谤为“章疯子”。
〔１９〕 《鬼谷子》 相传为战国时鬼谷子所著，实为后人伪托，共三卷。《飞箝》是其中的一篇。据南朝梁陶弘景注：“‘飞’谓作声誉以飞扬之，‘箝’谓牵持缄束，令不得脱也；言取人之道，先作声誉以飞扬之，彼必露情竭志而无隐，然后因有所好，牵持缄束，不得转移。”“虽覆能复”，据陶弘景注：“虽有覆败，必能复振，不失其节度，此箝之终也。”
〔２０〕 苏秦，张仪 战国时纵横家。苏秦曾游说六国联合抗拒秦国；张仪曾游说六国归顺秦国。据《史记》的《苏秦列传》和《张仪列传》说，他们两人“俱事鬼谷子先生学术”。
〔２１〕 来鹄 据《全唐文》卷八百十一《来鹄》条：“鹄，豫章人，咸通（按为唐懿宗年号）举进士不第。”这里所引的话，见宋代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的《鬼谷子》条：“来鹄亦曰：”鬼谷子昔教人诡绐、激讦、揣测、忄佥猾之术，悉备于章，学之者惟仪、秦而已。
如捭阖、飞箝，实今之常态，是知渐漓之后，不读鬼谷子书者，其行事皆得自然符契也。‘“
〔２２〕 指当时各地军阀的内战。参看本书《忽然想到》之十一及其注〔２２〕。
〔２３〕 “是乃天授，非人力也” 这是汉代韩信称颂刘邦的话。
见《史记。淮阴侯传》：“且陛下所谓天授，非人力也。”
〔２４〕 本节发表时没有注明写作时间，“七月一日”是作者在结集时补上的。
〔２５〕 “五分钟热度” 梁启超在一九二五年五月七日《晨报》“勿忘国耻”栏发表的《第十度的“五七”》一文中，曾说：“我不怕说一句犯众怒的话：”国耻纪念‘这个名词，不过靠’义和团式‘的爱国心而存在罢了！义和团式的爱国本质好不好另属一问题。
但他的功用之表现，当然是靠‘五分钟热度’，这种无理性的冲动能有持续性，我绝对不敢相信。“
〔２６〕 汤尔和（１８７８—１９４０） 浙江杭县（今余杭）人。曾任北洋政府的教育总长，抗日战争期间堕落为汉奸。关于五卅事件，他在《晨报》的“时论”栏发表《不善导的忠告》一文，其中充满诬蔑群众，取媚于英、日帝国主义的胡说；这里所引的侮辱爱国学生的话也见于该文：“前天某学校以跳舞会的名义来募捐，我家的佣工，告诉他说是捐的次数太多了，家里没有钱。来人说你们主人做过什么长，还会没钱吗？把大门打得擂鼓一般，足有十五分钟之久，再三央告，始怫然而去。”
〔２７〕 木兰从军 见南北朝时的叙事诗《木兰诗》。内容是说木兰女扮男装，代父从军，出征十二年，立功还乡。缇萦救父，见《史记。仓公传》。缇萦是汉代淳于意（即仓公）的幼女，因父亲犯罪，上书汉文帝，表示自己情愿做一名官婢，代父赎罪。
〔２８〕 “束发小生” 一九二五年，章士钊因禁止学生纪念“五七”国耻而遭到反对，他在给段祺瑞的辞呈里说：“夫束发小生。千百成群。至以本管长官之进退。形诸条件。”束发，古代指男子成童的年龄；章士钊说的“束发小生”却含有轻视的意思，近似俗语“毛头小子”。
〔２９〕 韩非子 即韩非（约前２８０—前２３３），战国时韩国人，古代思想家和政治家。他的著作流传至今的有《韩非子》二十卷，计五十五篇。《韩非子》中没有“不耻最后”的话，在《淮南子。诠言训》中有类似的记载：“马由者不贫最先，不恐独后；缓急调平手，御心调乎马，虽不能必先哉，马力必尽矣。”，赛马。
答ＫＳ君〔１〕
ＫＳ兄：
我很感谢你的殷勤的慰问，但对于你所愤慨的两点和几句结论，我却并不谓然，现在略说我的意见——第一，章士钊将我免职，〔２〕我倒并没有你似的觉得诧异，他那对于学校的手段，我也并没有你似的觉得诧异，因为我本就没有预期章士钊能做出比现在更好的事情来。我们看历史，能够据过去以推知未来，看一个人的已往的经历，也有一样的效用。你先有了一种无端的迷信，将章士钊当作学者或智识阶级的领袖看，于是从他的行为上感到失望，发生不平，其实是作茧自缚；他这人本来就只能这样，有着更好的期望倒是你自己的误谬。使我较为感到有趣的倒是几个向来称为学者或教授的人们，居然也渐次吞吞吐吐地来说微温话了，什么“政潮”咧，“党”咧，仿佛他们都是上帝一样，超然象外，十分公平似的。
谁知道人世上并没有这样一道矮墙，骑着而又两脚踏地，左右稳妥，所以即使吞吞吐吐，也还是将自己的魂灵枭首通衢，挂出了原想竭力隐瞒的丑态。丑态，我说，倒还没有什么丢人，丑态而蒙着公正的皮，这才催人呕吐。但终于使我觉得有趣的是蒙着公正的皮的丑态，又自己开出帐来发表了。仿佛世界上还有光明，所以即便费尽心机，结果仍然是一个瞒不住。
第二，你这样注意于《甲寅周刊》〔３〕，也使我莫明其妙。
《甲寅》第一次出版时，我想，大约章士钊还不过熟读了几十篇唐宋八大家〔４〕文，所以模仿吞剥，看去还近于清通。至于这一回，却大大地退步了，关于内容的事且不说，即以文章论，就比先前不通得多，连成语也用不清楚，如“每下愈况”〔５〕之类。尤其害事的是他似乎后来又念了几篇骈文，没有融化，而急于''〔６〕，所以弄得文字庞杂，有如泥浆混着沙砾一样。即如他那《停办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呈文》〔７〕中有云，“钊念儿女乃家家所有良用痛心为政而人人悦之亦无是理”，旁加密圈，想是得意之笔了。但比起何乞《齐姜醉遣晋公子赋》〔８〕的“公子固翩翩绝世未免有情少年而碌碌因人安能成事”来，就显得字句和声调都怎样陋弱可哂。何'比他高明得多，尚且不能入作者之林，章士钊的？恼赂诤未μ稚钅兀靠銮遥霸毓模幼啪褪峭ㄐ牛袼淙皇亲约汗愀嫘缘陌牍俦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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樟恕？
所以，即使真如你所说，将有文言白话之争，我以为也该是争的终结，而非争的开头，因为《甲寅》不足称为敌手，也无所谓战斗。倘要开头，他们还得有一个更通古学，更长古文的人，才能胜对垒之任，单是现在似的每周印一回公牍和游谈的堆积，纸张虽白，圈点虽多，是毫无用处的。
鲁迅。八月二十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八日《莽原》周刊第十九期。
〔２〕 章士钊（１８８１—１９７３） 字行严，笔名孤桐，湖南长沙人。
辛亥革命前曾参加反清活动，五四运动后，他是一个复古主义者。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六年间，他参加北洋军阀段祺瑞政治集团，曾任段祺瑞执政府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参与镇压学生爱国运动和人民群众的爱国斗争；同时创办《甲寅》周刊，提倡尊孔读经，反对新文化运动。一九二五年女师大风潮发生后，由于鲁迅反对章士钊压迫学生的行动和解散女师大的措施，章便于八月十二日呈请段祺瑞罢免鲁迅的教育部佥事职务，次日公布。八月二十二日鲁迅在平政院控诉章士钊，结果胜诉，一九二六年一月十七日复职。后来章士钊在政治、思想上有所变化，转而同情革命。
〔３〕 《甲寅周刊》 章士钊主编的杂志。章士钊曾于一九一四年五月在日本东京发行《甲寅》月刊，两年后出至第十期停刊。《甲寅》周刊是他任教育总长之后，一九二五年七月在北京出版的，至一九二七年二月停刊，共出四十五期。其内容杂载公文、通讯，正如鲁迅所说，是“自己广告性的半官报”。他办这个刊物的主旨，一方面为了提倡古文，宣扬封建思想，一方面则为了压制学生和他的反对者，以巩固自己的地位。刊物中除一般地宣传复古外，还有不少诬蔑青年学生、为当时的所谓执政（段祺瑞）捧场和吹嘘他自己的文章。
〔４〕唐宋八大家指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和宋代的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
安石、曾巩八个散文名家。明代茅坤曾选辑他们的作品为《唐宋八大家文钞》，因有此称。
〔５〕 “每下愈况” 语见《庄子。知北游》。章太炎《新方言。释词》：“愈况，犹愈甚也。”章士钊在《甲寅》周刊第一卷第三号（一九二五年八月一日）的《孤桐杂记》中，将这个成语错用成“每鲇隆保骸俺⒙勖髑逑噫印Ｊ科杷ァ！窆星澹靠鲇？下。”
〔６〕 '〃轄 意思是摘取和撕扯。一般指剽窃别人的词句。〃轄，扯的异体字。
〔７〕《停办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呈文》这篇呈文曾刊载《甲寅》周刊第一卷第四号
（一九二五年八月八日），其中有一部分字句，旁加密圈。
〔８〕 何乞（１８１６—１８７２） 字廉靶，号悔庵，江苏江阴人。清道光时进士，曾任吉安府知府。著有《悔余庵诗稿》、《悔余庵文稿》等。
《齐姜醉遣晋公子赋》见《悔余庵文稿》卷二。
“碰壁”之余〔１〕女师大事件在北京似乎竟颇算一个问题，号称“大报”如所谓《现代评论》者，居然也“评论”了好几次。据我所记得的，是先有“一个女读者”〔２〕的一封信，无名小女卒，不在话下。此后是两个作者的“评论”了：陈西滢先生在《闲话》之间评为“臭毛厕”，李仲揆先生的《在女师大观剧的经验》里则比作戏场〔３〕。我很吃惊于同是人，而眼光竟有这么不同；但究竟同是人，所以意见也不无符合之点：都不将学校看作学校。这一点，也可以包括杨荫榆女士的“学校犹家庭”和段祺瑞执政的“先父兄之教”〔４〕。
陈西滢先生是“久已夫非一日矣”〔５〕的《闲话》作家，那大名我在报纸的广告上早经看熟了，然而大概还是一位高人，所以遇有不合自意的，便一气呵成屎橛，而世界上蛆虫也委实太多。至于李仲揆先生其人也者，我在《女师风潮纪事》〔６〕上才识大名，是八月一日拥杨荫榆女士攻入学校的三勇士之一；到现在，却又知道他还是一位达人了，庸人以为学潮的，到他眼睛里就等于“观剧”：这是何等逍遥自在。
据文章上说，这位李仲揆先生是和杨女士“不过见面两次”，但却被用电话邀去看“名振一时的文明新戏”去了，幸而李先生自有脚踏车，否则，还要用汽车来迎接哩。我真自恨福薄，一直活到现在，寿命已不可谓不长，而从没有遇见过一个不大认识的女士来邀“观剧”；对于女师大的事说了几句话，尚且因为不过是教一两点功课的讲师，“碰壁之后”，还很恭听了些高仁山先生在《晨报》上所发表的伟论〔７〕。真的，世界上实在又有各式各样的运气，各式各样的嘴，各式各样的眼睛。
接着又是西滢先生的《闲话》〔８〕：“现在一部分报纸的篇幅，几乎全让女师风潮占去了。现在大部分爱国运动的青年的时间，也几乎全让女师风潮占去了。……女师风潮实在是了不得的大事情，实在有了不得的大意义。”临末还有颇为俏皮的结论道：“外国人说，中国人是重男轻女的。我看不见得吧。”
我看也未必一定“见得”。正如人们有各式各样的眼睛一样，也有各式各样的心思，手段。便是外国人的尊重一切女性的事，倘使好讲冷话的人说起来，也许以为意在于一个女性。然而侮蔑若干女性的事，有时也就可以说意在于一个女性。偏执的弗罗特〔９〕先生宣传了“精神分析”之后，许多正人君子的外套都被撕碎了。但撕下了正人君子的外套的也不一定就是“小人”，只要并非自以为还钻在外套里的不显本相的脚色。
我看也未必一定“见得”。中国人是“圣之时者也”〔１０〕教徒，况且活在二十世纪了，有华道理，有洋道理，轻重当然是都随意而无不合于道的：重男轻女也行，重女轻男也行，为了一个女性而重一切女性或轻若干女性也行，为了一个男人而轻若干女性或男性也行……。所可惜的是自从西滢先生看出底细之后，除了哑吧或半阴阳，就都坠入弗罗特先生所掘的陷坑里去了。
自己坠下去的是自作自受，可恨者乃是还要带累超然似的局外人，例如女师大——对不起，又是女师大——风潮，从有些眼睛看来，原是不值得提起的，但因为竟占去了许多可贵的东西，如“报纸的篇幅”“青年的时间”之类，所以，连《现代评论》的“篇幅”和西滢先生的时间也被拖累着占去一点了，而尤其罪大恶极的是触犯了什么“重男轻女”重女轻男这些大秘密。倘不是西滢先生首先想到，提出，大概是要被含胡过去了的。
我看，奥国的学者实在有些偏激，弗罗特就是其一，他的分析精神，竟一律看待，不让谁站在超人间的上帝的地位上。还有那短命的Ｏｔｔｏ Ｗｅｉｎｉｎｇｅｒ〔１１〕，他的痛骂女人，不但不管她是校长，学生，同乡，亲戚，爱人，自己的太太，太太的同乡，简直连自己的妈都骂在内。这实在和弗罗特说一样，都使人难于利用。不知道咱们的教授或学者们，可有方法补救没有？但是，我要先报告一个好消息：Ｗｅｉｎｉｎｇｅｒ早用手枪自杀了。这已经有刘百昭率领打手痛打女师大——对不起，又是女师大——的“毛丫头”〔１２〕一般“痛快”，他的话也就大可置之不理了罢。
还有一个好消息。“毛丫头”打出之后，张崧年先生引“罗素之所信”〔１３〕道，“因世人之愚，许多问题或终于不免只有武力可以解决也！”（《京副》二五○号）又据杨荫榆女士，章士钊总长者流之所说，则捣乱的“毛丫头”是极少数，可见中国的聪明人还多着哩，这是大可以乐观的。
忽而想谈谈我自己的事了。
我今年已经有两次被封为“学者”，而发表之后，也就即刻取消。第一次是我主张中国那嗄暧Φ倍嗫赐夤椋倏矗蛘呔共豢粗泄榈氖焙颍阌新劭鸵晕爻蒲д叩穆逞覆？该如此，而现在竟至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