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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人收起玻璃瓶，笑了：“数不到一百下，您就会好起来。这种药很有效，是我妻子从加拿大带回来的。”
尤尔采夫合上眼睛，莫名其妙地数起数来，他非常惊讶地发现，疼痛消失得如此之快。数到八十六时，他感觉好极了，好像从未有过任何不适。
“您真是个魔术师！”尤尔采夫由衷地感谢道，“我想记下药名，可以吗？”
“鬼才知道，”这人高兴地摆摆手，“是我妻子买的，应该问她才对。”
“难道药瓶上没写吗？”
“这不是原装的。这药原来装在一个大罐里，根本没法随身携带。知道吗，药店里的散装药并不用于零售，而是为医院准备的。我用小瓶装了一些，放在口袋里，您要不要再来点？”
“我可不能再拿您的了。”尤尔采夫不好意思地笑了。
“瞧您说的，小事一桩，我还多着呢。再说我妻子很快还要去加拿大，会给我再带些回来。哎，给您倒哪儿？您能不能找张纸过来？”
尤尔采夫从口袋里掏出记事本，从上面撕下一页纸。
“好极了！”这个男人赞许地点点头，“把它折成纸袋。”
他再次取出那个神奇的小黑瓶，打开塑料盖，把药片倒进纸袋里。
“瞧，就这样。我劝您别等到发作后再吃，刚刚感到有点头疼，就应立即把药片放到舌头底下。您是怎么发病的？一开始是不是浑身发热？”
“是的。”尤尔采夫惊讶地答道。
“然后发冷，是吗？”
“没错。”
“症状很典型，和我一样。请相信一个有经验的病人，千万别等到头痛欲裂时再吃药，只要发冷，就立即服药。您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这种症状的？”
“今天是第一次，以前从未有过。”
“而我已经受了四年折磨了。”这人长叹一声。
“能不能告诉我，这种症状隔多长时间发作一次？”
“这要看具体的情形。在闷热拥挤的环境中，我大约每三十分钟到四十分钟发作一次，而在正常的生活条件下大约一个月一次，或者更长些。这还取决于天气状况、精神压力、工作强度等因素。但您不用害怕，只要及时吃药，就不会有任何问题。”
“谢谢！”尤尔采夫由衷地说，他一边说一边站起来，“您可真帮了我一个大忙。”
“不值一提，”这个人漫不经心地摆摆手，“我很高兴能帮助别人。”
尤尔采夫返回大厅，他觉得精神抖擞，心情愉快。这个头发蓬乱、戴眼镜男人的药片可真神。可话又说回来，怎么会是个头发蓬乱、戴眼镜的男人呢？他明明留着精心修理的短发，也没戴眼镜……“一定是我搞混了，头发蓬乱、戴眼镜的那个人是我昨天在酒店碰到的，那时他也坐在门廊中一张相似的沙发上，穿着一条长得不可思议的裤子，而那个给我药片的完全是另外一个人。也难怪，头疼得这么厉害，把两个人当成一个人了。”
尤尔采夫开始在大厅内寻找原来的目标。估计过了这么久，这个人也该吃饱喝足了。在人群中找个人可不容易，尤尔采夫在大厅内慢慢踱步，不时地微笑，点头致意，偶尔也和熟人简短交谈几句。最后，他找到了那个人，两人很快开始交谈起来。他们谈的是在优惠条件下提供贷款一事。银行家固执得少见，尤尔采夫施展了浑身招数，说尽了漂亮话，最终仍不得不得出结论：显然，进行这样的谈话还为时过早，对方喝得还不够多。这时，尤尔采夫显然感到浑身发热，大厅内闷热异常，“又该吃药了，”他想，“得快点，趁这可怕的疼痛还没开始……”
他向银行家道了歉，闪到一边，从口袋里掏出药袋，飞快地把药片塞到舌头底下。
他想把药袋重新收好，但不知怎么，手却无论如何伸不进口袋。他感到窒息，头晕目眩，手一松，药袋从手里掉了下来，另一只手痉挛地抓住自己的领带。尤尔采夫眼前一片模糊，他机械地扬起手，将身旁一位女士手中的香槟酒打落在地，在完全丧失知觉之前，他还能模模糊糊地想：为什么没听到玻璃破碎的声音井为此感到惊讶。
米纳耶夫将军提供的名单上的第六号人物——国家杜马议员伊佐托夫现在正在“地铁”饭店与妻子共进晚餐，庆祝结婚二十周年。加里克·阿萨图良从自己的熟人——饭店女招待那儿得到了这一消息后，在此耐心地等待目标出现。阿萨图良既不想进大厅，也不愿在门口站着有碍观瞻，他坐在一个别人看不见的角落里，静静观察周围的一切。他已和女招待商量好，只要伊佐托夫离开大厅，她就立即告诉阿萨图良，万一伊佐托夫总不出来，她就胡乱编个借口骗他出来。
看来不需要什么借口了，伊佐托夫自己起身去洗手间。他一站起身，女招待就从后门跑向正在静静等待的阿萨图良。
“他出来了！”她喊道，然后又跑了回去。
阿萨图良跳了起来，飞快地向伊佐托夫走去，紧跟他进了洗手间。等伊佐托夫从里面出来，阿萨图良轻轻地碰了碰他的肩膀。
“列尼亚·米哈伊洛维奇，能否和您说几句话？”
“什么，就在这儿？”议员惊讶地扬起眉毛。
“不，出去再说。”
他们一同走了出去，阿萨图良用手指了个地方，刚才他就是在这儿痛苦地等待了三个小时，他知道，在这儿不会有人来打扰他们。
“您有什么事？”伊佐托夫看看表，不耐烦地问。
阿萨图良开始全神贯注。阿萨图良在伊佐托夫和妻子进饭店之前已经观察了他半天，他发现，伊佐托大需要借助手势和姿态来了解周围世界，他和那些通过听觉和视觉来感知事物的人不同，对付他需要用另一种方法。阿萨图良事先准备了一篇讲稿，表面看是和这位议员商量采访的事，而实际上中间巧妙地插入了一些警告威胁的话，其目的在于控制议员的意志。在讲话时，阿萨图良特意模仿了伊佐托夫表示信任、服从的手势和姿态。几分钟过后，阿萨图良感到，伊佐托夫已准备就绪。
“现在，从这一刻起。”阿萨图良的语调平稳而缓慢，“您只能服从我，您不再有自己的意志和想法，您只能听到我的声音，它吩咐您做什么您就做什么。”
阿萨图良不如米哈伊尔有天分，他必须把整段话说完才能使伊佐托夫进入被催眠状态，这可得费点时间，终于，他开始切入正题。
“您现在回到您妻子那儿去，要装做什么都没有发生。如果她问您为什么这么久才回来，您就告诉她，您碰到了一个过去的同事。你们在饭店再坐半个小时，然后回家。如果您妻子建议坐出租车，您别同意。您喝多了，饭店里的烟气熏得您头疼，所以您想步行到‘特维尔’地铁站。慢慢走，别着急，别紧张，一切都会好的。当走到‘必胜客’时，您对妻子说，您改变了主意，想坐车了。和妻子一起走到行车道旁边，把她推向急驰的汽车。这一切都结束后，您会恢复神志，但您永远不会想起，也不会向人说起我及我们之间的谈话。”
现在就等着好戏开场了。伊佐托夫回到大厅，阿萨图良走进女招待更衣室，穿上大衣，走到街上。虽然紧张工作之后，头有些发沉，但阿萨图良的心情很愉快，他呼吸着干冷的空气，在人行道上溜达。三十五分钟后，这对夫妇走了出来，一切按计划进行，阿萨图良感到很满意。
“我们打车回去吧！”传来议员妻子的声音。
“还是走走吧！我们平时很少散步，再说，我今天喝多了，头有点疼。”伊佐托夫说。
“那咱们走吧。”妻子同意了，拉着丈夫的手向前走去。
他们慢慢向“特维尔”地铁站走去。加里克·阿萨图良跟在后面，与他们保持一大段距离。当走到“必胜客”的霓虹灯广告牌下面时，这对夫妇突然停了下来，伊佐托夫正面对着阿萨图良所在的方向。阿萨图良也停住脚步，退进阴影里藏了起来。在他的位置听不见他们谈话的内容，但从他们的表情上看，两人显然在吵架。伊佐托夫的妻子背对着阿萨图良，她把包从一个肩上猛甩到另一个肩上，阿萨图良知道，妻子肯定是对丈夫突然改变决定表示不满。最后，夫妇二人绕过人行道旁的车辆，一起向行车道走去。离十字路口还很远，这段路上车辆密集。“嘿！”阿萨图良用意念催促伊佐托夫，“快推她，快！你还磨蹭什么！”
他觉得，在这一刻时间仿佛都凝固了，实际上自伊佐托夫和妻子从人行道走下来到现在，才不过三四秒钟。阿萨图良知道，伊佐托夫议员正遵照计划，在等一辆离他最近、最容易得手的汽车。阿萨图良转过身，眯起眼睛：这种紧张的等待总是让他感到身体不适。
正在这时，传来沉闷的撞击声，刺耳的刹车声和行人的喊叫声。
帕维尔把最轻松的任务交给了丽塔。他事先看了米纳耶夫提供的名单，从中挑选了一个最容易对付的人。帕维尔非常吃惊，这样的人居然还能活到现在，他早该进坟墓了。
这个人对任何规章制度都熟视无睹，他之所以遵守它们，并不因为他是个守法公民，而是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他经常酒后开车，在加油站抽烟，干些既愚蠢又危险的事情；他是个极易受影响的人，没有坚定的立场，总是轻易受挑拨从而卷入冒险的漩涡；他酷爱打赌，却不会捍卫自己的观点，轻轻一推他就会倒向另一边，转过来完全同意对方的观点。对这种人提出的莫名其妙的建议你最好说“是”，而不要说“不”，否则还得费大劲儿向他解释说“不”的原因。他害怕任何脑力劳动，这对他来说非常困难，就像徒手举起一吨重物那样不可思议。
“让他晚上6至7点钟从环形道全速驶向‘斯列坚科’，”帕维尔对丽塔说，“然后停下来，下车等待来人。”
丽塔像往常一样，没提任何问题，既然帕维尔说应该是这样，那么就是这样，还有什么好问的呢？
“让他失去记忆？”
“当然，你要白天和他谈，不要让他把你们的会面告诉别人。要让别人觉得，是他自己想来‘斯列坚科’的，而不是其他人让他来的。”
丽塔顺从地点点头。
这个人在米纳耶夫的名单上排在第五位。他从情妇家出来后，丽塔截住了他。这是最好不过的，因为如果在办公室附近，则可能会被他的同事或熟人看见。帕维尔坐在不远处的汽车里，手拿小型对讲机，指挥丽塔的行动。
“我想和您谈谈，”丽塔彬彬有礼地问，“可以在车上谈吗？”
“请吧，”这个男人懒洋洋地答道，“我能为您这样的漂亮小姐做些什么吗？”
“能做的太多了，”丽塔笑了，“首先请您用心地看着我。”
“哦？我难道认识您？我们是否在哪儿见过面？”
“您先好好地看着我，然后我会回答您的问题。”
一切都安静下来。丽塔聚精会神地盯着这个男人的眼睛。她利用眼神和表情，很快使对方进入催眠状态，在这方面她丝毫不比米哈伊尔·拉尔金逊色。她的弱点在于她不能使对方跨越某些障碍，有时为了让对方完成某些动作，需要跨越一定的界限，这不是每个人都能凭自己的意念做到的，要达到这一目的，需要很高的控制意识的能力。要让一个人去杀人固然困难，但让他自杀就更困难了。米哈伊尔·拉尔金、阿萨图良、卡尔都能做到这一点，但丽塔不能，她的力量不够。
“您不必回办公室，”丽塔在他耳边耳语道，“我马上就走，您把车开到某个僻静的地方停下来，在车上坐到5点50分，然后进入环形道，在‘苏哈列夫广场’处全速驶向‘斯列坚科’，然后沿‘斯列坚科’向前驶五百米停下来，到时会有人来告诉你下一步该怎么做。”
几分钟后，丽塔坐上了帕维尔的车，她没有显出丝毫倦意，这件事对她来说轻而易举。
“我们回家，孩子，”帕维尔温柔地说，“我把你送回去。”
“你呢？”
“我还有事，你先回去休息，我晚上过去。”
6点之前，帕维尔来到“苏哈列夫”地铁出口。7点15分，从环形道向“斯列坚科”方向全速拐入一辆崭新的巴代利亚轿车，随后，一切都湮没在轰隆的撞击声和金属的摩擦声中。
“斯列坚科”是单行道，只通往环形道方向，绝对不能逆行。因此，发生这样的事故是不可避免的。至于丽塔，她完全没有必要知道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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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还是成立了两个制定摆脱车臣危机方案的小组。维亚切斯拉夫·叶戈罗维奇·索洛马京为自己的先见之明感到高兴：寻找让“总统亲自作出决定”的工作已经提前开始了。绍利亚克曾经答应尽力而为，因此索洛马京本人没有亲自同他见面。帕维尔·绍利亚克也没有露面，但是他通过电话对索洛马京说：
“我明白您的担心和用意。我不大了解政界的事，在过了两年与世隔绝的生活后，就更不了解了。但是，我拥护稳定的方针，安于本分。对于现任总统，我很满意。我不追求政治方针的改变，也不渴望社会变革。因此我准备帮助您，使一切原封不动。”
索洛马京对绍利亚克的诺言颇感满意，但没有向他解释自己的真正动机，也没有向他表明自己的担心已达到何种程度。
维亚切斯拉夫·叶戈罗维奇的悲哀之处就在于内心世界的一些弱点，从性格看，他的确和管院子的用人有某些相似之处，他既有奴仆的心态又有愚昧红衣主教的虚荣心。那时，许多年前的一天，有一位共青团的领导人（他是高年级的一个学生）在一次星期六义务劳动时，走到六年级的孩子们跟前，这些学生正认真地把学校走廊的玻璃擦得铮亮，他以挑剔的目光扫视了一下干活场面，把嘴一撇轻蔑地说：
“瞧你们这帮干活的人！好像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哪个大叔在擦玻璃。你们生活在这栋楼里，在这里学习，把玻璃擦得干净又明亮，你们自己也会感到舒服的。而你们是怎么干的？真是越擦越脏。你们大家都看一看，这个男孩子擦过的玻璃多么干净。他真正下了功夫，是以一个少先队员的姿态干的，而你们却图省事。你们最好以他为榜样。”
索洛马京听了这话后脸都红了。大家总爱戏弄他，说他是妈妈的乖儿子，因为他已经没有父亲，妈妈还要干两份工作，而他的妹妹还很小，索洛马京经常忙个不停，他要到商店买东西，还要送妹妹上幼儿园，或者从幼儿园接她回来，在家还要擦地板和擦玻璃。在干家务事方面他严格约束自己，当小伙伴们约他去踢足球或者去看电影的时候，他都拒绝，并借口说“妈妈不准许＼实际上他妈妈这个时候在上班。但他不能那样说，只是说：
“我不能去，我还要洗土豆，还得用绞肉机绞肉，然后还得把妹妹从幼儿园接回来。”
但愿小伙伴们以为他有一个严格要求的妈妈，因此他得到了“妈妈的乖儿子”的雅号。于是乎突然有人开始夸起他来了，不是在谁也听不见的时候悄悄地夸他，而是公开地当着众人夸他，而且夸赞的正是使他感到难为情的那些事。索洛马京这时已经注意到了，同班同学向自己投来惊奇的目光，于是就加倍努力擦玻璃，高兴得想唱起来和跳起来。有一位小女孩他从二年级起就喜欢上她，但是不好意思与她坐同桌。这个女孩子是优等生，是机器制造厂厂长的女儿。这时她第一个沉不住气了，很有礼貌地向他请教说：
“索洛马京，请你让我看看你是怎么擦的。我擦呀擦，可是玻璃上的一些污点仍然擦不干净。”
“得用报纸擦，”他把自己干家务事的小窍门低声告诉她，“在擦拭最难擦的脏地方时，报纸比啥都好使。你瞧，拿一张报纸，把它揉成一团，使劲地擦，什么样的污点都能擦掉。”
“而你是从哪儿拿的报纸？”小姑娘也低声问道。
“报纸是我从家带来的。昨天就已经通知我们了，我们负责擦二层楼的窗户。”
“你能把报纸给我点吗？”
当然，他不会拒绝。他不仅把从家带来的旧报纸给她用，还把一些小常识告诉她。
星期一，早晨学生列队集合，在对星期六义务劳动进行总结时，还是那位共青团的领导干部、一个十年级的学生提到了维亚切斯拉夫·索洛马京，向全校学生大力表扬了他干活努力和态度认真。这位共青团的领导人长得很英俊：高高的身材，宽宽的肩膀，两道高高向鬓角扬起的眉毛，满头浓密的秀发从前额向后披覆过去。索洛马京用欣赏的目光看着他，心中明白，这位团干部对他的夸奖他永远也报答不完，对此他本人没有怀疑。后来也没人用“妈妈的乖儿子”这个绰号同他开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