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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而且时间紧急。显然，维亚切斯拉夫·叶戈罗维奇不会亲自做这件事，让大家都看到这里面有个人动机，实在没那个必要。但是不管怎样，院士所长还是知道了本所接受任务的事，他立即给代理所长普里贝洛夫打来了电话：
“伊戈尔·尼古拉那维奇，我今天就坐飞机回莫斯科，”他一本正经地说，“明天，您召集一下，16时，把所有的副所长都请来……”他还提到了几位主任研究员的姓名，“我们要成立一个文件起草工作组，由我亲自领导。”
听了这话以后，普里贝洛夫气得差点儿上不来气。头儿是怎么知道的呢？普里贝洛夫是这样盘算的，趁所长休假去疗养，可以由他签署发一份文件。当然，他普里贝洛夫不是一个傻瓜，说到成立工作组的事，他同样马上表示支持。这样做的用意何在呢？局外人不会立刻就弄明白的。这样做的意义就在于，这些科研工作人员对这个问题研究得很透彻，总结性文件当然由他们写，他们使这份文件作为精品交出去，还要用研究所的公文纸写一封附函，他们说函件上会有：兹将问题的分析材料寄给您，此致，代理所长普里贝洛夫等字眼。那么收到这份文件的人会怎么想呢？毫无疑问他会认为：在这个研究所里有一些精明强干的人员，他们都是好样的。这可太妙了！工作人员尚且如此，一个赛一个，而他普里贝洛夫又怎么样呢？当然没说的。因此一定得成立工作组，由他亲自坐镇领导。也就是说，应当把研究所的所有领导人和资深学者召集起来，向他们宣布，就说我们接到一个复杂而又重要的任务，是由我们亲爱的部长下达的，而当然也是我们亲爱的总理下达的。因此我命令成立一个工作组（好就好在这毕竟是一个军事部门，行动听指挥），它的成员有：我，还有我们大家喜欢的人。接下来他列举了处科的一些研究人员的名字，这些处科是从事前面已经说过的那个问题的研究的，还有两三位德高望重的教授也被吸收进来。文件的起草办法要靠工作组自己决定：科研人员（从初职到高职）都要夜以继日开动脑筋，靠大家的智慧把文件写出来，之后拿给他们喜欢的那个人看。他们喜欢的那个人阅读这份文件，甚至装模作样对文件作了修改。普里贝洛夫对文件也会进行修改，即使他不修改，院士所长也会修改的。修改之处，是把有些页上的段落前后调换一下，将“这样”一词改成“如此”（例如，把“这样重大的转折”改成“如此重大的转折”），用“就本质而言”代替“实际上”等等。然后，考虑到对文件要作进一步修改，就打印若干份，但是，最主要的还不在于此。要紧的是必须在那封附函上写上：兹将工作组撰写的分析材料寄给您，此工作组是在普里贝洛夫副博士的领导下完成这项任务的。这才是最宝贵的核心。收到这份文件的大老板会阅读它，并且会说：“这位普里贝洛夫是个聪明人，他组织起一个精明强干的班子，在工作中善于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显然，他本人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很透彻。”
工作组成立起来了，理所当然地由院士所长亲自领导。对于事情出现这样的局面，普里贝洛夫打心眼里不能接受。他当副职的时间太久了，总算碰上一次机会，哪怕是稍微体验一下当所长的滋味也行，他就是这么想的。于是普里贝洛夫就到部里去找自己的熟人，这个人有办法接近内阁最“上层”的人士。
他们闲谈了一些其他事情，普里贝洛夫的一个侄子今年要中学毕业，他想报考这个部门的高等学校，因此为此事操心的叔叔想从自己身居高位的熟人那里探听些消息，应届中学毕业生的个人档案材料是否已经开始整理，体检委员会是否已经开始工作。上面的事情说完以后，普里贝洛夫深深叹了一口气，摇摇头说：
“难道能让我们所那个头头拿整个工作当儿戏，这可真叫人难受！我们研究所那些精明强干和业务熟练的人员个个工作都不错，但是，在他的领导下能干出名堂吗？”
“你等等，”这位部长级官员有些着急地说，“你在说什么？”
“就是我们那位所长大人。你知道吗？他老早就预料到了，这样的任务很可能下达给我们，因此他很快就办妥了休假手续，并走得远远的。他当然知道，这项任务他完成不了。他在这方面简直是一窍不通，而且他怕露馅儿。每次拿给他文件让他签发，他一压就是几个星期，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因为他吃不透材料的意思，提心吊胆，害怕出什么差错。于是他要去滨海地区疗养，就选目前这个时机，以便避开起草关于车臣的这份文件。不知哪儿来的一个白痴，告诉他说任务已经分配下来了。你想他该怎么办呢？他可能认为，他似乎什么情况也不了解，而当他回来后，人们再向他报告，就说根据下达的指示，他们已写好了一份文件。如果文件中有什么地方出了问题，这也是他不在时由其他人造成的，他没有过错，而他要追究下属人员的责任。左右逢源，这话不假吧？那么，现在他该干些什么呢？既然已经通知了任务已经下达，无法再装做不知道了。坐飞机回来，他要亲自领导。这项任务毕竟是我们国家头等重要的事情，谁也无法回避。他就成立了一个工作组，由他亲自领导。而他本人却是夜不成眠，什么好药也无法使他入睡，诚惶诚恐地等待着天亮。他真叫人觉得可怜，可是他又不想参与这项工作，他也老实承认，这个工作拖不得。有趣的是，究竟什么人把他推到了这种易受攻击的位置上呢？”
“怎么能说成是推呢？”这位国家官员反驳说，“没有人去推你们的所长。向所领导人报告一下，他的部门已经接受了任务，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一点也不奇怪。在这方面你发现有秘密活动吗？”
“有，这件事有些蹊跷，他在休假时，所长是我。我是所长，明白吗？作为一位领导人，我完全知道我的研究所里发生的事情。应当由我，而不是由部里的某某人决定，什么需要通知正在休假的所长，而什么不需要通知他。早在一个月前，我和他就说妥，只要一有可能接受这种任务，他马上办理休假手续出发远行，而起草文件的任务将由一个工作组完成，这个小组由我领导，因为在这类问题的研究上，我毕竟比他强。倘若他还在莫斯科的话，那么人们就搞不明白了，为什么他不亲自领导工作组，撰写这份重要的文件呢？这可是一份事关全国的要件啊！而在他已经走了的情况下，不会再有什么问题了。可是，为什么又有人通知了他，你能给我解释一下吗？打这个电话就等于把他逼进了一个角落，使他无法再做其他选择。因此得到这个通知后，他就不可能仍呆在疗养院里了，必须对这件事做出反应，需要立即动身回来领导工作组。这就是他的情况，事情这么办会使谁更加满意呢？”
“我不明白，你为何如此心神不定，”这位官员耸了耸肩说，“如果按地位而论应当由他领导工作组，就让他名正言顺地去领导吧，如果你在这方面的研究造诣甚高，所有材料由你起草。大家都是这么办的，我没看出有什么问题。署上领导人的名字仅是为了履行公事，首长从来也不亲自动手。”
“这事在您看来可能不值一提，”普里贝洛夫用很平静的语气说，“我的博士论文应当派上用场，我需要将它付诸实践，同时我也需要名望。如果由我领导工作组，对此必然要下命令，它就能永远证实这一事实。而如果由我们所的头儿正式领导这个小组，那么我什么好处也捞不到。亲爱的，我已经不是应当为这位大叔效力的那个岁数了。因此请您要考虑到，我们的研究所会葬送这项任务。我们将愧对整个部，而部又会愧对政府。”
“你这是危言耸听，”这位国家官员指出，“要知道现在是你领导这个研究所，你是代理所长。你竟然如此无动于衷地对我说，你的研究所完不成部和政府下达的任务？换句话说，你是位不称职的所长，你没能力领导这个研究所，是不是这样？”
“假若我是所长，那就应该由我领导这个工作组，”普里贝洛夫态度很坚定地说，“在这种情况下，我要亲自对出手的总结性文件的质量负责，我可以向你保证，送出的文件必定是观点明确条理清楚逻辑严谨的。而如果工作组由我们那位院士所长领导，那么你们作为办事正派的人应当起草一份命令，将他从休假地召回。那时这份总结性文件就不是在我的领导下，而是在他的领导下被葬送。你们应当明白，现在这种做法，不仅把他推到了众矢之的的位置上，就连我也不能幸免。既然你们不让我领导工作组并组织文件的撰写，你们就别打算把失败的责任往我身上推。亲爱的，您对这类需要慎重做出的行政决定怎么能抱无所谓的态度呢？”
“这么说来，还是你对，考虑得周全。”这位熟人沉思少顷后说。
第二天，院士所长转弯抹角地了解到，由于要撰写一份关于车臣危机的材料，部里就有人卖劲地打起了研究所的主意。院士所长开始有些坐卧不安，虽然传到他耳朵的消息是只言片语，甚至是自相矛盾的，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文件的完稿日期要大大提前……他从普里贝洛大的脸色就已感觉到，想得到他的帮助和支持是没有指望了。全部希望只好寄托在谢尔贡身上，此人也是一位副所长，正在筹备起草这份文件的一些理论家和调解冲突的专家也曾在他的领导下工作过。
彼得·帕夫洛维奇·谢尔贡同样想参加瓜分这块大蛋糕。不过他的做法不像普里贝洛夫那样鲁莽和不顾一切，但是想插手这份文件起草的想法确实存在。彼得·帕夫洛维奇想领导自己从事的科学研究工作，成为专家小组的头，这些专家只对这个科研方向范围内的一些课题开展研究。他对其他问题不感兴趣，也不想为了钱或者职位去研究它们。他渴望具有学者的名望，他把这种名望只看做是在独立科研方面发表了精品佳作和提出了真知灼见的结果，这项科研工作解决了在多民族社会意识背景下的社会冲突问题。当然，他同样非常希望在上送材料的附函中写上，此材料是由谢尔贡副博士领导的工作组写成的。这也为他今后出名作了铺垫。当他要为创办自己的实验室甚至研究所而开辟道路时，大家都会说：这就是那位为总统起草文件的谢尔贡；就是这位谢尔贡解答了制止车臣战争的一些疑难问题；这些人都曾经和谢尔贡一起工作过，他们是谢尔贡学派。到那个时候不但有了自己的研究所，也有了经费，有了干部，对他当刮目相看。
但是，他不知道应当怎样做才能把谢尔贡的名字写进那封附函中，对此他一筹莫展。
有一天，他是乘地铁回家的。那天路上结了一层薄冰，清晨路面打滑，他没有冒险开车上班。天色已经很晚了，10时15分了，可是当他离开研究所大楼数米远转过身抬头望时，透过第五层的窗户可以看到明亮的灯光，这就是说研究人员们还在工作。当然这不值得大惊小怪，因为部里每月总要向他们下达一两个“急件”，大家加班加点干工作，因为他们每人都佩戴着肩章，就可以命令他们说：工作没干完不准回家。大家都没有走，认真工作，谁也不闲着。
这个研究所坐落在莫斯科市中心，位于歪歪斜斜的一些小巷深处，小巷虽说是石砌路面，但工程质量低劣，加之路灯经常不亮，路过这里踏进凹坑和威脚的事时常发生。从研究所有三条路通向三个不同的地铁站，距离几乎都差不多，路都同样不好走。
彼得·帕夫洛维奇注意看着脚下和人行道路面，小心翼翼，生怕摔一跤，他只顾走路，没有察觉从哪里冒出来一个男人。也不知道他是迎面走过来的，还是从后面赴上来的，或是从侧面过来的。
“您就是彼得·帕夫洛维奇吗？”那个男人用浑厚的嗓音像背台词一样地问道。
“是的。”谢尔贡顺口答道，困惑不解地看了看这位陌生人。
站在他面前的这位男人，高高的个头，穿着讲究，看上去和他年龄相仿，没有戴帽子，满头浓密的花白头发，一双黑而明亮的眼睛。
“我想耽搁您几分钟时间，我不会留您太久，不过，这要看您配合不配合了。”
“请原谅，”谢尔贡果断地说，此时他仍穿着上班穿的军装，佩戴的是上校军衔，“现在已经很晚了，我正急着赶路。再说，我俩也不认识，如果您有事找我，请在上班时找我。”
“我怎么可能到班上去找您呢？”花白头发的陌生人语气缓和地反驳说，“没有特别证件，门卫不会让我进入你们机关的。我只有身份证，要进入你们的办公区，它绝对不管用。给您打电话吧，我也办不到，因为我没有您的电话号码。”
谢尔贡心想：“还是在这儿让他把话说完，然后我再走，总比把电话号码留给他强，因为一旦他有了电话号码，再甩开他就难了。”
“这样吧，咱们边走边说，我要到地铁站去，您就说您的事情吧。”他打定了主意后说。
“我请您原谅，我嘛，大概缺乏教养，”花白头发的人用干巴巴的腔调说，“我愿意与之交谈的人，他应当是一个男子汉，彼此面对面地交谈。我不能与那种心不在焉的人——边走边看着脚下、心里想着别摔跤的人交谈。”
谢尔贡对这个人产生了难以名状的恻隐之心，因为他不像那种催命似的求你办事的人，那种人往往跑步追上你，把一份文件递给你，生磨硬缠让你签字，你在匆忙赶路，他也明明知道，让你签字的文件你还没有看过。谢尔贡四下看了看，不远处有一个儿童游戏场地，还有一些长椅子。今天电线杆上的路灯没有不亮的，大街上灯火通明，汽车如流。在长椅子上坐一会儿，让这个始终保持着人格的人把话说完，谢尔贡认为这样做没啥危险，也不会丢面子。
“让我们过去坐会儿吧。”他边说边向儿童游戏场那边指了指。
他们朝着长椅子走去，然后就坐在了上面。彼得·帕夫洛维奇把自己的公文包放在腿上。这位陌生人尽管没有特别举动也没有讲话，但他做出的样子让人更加同情。
“我现在就听您说了。”谢尔贡侧过身子面向他说。他本来想把话说得婉转一些，不知为什么舌头突然有点不听使唤，结果就脱口而出了。
他已做了可能会发生令人吃惊的事情的思想准备，可是又打消了这种念头。花白头发的男人把温暖的手轻轻地放在了他的手上，这使谢尔贡马上感到安心和惬意，这种感觉如同洗过澡躺在床上盖着暖烘烘的羽绒被一样温暖轻松。这时连一点令人吃惊的事情也没有发生。下面的事情也很自然，现在该这个男人向他彼得·帕夫洛维奇指出要办的事情了。当然，他得先听着，不听也不行。
“您应当什么时候把文件交给工作组领导人？”男人问道。
“19日，星期一。”
“定稿的文件应当什么时候从研究所交给部长？”
“星期三，21日。”
“到今天为止文件已写得怎么样了？”
“所有的素材都已经有了，但是它们是分散的，需要把它们写成一个有机联系的文本。”
“这还需要多少时间？”
“很多。”
“怎么个多法？”
“确实很多，但我们会把这项工作很快干完，我们经验丰富。”
“彼得·帕夫洛维奇，您好好听我说，你们应当加快再加快地把文件写完。您听明白了吗？比你们计划的时间要提前整整两天搞完。您把那份文件拿给我。您可以送文件的磁盘来，不一定打印出来。您把材料拿来后的两天里，不得让任何人看到这份材料，也不得对任何人说材料已经写好。您能把这件事安排好吗？”
“我不知道。这太困难了。知道这件事的人可太多了。比如打印的人，他就知道文件已经写好。如果我不向领导报告文件已经写好，谁都觉得不可思议。”
“您就说，您把文件带回家了，您需要认认真真地看一看。这份文件极其重要，因此办这件事不能露出丝毫破绽而引起别人的怀疑。彼得·帕夫洛维奇，您应当完成这件事。您一定，一定要亲自把这件事做好。您交给我材料的时间是星期五，2月16日。2月16日，您带着录有定稿文件的磁盘回家去。在路上我向您迎面走过来，接着我就把磁盘拿走。到2月16日还有三天。这三天内我向您发功，使您处于迷睡状态，您照样去上班，履行自己的职责，作出决定，在这种情况下，您有一种意念：我是您的一部分，是您知觉的一部分，我在密切注视着您对于我所吩咐的事情的完成情况。您不要把我们见面的事情告诉任何人，但您要念念不忘您应做的事情。您要竭尽全力在指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