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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您知道遇害者的姓名吗？
答：不知道。
问：您知道遇害者在何处工作并从事何种职业吗？
答：不，当时不知道。还是后来在警察局有人对我说了。
问：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前，您听到过那个命令您去杀人的人的声音吗？
答：没有……我不记得曾经听到过那种声音。对，从未听到过。
问：事情发生之后，那个声音没有再对你说过什么？
答：没有。
问：你自己怎么看，您怎么会做出这种事情？也许您要对所发生的事作出点什么解释？
答：不，我无法解释，我弄不明白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也许我是疯了，或者是神志不清。
“你看，”医生一边从娜斯佳手中接过记录本，插到文件夹里，一边说道：“他对整件事情没有一个合乎逻辑的解释，他不认为这是一件普通而又正常的事情。更为主要的一点，他甚至准备承认自己的精神不正常。而这恰恰是精神正常的一个标志。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看，病人往往都不承认自己是病人，所有事情的发生也正缘于这种想法。若医生可以对自己的病人这么说：‘朋友，你是个病人，你有幻听的毛病，以后你要是听到，比如说，让你向大夫捅刀子之类的声音，这就表明你开始发病了，这时你就躺到床上去，蒙上被子，不理睬那个叫你做坏事的声音。’要是真能这样，世界上恐怕就不存在什么精神病问题了。问题在于，病人往往都认为自己一切正常。正因为如此，他们才是危险的。其实，根本就不存在有什么声音在命令他做一些事情。”
“也就是说，你认为巴扎诺夫不是病人？”
“肯定不是，”医生肯定地答道，“我虽然不知道他究竟碰到过什么事情。但是我可以推断，他的疯是装出来的。他受雇杀人，雇主告诉他，要是被捉着，就编造一个有关声音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疯子杀人完全可以逃脱罪责。但是，娜斯佳，我根本就不相信他是个疯子。现在世上没有傻瓜。虽然犯下了死罪，但他仍有一线活命的希望。不管关他多少年，他总有一天会获得自由。考虑到他有轻微智障，肯定不会把他关进牢里。而他又是在精神失常时杀的人，所以只会把他送进一个专门的医院，碰到这种案件，人们一直是这样处理的。他是不大可能从这家医院里轻轻松松地走出来了，这是人所皆知的。即使出来，他也会变得形容憔悴，一副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我还从未遇到过一个自愿进这种专门医院的人。哪怕是在可怕而又艰苦的地方生活，但那也是生活。而在那种关押无行为能力罪犯的医院，根本就没有生活，有的只是由恐惧、疼痛和折磨混杂在一起的生命的流逝。到那时，自己的行为所结下的苦果只有一个，那就是完全被人遗忘，在医院里机械地生存。”
基里尔·巴扎诺夫，24岁，鞋厂杂工。毕业于为智障儿童设立的专门学校。当然，大学毕业是根本不可能的，倒是在参军时，兵役局对他还是非常满意的，尽管这有点儿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他为人温厚、随和、守纪律，这些优点不应该被忽视，兵役局确实也没有忽视。他有时候也会勃然大怒……但怒气很快就会消下去，真是来得快，去得更快。正如所有患有先天痴呆病的人一样，他为人极其顺从，易受人摆布。退伍之后，他被安置到鞋厂当杂工，再复杂一点的工作巴扎诺夫也做不了。当然，精神错乱倒也谈不上。难道有人会雇一个先天痴呆病人去杀人，即使只是有一点儿轻微的智障？当然，我们的国家有许多世界首创，我们也常常以此为豪。宇航、芭蕾、稀释汽油理论、议会里的厮打——很多事情都是独一无二、别出心裁的。但不至于有人会傻到这种程度……
从精神病学鉴定研究所出来，娜斯佳完全陷入了纷乱的思绪之中。总检察院检察官卢琴科夫之死越来越像一件偶然的事件。但娜斯佳坚定地认为，这绝不是偶然的。若只简单地将卢琴科夫之死当做一件不幸的事情，那么，马利科夫之死也应该同样看待，而马利科夫恰恰是被自己那亲生的“瘾君子”女儿杀死的。尤尔采夫和姆希塔罗夫自杀，伊佐托夫议员杀妻未遂，商人谢苗诺夫命丧一场笨拙地违反交通法规的车祸，难道这些事情都是偶然的吗？无法得出结论。这些事情毫无关联，毫无相同之处，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不幸，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死法。
但是，在这些事情中也有特别之处。两个前往姆希塔罗夫住所的男人，现在虽然暂时还不能肯定他们是去找谁，但极有可能是去找姆希塔罗夫。姆希塔罗夫自杀了，过了一会儿，也就是在非常短的时间之后，那两个男人也被杀了。
丽塔这次又成了孤零零的一个人，不过这次与以前大不相同，她不感到有那么可怕和郁闷。这次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
帕维尔说，他们要有一段时间不能见面。但是，首先，这次别离不会像两年前的那次那么久。他向她保证约一个月后就回到她的身边。其次，他肯定会回来，他不能没有她，因为，他们正热恋着。
“你又要走了？”丽塔闷闷不乐地问道。
“不，小姑娘，我就在这附近。只是我们不能见面而已。我要去做一件重要的事情，在未完成之前，我不会回来。但一旦完成了这件事，我们就再也不分开了，好吗？”
帕维尔故作轻松地笑着，但丽塔感受到了他的紧张。她对他的感觉一向很准，哪怕是一点点的情绪波动，她也能很快地捕捉到。也许是因为她深深地爱着他，也许是因为她有天赋的直觉。
四天过去了，丽塔又陷入了那种习惯了的生活。储蓄银行的工作是倒班制，一天是早班，另一天就是中班，隔周有一个周六班。不知怎的，她总觉得帕维尔会在某一天的下午回来。因此，每当她上中班时，她就会感到六神无主，总在想象着她那空荡荡的住所内的电话铃声会骤然响起。而当她上早班时，一到下班，她就会飞奔回家并在家默默地等待着。她就像一只被主人遗弃在车站的可怜而又忠诚的小狗，一天天、一周周地耐心迎候着每一辆过往的列车，盼望着主人会从一列火车上下来，突然出现在她的面前。
这天她正好上早班。下班途中，她拐进了一家商店，购物速度很快，几乎是见着什么拿什么，然后就一路小跑地回到了家。丽塔现在满脑子想的都是帕维尔，她不能停止对他的思念，她不想注意其他的事情，也不想让这些事情打断她的回忆：在那两周内，他们爱得有多么挚热。因此，眼下她就忽视了钥匙在门锁里空转已经不止一次了，而且在空转时还发出一种坏锁的“嘎巴嘎巴”的响声。对于一个有经验而且警觉性很高的人来说，这是一个明显的标志，这表明门已经被“别的钥匙”或者万能钥匙开启过，而且锁已经被弄坏了。丽塔虽然对此很了解，但她想的根本不是这些，她也没有注意到这些，所以就没有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她推门进了屋。这时，一个黑影从背后闪了过来并用东西勒住了她的脖子，她顿时感到喘不过气来。丽塔的手松开了，购物袋滑落下来，跌落到地板上，三十个鸡蛋摔碎了，发出沉闷的碎裂声。丽塔死了。
那男人小心地将丽塔的尸体放到地板上，打开她的手袋，用带了手套的手取出小香水瓶，轻轻地打开了门。事情办得很成功，时间选得也非常正确，上班的人还在上班，不上班的人也大多去了商店。他站在门坎上，将香水瓶的瓶盖打开，在客厅的地板上洒了洒香水。他曾在客厅里停留过，好在他克制住了那种天然的好奇心，既没有去卧室，也没有去厨房。除了客厅留有他的痕迹和气味外，其他地方不会有。现在，客厅里的痕迹和气味也清除干净了。
洒完了香水，他轻轻地带上门，坐着电梯下楼，最终消失了。
娜斯佳和尤拉·科罗特科夫已经精疲力竭了，他们寻访加里克·罗伯托维奇·阿萨图良的熟人，问他们是否认识一个高个子的白头发男人，年约55岁，有着一双炯炯有神的黑眼睛。但一无所获，谁也没有见过这样的男人，也没有听到阿萨图良提到过这样的人。当然喽，阿萨图良记事本中所提到的那些人自然也不认识这样的男人。
“真是咄咄怪事！”科罗特科夫摊着双手说道，“向导韦罗契卡告诉我们，从这些人的谈话中可以断定，他们之间彼此很熟。但这又怎么可能呢，阿萨图良周围的人谁都不认识这个男人？”
“他们在撒谎，”娜斯佳闷闷不乐地说道，“他们在搪塞向导。”
“但这图的是什么？”科罗特科夫不解地说道，“我看这不符合逻辑，娜斯佳。若是熟人替一个亲近的人打掩护，这我还可以理解。我们在实践中常常碰到这样的事情。但要是相反呢？既然不是熟人，也没有亲近的关系，那么，肯定不会达成什么协议。你还记得吗，一些罪犯相互打掩护，装做彼此不认识，这样的案子我们可遇到了不少。”
“在这件事情上，差不多就属于相反的情况，”娜斯佳耐心地解释道：“他们装做彼此很熟，甚至还在一起工作。其实呢，他们有可能只是在车上认识的，而且是初次相识。也有可能只是打过两次交道。”
尤拉还想说点什么，但没有来得及。他和娜斯佳对阿萨图良的熟人进行了一次依旧不会有结果的造访，现在正在返回途中。这时，他们见到谢卢亚诺夫正急匆匆地朝他们跑来。
“噢，总算找到你们了，我把每个角落找了个遍，都快要累趴下了。快到头儿那里去，他们正发着火呢，命令我要尽快找到你们。”
谢卢亚诺夫说完转身就要走，但尤拉一把拽住了他的胳膊。
“你说的他们是什么大人物？难道有什么贵宾不成？”
“哪有什么贵宾呀！米沙正在那里，真不幸，他在替你们受罪呢。”
尤拉和娜斯佳加快了脚步，不一会儿，他们已经站到了自己的上司面前，这时，上司的秃顶已经急得通红了。米沙·多岑科，高高的个子，一双黑眼睛，是一个讨人喜欢的小伙子，此刻他正坐在会议桌旁，一脸迷惘的神情。
“请坐，”戈尔杰耶夫朝他们点了点头，示意道，“我已经同米沙说了，现在轮到你们了。我的孩子们，我们遇到麻烦了。别紧张，别紧张，不是要责怪你们。科斯佳·奥里山斯基刚刚打来电话，他已经拿到了尤尔采夫自杀时所用毒药的化学成分的司法鉴定报告。长话短说，这个故事叙述起来很长，我们没有时间去谈它，我只想告诉你们结果：这种毒性发作很快的毒药是80年代初由情报总局实验室研制出来的。你们也知道，谍报工作常常是需要这种毒药的。尤尔采夫所服的毒药就是按那个实验室研制的配方制成的。只是在制造工艺上稍稍有所不同，但没有本质的区别，仅仅是稍有不同。工艺虽有所改变，毒性却一点儿也没变。我说完了，已经有半小时没有合上嘴了，真太累了。娜斯佳，你怎么看？”
“也许，尤尔采夫所服的毒药并不是情报总局生产的，”娜斯佳说道，“情报总局只是研究出了配方和工艺，后来有人加以利用。或者是偷走了许多药片，然后再仔细分析并做大量的实验；或者是偷走了技术文件。我认为后者的可能性比较大。这要来得简单些，也更为安全。甚至连文件也不用偷，只需找到一个人，给他钱，让他把文件给复制出来就行了。若是用实验的方法推算出配方和工艺，则需要大量的药剂，而情报总局实验室是不可能生产这么多药剂的。它生产那么多药剂有什么用，几乎可以毒死整个莫斯科的人了。这种毒药是专门为一些人生产的计件产品，是用于保护‘自己人’、消灭‘异类’的，再退一步讲，若有可能偷走这么大量的药，那么又何苦将其用于实验呢？干脆直接拿去用好了。要是那样的话，我们的专家就会说啦：尤尔采夫自杀所用毒药就是情报总局为其谍报工作研制的产品。这样看来，肯定是有人将技术文件偷走了并找到了可以制造这种毒药的地方，这很有可能是一个制造毒品的地下实验室。现在我有一个问题，维克托·阿列克赛那维奇，说实话，我们的专家们是怎么知道情报总局的谍报工作的？要知道，既然能说出这样的话：对，这就是那种药，只不过稍稍有所不同。那么，他肯定对这种药的配方和工艺了如指掌。”
“说得对，”戈尔杰耶夫赞许地点了点头道，“这家实验室有一位专家，年届六旬，领导很礼貌地劝他退休。我真有点儿搞不明白，怎么能让这样的专家退休呢？应该想方设法留住才对呀，要是将自己所掌握的东西泄露给敌方怎么办？很显然，实验室里有人需要他的职位，或者是有人想报复他，总之，他被人撵走了。但我们的犯罪侦查鉴定中心收留了他。我们倒不是有多么高尚，只是因为老头儿对我们合适，对于一个有用的人才来说，即使他已是一个60岁的老头儿，我们也完全可以把他当做小伙儿。1990年，有一位年轻的姑娘自杀，找到了她所服的毒药，自然要进行鉴定。这位专家辨认出了这种毒药，凭记忆说出了配方和工艺。要我说，他不仅仅是一名鉴定专家，简直就是一笔财富。”
“尤尔采夫所服毒药也是他鉴定的？”娜斯佳满怀希望地问道。
“不是，娜斯佳，我们很不走运，”戈尔杰耶夫摊了摊手说道：“老头儿死了。他1988年到我们这儿来时是60岁，去年去世，你算算他有多大了。但所有记录都留下了。现在的问题是，这些毒药是如何落到尤尔采夫手中的。”
“那1990年自杀的姑娘又是如何弄到毒药的？能解释清楚吗？”
“要是能解释清楚的话，”戈尔杰耶夫叹了口气道，“那案子就不会成为悬案了，但有一点很明确，毒药是她自己喝下去的。但是，我的孩子们，这还不是最糟的。今天有一条消息，这在不久前是严格保密的。总统身边的一个工作人员也自杀了。这使我产生了一个十分愚蠢的念头。”
“您是不是想说，在对付完马利科夫集团之后，有人开始向总统班子里的人开刀了？”
“难道你不会产生这样的疑问吗？”上校问道，“你不这样认为吗？”
“我暂时还不能确定。这件事情是什么时候发生的？”
“2月16日，也就是总统发表历史性演讲的第二天。”
“今天是26号，”娜斯佳提出了疑义，“若是幕后有人，那么他们已在十天内收拾了五六个人。不过，他们实际只用了一周时间就把马利科夫集团给消灭了。戈尔杰耶夫，我还是不太明白。若这些毒药的产量真有那么大，那他们用来干什么？也只不过有两个人服这种毒药自杀。费了那么大劲，偷文件，冒险，这一切图的是什么？这么多年总共就用了两次？我不相信。”
“我就知道你会提出这个问题，”戈尔杰耶夫笑道，“你的怀疑是对的。这两起案子都是在莫斯科发生的。而全国有多少？独联体呢？各地封锁了消息，使这些案件无法联系起来。我向两个老朋友打探了一下俄罗斯两个州的情况。每个州都有用不明毒物自杀的案件。自杀本身是毫无疑问的，他们也就没有刨根问底，没有追查这些毒药的来源。他们也没有去查这些毒药究竟是什么样的毒药。鉴定专家们说这是一种迅速生效的毒药之后，所有的人就已经感到满意了。没有人再去追查，费那么大劲干么呀？如果他们，当然包括尤尔采夫，确实是自杀的，那一定有一个歹徒在生产并向他们提供这种毒药。”
他的脸色又变得凝重起来，娜斯佳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刚进他办公室时，他显得那么焦急，也许，他对米沙·多岑科说的也是这一番话。
米沙也没有给她带来什么好消息。参加石油商人聚会的商人们谁也没有见到过一个有着一双明亮的黑眼睛、高个子的白头发男人，也没有见到过一个小个子的招人喜欢的亚美尼亚人。但有人看到过这样一个人：中等身材，微胖，长长的鬈发，戴一副细边眼镜。但谁也不认识这个人……
他们走出戈尔杰耶夫办公室的时候已是傍晚7点钟左右了。科罗特科夫同娜斯佳一道回办公室。
“你的医生们怎么还没有消息？”她一边点燃开水炉，准备煮咖啡，一边问道：“你可已经发过誓了，要首先查清阿萨图良的案子。”
“我总共才不过送给他们一瓶酒。一瓶酒管什么用。要是想彻底查清，恐怕得送五瓶酒。我可没有那么多钱。”
“好吧，我们现在还是从沙巴诺夫着手吧。尽管谁也没有向我们提供有关他的消息。但毫无疑问，他是总统的亲信。依我看，我们已经很久没有碰到这样棘手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