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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事情并不因为尼克松同意交出九盘录音带就结束了。首先是，尼克松的律师在回答法官，他们将“不折不扣，全部执行”法庭命令之后，交出的录音带本身就是有折扣的。一方面是有两盘录音带不知去向，另一方面，交出的录音带中，有一盘被擦去了十八分钟。为此，法庭展开了冗长的听证调查。白宫的有关工作人员都被传到法庭作证。这些被传来的证人中，官阶最高的就是当时的白宫幕僚长黑格了。
对于那已经消失的两盘录音带，各个证人的说法都不尽相同。有的说可能是录音带用完之后没有及时换新带造成的，也有的说，有时一些高层官员借去听，没有很健全的记录制度，所以也可能是被谁借走了没有归还。总之，这两盘录音带再也没有被带上法庭。
至于那消失的十八分钟，是一名白宫女秘书在整理录音带的时候擦去的。她跟随尼克松做了几十年的秘书。她原来以为，她擦去的那一段不在交到法庭的那些带子里头，因此，在法庭上态度十分傲慢。当检察官问她，用什么方法可以避免录音事故时，她答道，“用我的头脑。这是我唯一可以用的东西。”，“我认为我还没有愚蠢到要人家一遍又一遍教我怎样倒带，怎样放音。”
可是，当她再一次被叫到法庭上的时候，她已经知道被她擦去的录音带已经在法官手里，就再也神气不起来了。她最后不得不自己请了一个律师。而且，这位秘书是所有的证人中，唯一要求引用宪法第五修正案保护自己的。你一定还记得，在去年给你的信中，我详细介绍过这一条。就是说，根据“第五条”，法庭不能强迫公民“自证其罪”。所以，在法庭上，如果一个人遇到必须回答对自己不利的问题时，就可以引用“第五条” 拒绝回答这个问题。
尽管这位秘书说，她是在无意中造成了录音事故，“不小心”擦去了一段。她最终也没有被起诉。但是，这十八分钟消失的录音和那两盘不知去向的录音带一起，成了永久的秘密。人们至今无法消除心中深深的疑惑。
不管怎么说，经过无数人的努力，法庭手里总算有了一部分录音带。即使是这几盘不全的录音带，都使检察官在按下放音开关之后，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毕竟，作为案件的调查者和起诉者，猜测总统有可能涉及犯罪和听到证人指证总统犯罪，是一回事，因为这都是有可能不是真实的。但是，现在亲耳听到总统的犯罪罪证，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检察官们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尼克松总统宁可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也要死死保住那几盘录音带。前白宫顾问迪恩在国会的证词，现在都被录音带的出现所证实了。他们不仅听到尼克松在录音中与亲信谈到要搞上百万美元的“堵嘴钱”，对于将来法庭上的宣誓作证，尼克松居然就赤裸裸地对海尔德曼说，“你就一口咬定，我不记得了，我回忆不起来，我没法想起来。就只回答我想不起来了。”
独立检察官加沃斯基听得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脸涨得通红说，“你们能够想象得出来吗？合众国的总统坐在他的办公室里，居然在教他的手下人如何做伪证！”听完录音之后，作为一个以前曾经在长时期里支持过尼克松的法律工作者，加沃斯基最后沉痛地说，我以前也料到，此案将是十分复杂十分困难的，我也料到会面临许多困难的决定，但是我想，这些都还不至于要动摇总统。现在，我第一次意识到，总统深陷于这个案子，已经无法自拔了。”
已经是接近1973年年底的时候了，新任独立检察官加沃斯基特地带着总统的一盘录音带前往白宫。就是在这盘录音带里，尼克松谈到要筹集上百万美元的“堵嘴钱”。他约见了黑格将军。也许，他想让这个并不知道全部内情，却显得十分自以为是的白宫幕僚长清醒过来。但是，黑格还是坚持认为尼克松是清白的。加沃斯基面对执迷不悟的黑格，只能请他代为向总统传达一个最后的忠告。他再一次对他说，你错了。“根据我的判断，总统已经卷入了刑事犯罪案件。他最好是请一位他所能够找到的最好的刑事辩护律师。”
也许真的因为是蒙在鼓里，表现得糊涂而又“愚忠”的黑格后来又打电话给这位独立检察官。他象是发现了什么新大陆一样，兴奋地对加沃斯基说，总统在录音中的那次谈话之后，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所以不能认定是一个“罪行”，因为按照法律，必须有行动才能把一个“阴谋”认定为一个罪行，光说说是不算犯罪的。
也许，这个电话只是进一步证明了白宫幕僚长黑格确实不在罪犯之列，他此后也确实没有被起诉。因为这次他又错了。尼克松就不会这样想，因为他非常清楚，他们是有行动的，那天谈话之后，就有过一个装着“堵嘴钱”的信封，被扔进了前白宫顾问亨特的律师的信箱。所以，在1973年圣诞来临之际，尼克松总统终于听从了独立检察官的忠告，为自己聘请了波士顿名律师克莱尔，为他所涉及的“水门事件”作刑事辩护。
这时，对于政府权力的行政分支进行监查的所有机制几乎都已经开动了。它们都按照自己的程序，各自在进行自己这一部分的功能运作。
新闻界这一方面，对于总统财务方面的追查一直没有放松，这使得尼克松总统公布了他的财务状况，以图洗清自己。并且最终补交了43万美元的税款，这是为那笔“副总统文件”的“不正当扣税”造成的。白宫说，这几乎已经掏空了尼克松的积蓄。
司法分支这一部分，尽管尼克松的新任律师，暂时拒绝了独立检察官在进一步调查中，要求总统再交出22盘录音带的要求。尼克松也拒绝了大陪审团要求他出席秘密听证会的要求。但是，根据已有的录音带，已经足以让大陪审团对尼克松定性。1974年的2月 25日，大陪审团以19对0的表决结果认定，理查德。尼克松是一个欺骗美国并且妨碍司法的阴谋的成员。大陪审团同意特别检察官将理查德。尼克松认定为一个“不受起诉的共谋者”。
尼克松在司法系统的免于起诉，我想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立法分支国会的“弹劾”这个特殊刑事诉讼已经开始。在大陪审团作出以上认定之后，法庭立即开庭，宣布了大陪审团的建议，当庭将司法分支已经获得的全部证据，包括那几盘已经获得的录音带，全部移交国会的司法委员会，让他们“用作诸如弹劾的适当程序。”
现在，所有的证据都落到了立法分支手里。国会的刑事诉讼弹劾一经开始，就非常严肃地声称，国会的司法委员会，拥有获得有关弹劾案件的全部证据的绝对权力。4月1 1日，国会发出要求40盘新的录音带的传票，并且警告尼克松，如果他拒绝的话，弹劾尼克松的第一条罪名，就将是“藐视国会”。
这时，独立检察官加沃斯基和国会司法委员会，分别对尼克松提出的要求新的录音带的压力，越来越大。尼克松决定作一次最后挣扎。他先是又一次提出只交出这些谈话的提要，然后决定，将删减后的46次谈话公开出版，以换取美国民众的谅解，使他们相信，他没有更多的罪行。他说，这些经过编辑的记录，“将一劳永逸地证明，我所知道的和所做的，完全就是象我一开始就告诉你们的一样。”尼克松很清楚，尽管看上去他面对的政府权力的另外两个分支的调查，实际上，他真正面对的，是站在这些调查机构后面的美国人民。
于是，真的出版了这样一本大如电话号码本一样的特殊的“书”，而且一时还真的成了“畅销书”。在书中，多处标着“此处删去多余谈话”，不久这句话就成了老百姓嘲讽的口头语。美国的老百姓是很难蒙住的。本来，尼克松试图使大家看了这本“洁本” 谈话录之后，会认为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实质性内容，就对他失去追究的兴趣。
但是，这本书给美国民众造成的刺激，恰恰不是内容，而是它所反映出来的一个总统的基本态度和行事风格。也就是说，人们最吃惊的是，这位被美国人民安排在漂亮的椭圆形办公室里上班的总统，居然不是大家所期望的至少是一个正人君子，不幸而相反，他们只看到一个急于摆脱困境甚至于不择手段的小人。他们认为，自己完全有理由相信，那些被删去的“多余谈话”一定是一些更见不得人的东西。
独立检察官和国会并没有因为这本“洁本谈话录”的出版，就放弃他们的要求。这时根据调查的进展，他们对录音带的要求已经分别为64次和42次的谈话录音。这时，尼克松的新任律师克莱尔提出，至今为止，尼克松本人并不是被控诉者，所以在法律上要求这些录音带没有足够理由。此刻，独立检察官向他出示了大陪审团的判定，显示了尼克松是“未被起诉的共谋者”，克莱尔顿时哑口无言。因为在美国，整个司法程序中，作为人民象征的陪审团，是最至高无上的权威了。
录音带的争执，又一次被白宫上诉到美国上诉法院。但是，这一次，这位新任独立检察官加沃斯基毫不犹豫地越级向美国最高法院上诉。5月31日，美国最高法院同意受理。 “水门案件”的官司终于在案发两年之后，到达了最高法院。
同时，国会的弹劾程序并没有停下来。按照美国宪法，弹劾程序分两步走。第一步是由众议院提出建议并且认定罪名，这一个阶段很象是司法程序中的大陪审团的作业，整个阶段是不公开的。所以，在这个阶段，民众无法知道进展情况，就连尼克松也一点吃不准形势的走势怎么样。
弹劾程序的第二步，就有些象法庭的审理过程。先是公开的出庭作证，然后是参院投票。通过弹劾案，必须在参院里达到三分之二以上的票数。所以，尼克松还是对参院听证投票的这一个阶段，寄了很大的希望。他只要在一百个席位中获得三十四票的支持，就算是逃过这一劫了。一百年前，安德鲁。约翰逊总统，就是在这一个阶段，以一票之差，安然逃脱的。毕竟，国会里还有那么多共和党人，尼克松至少可以试试看争取他们中的一部分。
你一定还记得我前面说过，在美国国会里，是非常忌讳“党性”二字的。因此，此刻国会中的民主党人最担心的，就是弹劾共和党的尼克松被指责是“党派行为”。所以，他们让足够的明确证据取得共和党议员的支持，使他们也坚信这是一个超越“党性”的维护宪法的行为。
而从尼克松这一方来说，正好相反，他最好的办法就是使共和党议员相信，这是民主党人的“党派夺权”行为。使得共和党议员转而支持尼克松。
因此，证据的可靠性就成为一个关键。只要证据可靠，共和党议员即使真的“党性” 十足，也不至于会冒天之大不韪，站出来维护明显在践踏法律的尼克松总统。因为参院的弹劾过程基本都是公开的，甚至由电视转播的。选民们都在看着他们选出来的国会议员，在如何代表人民说话呢。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一个民主制度已经充分成熟的国家，它的民意代表在投票时是必须完全公开的。因为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才能使他的选民知道，自己选上去的人到底在干些什么。所以在美国，尽管每一个选民在选总统，或是进行其他投票时，他们的选择是隐私的一部分，是受到法律保护的。但是，在美国国会中，议员们的投票却必须是公开的，受到选民监督的。
相反，在民主制度还不十分完善的，处于过渡时期的地区，要求就完全不一样。在这些情况下，民意代表可能受到来自其他非选民方向的压力和影响。因此，如果迫使这些民意代表公开他们的投票方向，反而会使他们顾忌来自其他方向的压力，而不敢真正地代表民意投票。因此，在这个时候，为民意代表的立场保密会变得更为重要。
在弹劾的第一个阶段，由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罗迪诺主持，他和法官西里卡一样，是意大利裔的美国人。由于确凿的证据成为弹劾的关键，所以，他和助手道尔非常谨慎地召集了四十多名律师，在新的录音带还没有得到的情况下，先开始分析手中已有的证据。在这四十多名律师中，有一个当时才二十六岁的耶鲁大学法学院毕业生，希莱利。罗德曼。她就是今天美国总统克林顿的夫人。
直到五月份，第一批整理好的证据才交到38人的司法委员会手里，他们全是清一色的律师。道尔在调来做国会司法委员会主席的助手之前，应该说，他也是尼克松手下的人，他是行政分支司法部下的一名检察官。他的工作非常仔细，他不仅注重那些涉及定罪的录音，还注重证据所反映出来的一个重要信息，那就是，处在行政分支权力中心的尼克松在白宫的行为模式。道尔不仅给委员会播放了录音，还指出尼克松所出版的“洁本录音记录”中，故意删除了一些危险的谈话。
在听了第一批录音之后，国会司法委员会认为，有必要进一步要求尼克松交出另外 147次的谈话录音。尼克松断然拒绝了。
由于国会弹劾程序的开始，原先国会的参院“水门事件”调查委员会，正式结束了他们的工作，并在最后的报告中谴责了尼克松。七月份，国会司法委员会的工作进入了最后阶段。委员会公布了四千页的证据，其中有尼克松的八次谈话记录，从中可以看到很多地方与尼克松自己公布的记录不符。人们更倾向于相信，尼克松是故意地删除了对他不利的内容。
国会的司法委员会决定举行一次向全国转播的电视辩论。让委员会内主张和反对弹劾的两种意见，公开向美国民众表明他们的观点，对美国人民有个交代。在国会司法委员会中，保守派的共和党人是尼克松唯一的希望。但是，在电视辩论之前，原来反对弹劾的委员，一个接一个地转变了立场，尼克松的希望越来越渺茫了。
就在辩论即将开始之前，最高法院以八比零（一人弃权）一致通过，要求尼克松继续交出录音带。
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是先由总统提名任命，由国会通过的。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一旦当选之后，除了国会有充分理由进行弹劾之外，他的任命就是终身的。所以，虽然总统“有权”任命大法官，却不是一定“有机会”任命大法官。因为在总统的任期内，完全可能没有大法官退休。
尼克松应该说是十分“幸运”的。他在任期内，居然出现了任命四个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机会。但是，美国的最高法院也是在“众目睽睽”之下的。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地位在美国是非常高的，也可以说是非常神圣的。他们本身当然也有基本观点倾向的不同，例如有的大法官更倾向保守派的观点一些，有的大法官则更倾向自由派的观点一些。这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他们对于手中的案件的判断理解。但是，他们可以说都不会落到屈服于或者倾向于某个权势人物，因此就对他网开一面的地步。
我相信这不仅和国会及民众的监督有关，一定也和这个职位的职业神圣感有关。就像独立检察官一样，整个社会就有这样的气氛和压力，到了这个位置上的任何一个法律工作者，他都会立即感觉到这个头衔沉甸甸的份量和民众灼灼的期待目光。这样的职位，和行政官员的感觉是不一样的。行政官员很容易产生政客一类的人物，但是，大法官这样的位置却通常不是产生政客的地方。
因此，在“水门事件”发生以后，最高法院的唯一一次插手，它的结果是公正的。尽管九名大法官其中有四名出自尼克松的任命，使他总是抱有一些幻想，希望表决结果至少出现两种不同意见。可是，事后想来，谁都觉得，最高法院在这个问题上，出现这样一边倒的投票结果是极其正常和自然的。
尼克松还曾希望，最高法院至少把他的录音带分别处理，例如，判定有些涉及国家安全的材料允许他保留。也就是说，尼克松希望“国家安全”这顶保护伞，至少还可以为他抵挡一部分威胁。但是最高法院的意见非常明确，什么该交出来，什么不必交出来，这一切都由法官西里卡决定。最高法院裁定：总统显然享有行政豁免权，但是，这种豁免权不可以压倒刑事司法的法律既定程序所提出的根本要求。总统不能将自己置于法律之上。
总统能不能将自己置于法律之上，这是自从“水门事件”发生之后，尼克松们与整个权力制约机制抗争和挣扎的焦点。也是美国历史上，政府权力的行政分支试图曲解美国宪法精神，向整个由宪法所规定的制度挑战的突破口。但是，“收银机”整个机制非常关键的一个设计，就是，宪法的解释权在最高法院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