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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总统在美国就是一个轻松的角色，没有什么实权。根据美国的宪法规定，副总统是美国国会参议院的议长。但是这个规定，只是在立法和行政两个分支之间，加上一点联系的意思，决不表示行政可以干预立法。因此，宪法也规定，副总统平时在参议院中没有投票权。只有当投票持平，一切陷入僵局的时候，副总统才可以投上一票，以打破僵局。而且，如果他不投这一票，票数持平则法案按照规定被否决，所以他如果想投一次反对票的话，投不投都一样。只有他想投赞成票的时候，他这一票才显得有点用。曾有个副总统自我嘲笑说，让我投票的时候，我也只有半个投票权。尽管参议员按宪法规定是一州两名，永远都是双数，但是，还是很少出现僵持局面，因此，副总统也就很少有机会对某项立法行使他的半个一票之权。
在美国，大家都知道，副总统的角色只是象征性的，参与的活动也往往只是礼仪性的。在竞选中，重头戏也全在总统那一头，而副总统只相当于一个“托儿”的作用。但是，任满退下来之后，美国副总统的待遇也是非常好的。如果在政治上没有非常大的抱负的话，能够圆满地做完副总统的任期，安于一个退休副总统的良好生活，写写回忆录，或是继续参与一些活动。也已经是一种非常理想的结局了。
但是，作为政治家，很多副总统都不满足于这样一种荣誉性的“功成身退”。他们总是觉得，自己距离总统这个真正的权力，已经只有一步之遥。更何况，在副总统的任期里，他并不用担当什么大的责任，却有充分的机会表现自己，在全国范围内大大增加自己的知名度。如果在他任期之内，一切都“风调雨顺”的话，他在副总统的任职期满时，再顺势向前跨一步，接手竞选总统，总会在各方面占不少优势。
所以许多副总统在他们任职期间，就像在做“见习总统”一样，暗暗较着劲为自己政治生涯的最后冲刺作准备。比如现在的克林顿的副总统高尔，就是一个相当具有实力的未来的总统候选人。因此，野心勃勃的尼克松跟在一个极佳的“开路先锋”艾森豪威尔后面做了八年副手，接来下就开始向巅峰攀登，谁也没有感到意外。
只是，他竞选没有成功。他败在著名的肯尼迪手里。我们现在还可以在电视上看到他们当时的竞选辩论，那个时候，他们可真是年轻。这是1960年，尼克松只有四十七岁，肯尼迪则更年轻，他那年只有四十三岁。应该说，当时票数差距不大，他只是一次“险败”。但是，“险败”也是失败。
应该说，作为民主党的肯尼迪的这次“险胜”，是有他的历史必然性的。在六十年代美国的大变革前夜，肯尼迪的“开明”倾向很能顺应一个变化中的历史潮流。但是，当时美国的主导潮流还是保守的，尤其是在南方。于是，他又十分聪明地拉了一个来自南方的约翰逊充作他的副总统“托儿”。这样，左右两方都能够接受。比起一向以极右著名的尼克松，就略高一筹。
肯尼迪的当选，实际上给美国六十年代的变革发出了一个预告的信息。
另外我想借此说明一下的是，在美国，总统和副总统常常有类似肯尼迪和约翰逊这样平衡的关系，而表现出亲密关系的搭档反而是少见的。
这次失败给了一直比较顺利的尼克松非常沉重的打击。他退而求其次，又开始竞选加利福尼亚州的州长一职。在美国实际上还有一次中期选举，时间是在两次联邦总统选举中间。在中期选举中，各州必须依照宪法，改选全部众议员和国会中三分之一的参议员。以保证权力中心不停地在那里换人。这也就是我前面提到的，政治家们老是在奔忙竞选的原因。
各州选举州长的时间不同，有的也在大选年，有的是在中期选举时。州长的任期也是四年。加利福尼亚的州长换届恰在中期选举时，在总统选举后只有两年，所以尼克松几乎是马不停蹄就马上投入了另一场竞选。可是，1962年，他又一次竞选失败。新闻界那些对他竞选不利的报导使他颇为沮丧，两次失败，似乎也已经宣告了他政治生涯的结束。他不无灰心地对记者说，这下好了，再也没有一个尼克松可以给你们踢来踢去了。
我想，换了别人，也许就从此打退堂鼓，享受退休副总统的好日子算了。可是，尼克松确实是一个极有韧性的政治家。六十年代中期，他又开始在政界活跃。1968年，又一次鼓起勇气参与总统竞选。这次，他居然以微弱多数“险胜”，终于实现了他的总统梦。
尽管他胜利了，但是以往的竞选经历，使得“竞选”二字永远成了他的敏感点。尤其这一次，他不仅是险胜，而且，他知道自己的胜利是由一连串的偶然事件造成的。
当时，正是越南战争和反战的高潮。第一个偶然就是肯尼迪的被暗杀。以致造成了第二个偶然，就是这位南方来的十分专注的约翰逊当了五年总统。如果肯尼迪不死，他很可能提前使美国人摆脱越战，使民主党赢得人心。而从保守的南方来的约翰逊，恰恰走了一个相反的方向，他似乎不懂“退一步天地宽”的道理，总是一厢情愿地希望一个更光彩的结局，以致不断战争升级，越陷越深，也使得民主党大失人心。
于是，68年这一个大选年，当民主党在芝加哥开大会的时候，反战抗议的游行队伍与警察在会场之外发生严重冲突。会场内，也由于民主党内部主战与反战两派的激烈争执而陷于混乱。这些事的发生，使得民主党“谈芝加哥色变”，近三十年不敢去芝加哥开大会。直到今年，民主党大会终于第一次重返芝加哥，为他们拾回失落了二十八年的信心。这已经是后话了。
在这种情况下，尼克松仍然只是“险胜”。因此，与其说他圆了总统梦之后是更充满自信了，还不如说他对自己的“竞选”能力是更没有信心了。这正是四年以后的“水门事件”的一个最初起因。
尼克松在当选以后的四年中，应该说，不论他作为一个美国政府处理日常事务的领导人，还是作为一个政治家，他都是十分出色的。尤其是他极其小心地处理在越战问题上美国的“转弯子”，这是一个处处都是陷井的艰难动作，但是，他还是做得尽可能得当。无可否认，这是需要相当高的政治技巧的。
同时，在外交上，他显得十分老辣。我们最熟悉的当然就是他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对于美国人来讲，还有更重要的外交交锋，就是尼克松在美苏冷战的僵持阶段，顽强地一步一步在谈判桌上向前迈进，使得一系列限制军备升级，降低双方冲突危险的条约得以签订。这使得一直对于世界大战非常恐惧的美国人民，看到了两个对立的世界阵营之间和解与和平的曙光。
就在一个多事的年代，在非常紧张而忙碌的日子里，尼克松度过了他第一个为期四年的总统任期。回顾这四年的政绩，他是有理由对自己的竞选连任持有信心的。但是，他是给过去的竞选经验弄怕了，他依然没有信心，他总觉得竞选的形势变幻莫测，无从把握。
但是，他渴望着能够得到这个连任，他已经走过了最困难的前四年，许多事情只做了一半。更何况，一些政绩的效果是要通过时间才能充分表现出来的。再说，作为一个雄心勃勃的政治家，他有一个看上去有点虚荣，但是确实是非常辉煌的梦想，如果他能够连任，他将有机会在1976年，作为美国总统，主持美利坚合众国成立两百周年的庆典。
这一个大选年是在1972年，但是，从一年以前，双方的竞选已经紧锣密鼓地开场了。随着竞选的逐步展开，也随着大选日的逼近，尼克松日益感到不安，他总觉得手下人没有充分了解竞选对手民主党的动向，他希望在正常的竞选活动之外，还能想办法更多地掌握对方的一些动态，以便他能及时准备对策，增加“保险系数”。他的这种愿望无形中就成了他周围的一些人的压力。于是，也就自会有人积极地去筹划些什么，而这种从 “立意”开始就“不正”的动作，自然越演到下面就越离谱了。
于是，一个极为荒谬的夜晚就这样悄悄逼近了。
著名的“水门”，原来只是几幢普通办公大楼的名字。这样的办公楼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可谓无数。在美国一般的机构和组织都不可能拥有自己的专用办公大楼，而只能在一个普通的综合楼里租几个办公室，或者租下一层。一到下班时间，外面的大门锁就调成只出不进的状态。也就是从里面可以打开，不论加班到多晚，都出得去。可是，想从外面进来的人就打不开门了。就这样一个大门锁，解决一幢大楼成百上千不同办公室的夜晚安全问题。有些大楼晚上有一个值班的警卫。其他的很多大楼，晚上既没有值班的，也没有防盗警报系统。
我们刚来时，曾经有一次就在这样一幢大楼办事，由于干得很晚，就成了这整幢楼里最后的出门者。我们望着这幢灯火通明，空无一人，只剩下我们自己的大楼，十分惊奇。大楼里有的是高级计算机之类的好东西，真奇怪那些办公室的主人们晚上怎么还睡得着觉。实际上，一幢大楼的安全，靠的当然不仅仅是一把只出不进的门锁，主要还是依靠基本良好的社会治安。因为谁都知道，如果真的有什么人想打主意的话，这么一把门锁实在是太好对付了。
“水门大楼”就是这样普通的综合办公楼。美国民主党总部就在它的六楼租了办公室。我记得去年在信中已经向你提到过，美国的政党组织是非常松散的，一个人同意一个政党的观点，就可以自我宣布“我是某某党的”了，从没听说过要申请入党和批准入党这一说。哪一天他“改主意”了，也就“自动脱党”，同样没有任何手续。绝对可称作“聚散无常”。哪怕象“共和党”“民主党”这样的大党，也是如此。他们的总部，也就远没有我们所想象的那么戒备森严。他们也就在普通的办公大楼租用一部分。平时，也就和一般的公司，律师事务所差不多。
可是，谁会想到，这幢普通的水门大楼经民主党这一租，就变得永远“青史留名” 了。
这幢大楼晚上有一个警卫，但是，还是有几个被招买来的游兵散勇，只用了一小块简单的胶带轻轻一贴，就使得那个“聪明的门锁”失效。他们溜进大楼，然后在民主党总部的两个电话机上安了窃听器，然后顺利撤退。他们指望此举可以带来大量有关民主党竞选时期的内部情况，以助于共和党尼克松的竞选，如果就此成功拉倒，也就没有 “水门事件”了。
问题就在于这是一帮非专业的游兵散勇，他们的活儿看上去干得非常“糙”。在此后的两个多月里，两个窃听器一个失灵，另一个质量也有问题，噪声太大无法录音，勉强窃听了一大堆毫无价值的电话之后，他们只好承认失败。如果他们能够彻底认输，也同样不会再有“水门事件”。
不幸的是，他们有一个非常急功好利，被过度拔高之后完全忘乎所以的现场指挥。此人绝对不会轻言放弃。在他的指挥下，“水门事件”终于在一大堆“偶然”之中，必然地发生了。
那天，并不是一个月黑风高，看上去要出事儿的夜晚。公正地说，那是一个相当晴朗美好的晚上。也许，促使他们再一次行动的原因之一，正是那个太好对付的门锁，似乎一小块胶带就足以解决。可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一次，恰恰是一小块胶带把他们给毁了。
这一次，他们可以说是轻车熟路了。还是原来的老一套，他们白天到这儿溜一圈，趁机用胶带在门的侧面贴住门锁，使得他们天黑以后可以从外面打开。在楼里办公的人们确实谁也没有注意，他们走出大楼，总以为身后的大门会象往常一样，“聪明”地拒绝进入者。他们都一个个放心地带上门，就回家去了。
唯一的一个例外，是那天值夜班的警卫弗兰克。这是一个年轻的黑人，也许是职业的关系，他比别人更仔细一些。总之，他发现了门锁被人胶带给贴住了。他顺手撕去胶带，按职责给他的上司打了一个电话。他得到的指示是再检查一下其它的门。
当时，弗兰克并不感到紧张。因为在楼里上班的人那么多，常常有人加夜班，他们都没有大门钥匙，他们也都知道，下班时间一过，出去之后就进不来了。所以，弗兰克想，也许有人临时要出去一下，怕进不来才采取了这么个临时措施。所以，他并没有马上去检查。他出去买了点吃的，打算吃完以后再查。
就在这个时候，那几个家伙又出动了。这时已经是半夜了，他们胸有成竹地向已经贴好的门走去。那是一个从地下车库进入楼梯间的门，直到他们伸手去开门，才出乎意外地发现，门是锁上的。这一下，他们感到紧张了。
门锁是他们亲手贴上的，现在又锁上了，说明那张贴上去的胶带已经被人发现。大楼人多手杂，他们吃不准是下班的人发现后撕去的，还是专职的警卫人员发现了情况异常。如果是后者，他会不会已经报警？他们不敢轻举妄动，先请示了坐在对面旅馆里的那个头儿。
前面已经说过，这位现场指挥完全是一个急于邀功请赏的人物，决不会轻言放弃。他孤注一掷地下令进入大楼。门已经锁上了，他们花时间用一套特技开锁。值得庆幸的是，开锁的过程中居然没人发现。也许，他们开锁费了太大的事儿，好不容易打开了，就本能地想把它贴上，以免碍事。实际上，他们应该知道这锁是“可出不可进”既然已经进了，这一贴完全就成了画蛇添足之举。这真是命中劫数。
待到警卫弗兰克想起上司的关照，再一次检查门锁的时候，他站在又被贴住的门锁前愣住了。他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刚刚被他撕去的胶带居然又回来了！他不得不立即在出鬼和出贼之间作出一个理智的判断。此时已经超过凌晨一点半，他再也不敢找任何理由安慰自己。他马上在报告上司的同时，向警察局报了案。
再说这些闯进去的家伙，就像任何千篇一律的电影情节一样，他们自然也不会忘记在大门外面派一个望风的。这个家伙觉得自己得了一个最轻巧的活儿，悠悠地待在那里欣赏夜景。一点没把渐渐驶近的一辆普通汽车放在眼里。车里下来两个嬉皮士打扮的年轻人。那个望风的居然就没想到他有必要向里面的人通报一声。
说句讲故事的俗套话，这叫“无巧不成书”。偏偏这两个“嬉皮士”就是便衣警察。原来警察局接到报案之后，立即通知在“水门大楼”附近当班的巡逻警车，可是巡逻警车正好汽油不足需要去加油。警察局值班的没办法，只好通知就近的便衣警察过去看个究竟。就这样阴差阳错，反而使得两名“嬉皮警察”逃过了望风者的眼睛，不至于打草惊蛇。
两名警察在和警卫通报情况之后，就先上到八楼的联邦储备委员会的办公室。然后兵分两路搜索过来。这时候，闯进来的那几个，正因为打不开楼上民主党办公室的门锁，正在那里卸门呢。当他们进入办公室的时候，便衣警察也循声摸过来了。他们隐约看到一个黑影，举枪大叫一声“不许动”，只见办公桌后举起几双手。没有格斗，没有任何精彩情节。几个笨蛋乖乖地就给逮住了。
那个望风的家伙，直到看见楼里突然灯光大亮，警车尖叫着开来，才知道大事不好。他和里面的人已经联系不上，只能仓皇逃回他们作为据点的旅馆房间。接下来就是据点里乱作一团。
尽管他们明明知道根据美国的宪法，警察即使已经知道了这个据点，他们仍然必须取得法院许可的搜捕状，才能前来搜捕。而这些手续办妥，至少还需要十二个小时。但是，那个一直觉得自己是被委以重任忘乎所以的头儿，此刻已经慌不择路。否则，他们至少会销毁带走一些重要证据。
结果是，他们留在旅馆里的岂止是蛛丝马迹，简直就是罪证累累。他们的出逃狼狈到什么地步，只需看看他们留下的东西就可以知道了。那里有联号的百元大钞，连同文件的文件箱，电话号码本（里面有白宫的电话号码），当然也少不了窃听器材。等等，等等。
根据这些物证，调查人员立即就确定这个案子绝不是一般的橇窃案，这是一个与竞选有关的政治案件，而且它有可能与白宫有某种牵连。
这就是“水门事件”发生的整个过程。我在中国的时候，一直以为是尼克松出于竞选目的，指使手下的人闯入民主党总部搞窃听，责任难逃，才导致下台。但是，看了当事人的回忆录等史料，发现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首先，当时的尼克松总统确实急于获取竞选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