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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问六： 这世界你最尊敬谁？给一个没名的，一个有名的。
没名的，我尊敬那些扶贫济弱的人，我尊敬那些在实验室里默默工作的科学家，我尊敬那些抵抗强权坚持记载历史的人，我尊敬那些贫病交迫仍坚定把孩子养成的人，我尊敬那些在群众鼓噪中仍旧维持独立思考的人，我尊敬那些愿意跟别人分享最后一根蜡烛的人，我尊敬那些在鼓励谎言的时代里仍然选择诚实过日子的人，我尊敬那些有了权力却仍旧能跪下来亲吻贫民的脚趾头的人……
有名的？无法作答。从司马迁到司宾诺沙，从苏格拉底到甘地，从华盛顿到福泽谕吉，值得尊敬的人太多了。如果说还活着的，你知道我还是梁朝伟的粉丝呢。
反问七：如果你能搭“时间穿梭器”到另一个时间里去，你想去哪里？未来，还是过去？为什么？
好，我想去“过去”，去看孔子时期的中国，而那也正是苏格拉底时期的欧洲。我想要知道，人在纯粹的星空下是如何做出伟大的思想的？我想走遍孔子所走过的国家，去穿每一条巷子，听每一户人家从厨房传出来的语音，看每一场国君和谋士的会谈；我想在苏格拉底监狱的现场，听他和学生及友人的对话，观察广场上参政者和公民的辩论，出席每一场露天剧场的演出，看每一次犯人的行刑。我想知道，在没有科技没有灯光的土地上，在素朴原型的天和地之间，人，怎么做爱、怎么生产、怎么辩论、怎么思索、怎么超越自我、怎么创造文明？
但是，我也想到未来，到二零三零年，那时你四十五岁，地第四十一岁。我想偷看一下，看你们是否幸福。
但是，还是不要比较好。我将──不敢看。
反问八：你恐惧什么？
最平凡、最普通的恐惧吧？我恐惧失去所爱。你们小的时候，放学时若不准时到家，我就幻想你们是否被人绑走或者被车子撞倒。你们长大了，我害怕你们得忧郁症或吸毒或者飞机掉下来。
我恐惧失去所能。能走路、能看花、能赏月、能饮酒、能作文、能会友、能思想、能感受、能记忆、能坚持、能分辨是非、能有所不为、能爱。每一样都是能力，每一种能力，都是可以瞬间失去的。
显然我恐惧失去。
而生命败坏的过程，其实就是走向失去。于是，所谓以智慧面对败坏，就是你面对老和死的态度了。这，是不是又回到了你的问题一？二十一岁的人，能在餐桌上和他的父母谈这些吗？
MM
三十四、你知道什么叫二十一岁吗？
亲爱的ＭＭ：
老实说，你的答复让我吃惊。你整封信谈的是生命败坏的过程──你的身体如何逐渐干掉的过程，就是没看见你说，随着年龄你如何变得更有智慧、更有经验，也没说你怎么期待“优雅变老”，宁静过日。我以为你会说，老的时候你会很舒服地躺在摇椅里，细细叙述你一生的伟大成就──你基本上不需要顾虑金钱或工作，家庭 也都安乐，我以为像你这样处境舒适的人谈“老”，会蛮闲适的。
所以，要感谢你啊ＭＭ，消灭了我对“优雅地老”的任何幻想，给了我一箩筐可怕的对老的想象。 我没想过二三十年后的事，会让我烦心的是未来两三年的事。有时候，我会想到人生的过程：先是，整个世界绕着你的爸爸妈妈转，后来是，比比谁的玩具最好玩。玩具不比了之后，接下来话题就永远绕着女孩子了。什么时候，女孩子又不是话题了呢？我但愿永远不会。
我的意思是说，什么时候开始，老天，我和朋友们谈的不再是文学、足球、电影和伟大的想法了，我们谈的是“私募股权投资是不是好的行业”，我们谈的是哪个公司待遇最好，谁谁谁和哪个上市公司老板有交情。感觉上，我们好像又是蹲在沙堆里玩耍的小孩，只不过，现在拿来比的不再是谁的爸爸妈妈最棒、谁家房子最大或谁的玩具最多。不久前我在上网的时候发现我从前的女朋友也在网上。好几年没联系了，我决定给她写个几行字，打个招呼。其实心里还希望她最好不在，那就不要尴尬了，可是不幸的是，她就在，而且立即响应，而且话多得很。我们谈了一会儿之后，她告诉我，她要结婚了，她和未婚夫正在找房子。我礼貌地问了一下她和他的认识经过什么的，然后就匆匆结束了谈话。
不是说我对她还有什么不舍的感情，而是，我的感觉很奇怪。可是，还没完呢。上礼拜我收到一张照片：我的一个高中同学穿着白纱结婚礼服，那是她的婚礼。我的错愕，就和那天上网知道前女友结婚的感觉一样：难道这就是了吗？已经开始了吗？我们不是刚刚还挤在烟雾缭绕的小酒吧里高谈阔论，为歌德的诗吵得面红耳赤，不是刚刚才喝得半醉在大谈我们的未来──怎么现在已经在结婚、在成家了？不会吧？不可能吧？不是应该还有一个阶段，我们开始谈事业、结婚、家庭，怎么有人已经开始身在其中了？那么在事业、结婚、家庭的下一个阶段，我们是否也要提早谈关节酸痛、大小便失禁、替换骨盆和老年痴呆症了？
在奇怪的情境中转进转出
你知道我的人生处境吗，ＭＭ？我其实已经在面对人生未来的压力和挑战──学业的和事业的，但是在家中，只要我和你仍住一起，我还得像一个十二岁的孩 子一样被看待。“你的房间好乱！”你说。“功课做完啦？”你问。“两点了，该睡了吧？”你催。你可能觉得冤枉，但是，对不起，对我这样一个二十一岁的欧洲人来说，这就是一个对待十二岁的小孩的态度。你不知道，欧洲的二十一岁代表什么意思。
所以我的感觉就是，在外面我是一个要承受压力的、独立自主的成人，但是一踏进家门，我马上变成一个“反叛期青年”。我有一个内部角色转换：一边在思索股票操作的最佳策略，一边要对妈妈解释为何昨晚凌晨五点才回家。跟你说真的，后者比前者还难。但是我也找到了一种与你和平相处的方式。最怪异的，其实还是在学校里。
我的亚洲同学，在我眼里看起来是如此的稚嫩，难道他们的父母亲对他们管得更多、更“保护”有加？我无法想象，但是我看到的是结果。我可以跟你讲一千个例子，但是一两个就够了。有一天约翰和我到学生宿舍去，一推门，看见约翰的香港同学，一对男女朋友，正坐在床沿玩，怎么玩呢？她手上抓着一只小毛熊，他抓一只小毛狗，两人做出“超可爱”的喔喔呜呜声音，推来推去，叽叽咕咕笑个不停，玩了很久，像两个八岁的小孩。但是他们俩都是二十三岁。
上课时，譬如法文课，老师发一个音，学生觉得那个音好笑，就会集体发出那种小学女生发出的咯啦咯啦的笑声。他们永远用“可爱”的声音说话，他们的身体语言也永远是“可爱”的。我坐在其中，觉得自己很像一个一百岁的老人。你懂了吗，我就是在这几种奇怪的情境中转进来转出去，心中对未来本来就有疑惑跟不安了，你还来告诉我“老”有多可怕？
安德烈
2007…09…23
三十五、独立宣言
安德烈：
你昨天的话是这么说的：“MM，你跟我说话的语气跟方式，还是把我当十四岁的小孩看待，你完全无法理解我是个二十一岁的成人。你给我足够的自由，是的，但是你知道吗？你一边给，一边觉得那是你的‘授权’或‘施予’，你并不觉得那是我本来就有的天生的权利！对，这就是你的心态啊。也就是说，你到今天都没法明白：你的儿子不是你的儿子，他是一个完全独立于你的‘别人’！”
安德烈，那一刻，简直就像经典电影里的镜头，身为儿子的向母亲做斩钉截铁的独立宣言，那饰演母亲的，要不然就气得全身发抖，“啪”一个耳光打在儿子脸上，儿子露出愕然的表情，然后愤而夺门离去，要不然，母亲愕然，然后眼泪潸潸而下，本来威武庄严的母仪突然垮了，惨兮兮地哭。
我也没办法应付这局面，安德烈，譬如你站在沙滩上，突然一个浪头，天一样高，眼睁睁看着它扑下来，你其实不知道躲到哪里去，反正趴着躺着都会被击倒。
你所不明白的是，你的独立宣言，不仅只是美国对英国的独立宣言，那毕竟是同一个文化内部的格斗；你的独立宣言——不知怎么我想到一个不伦不类的比喻——是阿尔及利亚向法国宣布独立，是古巴向西班牙挑战，是甘地向英国说“不”。
你根本不知道大多数的亚洲母亲是怎么对待她们的儿女的。
你记不得你香港的数学家教？他是博士生了，谈妥要来上班之前，还说要打电话回北京问他父母同不同意他做家教。你记不得大三的小瑞？她到台北和朋友晚餐，结束之后还打电话问她妈准不准许她搭出租车回家，结果电话里的妈说出租车危险，她必须搭公交车。你记不记得大二的阿芬？拿着暑期创意营的选课单，说伤脑筋，不知道她妈会不会同意她选她真正想要的课程。
这些，都是典型的镜头；我不是这样的母亲。
但是同时，我也看见二十一岁的女儿跟母亲手挽着手亲密地逛街，看见十八岁的儿子很“乖”地坐在母亲身边陪着母亲访友，跟母亲有说有笑。
老实说，安德烈，我好羡慕啊。
但是，我不敢企求，因为，我也觉得，刚成年的人跟母亲太亲近、太“乖”，恐怕代表着他本身的人格独立性不够完整。我渴望和你们保持儿时的亲密，但是又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幻想。我其实是一个非常不典型的亚洲母亲了，而且还一直认真地在上你和菲利普给我的“课”。
菲利普和我在香港生活了两年，从他的十四岁到十六岁。他对我和朋友们的谈话议题兴趣很浓。譬如和中国大陆来的记者谈中国问题，或者和美国记者谈国际局势，十五岁的他都会很专注地倾听、提问，也谈自己的看法。
有一天，一群朋友刚离开，他说，“妈，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个你的华人朋友的特征？”我说没有。他说，“就是，当他们要问我什么问题的时候，他们的眼睛是看着你的，而且，就站在我面前，却用第三人称‘他’来称呼我。 ”
嗄？
我其实没听懂他的意思，但是我们接着做了一次实验。
就是观察下一次朋友来的时候所做的举动。结果是这样的：教授甲进来，我介绍：“这是中文系甲教授，这是我的儿子菲利普。”他们握手。然后，甲教授对着我问：“好俊的孩子。他会说中文吗？”我说，“会，说得不错。”甲教授问，“他几岁？”眼睛看着我。
我说，“十五”。
甲教授说，“他读几年级呢？”眼睛看着我。
我说，“你问他吧。”甲教授这才转过去看菲利普。但是没说几句，又转回来了，“他懂几国语言啊？”
菲利普在一旁用偷笑的眼神瞅着我。
这个实验发生了之后，我也变敏感了。记不记得，你刚到香港时生病了，我陪你去看医生。我们两人一起进去，你坐在医生对面，我一旁站着。医生看了你一眼，然后抬头问我：“他哪里不舒服？”我赶忙说，“请你问他。”
那时，你二十岁。
十六岁的菲利普，在我们做过多次的实验后，曾经下过这样的观察归纳，他说：“妈，我觉得，差别在于，欧洲人是看年龄的，譬如在德国学校里，你只要满十四岁了，老师便要用‘您’来称呼学生。但是，中国人看的不是年龄，而是辈分，不管你几岁，只要你站在你妈或爸身边，你就是‘小孩’，你就没有身分，没有声音，不是他讲话的对象。所以，他才会眼睛盯着你的妈或爸发问，由‘大人’来为你代言。”
菲利普做这归纳的时候，安德烈，我这有名的社会观察家，真的傻了。
此后，即使站在朋友身边的孩子只有酱油瓶子那么高，我也会弯下腰去和他说话。
菲利普给我另一次“震撼课”，是在垦丁。我们一大帮人，
包括奶奶舅舅表弟表妹们，几辆车到了垦丁海岸。大家坐在凉风习习的海岸咖啡座看海。过了一阵子，我听见一旁舅妈问她读大学的女儿咪咪，“要不要上厕所？”我也想去洗手间，起身时问菲利普：“要不要上厕所？”
你老弟从一本英文杂志里抬眼看我，说，“妈，我要不要上厕所，自己不知道吗？需要妈来问？”
喔，又来了。我不理他，径自去了。回来之后，他还不放过我，他说，“妈，咪咪二十岁了，为什么她妈还要问她上不上厕所？”
嗄？
“第一，这种问题，不是对三岁小孩才会问的问题吗？第二，上厕所，你不觉得是件非常非常个人的事吗？请问，你会不会问你的朋友‘要不要上厕所’？”
我开始想，好，如果我是和诗人杨泽、历史学者朱学勤、副刊主编马家辉、小说家王安忆一起来到海岸喝咖啡，当我要去上厕所时，会不会顺便问他们：
“杨泽，朱学勤，马家辉，王安忆，你要不要上厕所？”
菲利普看着我阴晴不定的表情，说，“怎样？”
我很不甘愿地回答说，“不会。”
他就乘胜追击，“好，那你为什么要问我上不上厕所呢？你是怕我尿在裤子里吗？”
我们之间的矛盾，安德烈，我想不仅只是两代之间的，更多的，可能是两种文化之间的。
我常常觉得你们兄弟俩在和我做智力对决、价值拔河。譬如你的中文家教来到家中，我看见你直接就坐下来准备上课；我把你叫到一旁跟你说，“安德烈，虽然你的家教只比你大几岁，你还是要有一定的礼节：给他奉上一杯茶水，请他先坐。他离开时，要送客送到电梯口。”你显然觉得太多礼，但你还是做了。
我也记得，譬如住在隔壁的好朋友陈婉莹教授来到家中，你看她进来，对她说了声“嗨”，还是坐在椅子上读报。我说，“不行，再熟她都还是你的教授，在中国的礼仪里，你要站起来。”你也接受了。
我们之间，有很多价值的交流，更何况，德国的传统礼节不见得比中国的少，欧洲社会对亲子关系的重视，不见得比亚洲人轻，对吧？
可是，昨天发生的事情，还是让我难以消化，隔了一夜还觉得郁结在心中。
你和菲利普到上海来做暑期实习，我也兴高采烈地把自己的研究行程安排到上海来。一个做母亲的快乐想象：母子三人共处一室，在上海生活一个月，多幸福。让我来引导你们认识中国大陆，多愉快。
我怎么会想到，你们的快乐想象和我的刚好相反。
你说，“我好不容易可以有自己的独立空间，为何又要和妈住一起？而且，难道以后我到某一个城市去工作了，做妈的都要跟着吗？”
十八岁的菲利普，刚从德国降落，天真的眼睛长在一百八十四公分的身躯上，认真地说，“我不要你牵着我的手去认识中国大陆——因为你什么都知道，什么都安排得好好的，但是，真正的世界哪里能这样。我要自己去发现中国大陆。”
我听见自己可怜巴巴的声音说，“难道，连一个周末都不肯跟我去玩？青岛？苏州？杭州？”你们眼睛都不眨一下，异口同声说，“妈，你能不能理解：我们要自己出去，自己探索？”
安德烈，我在面对你们的“欧洲价值”，心里觉得彻底的失落。可是，转念想想，你们俩，是否也在努力抵抗你们母亲身上的某些“亚洲价值”而觉得“有点累”呢？
昨晚，我一个人去散步。从梧桐树夹道的兴国路一直走到淮海中路，月亮黄澄澄的，很浓，梧桐的阔叶，很美。我足足走了一个小时，然后，叫车到你俩丽园路的住处，看见你们自己洗好的衣服袜子凌乱地散在沙发上。我想，“不行，我也不能帮你们清理家里。”
在沉沉的夜色里，菲利普送我到大马路上搭车。他忍受我一个深深的拥抱，然后，大踏步走到马路的对岸。
MM
三十六、伟大的鲍伯？迪伦和他妈
MM：
别失落啦。晚上一起出去晚餐如何？下面是美国有名的音乐制作人描写他和鲍布？迪伦和迪伦的妈一起晚餐的镜头：
跟迪伦和他妈坐在一起，我吓一跳：诗人变成一个小乖。
“你不在吃，小鲍比，”他妈说。
“拜托，妈，你让我很尴尬。”
“我看你午饭就没吃，你瘦得皮包骨了。”
“我在吃啊，妈，我在吃。”
“你还没谢谢制作人请我们吃晚餐。”
“谢谢。”
“嘴里有东西怎么讲话，他根本听不懂你在讲什么。”
“他听懂啦，”迪伦有点带刺地回答。
“别不乖